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朋朋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试论南宋初期宗室群体势力的崛起
——以宋高宗朝宗室群体势力的发展为重心

孙朋朋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南宋立国之初，便面临着金人的入侵，以及有服宗室、朝廷大臣大量被掳往金国，因此，新建立的赵宋王朝急需大量人才来稳固朝廷的统治。在抵御侵略与平定叛乱的战争中，在各地州县做官的宗室群体立下了赫赫战功，朝廷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在稳固王朝统治中的价值，在高宗朝，宗室群体逐渐得到重用。高宗对宗室的重用更是为其继承者开启了先例，使得南宋时期的宗室群体与北宋时期在政治上“无为”的宗室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关键词：宋代；宗室群体；宋高宗；宋孝宗

宗室是皇权政治的产物，是依附于皇权而存在的特殊群体。历朝历代所发生的宗亲叛乱表明，朝廷对宗室采用有效的管理制度，对王朝的兴衰成败显得至关重要，宋朝也不例外。北宋初期，因加强皇权的需要，皇帝在对待宗室策略上采取的是政治上的“无为”，在给予其优厚的经济条件与崇高的社会地位后，并不授予他们实权。靖康二年(1127)，金军攻破开封，二帝北狩，璞王一脉宗室几乎被金人一网打尽，然而靖康之难却间接地推动了宋朝的宗室制度改革。面对在抵御侵略与平定叛乱的战争中建立赫赫战功的宗亲，高宗不得不重新审视宗室在稳定赵宋王朝中的作用。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孝宗赵眘以宗室身份继承皇位以及其表现出的对宗室的信任与关怀，为宗室群体势力在政局中的崛起提供了契机。目前学界对宋代宗室的研究成果丰硕[1-6]，然而“横看成岭侧成峰”，笔者拟通对高宗时期对北宋时期宗室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对南宋初期宗室群体在政局中快速崛起进行探讨。不足之处，望方家斧正。

一、北宋宗室群体政治上的“无为”

宗室为天子的宗属，是皇权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贾志扬先生认为，从帝制政体的角度来观察和理解宗室，其本质是专制政体的延伸，是皇帝出于皇权政治的产物，并为政治因素所塑造。[3]2因此，皇帝在对待宗室策略上的成功，是皇权政治稳固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宋一代，几乎没有出现过宗室专权之祸，也未曾出现宗室夺权争位的流血斗争，即使中途出现过小规模的动乱，但并未形成大范围的动荡。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的宗室管理无疑是成功的。因宋代的宗室群体对政治、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有限，且都在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内，因此宋代也被称为“没有宗室祸”的时代。

北宋时期对待宗室的策略是以防范为主，因宋太宗是以宗室即位，其皇位的继承疑点重重，因此他对宗室势力的发展颇为忌惮，即便是兄弟、子侄都成为了其猜忌对象。可以说北宋对宗室的防范，严禁宗室群体分享政治权力的策略，从宋太宗开始便加以施行了。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为限制其兄弟、子侄的势力过分膨胀，太宗下诏：“宰相序立在亲王之上。”宰相对此多番推辞，宋太宗却说：“宰相之任，实总百揆，与群官礼绝。藩邸之设，止奉朝请而已。”[7]556太宗以“止奉朝请而已”对宗室定位，可见太宗对宗室势力，即便是自己的皇子也多加防范。其后，皇子赵恒(宋真宗)被立为太子，京城百姓见之称其为“真社稷之主也”。宋太宗听闻此说后，心怀猜忌，对寇准说：“四海心属太子，欲置我何地。”寇准从中多加调谐，对太宗说：“陛下择所以付神器者，顾得社稷之主，乃万世之福也。”[7]818以此才打消太宗的顾虑。即便如此，宋太宗对宗室的防范之策被北宋后继君主所尊奉。他推行的让宗室在政治上“无为”之策，也被后继者视为祖训继承下来。仁宗时期，对待宗室的态度虽有所好转，但宗室的最基本的职能只是参加朝廷朝会、祭祀、宗教等仪式性质的朝廷活动，并无实际职权。如仁宗宝元元年(1038)，西夏元昊宣布独立，威胁宋朝西北边境。赵世永、赵从式等七名宗室成员，向仁宗请战，愿为朝廷平定叛乱，试图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8]13994仁宗虽对他们大加赏赐，但对其请战不闻不问。可以看出，宗室成员想要打破皇帝为他们所设定的角色的可能性极小。至神宗对宗室改革之前，皇帝对待宗室的基本策略即是“诸皇族鲜出补外官，悉留京师，亦不厘务，为选儒学官，切磋讲习外，奉朝请而已”[9]。

至神宗即位，在优厚的待遇与宽松的生活条件下，宗室经过百余年的繁衍，人口急剧增长，为政府财政造成极大压力。熙宁三年(1070)，神宗着手对宗室管理制度进行改革。下诏“皇族非袒免已下更不赐名授官，只令应举”[10]102，即允许宗室疏属参加科举，优异者出任地方官职，袒免以外宗室不再赐名、授官。政府还允许宗室在京置赁居第，置办产业等等，在政策上开始允许袒免宗室迁居于外。政策上看似皇帝放松了对宗室的管制，然而从后来神宗对宗室“赵世居案”的处理方式看，若宗室有想要打破皇帝为他们所设定角色的言论或者想法，抑或被皇帝认为有不轨之举之时，便会受到皇帝严厉的制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九记载：

宗室(赵)世居者，太祖之孙，颇好文学，结交士大夫，有名称，(李)士宁先亦私入睦亲宅与之游，士宁以为太祖肇造，宗室子孙当享其祚。会仁宗有赐英宗母仙游县君挽歌，士宁窃其中间四句，易其首尾，密言世居当受天命以赠之。世居喜，赂遣甚厚。[7]6318

“赵世居案”的开端是因熙宁八年(1075)，有人告发前饶州县主簿李逢密谋造反一事。神宗派提点刑狱王庭筠前去调查，庭筠以李逢虽有诽谤朝廷的言论，但并无谋反行为定案。神宗对此并不满意，又派遣御史台前去彻查，结果却牵扯到太祖之后赵世居，这引起神宗的重视。神宗下诏拘押世居，并查封其家产，又令御史中丞邓绾审查其往来书信。其后，邓绾上奏：“李逢、世居等起意皆因挟图谶妖妄书以相摇惑”，并发现“世居文字内有《攻守图术》一部”。[7]6403经查实，世居往来书信中并无重要发现，他把李逢、世居蓄意谋反归咎为“挟图谶妖妄书”，并建议神宗下诏诸路，禁止图谶之书流传。然而神宗对此事并不放心，因朝廷有官员曾有“世居似太祖”的言论[7]6447，神宗认为这对自己至高无上的皇权是一种威胁，故而希望对此案再进行彻查。司马光《涑水纪闻》中有关李士宁的记载是：其善说吉凶祸福，擅长谶纬之说，他的一些预言，亦有一些不轨之说，却有大批的追随者，善结交士大夫，与王安石结交甚厚。[11]在此案的审理过程中，王安石也卷入其中。王安石曾以杜甫赠王瑀的诗句“虬髯似太宗”以打消神宗对“世居似太祖”言论的顾虑。贾志扬先生认为：“李士宁受到杖脊，流放湖南，也许是王安石的干预救了他。”[3]89然而笔者认为，神宗之所以希望彻查此案，是因为自己所在的璞王一脉是以宗室继承大统的，神宗认为宗室群体势力的崛起，会对自己一脉的皇位平稳继承形成冲击，另外在宋代从太宗时期起形成的对宗室势力的防范措施的影响下，神宗不愿看到宗室群体打破从宋初开始便形成的皇帝为他们所设定的角色。“赵世居案”中李士宁的“宽大处理”，虽有王安石干涉的因素，但更大层面上，神宗是为自己的变法改革而考虑的。此时王安石复相，在此前王安石不在相位的八个月中，吕惠卿为达到专权的目的，疯狂地打击变法派中反对自己以及对自己专权形成威胁的人，神宗对此感到不满。神宗担忧若对“赵世居案”过分处理，引起吕惠卿利用李士宁与王安石“结交甚厚”这一因素攻击王安石，会对变法不利。事关自己至高无上的皇权，所以神宗权衡利弊，因此才有了李士宁的“杖脊、流放湖南”。世居在此案中被允许自杀，其子孙虽免于死罪，却遭到终身监禁，世居一系都遭到了降级处置，而其他牵扯进来的人，大多被处死。

综上所述，北宋时期，从宋太宗开始，宋代皇帝便制定了防范宗室群体势力发展的措施，限制宗室过多参与政事。虽给予其优厚的经济条件以及尊贵的社会地位，却避免给予他们实权，“止奉朝请而已”是其对宗室的定位。当有宗室想要打破皇帝为他们所设定的角色，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之时，皇帝会无情拒绝；若宗室有不轨之举抑或有不利于专制皇权的言论之时，便会受到皇帝的严厉打压。神宗对宗室制度的改革，虽放宽对宗室的束缚，允许宗室到各州县任官，但朝廷规定“宗室不注缘边差遣”[10]135，虽有武职，却不得为将官。然而也正是皇帝允许宗室到各州县任官的举措，使得不少宗室做到了知州、知县，在靖康之难时，他们在抵御侵略与平定叛乱的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使得高宗不得不重新审视宗室在稳定赵宋王朝中的价值。

二、宋高宗时期对宗室群体的起用与限制

靖康之难可以说是宋代宗室群体参政的转折点，它虽不是宋代皇帝对宗室制度进行的直接改革，却对宗室群体以及皇帝对待宗室的基本策略有一定影响。金朝为了彻底摧毁赵宋，把视线转移到了能够作为日后王位潜在继承人的宗室成员。“靖康之变，金人欲尽得宗室。献计者谓宗正寺玉碟，可按名而得。酋长立命取之。”[12]如同北宋江山社稷一样，璞王一脉宗室也惨遭灭顶之灾，三千余名宗室、皇亲连同二帝为金国所掳。与此同时，也有少数保全了性命的宗室成员，他们在西外、南外宗正司的带领下随同宋高宗赵构的南宋政权南渡。面对大量有服宗室的被掳，南渡后宗室也越发地显示出新的政治、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因宋神宗的宗室制度改革，大量的宗室群体进入了王朝的政治领域，也有不少宗室做到了知州、知县等职，在面临外有侵略、内有叛乱，王朝即将崩塌的局面下，他们不愿意仅仅作为专制皇权的附庸而存在，宗室群体开始以各种角色报效朝廷，活跃于南宋初期的政治、军事等领域，在抵御金军入侵与平定叛乱的战争中谱写了一部南宋初期的宗室抗争史。他们还促使了高宗重新审视与定位宗室群体在南宋政局中的价值，在南宋初期的政治、军事事件中也越来越多地看到宗室群体的身影。

1.南宋初期的宗室群体及高宗对其起用。大量的有服宗室及朝廷大臣的被掳，使得赵宋政权元气大伤，急需大量人才来巩固王朝的统治，宗室群体才得以任用，为其在职位上发挥政治、军事等才能提供了契机。随着宋金战争的爆发，无数宗室奋起抵抗，亦立下了赫赫战功，由于官员急缺，宗室群体中的精英分子开始被授予实职。建炎元年(1127)，高宗下诏：“应外官宗室未有差遣，及已授三路差遣，原别授者，并令吏部不依名次，注近阙近便差遣。”[10]124大量的宗室成员在抵御外诲与平定叛乱的战争中挺身而出，更有宗室成员以其宗室身份有别于庶姓，“我宗室也”[8]9764，以皇帝亲族而死得其所。如建炎三年(1129)，“金人再渝盟，破荆湖诸州，独子栎能保境土”[8]8745，金军入侵荆湖地区(今湖南、湖北等地)，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其时，宗室赵子栎为汝州知州，成功地阻击金军对汝州的进攻，使汝州成为荆湖地区赵宋王朝唯一坚守的州郡。宗室赵士嶐，曾官至淮南西路兵马钤辖，曾三次阻击了流寇对江淮地区的进攻。绍兴二年(1131)，赵士嶐在九江遭受流寇李成围攻，经百余日，城中粮尽。因李成“素服士嶐之义”，城破之日，许以安抚使。而赵士嶐对其诸子说：“贼不杀我，义不苟活，汝辈得出，为我雪耻”[8]13292，后服毒而死。宗室群体发现，与北宋相比，他们处于一个权力变大，约束变少的环境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步入政治、军事领域，并发挥着自己的才能，在南宋初期，他们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中心。建炎三年(1129)，平定“苗刘兵变”，不仅有高宗朝中士大夫精英的功劳，宗室群体也是平定“苗刘兵变”的重要一员，朝内有宰相朱胜非的运筹帷幄，朝外有吕颐浩、张浚、韩世忠的率兵勤王，在此次平乱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宗室赵士。

建炎三年(1129)三月，御营副都统苗傅与刘正彦，因不满高宗对金人一味地畏避苟且以及王渊因与宦官勾结，在兵败之后不降反升，便发动兵变控制杭州。赵士易服潜入杭州，“(赵士)以蜡书遗张浚，趣其勤王；复遗吕颐浩书，勉其与张浚同济国难”[8]8753。在书信传递过程中，为避免被发现，赵士的儿子赵不凡把书信藏入自己的大腿之内，“(不凡)封股纳蜡书，持告张浚”[8]8754。兵变平定后，赵士以其功劳被授予检校少保、同知大宗事正事。

以上可以看出，在高宗时期，宗室群体不仅在各地州县的保卫战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在朝廷政治中心也有重要影响。高宗曾对在平定“苗刘兵变”的另一位宗室赵子潚说：“宗室与国一体。”[14]足见南宋初期，高宗眼中的宗室在维护赵宋王朝延续的重要性。高宗在绍兴三年(1133)曾下诏：“宗室添差差遣，每州十县已上，不得过十员；不及十县至五县去处，各随所管县分数目添差；三县已上五员；三县已下三员。诸县万户已上三员，万户已下二员。仍并以二年为任。”[10]131此诏书对宗室群体出任地方官职的名额虽有限制，但与北宋相比增加许多，限制也少了一些。宗室群体认为自己与皇帝休戚相关，并利用这一点积极摆脱在政治上“无为”的局面，他们处于皇帝与士大夫之间，希望通过自己的才能，能够在南宋政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2.宋高宗时期宗室群体势力发展的限制与制约。高宗朝时期，宗室群体势力虽与北宋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因受到北宋时期所形成的防范宗室这一祖训的制约，其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北宋时期业已形成的“祖宗典故，同姓可封王，不拜相”[15]的宗室之策，使得整个宗室群体“未有为侍从者”。[16]南宋初期的宗室群体也深受此祖训的制约。不仅如此，宗室群体势力的发展也受到权相的打压与排挤。自南宋与金人签订“绍兴和议”之后，高宗朝便进入了秦桧的专政时期，其专政之风，必然会对与高宗有血脉之亲的宗室群体进行打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在一次与秦桧的交谈中说：“本朝宗室虽有贤才，不过侍从而止，乃所以安全之也。”[13]1858苗书梅先生认为，高宗此处“所谓‘安全之’是指不让他们(宗室群体)位要权重危及皇权，从而引起杀身之祸。”[4]笔者认为高宗此语虽是对宗室所授权力的制约，却避免不了安抚秦桧之嫌。宋金刚签订和议，秦桧对于金人来说可谓炙手可热。秦桧又以和议之功自居，大肆排挤异己，宗室群体自然而然地也成为其打击对象。高宗为保宗室安全，安抚秦桧，故宗室虽有贤才，仍“不过侍从而止”，使其“乃所以安全之也”。此禁令可以说是高宗与秦桧相互妥协的产物，也成为了高宗约束宗室权力的极限。

宗室虽不得为宰相，却可担任侍从官，宗室群体在政治领域所获得的权力与北宋相比，可谓获得了重要的提升。高宗对宗室群体的重用，更是为宗室出身的宋孝宗提供了先例。当然并不是所有积极报效朝廷的宗室都为朝廷所倚重，毕竟宗室成员在条件成熟之时都有成为皇帝的可能，当皇帝认为他们对自己至高无上的皇权造成威胁之时，对他们的信任便开始动摇，宗室赵子崧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开封陷落之后，赵子崧时任知淮南府，在宗室群体中具有一定的号召力，还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军队。“如果1126年没有任何一个皇子逃脱，那么他很可能会被拥立为帝。”[3]129开封城破之后，赵子崧与康王取得联系，被康王任命为大元帅府参议官。其在得知高宗南渡后，积极设法与之建立联系，为新立的南宋政府出谋划策。张邦昌做了傀儡皇帝之后，他曾上书高宗：“且请捕诛其(张邦昌)母子，以绝奸心。”[8]8765康王继位之后，赵子崧延康殿学士、知镇江府、两浙路兵马钤辖。时流寇赵万犯镇江，赵子崧派军阻击，由于官军的溃败，赵子崧被迫撤往镇江附近的庙宇之内。而此次镇守镇江府的失利，使得赵子崧结束了政治生涯。据《建炎以来系念要禄》记载：

司天监苗昌裔谓人曰：“太祖之后当有天下”，子崧见闻其说，靖康末起兵，檄文颇涉不逊，子崧与御营统制辛道宗有隙，道宗求得其文……帝震怒，不欲暴其罪，坐以前擅弃城，降单州团练副使，谪居南雄州。[8]8765

赵子崧在镇守镇江府失败之后，因其靖康末年起兵檄文颇涉不轨之意，又被与自己有矛盾的辛道宗获得，并上书高宗指其有篡位之心，对朝廷不忠，高宗盛怒之下，将其贬黜。高宗处理赵子崧与神宗处理“赵世居案”时的策略迥异，虽然赵子崧最终死于贬地，但绍兴二年(1132)的大赦曾将其赦免。高宗应是看到宗室群体在维护赵宋王朝的延续之时表现出的奉献精神，使得宗室群体得到了与北宋之时不同的政治待遇。

三、宋孝宗的宗室之策与高宗的区别

宗室势力的发展在高宗朝时期虽受到限制与制约，但其在南宋初期的政治运作中所发挥的作用仍不可忽视，尤其是宋孝宗赵眘以宗室身份即位之后对宗室重用与信任，使得宗室群体势力获得了崛起契机。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国海陵王兴兵侵宋，宋朝战局失利，两淮地区失守，朝中大臣多主张逃跑。已经立为太子的赵昚看到群臣的行为十分气愤，就上书请求带兵与金军决战。高宗大怒，因南宋时有“太子不可将兵”的规定。赵昚的做法有僭越之举，使得高宗对其产生猜忌，但史浩提醒道：“太子不可将兵，以晋申生、唐肃宗灵武之事为戒。”为打消高宗疑心，赵昚“请扈跸以供子职，辞意恳到”[8]12066之后高宗的疑虑才消。绍兴三十一年(1161)，高宗禅位于孝宗，南宋进入了孝宗的统治时期，以宗室身份继承皇位的孝宗对宗室群体的认同感超过了高宗。孝宗朝时期，宗室群体参政的人数以及所获实权都大为增多。隆兴元年(1163)孝宗即位之初，便下诏216名宗室成员量试出官，又下达了要求一部分大臣推荐两名有才能的宗室的诏令[10]160，这些极大地表现了自己想要为宗室授予官衔，大量重用能力出众的宗室的意愿。

孝宗与北宋历代皇帝对待宗室策略上的最大不同之处，即在于授予皇子实权。北宋时期乃至宋高宗对待皇子都是猜忌大于信任，如同张邦炜先生所说：“只授予虚衔，不给以实权。”[2]50因皇子与政治紧密相连，有成为帝王的可能性，授予皇子实权便会产生很敏感的话题。而孝宗一改前代赵氏帝王对待皇子之策，授予皇子实权，以彰显其对宗室群体的关怀与信任。如孝宗在选立太子之时，立恭王赵惇为皇太子，授予次子赵恺雄武、保宁军节度使，进封魏王，判宁国府，赵恺也成为了宋代第一个离京出镇的皇子。淳熙元年(1174)，魏王赵恺徙判明州，其后发现一株麦长了两个穗，便作图进呈孝宗，孝宗便称赞曰：“汝劝课艺植，农不游惰，宜获瑞麦之应。”[8]8733孝宗授予皇子实权的举措与北宋时期乃至高宗猜忌皇子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孝宗对宗室群体的支持不仅局限于自己的骨肉至亲，乾道二年(1166)，为解决部分宗室家庭嫁女的难题，下诏：宗女可以恩荫一子为官，而后又规定各州都要为宗室保留军职。[17]因此，孝宗几番下令以解决宗室群体的婚姻与任职问题，表明了孝宗对宗室的支持与关怀。宗室官员虽在政坛崛起，因高宗制定的“本朝宗室虽有贤才，不过侍从而止”[13]1858，对宗室在政坛上的最终成就作了限制。之后的宗室赵汝愚累任朝廷内外要职，宋宁宗即位之时，因拥立之功，被拜为右相。然而在位不久，便受到大臣弹劾：“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径”，“同姓之卿，不幸处君臣之变，敢言功乎”。[8]11987结果，汝愚不但被罢相，而且因受到政敌的排挤而遭贬逐，最终猝死于贬黜途中。

孝宗与高宗对待宗室群体所采取的政策不同，究其缘由便是孝宗的宗室身份使得其对宗室的认同感远超高宗，因而孝宗对宗室的重用与信任程度也非高宗可比。在宋孝宗统治时期，宗室群体在官僚中的比例也大为提高，宗室群体在政治上也获得了新的发展。

四、余论

南宋初期，因宗室群体在抵御侵略与平定叛乱的战争中建立了赫赫战功，宋高宗重新审视了宗室群体在延续赵宋王朝中的价值，开始重用宗室群体，也一改北宋时期宗室政治上“无为”的局面，宗室群体获得了崛起的契机。孝宗出于对宗室高度的认同感，在其支持与信任下，宗室群体迅速发展。南宋初期，宗室群体的政治地位提升，是在皇帝重用的情况下实现的，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宋代士大夫群体眼中，若权力过于集中于他们手中，会对皇权政治产生冲击，亦不利于整个南宋朝廷的长治久安，故在宗室群体被皇帝所重用的南宋时期，士大夫群体处于与之制衡的对立面，以维护赵宋王朝不以宗室为宰执的祖宗家法。由于南宋初期高宗“本朝宗室虽有贤才，不过侍从而止”禁令的限制，宗室群体一般不得担任宰相、枢密长贰等职，虽然光宗时期，宗室赵汝愚任枢密使及宰相，打破了高宗“不过侍从而止”的禁令，但赵汝愚的政治生涯只是昙花一现，其后因其“同姓之卿”而受到政敌的排挤而遭罢免。宗室官员与士大夫官员不同，他们都拥有着潜在继承皇位的可能性，因此并不能给予过重的权力。尽管如此，随着宗室的不断发展，到了南宋后期，宗室群体在南宋政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各地县、州到中央政府，都可以看到宗室群体的身影，他们甚至开始频繁地担任尚书、侍郎等核心官职。宋光宗后期，由于子嗣的相继夭折，在选择继承人时，便以高宗本朝事例作为榜样，以宗室为继承人，保证了赵宋王朝的平稳过度，虽然其后有宗室赵竑的叛乱，但很快被平定。理宗也成为了宋朝历史上最后一个以宗室出身而继承皇位的皇帝，在其统治时期，宗室群体广泛地进入政坛高层，虽未有宗室成员位列宰执，但宗室群体在南宋政府的政务运作中发挥着自身独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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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祝春娥)

收稿日期：2016-05-08

作者简介：孙朋朋(1990-)男，河南商丘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K244、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824(2016)04-0024-06

The Rise of Imperial Clan Group Forces in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T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ng Gaozong’ Imperial Group Forces as Gravity

Sun Pengpeng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HenanUniversity,Henan,Kaifeng475001，China)

Abstract：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 was confronted with the problems of Jin’ s invasion, suits clan, and a large number of court ministers were captured and transported to Jin. Hence there was an urgent need of talented persons for the newly established dynasty to stabilize the government’ s rule. In the war of resisting aggression and counter-insurgency, the county clan groups established brilliant achievements so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to re-evaluate their value in the stabilizing of the dynastic rule. In Song Gaozong’ s dynasty, clan groups were gradually put in important positions, and the clan reuse proved to be a precedent for Song Gaozong’ s successors, which made the sharp contrast between imperial clan group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ose who remained inactive in politic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Key Words：Song Dynasty；clan groups；Song Gaozong；Song Xiaoz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