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东

(华中科技大学 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进入21世纪以来，一大批被命名为“媒体人类学”“民族志传播”以及标榜用“人类学”“民族志”“网络民族志”或“田野调查”等方法的传播研究成果大量出现。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不断出现新的传播媒介的身影，电视、电影乃至网络等媒介不断进入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大众媒体不再是人类学家成功传播人类学信息的工具，人类学也不再是指导大众媒体走向行为、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工具。[1]对于传播学来说，源于美国的研究传统使国内的传播研究以量化为主。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引入则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以及以‘主位’视角进行的质性研究才得以获得深刻的认识。它比通过量化研究和‘客位’常识演绎推理得到的认识，更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2]。民族志方法开始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与议题，由此也形成了国内传播学与人类学学科交叉的独特研究版图。

自世纪之交至今，相关研究已经进行了20余年，那么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如何，研究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各研究命名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现象背后所体现出来的传播学学者对民族志方法的认知如何，如果上升到学科角度，又将体现出怎样的态度。本文结合具体的研究实践与研究范畴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一、相关研究综述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有不少学者尝试对传播学与人类学学科交叉的版图进行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