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荣池

汪曾祺的家乡高邮小城西临河湖，运河西滨的高邮湖地带别有一番风情。站在湖边岸上远眺运河与小城，是看光阴如水流去，也是看人间烟火、世事沧桑。明人王磐当年望见的还有百姓们的生活，那首著名的《朝天子·咏喇叭》就是他在河湖之滨吟咏出来的“时代”之音：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

如今，依旧是黄金水道的大运河，已经不再见“官船来往乱如麻”，但王磐留在历史上的声音依旧响亮。明代的高邮城西段还是乡土世界，可在精神世界层面，这里又有着自己独特的高度。应该说是在城池的边缘，王磐构筑了属于士绅们忧民情怀的精神城邦。汪曾祺在《王磐的<野菜谱>》 中写道：

我对王西楼很感兴趣。他是明代的散曲大家。我的家乡会出一个散曲作家，我总觉得是奇怪的事。王西楼写散曲，在我的家乡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在他以前，他的同时和以后，都不曾听说有别的写散曲的。西楼名磐，字鸿渐，少时薄科举，不应试，在高邮城西筑楼居住，与当时文士谈咏其间，自号西楼。

这样一个筑楼于城池之外的人，历来不是孤例。僻居乡里的人，其实大多也未必在俗世上就一定淡薄，可能更多是因为精神上的离群索居。这种孤傲的精神方式，大多数时候也并非完全出于自愿或者主动，更可能是无奈之后的一种接受、适应以至最终的洒脱。所以“悠然见南山”也好，“雨洗东坡月色清”也罢，并不是实指俗世的境地，而是文人们心中的境界。

乡土在这些诗人的心里并不是一种回归，更多的是一种隐匿。这种隐匿也并非消极，更多的时候，乡土成为他们的一种表达对象或者介质，在诗文中蓬勃地生长起来——通过鞭挞、隐喻或者象征，写下真正想说的话，这才是乡土真正吸引他们的原因。

一

在高邮人的记忆里，很多人只知道王磐是个画家，乡人以“王西楼”称之。其实，他精诗词、通医术，只是一般人不知道而已。他作为画家似乎没有什么名作传世，倒是因为一部《野菜谱》——这是一本今天看来属于“实用主义”的书，一本救世济人的“操作手册”。汪曾祺在《王磐的<野菜谱>》里写道：

……大多数市民知道王西楼是个画家。高邮到现在还流传一句歇后语：“王西楼嫁女儿——画（话）多银子少”。关于王西楼的画，有一些近乎神话似的传说，但是他的画一张也没有留下来。早就听说他还著了一部《野菜谱》，没有见过，深以为憾。近承朱延庆君托其友人于扬州師范学院图书馆所藏陶珽重编《说郛》中查到，影印了一册寄给我，快读一过，对王西楼增加了一份了解。

画图册提示解救饥荒，也并非王西楼的创举。朱元璋的儿子朱橚就有《救荒本草》图谱，明永乐四年（1406年）刊刻于开封。书中记载植物414种，每种配有精美的木刻插图。其中出自历代本草的有138种，新增276种。朱橚是皇帝的儿子，他做救荒之事有济世的情怀，也有保皇的需要，算是一种家国情怀使然。王西楼身在民间，操心的是和他身份更为接近的百姓，就物质条件和资源要素而言，自然与皇帝的儿子不能比肩，所以说这便显得更加珍贵。皇帝的儿子编纂的图谱可以起到帮扶百姓的作用，但是王西楼的图谱更具有一种主观上的努力与可贵的精神。与《救荒本草》相比，王磐的《野菜谱》所收植物种类不过十之一二，但都是里下河地区常见的植物。“上图下诗”的形式利于辨识和记忆，是一种接地气的地方性救荒方案，是民间的、个性化的，也有一定文艺性的著作。汪曾祺对此也有自己的认识：

……王磐是个庶民，当然不能像朱橚那样雇人编绘了那样卷帙繁浩的大书，编了，也刻不起。他的《野菜谱》只收了五十二种，不过那都是他目验、亲尝、自题、手绘的。而且多半是自己掏钱刻印的——谁愿意刻这种无名利可图的杂书呢？他的用心是可贵的，也是感人的。

今天，人们已经把野草作为一种景物去欣赏，或者作为难得的珍馐去品味，难以想象这些草木在饥饿逼迫人间的时候，它们有多么珍贵。老百姓没有闲暇去咂摸食物之外的意义，不管是皇帝儿子的善意还是举人王西楼的好心，他们似乎都不关注。他们在意的是锅里和碗里的丰欠。救命的野草对他们而言是被迫地吞咽下去，至于其间的隐喻和讽刺，那是文人们的事情。然而，生活并不只是苟且，在果腹之外还有一种力量，那是一种自救以及救人的精神力量，即便这种力量一再被不堪的时代所忽略甚至遮蔽，但它们从来都没有消失过。这种从士人心中吐露出来的声音，对于治病救人更有难以估量的作用。我们不能忽略古人的这种情怀和智慧，哪怕这些是被情势逼出来的，带着无奈的情怀，也要比沉湎于山水无法自拔或不愿自拔的情绪更有力量。

《野菜谱》中的草木只留下抽象的线条，它们曾经见证的生长虽然还在土地上延续，但现实的生命力却没有图上那些貌似简单甚至少人关注的文字令人感动。即便是在如今繁华富庶的时代，只要辨认一下那几行雕版刻出来的字，我们还是立刻就能听到泪流满面的民间疾苦声：

江荠青青江水绿， 江边挑菜女儿哭。爷娘新死兄趁熟， 止存我与妹看屋。

——《江荠》

抱娘蒿，结根牢， 解不散，如漆胶。君不见昨朝儿卖客船上，儿抱娘哭不肯放。

——《抱娘蒿》

这些字句是从里下河的泥土里被扒出来的草根，移植到纸上继续生长。它们的生长被民心浇灌，哪怕是薄薄的一页纸，也是老百姓心里的苍天厚土。即便是像汪曾祺这样的世家子弟，早年在高邮的生活富足可靠，然而想到那些他未必亲身经历过的苦日子，看到几百年前王西楼留下的几页残纸，他还是在《故乡的野菜》中深情地说道：

这些诗的感情都很真挚，读之令人酸鼻。我的家乡本是个穷地方，灾荒很多，主要是水灾，家破人亡，卖儿卖女的事是常有的。我小时就见过。现在水利大有改进，去年那样的特大洪水，也没死一个人，王西楼所写的悲惨景象不复存在了。想到这一点，我为我的家乡感到欣慰。过去，我的家乡人吃野菜主要是为了度荒，现在吃野菜则是为了尝新了。喔，我的家乡的野菜！

这位高邮的前人和汪曾祺一样，都在城外居住。汪曾祺家是城外的东大街，王西楼的西楼在城西外的运河之滨。同为士绅文人家庭的他们，相隔几百年，内心里却有一种奇妙的共鸣。这种共鸣没有太多的渲染，也不需要过多的说明，就是那《野菜谱》的作者也没有什么过多的注脚，只五个字：高邮王鸿渐。

二

高邮人知道王西楼是个画家，可能主要还是因为那句歇后语：“王西楼嫁女儿——画（话）多银子少”。“话多”是因为要用客气话来补足物质上的缺乏。文人并非天然话多——很多沉默的诗人大有惊人的语句。可能文人因为从事的是“务虚”的事业，内心总是有些不自信，于是就在语言上求得一种补偿和自我安慰。王磐可能确实囊中羞涩，嫁女儿拿不出太多真金白银，所以只能多陪嫁些画作，顺便再说一大堆的暖心话，这倒并没有什么值得责备的地方。这里的乡间有一句责备人的俚语“果子茶没有，果子话一大堆”，说的是只知道嘴皮子上寒暄，实际是口惠而实不至，大抵是说士绅们平日里的表现。到他们家中做客，文绉绉的话和空头理论一大堆，却不见一碗甜美的果子茶上桌。当然，像王磐一样偏重于“精神层面”的嫁妆，可能也是物质缺乏的无奈，否则何必嫁女儿只是送画，或者说些客套话——世上文人所谓的清高，大抵是生活匮乏使然，哪有那么多完全不在乎物质的人呢？

歇后语中说的“王西楼嫁女儿”，嫁了几个女儿，嫁给谁家，无从考证，但其中一个女婿颇有些声名，他便是张綖。

张綖，明诗文家、词曲家。字世文，自号南湖居士，高邮人。王磐之婿。十五岁入郡庠，与兄经、纮，从弟汇合称“张氏四龙”。后归隐武安湖上，构草堂数楹，藏书数千卷，昼夜诵读导致失明，犹日令人诵而听之。擅诗文，尤工长短句，操笔一挥而就。喜杜诗，并为之作注释。著述甚丰，主要有《杜工部诗通》（一作《杜诗通》）、《杜律本义》《诗馀图谱》《南湖诗集》《淮海集》等。

如果对这位高邮乡人的介绍还不够充分的话，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他在读书治学上的成就——他在词的“豪放”“婉约”之分方面做出了有效的探索。张綖首创词律文字谱《诗馀图谱》3卷149调，这是词创作的“操作手册”，也属于规范性文本。张綖在《诗馀图谱·凡例》中提出二体学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

张綖是王磐的女婿，他住的地方在南湖。清人王士禛在其诗作《高邮雨泊》中吟唱：“寒雨秦邮夜泊船，南湖新涨水连天。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南湖即此水泊，本名是西楼所在湖滨向南的武安湖。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武安湖在“州西南三十里，与新开河相接”。才子张綖在少年时期就流露出经世治国的远大志向和抱负。《南湖墓志铭》记载了他少年时期的两件逸事：其一，“尝见道旁殍死者，抚而哭之。曰：‘他日为政，何以使天下无此饿夫也？”其二，“十五游郡庠，谒多贤祠，作诗，辄有俎豆其间意，益自少志已不凡如此。”张守中《杜诗通跋》有言曰：“先大夫南湖公髫即有志当世之务。”

张綖妻王氏，便是王磐之女，在《念奴娇·嘉靖辛卯嘉平十日之夕，婚娶特盛，予初是夕合。抚景感怀，辄成短词》（《张南湖先生诗集》卷二）一词中，有怀念亡妻句，曰：“遥想二十年前，此时此夜，共绾同心结。”虽然王氏英年早逝，他们还是度过了一段“共绾同心结”的美好时光，西楼门下和南湖之畔有他的深情记忆。

是王磐青睐张綖的才华品性，还是张綖受到王磐的影响，这一点我们无从考证。在《高邮州志·文章列传·张綖传》《南湖墓志铭》等旧载中多有记述张綖官声的文字。他声名日隆后受到排挤，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便愤然回乡隐居，于南湖畔读书度日，在精神上与王磐走的是殊途同归的道路。才子并非本意归居田园，王磐不入仕未必就是初心如此，这从他多有讽刺的词曲中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本意是有着对世界的关注和干预意识的，只不过作為清流的他们无力改变世风，又不愿同流合污，在不能保全自己人格精神的时候，选择急流勇退，既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手段，也成就了高远自守的志趣 。

一个人的高尚既是一种内质，也有时代某种机缘的促成。某种程度上，有些性格与品质也是“逼出来”的，他们的内心和骨血里有这种高尚，而正是世界的不堪将这种高尚彰显出来。学人叶辉在《张綖研究》中记录了这样几件事情：张綖在武昌任通判时，有县令年终为了催赋，将缴不上赋税的农民捉拿起来。张綖知道后，悲愤地说：“公赋固急，穷民冻馁，囹圄中可念也。”责令立即放人，允许这些乡民将租赋延迟至来年春天缴齐。乡民为此对张綖感激不尽。到通城为官的时候，豪家多窝藏盗匪，为患楚豫边境。张綖密奏朝廷，请求捕除之且教以礼义，使他们弃恶从善。他亲身督战两役，在不扰民的情况下，最终扫平盗寇。事后，他虽然备极劳瘁，却并不居功，有人要为他显摆功劳，他还极力劝止。张綖政声茂著，不久擢守光州（今河南省潢川县）。在光州任上，又遇荒年，百姓忍饥挨饿，生活无以为继。张綖获知灾情后，立刻上书朝廷，请调数万石谷赈灾，无数灾民得以活命。他特别重视教育事业，获得生徒们的交口称颂。他到京师述职，光州的士民纷纷求天祷神，期盼他回来。当然，他的政声也为他招来妒忌，湖南的藩臬以“耽吟诗稿”参奏他。张綖得知后，愤然罢归，隐居南湖，以诗书为伴——其实所谓隐居，有时候是一种回归，有某种注定的意味。文人有时候是天真的，这种天真固然非常可贵，然而对于具体的世界，有时候又是格格不入的。在被世俗“围剿”的情形之下，一个人不缴械投降，又无路可走，只得掉头回程，这并非无能，而是无奈。回到自己的初心之地，纵然令人心酸，但对于一个人而言，未必是最坏的选择。

退守乡土的张綖，只不过是在政治的舞台上后退了一步，但绝不是从此真正地被埋没或者忘却。至少光州的人民并没有忘记他。嘉靖二十二年，张綖去世后，光州的士大夫纷纷不远千里来到高邮祭吊，张綖还被祀于光州的名宦祠。岁月流逝，张綖的名字最终连本乡人也鲜少听闻，不过一个人做过的好事以及留下的美名终归会被历史记住。

关于张綖，不得不说一件颇有意思的公案。2018年央视的《经典传唱人》曾播出了由凤凰传奇組合演绎的《行香子·树绕村庄》一词，署名为宋代词人秦观。同样是高邮的词人，张綖对秦观的词多有研究，而此首词应是张綖所作。词中所写内容，一眼看得出是里下河风光，作者为高邮人当是无疑。婉约词宗秦少游的名气大于偏于理论研究的张綖，大概也是高邮俚语所说的“烧饼拣大的拿”，人们将这首词误归为秦观所作。据乡人蒋成忠研究，大概在康熙年间，王奕清等人编纂的《钦定词谱》多处错误地采撷《少游诗馀》中的张词以为秦词。如：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钦定词谱》上册卷十四，有《行香子》一调：“树绕村庄，水满陂塘。倚东风，豪兴徜徉。小园几许，收尽春光。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远远围墙，隐隐茅堂。飏青旗，流水桥旁。偶然乘兴，步过东冈。正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作者注明秦观，后又注云：“此亦与晁（补之）同，（此谱以晁词为正体）惟前段第一句押韵，后段第一二句俱押韵异。”此为南湖词，可在《张南湖先生诗集》卷二（嘉靖六年至十三年）查证。今人龙榆生《唐宋词格律》之《行香子》一调已提出怀疑，龙谱以苏轼词为正体（应为苏词为正），又列“树绕村庄”词为例，作者虽名秦观，但其加注云：“此据康熙《词谱》卷十四所录，汲古阁本《淮海词》及宋本《淮海居士长短句》皆无。”

究竟是无意的错误，还是善意的附会，对于秦观或者张綖而言，并不影响他们的声名。争论也只是学术上的探讨，真相如何，较之于文字里的美丽春色，也许根本不值一提。

三

无论如何，王磐、张綖等乡贤留给历史和家乡的绝非是某一篇文章或者什么论断，而是某种并不一定能够被准确表达出来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士绅阶层的一种品质，比政治化的约束宣教更为有效和长效。在一般人的认知中，读书人更容易被信任、崇拜以及效仿。这些读书的士绅游走于政界和底层之间，既可以了解到政坛的形势，也能够观照到民间的疾苦。很多时候，他们更愿意用自己的文字表达对时弊的看法，而这可能更加契合民众的心思。更多时候，纯粹的底层可能“敢怒不敢言”，或者是“欲怒而不善言”，而士绅们由于在认识判断、时间成本、个人精力以及经济条件上有这种“打抱不平”的能力，遂成为“民选”的“代言人”。他们的言论更容易被采纳。可能因为身份悬殊，民众对于处在庙堂的官员有某种隔膜或者误解，而士绅，特别是隐居在民间的士绅，可能更容易被接受，这种信任与被信任成为一种隐性的建设力量，在乡土和民间中茂密地生长与传续。

民国时期的高邮城，汪曾祺的家族正是这种特别的阶层。虽然汪家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富足人家、书香门第，但是他们居住在城外东大街上。汪曾祺十九岁离开高邮，他在小城生活的这十九年，足以让他完整地接受家庭以及城市的精神熏陶。他的祖辈、父辈以及宗亲朋友中，有一帮饱读诗书的大先生都给了他日后在文艺和性格的养成方面充足的精神养料。这种滋养的来源并不是官方的或者正式的，更多地来源乡土的、士绅的文化底色和精神状态。

汪曾祺在《我的父亲》一文中，记叙了自己那位出生在重阳节而名菊生的父亲。这位先生善于运动，精通乐器，会医眼病，绘画制印皆绝：

我父亲行三。我的祖母有时叫他的小名“三子”。他是阴历九月初九重阳节那天生的，故名菊生（我父亲那一辈生字排行，大伯父名广生，二伯父名常生），字淡如。他作画时有时也题别号：亚痴、灌园生……他在南京读过旧制中学。所谓旧制中学大概是十年一贯制的学堂。我见过他在学堂时用过的教科书，英文是纳氏文法，代数几何是线装的有光纸印的，还有“修身”什么的。他为什么没有升学，我不知道。“旧制中学生”也算是功名。他的这个“功名”我在我的继母的“铭旌”上见过，写的是扁宋体的泥金字，所以记得。

汪曾祺对父亲的回忆多是他的爱好长处，现实中的汪菊生正是那种很有风格的士绅，是汪曾祺很多小说中的原型。虽然一个人不能过誉自己的亲人，但汪菊生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父亲精神境界的崇敬还是清晰可见的。在《钓鱼的医生》中，被艺术化处理的王淡人的父亲形象，原型正是汪菊生，读者能在他细致的表达中感受到一种特别的自豪。在写作上被称为“人间送小温”的汪曾祺，早年精神性格的形成过程，正是这种士绅精神品格作为一种家族传承，给了他极大的滋养：

王淡人的家很好认。门口倒没有特别的标志。大门总是开着的，往里一看，就看到通道里挂了好几块大匾。匾上写的是“功同良相”“济世救人”“仁心仁术”“术绍岐黄”“杏林春暖”“橘并流芳”“妙手回春”“起我沉疴”……医生家的匾都是这一套。这是亲友或病家送给王淡人的祖父和父亲的。匾都有年头了，匾上的金字都已经发暗。到王淡人的时候，就不大兴送匾了。送给王淡人的只有一块，匾很新，漆地乌亮，匾字发光，是去年才送的。这块匾与医术无关，或关系不大，匾上写的是“急公好义”，字是颜体。

1931年，十一岁的汪曾祺在高邮城亲眼看见了一场世纪性的水患灾难。在官方救助的同时，诸如汪菊生这样的士绅阶层也组织了救助。这些平素看来悠闲无为的人士，在灾难到来的时候表现出对百姓的关注和关怀：

……这一年死于大水的，有上万人。大水十多天未退，有很多人困在房顶、树顶和孤岛一样的高岗子上挨饿;还有许多人生病，上吐下泻，痢疾伤寒。王淡人就用了一根结结实实的撑船用的长竹篙拄着，在齐胸的大水里来往奔波，为人治病。他会水，在水特深的地方，就横执着这根竹篙，泅水过去。他听说泰山庙北边有一个被大水围着的孤村子，一村子人都病倒了。但是泰山庙那里正是洪水的出口，水流很急，不能容舟，过不去！他和四个水性极好的专在救生船上救人的水手商量，弄了一只船，在他的腰上系了四根铁链，每一根又分在一个水手的腰里，这样，即使是船翻了，他们之中也可能有一个人把他救起来。船开了，看着的人的眼睛里都蒙了一层眼泪。眼看这只船在惊涛骇浪里颠簸出没，终于靠到了那个孤村，大家发出了雷鸣一样的欢呼。这真是玩儿命的事！

钓鱼的医生做的是玩命的事情，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汪曾祺知道，作为王淡人原型的汪菊生正是这样的人：“我在《钓鱼的医生》里写王淡人有一次乘了船，在腰里系了铁链，一头拴在王淡人的腰里，冒着生命危险，渡过激流，到一个被大水围困的孤村去为人治病，这写的实际是我父亲的事。不过他不是去为人治病，而是去送‘华洋赈灾会发来的面饼。”

王淡人在生活中是个有闲有趣且颇有才华的士绅。关于他的钓鱼有一个迷人的细节，这几乎可以称之为当代文学的经典镜头——更应该说是市井生活中完全值得被经典化的一个细节：

你大概没有见过这样的钓鱼的。

他搬了一把小竹椅，坐着。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灰炉子，一口小锅，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还有一瓶酒。他钓鱼很有经验。钓竿很短，鱼线也不长，而且不用漂子，就这样把钓线甩在水里，看到线头动了，提起来就是一条。都是三四寸长的鲫鱼。……钓上来一条，刮刮鳞洗净了，就手就放到锅里。不大一会，鱼就熟了。他就一边吃鱼，一边喝酒，一边甩钩再钓。这种出水就烹制的鱼味美无比，叫作“起水鲜”。到听见女儿在门口喊：“爸——！”知道是有人来看病了，就把火盖上，把鱼竿插在岸边湿泥里，起身往家里走。不一会，就有一只钢蓝色的蜻蜓落在他的鱼竿上了。

在市井的生活中，就有一种这样的“角色”：他们精通文艺但并不沉湎，生活优裕而并不流俗，自得其乐却又不自私——其实他们的心里是“有数”的。

“有数”这个词是非常有意思的，它看起来是个定量的问题，但事实上又是定性的。因为“数”究竟是多少没有人知道，只飘忽在人心里，而且和多寡无关，只看时机恰当与否。所以说，中国人说的“数”实质上指的是“度”。“度”是态度、速度、向度，是要结合阶层自身的情况以及外人认知程度而决定的一种认识形态。这就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最终有“数”或者失“度”究竟依据什么，也是一件含混的事情，这种含混恰恰生发了更多的可能性。

譬如钓鱼的先生这些做派，如果换一个家徒四壁的人去做，是不是有可能被认为是在消磨时光甚至是闲扯无聊？在王淡人身上显示出的淡雅和情趣，换一个粗俗的军阀去做，是不是就显得装模作样或者滑稽可笑了？所以说，什么样的事情能有可能成为经典的细节，最终还是依靠事主本身的风格和魅力。当然事主本身的地位或者财富也并非是决定性的因素，最终依靠的还是人心——靠的是品格和行为。品与行是士绅这个身份德高望重的根本原因。如果王淡人只是个水边的钓鱼者，没有生活中的善行义举，恐怕人们日后未必能追忆出他独特的品行来。士绅阶层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能够打通上层与底层的关系，这虽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身份，但这种身份往往比官方身份更加可靠。

王西楼与张南湖，汪菊生与汪曾祺，这种基于亲情的精神传承在其他城市的文化版图上并非罕见，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重视家族传统和士绅传统的国度。今天，我们处在高速发展的时代，反观这种文化现象（我并无意草率认定这种现象已经消失或者式微），较之于今天的繁华与便利，当我们回望这一抹迷人夕阳的时候，或许他们的品行依旧顽强地流淌在我们的骨血里，值得我们去关注。这种关注会让我们汲取更多有助于自我成长的精神力量。

西楼前的忧思绝对不是躲进小楼里避世，更不是消极而无所建树的批评，而是一种自主自律的思考和努力。《野菜谱》里温情的用意，也许在当时并没有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不过作为一种济世的努力，游走在城池之外的士紳们在乡土的现实地理和精神世界中，表现出他们的务实与深情。这种努力是乡土的沃野中生长出来的品质，如果没有这种看似离群索居的孤傲之举，可能很多事实就难以成立和延续。这一点，即便是在车水马龙的城市，依旧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精神存在。

（责任编辑：孙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