摘 要：从哈姆莱特与其父亲以及叔父所代表的父权和王权之互动出发，剖析其意我认同与意我理想在权力镜像的双重压抑之下，所演化的行动范式。在中国历史上，与此范式比较雷同的储君是宋孝宗，孝宗所受到的压抑来源于父皇，又传递给了下一代，与哈姆莱特有雷同性，又带有浓厚的中国封建色彩。回到哈姆雷特，分析其自我延宕所产生的悲剧性与其自我放逐的自由性所产生的张力，以及带给我们在工具理性的时代中实现意我理想的启示。

关键词：哈姆莱特 父权和王权 意我认同和意我理想 宋孝宗

从歌德、黑格尔到布莱德利，巨匠们纷纷开始从心理精神领域研究哈姆莱特的悲剧性，尤其是后来的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以“恋母情结”阐释哈姆莱特行为之延宕，并自诩为其得意之作。但笔者认为，就哈姆莱特和其母乔特鲁德的互动来说，似乎仍不足证明其有俄狄浦斯之心理。因此，本文拟就从父权和王权对哈姆莱特的双重压抑出发，对其悲剧行为尝试进行新的阐释。

一

父权和王权对哈姆莱特的阴影，是从其父老国王时期就开始的。莎士比亚在描述这种阴影时采用了三种隐晦的方式。一种是幻境，即通过鬼魂的语言。我们往往强调鬼魂赋予哈姆莱特复仇的正当性，却往往忽视了这种语言本身就充满了压制性的意味。这种严厉而不留情面的“命令”恰恰是建立在父权之上的不容反抗的孑余，而哈姆莱特的服从是其从小即受此压抑的暗示。第二种是符号式的隐喻，莎士比亚用“太阳/王子”（sun/son）的双关语，以及描述士兵的寒冷、金鸡、旭日和复活的基督，强调一种被埋藏的王权意识。a第三种是哈姆莱特下意识的语言，即在士兵言说老哈姆莱特穷兵黩武的行为时，哈姆莱特对其父亲“真诚”地进行辩护与赞美。所有的这一切都提醒我们，哈姆莱特从小就已经深深臣服于父权和王权的压制。

当他的叔父克劳狄斯夺取王位之后，尽管这种极端不道德的方式让哈姆莱特充满了复仇之意，但他发现这位叔父在某种意义上，竟然完美地承续了前任老国王所给予他的“快感”（suppressed pleasure）。从王权上说，克劳狄斯不输他父亲的对外强权与精明简练；从父权上说，他叔父成功地征服了他的母亲，并依旧以其为王位继承人，有了掌控他的血缘理据。这种快感，源自于一种被压抑的深层习惯，但由于老国王的幽灵时时挑起哈姆莱特的复仇意识，因此这种快感又加上了不道德的意识，转变成一种“憎恨的快感”（The pleasure of hate）。这种描写见诸文字，譬如对于婚礼和葬礼一起举行的描写、对于新国王放礼炮和喝酒的夸张铺写，这是关于王权的快感；譬如将国王的卧室描写为偷情的猪圈、无比滥污的场所，这是关于父权的快感。这种快感，是冲淡其粗犷的仇恨冲动的一个原因。

同时，父权和王权亦对哈姆莱特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强烈的训导（lecture）。哈姆莱特本身并不是一个强硬的人，但从小的训导让他对于一国之主的基本形象和素养产生了固定的印象（stereotypes）。从这一点上说，无论是幽灵、克劳狄斯，还是福丁布拉斯，都可称为这种印象或理想的鏡像。幽灵所宣谕的复仇，不仅仅是一个儿子为父报仇的故事，同样也是旧王欲夺回新王权利财富的延续。如此一来，哈姆莱特就不得不需要用父权和王权的意我理想（ego ideals）b来改塑自己。可以说，后期的所有冲突和延宕，基本都是在这个意我理想和个人的现实感之间展开的。藉此，哈姆莱特虽然是以理智的装疯起始，但他后来实际上陷入了精神分裂之中。哈姆莱特之所以丝毫不避讳地向他的“敌人”，包括罗森格兰兹、吉尔登斯吞，以及克劳狄斯展示他复仇的冲动，其实是意我理想中关于王者应该毫不避讳地展示自己的权力和野心的展现（bottom of consciousness）。对于哈姆莱特来说，通常被后人所肯定的血气和展示灵魂的自由，撇去人文主义因素的外加，都隶属于这种意识的底层。

大多数时间，由于性格的原因，哈姆莱特的现实感往往压过了他意我理想的自我塑造。这里面有一个内在的悲剧性，即克劳狄斯本身作为“父亲”和王者的强势，符合哈姆莱特的意我认同（ego-identity），而不得不凌驾于他的意我理想之上。这使得除了宗教的一些原因之外，哈姆莱特往往提不起一种内在的势能去实现复仇的冲动。如此，哈姆莱特流入虚无的抵抗，包括臣服于叔父、选择去英国自我放逐、安然与莱欧提斯比剑等情节，都可以得到理解。当然，后者压过前者的情节，尤其值得我们分析。最经典的有两次：一次是在寝殿中，哈姆莱特果断地刺死了藏在床帷后的波洛涅斯。从他自己的话语中可以知道，当时他就是奔着国王去刺的。为什么这次哈姆莱特突然有了复仇的决心了呢？我认为不是像恋母情结说的那样，因为一种原始的本能而激。事实上，哈姆莱特越是受到叔父的操纵和压迫，他就越不想改变这种臣服的状态。而当他误认为是克劳狄斯躲在幕帷后时，会认为这是一种低能者的行为，而自己居于寝床的中心地位（central authorities）。如此，对于哈姆莱特，克劳狄斯终于成了一个“真正”（real）不伦的偷情者和觊觎者。这段描写，实际上是克劳狄斯掌权时期父权和王权的偶然丧失，直接导致克劳狄斯作为王者镜像的坍塌。之后老哈姆莱特的幽灵迅速出现，这直接证明哈姆莱特此时的自我意识的确是以旧王的权威和身份自诩的。但是，幽灵下面的训导使得哈姆莱特非但没有下更大的决心，反而打回了现实。幽灵既给了哈姆莱特塑造王者的义务，同时又暗中要求他不得不臣服于父权，毋宁说亦是哈姆莱特意我冲突的外化。另一次是最后哈姆莱特在母亲喝毒酒死去之后，他用毒剑刺死了叔父。这其中虽然有为母亲所死的仇恨所激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母后之死使得克劳狄斯和自己之间的父权和王权压制泯灭了。克劳狄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成为哈姆莱特的父亲，哈姆莱特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继承王权，他的意我认同的牢笼破灭了。此时居于和莱欧提斯的决斗场的中心，他不需要对克劳狄斯这个一般性的仇人再有任何的纠结。老国王的幽灵在这次不需要再出现，因为当这个意我认同彻底破碎之后，哈姆莱特的现实性也就不需要意我理想的任何激励。

二

和哈姆莱特比较像的一个中国人物，应该是宋孝宗。c宋孝宗在乾道和淳熙末年之前，一直受到太上皇赵构阴影的影响，不敢对于和议的“国是”有任何异议。从少年被选进宫开始，孝宗就不断面临赵构的种种考验和同辈的种种竞争，父权和王权交织形成的“幽灵”，同样让他的意我认同打下高宗为政的烙印。但孝宗骨子里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皇帝，他的意我理想是收复被金国掠去的故土，使宋室中兴。尽管如此，他所任命的张浚和虞允文等主战派宰相，很快就被王淮等保守派所取代。可以说，在高宗在世之前，他的意我理想是深深地被自己的意我认同所压制的。直到高宗去世后，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孝宗竟然对一个自己内心不满和憎恨的人哀毁骨立，甚至真正地做到了服丧三年，衣衰食素，无论是上朝议政时还是退朝慎独时——这个要求对于皇帝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他在高宗的遗体前大哭，质问他为什么抛弃自己而去。这个现象看起来好像无法理解，但如果结合我们对意我理想和意我认同的分析，就会发现，在意我认同占绝对权威的自我世界里，臣服下的人们，往往会将憎恨的快感转化成一种深深的依恋（attachment）。这种背叛的冲动越强，往往越显示为向心的顺从与卑微。当然，因为中国传统的皇帝制度，高宗生前得以利用自己太上皇的地位，在每月几次的接见中再次延续这种皇权，而不给孝宗任何意我理想占上风的机会。高宗去世在淳熙十四年（1187），在十五年时（1188），孝宗便开始立周必大为左相，并招徕在朝在野的理学家，作为自己改革朝政、图谋复兴的支持者。但很奇怪的是，这样的亲力亲为只持续了两三年（淳熙十五年至隆兴元年）便戛然而止。在隆兴二年（1164），宋孝宗便传位给宋光宗，做起了太上皇，并为他安排了首辅留正、让赵汝愚进朝等一系列政治措施。在这里，我们清晰地看到，孝宗虽然痛恨高宗生前对他幽灵般的控制，但这种王权意识在高宗死后还是潜在地控制了他，影响他的行为模式，这源于之前所提到的意识的底层。孝宗自己直面朝政、执掌大权所带来的愉悦，似乎仍不如高宗控制下所带来的快感（suppressed pleasure）。值得寻味的是，这种幕后的操纵延续下去，在主观上直接导致了光宗在绍熙年间的精神分裂，因为光宗的意我认同较之他当年的父亲，更加桀骜不驯。名面上他要臣服于父亲定制的国是，私下却毫不避讳地不尊重，甚至羞辱自己的父亲。很难说这是一种臣服，还是一种背叛，但底子上根源于由压抑而形成的恐惧。

三

现在，让我们回到哈姆莱特。有人说哈姆莱特在最后流向了一种对人类的虚无，但从另一方面看，无论他最后是否选择完成复仇，他的生命出路都已经选定，就是自我放逐。无论是去流浪伦敦，还是以死为之，都是使自己的精神和灵魂获得一种自由的放逐。奥菲利亚固然是哈姆莱特在父权和王权压抑之下的一个牺牲品，但她在水中选择自我放逐的方式，无疑获得了哈姆莱特精神上的相许。只是这种相许，不必再在父权和王权的世界中表征出来罢了。书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To be or not to be ， thats the question”，既然莎翁用了“the”这一词，那就是对哈姆莱特本人很有相关意义的一个问题。“生存还是毁灭”这一翻译固然很好d，但我觉得就文本而言，未必契合。哈姆莱特真正想说的是：成为他人眼中应该成为的我，还是成为我想成为的我，这是摆在我眼前的问题。《哈姆莱特》是一部悲剧，因为哈姆莱特在选择最终成为“我想成为”的人（天堂）之前，必须要通过“成为他人眼中”的人（地狱）来得以实现。这种方式就是痛苦地让自己穿上父权和王权的外衣，伸张自己的血性和野心。e但莎翁无疑又是有人情味的，正如上述，在对克劳狄斯的最后复仇中，哈姆莱特并没有用自己憎恨的武器，而是通过正义的灵魂战胜了他。同时，相比孝宗和光宗，哈姆莱特通过一死，彻底成就了意我理想，从这个轮回中跳了出来；通过将自己的国家交给福丁布拉斯，避免了后者与其叔父陷入哈姆莱特所憎恨的那种怪圈与纷争，给福丁布拉斯以灵魂的自由，也予以挪威和丹麦两接壤之国的人民以长远的自由。

自由意志当然会和虚无有搭界，比如尼采；也很容易和泛泛而不易及的达观契合，比如苏轼。當然，在存在主义那里，不如说这个命题是适当且警醒的。我们是否成为的，都是社会想要我们成为的？我们是否会成为工具化的人？海德格尔提出的原始诗性，我们应该去哪里寻求？当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成为我们意我认同中的信仰，我们是否已经臣服于这个现代社会的父权和王权？我们应该如何发展我们的意我理想？当这些问题一次又一次地被我们提起和反思，我们就会赞美哈姆莱特个人悲剧中的诗性；就会将对哈姆莱特延宕的关注，转移到我们自身那些不被察觉的延宕上来。

a姚云帆：《“心”和“展开”：论〈哈姆莱特〉开场的两个词语》，《跨文化研究》2019年第5期。

b“意我认同”采用余英时在 《朱熹的历史世界》 中的翻译，原为艾理克逊（Erik H.Erikson）针对弗洛伊德（Freud）的“意我理想”（ego ideal）而提出。若实际的行动与个人的现实感以及社会现实相去不甚远，这种类型属于后一种艾氏提出的“意我认同”。

c对宋孝宗、光宗形象的精神分析，一定程度上受到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的影响，但更深一层。

d朱生豪译本《哈姆莱特》即采用这种译法，这也是最流行的译法。见Shakespeare，W：《莎士比亚悲剧集》，朱生豪译，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47页。另，本文的所有英文译名均采用此本书。

e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里评价曹植的《吁嗟篇》时写道：“这样，此诗一方面将个人的愿望提到了无上的高度，一面也就痛心地暗示了人生的悲哀：人经常不得不在远不如灭亡的困境中挣扎，而且这还不是自己的过错。”这句话亦可以适用于在王权和父权建构下哈姆莱特核心的人生体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271—272页。

作 者： 于快，山东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