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小说《青梅竹马》中的人物形象皆立体鲜明，令人印象深刻。樋口一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游刃有余地运用色彩语言编织了整部小说哀伤的感情基调。恰到好处的色彩点染不仅展现了其植根日本古典的美学理念，更体现了樋口一叶对在“大音寺”前这一特殊环境中成长的少男少女们的关怀与共情。

关键词：色彩语言 身份 命运 社会现实

一、引言

樋口一叶是19世纪末日本明治时代的女作家。她学历不高，但文采斐然，角力同时代文豪仍有一席之地；她很年轻，但落笔皆是珠玉，是在“奇迹的十四个月”里纵情错杂而弹的“明治紫式部”。《青梅竹马》作为其创作生涯的代表作之一，一经发表就受到了森鸥外、幸田露伴、斋藤绿雨等大文豪的高度赞扬。森鸥外高赞其为“真正的诗人”（まことの詩人），且在时至百余年后的今天仍有余温，是触动万千读者心弦的最优美的爱情篇章。樋口一叶用散文诗般的文字风格来展现写实的内容，将《青梅竹马》中的每个登场人物都刻画得如工笔描摹般鲜活生动，尤其是她对色彩语言的运用，令她的文字不仅有“诗情”，更有“画意”。樋口一叶在塑造人物时将其带有日本古典意韵的色彩语言浇筑于细节描写之上，不仅增强了人物的立体感，更增强了小说的现实感，催化了哀伤的情感渲染。

二、色彩强调人物身份

小说《青梅竹马》塑造了同在吉原一带成长生活，家庭背景却十分不同的少男少女形象。樋口一叶在后期的创作中摒弃了造成其前期作品内容佶屈聱牙的和歌创作笔法，将和歌中的季节用语以更加柔和的方式融入小说创作中，在《青梅竹马》中则是利用服饰颜色的变化，来展现季节的变化。

在第四回中，作者对正太郎的衣着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他身上穿了印有字号、肩上有红条纹的外褂，雪白的脖子下面系着深蓝色的肚兜……腰带是鸭蛋青色的上等绉绸……”“鸭蛋青色”即“水浅黄”（みずあさぎ），是日本传统色中代表夏天的颜色。其他居民则是穿白色真冈布制成的节日单衣，然后用染成山栀子色的麻布揽袖带紧束双袖点缀。山栀子色（クチナシ色）是“为初春欢唱的快乐的颜色，是与春季相连的颜色”，在八月二十的庙会上已经是过季的颜色了。不同于普通居民，正太郎能够身穿应季的节日夏衣，且款式材质皆为上乘，足以表明他家境殷实。由此可见，服饰颜色不仅发挥了展现季节感的作用，更起到了暗示人物身份的作用。

若是将两个人物放在一起对比，色彩对人物身份的暗示作用则更加明显。“一个是系着三尺带子、把草鞋套在脚尖上走路的消防头的儿子，一个是身穿褐色洋布外褂、系着紫色兵儿带的佛门少爷，脑子里想的事当然不同，连平常说话也牛头不对马嘴。”长吉身着的三尺带是三尺长的木棉带，是工匠等体力劳动者的身份象征，与其“消防夫儿子”的身份相契合。信如身着的兵儿带则是在明治十五年（1882）左右从学生间流行开来的一种服饰配件，是书生身份的象征。与长吉身上的素色不同，信如身上的紫色彰显了其身份的高贵。从平安时代开始，紫色就被赋予“高贵”的定义，只有地位很高的贵族才能使用。紫色不仅是富有季节感的代表夏天的颜色，也隐含着对其身份与阶级的暗示。紫色兵儿带点缀在褐色外褂上，大面积的深色也与信如沉稳的性格相契合。在此我们不仅能看出作者对人物外形设定的考究，也能看出其对传统美学的敏感和深厚的古典文化内涵。

三、色彩暗示人物命运变化

美登利正式登场是在第三回，“她身穿白地儿橙色蝶鸟花样的单衣”。原文中用以形容美登利浴衣的颜色词是带有时令气息的“柿色”（かきいろ）。在江户时代以后，人们用“柿色”表示柿子鲜艳的橙色。也因为柿子是秋天的时令鲜果，鲜艳的亮橙色也就象征着丰收的秋天。

美登利第二次登场是在第五回。“淡蓝色的友蝉夏衣，配了稍窄的淡茶色绣金丸带”，而仿佛带有阵阵凉意的“水色”（みずいろ）既是帶有季节感的颜色，又是一个描述日本自然之美的色名，是平安时代就已经在用的古老颜色。到了第十四回，美登利初潮过后再登场，是在冬月酉日的庙会上，她的衣着打扮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变成了“颜色灿烂的泥美人似的”。

小说的第四回描绘了热闹程度仅次于冬月酉日的千束神社的庙会场面，那时的美登利还穿着亮橙色的节令浴衣，连家里不太富裕的三五郎也有意识地为自己未着节日衣裳而辩解。“大街和小胡同的居民都穿一色的节日单衣：白色真冈布。”“人人都尽量用挺粗的麻布揽袖带紧束双袖，麻布是染成了山栀色的。”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想见节日庙会穿带有季节感颜色的衣服是当地再寻常不过的习俗特色。而从第五回美登利登场时所穿的水色夏衣也可看出为其打扮的母亲是讲究衣着季节感的体现的。然而，到了一年之中最热闹的冬月酉日庙会，美登利却不再如寻常人家的少女穿节令新装，而是从头到脚皆是华丽且色彩绚丽。美登利衣着色彩的变化暗示了其身份上的转变，即从一个懵懂无知、遵循着自己的宿命轨迹的明艳少女，转身成为预备役的游女（日本幕府时代开始的日本妓女的统称）。

无论是寻常夏日的淡蓝色友蝉夏衣，还是热闹庙会上的惊艳亮相，无一不是美登利母亲的手笔，可见她在美登利的穿着上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美登利的母亲不仅为美登利准备好了华丽的新衣，也为她规划了一条通往纸醉金迷的人生的道路。这条道路不是从冬月酉日庙会上的惊艳亮相开始的，而是从美登利一家三口接受妓院老板引诱迁居吉原就达成的共识。再回过头看美登利初潮来临之前的如富家千金般的穿着打扮和其衣服上充满季节感的、来自大自然的清丽颜色，无疑充满了讽刺。

四、色彩串联爱情悲剧与社会现实

小说中美登利与信如朦胧未果的爱情给读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在刻画美登利与信如的爱情，以及描摹当地社会风貌时都运用了“红色”这一色彩元素，赋予了“红色”特殊的含义。

在小说的第八回，作者将妓女的特点归纳为“大红领子”“赭髻”“长长的衲裆衣裾”。“红色”作为一个色彩元素，与特殊的发式和衣着并列成为妓女形象的组成模块，在人们心中形成了一个比繁复的发髻与衣着更加鲜明的身份联想链接。而下文“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人，恰像一块白布染上了红色”则进一步强调了“红色”的特殊性与情感倾向，即红色不仅是身份象征，更是一个难以洗脱的“污点”。所以，无论是育英学校春季运动大会时，美登利递给跌倒的信如的红绸手绢，还是初冬雨夜美登利从格子门的空隙里一声不响地丢给信如的红友禅绸条，这些用红色标记的善意均被信如回避。而信如之所以对美登利的“红色”避之唯恐不及，不单是顾及男女之大防与同窗闲话，更是因为美登利植根于花街柳巷的“红色”与其圣洁的佛门少爷身份犹如云泥之别，有丝毫沾染都会令其蒙羞。

值得注意的是，初冬雨夜信如弄断趾襻儿的情节在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有一个重复的片段。对此，关礼子认为这两章是信如和美登利两位主人公视角的交互与切换。在第十二章美登利拿出友蝉绸条时，并未对其进行色彩的强调，而红友蝉绸条的“红色”出现在第十三章，是从信如的视角出发对红友蝉绸条进行的描写。落入信如眼中时，这枚红友蝉绸条“像是一片美丽的枫叶一样”，不仅如此，后文还对其进行了两次强调：“那红友蝉绸条又映入他的眼里”，“只有那块红友蝉绸条，把人的哀怨留在上面，孤单单地躺在格子门外的泥地里”。这些都点出了其“红色”的色彩属性，不仅与灰暗的雨夜背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渲染了哀伤的气氛，也強调了“红色”的象征作用。

红色作为妓女身份的鲜明符号，所发挥的作用并非只是纵向的人与身份的对应嵌套，更是横向影响力的扩散与渲染。在环境的影响下，特别是在目光所及皆是寻欢作乐的花街柳巷，懵懂孩童很难拒绝引人注目的鲜艳红色。有的孩子如美登利会被华丽的装饰吸引，甚至遗忘姐姐的过去而对其妓女身份产生认同感和自豪感；而有的孩子则是根本无权选择自己是否被“红色”吸引，“有时候还能看见叫五六岁女孩子用红揽袖带束着双袖，跳《纪之国》舞讨钱的”。可见处在当时环境中的孩童，特别是女孩，不得不循着生存的前进方向，堕入“红色”的道德深渊。

由此可见，樋口一叶不仅对故事主人公美登利饱含同情与怜惜，更是对广大成长在如此社会背景下的稚童们充满了关怀与惋惜。西尾实等编著的《日本文学史》对樋口一叶评价道：“樋口一叶通过自己的小说为她们的悲惨命运鸣不平，并对当时的社会提出了抗议，尽管这个抗议较为含蓄隐晦。”虽然现实残酷，但是樋口一叶笔下展现的却不是灰暗悲观，而是将哀伤隐于欢乐背后，再将独特的、充满日本古典美的色彩语言置于哀伤与欢乐之间进行衔接调和，使其写实的内容和浪漫抒情的表达方式结合得毫无违和，这也正是《青梅竹马》的魅力所在。

五、结语

樋口一叶色彩语言的背后，饱含对在当时社会背景下，背负着不同命运的少男少女们的关怀与共情。无论是小说中分散在不同人物身着服饰上的来自大自然的温和颜色，还是贯穿美登利与信如懵懂爱恋的扎眼红色，《青梅竹马》中的色彩语言，无疑对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整部小说的情感渲染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樋口一叶.樋口一叶选集[M].萧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 徐琼.樋口一叶及其作品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3] 长泽阳子.日本传统色[M].陶然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4] 徐琼.论樋口一叶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J].长城，2012（8）：26-28.

[5] 李荣启.论文学作品中的色彩语言[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7（2）：101-105.

作 者： 王博雯，天津理工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