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忠礼

摘 要：贾平凹的长篇新作《暂坐》，是对一个走出体制、走出家庭的新时代创业闺蜜群在物质追求与精神皈依间苦苦挣扎的生存与精神状态的展现。小说以西京城不同的建筑文化空间为嵌套叙事结构，赋予了人物以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话语。小说对都市闺蜜群的生存状况的细致描摹和精神状况的深入发掘，不仅动态地反映了时代精神的变迁，也为当代“女性在都市”的文学画廊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人物群像。

关键词：贾平凹;《暂坐》;闺蜜群;空间;时代精神

中图分类号： I207.425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1）03-0087-06

诚如学者南帆所指出的，“越来越多的作家将他们的小说托付于一个固定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物互相认识，他们之间有着形形色色的亲缘关系”[1]。贾平凹也不例外，他把以都市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的创作空间主要设置在西安城里。在西安城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贾平凹，通过对这座城里的建筑空间、文化生活和市井众相的细致观察、深刻体验和细腻刻画，像一个行走在都市里的专业的速画手一样执着地为他所稔熟的西安城描画着一幅幅主体各异、布局精巧、主题鲜明的城市肖像。继《废都》《白夜》《土门》《高兴》之后，长篇新作《暂坐》（载于《当代》2020年第3期）无疑是贾平凹献给西安城的又一幅别样画像：对一个走出体制走出家庭的新时代创业闺蜜群在物质追求与精神皈依间苦苦挣扎的生存与精神状态的展现。在这幅画像里，我们可以看到贾平凹驾驭都市题材的娴熟能力，可以看到他对都市女性形象和故事的别样塑造和讲述，可以看到他在创作艺术和创作思想上的“变”与“不变”。

一、独立言说下的新闺之像

在《暂坐》的后记中，贾平凹说：“写过那么多的小说，总要一部和一部不同。风格不是重复，支撑的只有风骨。《暂坐》就试着来做撑杆跳，能跳高一厘米就一厘米。”[2]的确，从《废都》到《暂坐》，尽管故事发生的坐标依旧承续着贾平凹都市题材创作一以贯之的书写空间——西安，但塑造的都市体验主体却不尽相同。在《暂坐》里，通过塑造聚拢在“暂坐”茶庄老板海若身边的十一位闺蜜形象，讲述了“她们各自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相互间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在关系的脉络里寻找着自己的身份和位置”[2]。这些女性相比贾平凹此前都市题材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有了很大的不同。既有别于《废都》中姿色撩人，站在感官欲望的制高点上，极力想达到性解放的唐婉儿和柳月;也有别于《土门》中胸无一物，在追逐金钱与虚荣的漩涡中背叛了她所处阶级的眉子;更有别于《高老庄》中道德滑坡，为了自我生存游离于城市与乡村的边缘地带，利用自己的身体做大胆投资的邹云等。如果说贾平凹对这些女性的刻画只是“为了表达和满足男性作者和男性主人公的理想和需要而存在的”，替作家传达自己理想中的“妻性”“妾性”和“准妾性”的传声筒，那么“她们离开了男性，就不足以独立成人，不足以在作品中和生活中自为地生存，更难以独立自足、完整的个性”[3]。而《暂坐》中的女性个个是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且能活出自我个性的形象。海若是开茶庄的，陆以可是开广告公司的，向其语与人合办了康复医院;应丽后是倒腾房子的，手上有二十三间门面出租;严念初是做电梯等器械生意的;司一楠是全西京市最大的红木家具店老板等。她们有事业、开名车、住豪宅，游走于各色男性之间却不依赖男性，充满活力，享受时尚，不愿羁绊，隔三差五聚在茶庄，在喝茶中互相倾诉，在倾诉中互相勉励，完全是新时代的都市“宠儿”。

《暂坐》塑造了一个如此庞大的新时代都市闺蜜群，那么摆在作家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怎样展现这些形态各异的女性形象？为了尽可能多角度地真实展现这些都市新女性的生存与精神状态，贾平凹别出心裁地选择了一个相互独立却又紧密关联的双重嵌套型的结构：一是空间布局，以西京城为叙事中心空间，嵌套其中的有茶庄、住宅、饭店、咖啡吧和火锅店等充满都市气息的小空间。二是人物关系上把以海若为聚拢点的闺蜜群分开来分别安置在这些小空间里来独立叙述。在这样的叙事结构中，我们能感受到贾平凹在创作上的第一个“变”与“不变”。不变的是，从《废都》到《暂坐》，“仍还是日子的破烦琐碎”，这是贾平凹一贯的小说作法;变的是“这次人物更多在说话”[2]。《暂坐》共计35小结，每一节所出现的人物，都身处一个独立且相对封闭的空间。在这样一个空间里，叙事主体的“我”隐退，不再凌驾于人物之上，即时即可地发表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的评论，而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观察和记录着人物自己与自己，与他人的对话，最终让人物在对话与自白中展示各自不同的人格肖像、生活态度以及内心世界。比如司一楠与应丽后在香格里拉饭店就城市的繁荣与都市人涂脂抹粉的精致生活展开的对话中，突出了司一楠对生活的态度：习惯素面朝天，不喜欢过于浮夸，就算身处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的大都市，她也要保持对生活应有的本真，守住自我内心的纯粹与宁静;应丽后因贷钱失败在家的内心独白细腻且真实地将应丽后贷钱前的精于算计与不知满足，以及贷钱失败后的恐惧与无助，焦虑与犹疑，后悔与懊恼展现得淋漓尽致。通过人物在相对封闭空间里的相互对话和心理独白，贾平凹在《暂坐》中实验了罗兰·巴特所说的“将叙述限制在人物所能观察到的或了解到的范围之内”[4]的叙事观点。在这一实验中，贾平凹赋予人物以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话语，让人物的自我意识得以加强，着重表现的不再是作者如何看待世界和作者如何看待主人公，而是作品的主人公如何看待世界和主人公如何看待自己。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叙事作品的“人为性”，克服了全知叙事视角的局限性，保留了生活的真实性，增加了人物肖像的逼真性，使得創作的风格与形式在叙事层面获得了新的意义。

为了使这个都市闺蜜群的形象更为饱满，除了人物内在的对话与自白，贾平凹还在其他外在的叙事上铺设了大量配合意味十足的描写。比如对这个闺蜜群之间团结互助、你来我往的姐妹情深的描写：夏自花因白血病一直躺在医院，她和她的孩子以及常年患腿病的母亲都需要人照顾，为了减轻夏自花的精神压力，十几个姐妹每天轮流往返于医院和她家，为她筹钱治病，照顾她的孩子和母亲，毫无半句怨言。夏自花去世以后，她们为她挑选墓地，就她的孩子的成长和教育问题以及她母亲的生活养老问题预想着不同的应对方案;对这个闺蜜群五光十色的穿着打扮的细致描写：闺蜜群首次在火锅店聚集时，向其语“穿了红色挂脖深V领裙，心口上挂着一块玉佩，袖子非常宽敞，百褶下摆，一双黑色尖头高跟鞋”;徐栖“长发飘飘，佩戴了玉佩外还有一件苗族少女的那种银项链，黑色衬衣，黑色短裙，配着黑长筒高跟鞋”;严念初“戴着墨镜，身穿白色衫，一件豹纹长袖外套”。再比如希利水为了摸清被介绍对象对爱情的忠诚度，专门在网上下载了一个十二星座用情图来测试;徐栖和司一楠从头至尾保持着同性恋的关系;把艺术家羿光放置在这个闺蜜群中，与她们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等，都让这个闺蜜群的都市画像尽显亲密感、真实感和时代感。

必须承认，书写“女性在都市”的作品在贾平凹的创作中并不少见，也不乏精品，但就整体而言，以往的作品更注重对女性在都市的生存境遇的表现，“缺少对她们的精神世界的深刻关注”[5]。而《暂坐》通过对当代女性闺蜜群肖像的刻画，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像大网一样弥漫着时尚与名利、骚动与野心的现代化大都市，也让我们窥探到了一个在这张大网下追求新生活的都市闺蜜群的隐秘精神世界。在她们的精神世界里，总体上看，姐妹情深大于金钱利益，对男权的认同意识逐渐消退，个体的嫉妒与报复的扭曲心理被群体的团结与互助的人性光辉所取代。而小说中人物的这种精神世界的变化，也正体现了贾平凹对都市生活的一种新的体验和对都市女性的一种新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暂坐》对这个闺蜜群画像的刻画，为“女性在都市”的文学画廊中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人物群像。

二、自在体面下的矛盾之状

贾平凹的都市创作，从《废都》到《高兴》，“尽管人物主体发生了变化，但作品的主题是一以贯之的，这就是充分揭示商品经济大潮中当代中国城市人的精神异化状况”[6]。而长篇新作《暂坐》无疑又是一部探索和表现在新时代中走出体制走出家庭的都市女性的生存与精神状况的小说。小说开篇即以杭州某山寺的一幅对联——南来北往，有多少人忙忙;爬高走低，何不停下坐坐——为整部小说奠定了主基调，从中不难看出贾平凹给小说取名“暂坐”背后所蕴藏的深意。那么摆在贾平凹面前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该怎样表现这个闺蜜群在物质追求与精神皈依之间的徘徊与挣扎？又该怎样呈现这种深意？前文已经分析过，在《暂坐》中，贾平凹把每个人物都放置在一个相对封闭空间里叙述，因此空间就与主人公的各种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类型看，小说中的空间主要有两种，一是以茶庄、咖啡吧等为代表的“公共空间”，二是以卧室、佛堂为代表的“私人空间”。从呈现方式看，空间主要是以茶庄为中心以及由此衍伸出来的室内与室外的二元对立的形式呈现。室外是喧嚣与忙碌，争名与夺利的自我与他者共处的开放世界，室内是清净与放松，安守与自省的自我与自我独处的私人世界。

茶庄作为核心的“公共空间”，在小说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小说中的闺蜜群因茶庄的兴隆而聚集，也因茶庄的没落而消散，它是连接小说中的人物和生活的纽带。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本身是一个集儒家、道家、佛家思想于一身的传统思想文化氛围浓厚且复杂的都市，那么对于在西安城生活了四十多年贾平凹来说，在创作中移用这一点也是情理之中。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把这三种不同的思想文化内化在这个新时代都市闺蜜群的身上？为了尽可能真实地再现西安城在文化上的这一特性且和作品的主基调保持一致，贾平凹延续了此前作品对西安这座现代化大都市所承继的不同传统思想文化的展现。在《暂坐》中选择了一个最能代表这三种思想文化彼此渗透与交融的物质空间形态——茶庄。而茶道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儒家的亲和与包容、道家的淡然与宁静和佛家的“禅茶一味”的禅宗思想就是对茶庄这一独特空间的具体呈现。在小说中，这三种文化精神在这个闺蜜群里又集中地体现在这个闺蜜群的大姐大——海若的身上，身为茶庄老板，无论是对待姐妹，还是对待店员和顾客，海若都给人以亲和感;在生意的经营上，能送的尽量不买，从不过分计较利益得失，对金钱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为了迎接活佛的到来，为即将开始的皈依生活做准备，她联络众姊妹一起放生，带头不吃荤，不杀生，不讲妄语。这样一来，茶庄、茶道和海若三者在小说中就构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说，茶庄、茶道和海若间的关系就是小说中的空间、小说中的生活以及小说中的人物关系的简化。

其次，小说中的其他“公共空间”，比如咖啡吧、火锅店和购物商场等都由它衍伸出来，而这类空间恰是小说所着力展现的。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和茶庄一样，都能与外在的喧嚣隔离开来，可以让她们走进其中，在短暂地吃喝、漫步与闲谈中让身体放松片刻，能够和他人进一步交流;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空间尽管可以在人物之间建立起一个表达与交流的可能，但受到对话者不同的性格、出身、情趣等因素的影响，她们很难进行深入的对话，很难做到真正地理解。比如辛起进入茶庄时，虽然海若等人都把她看作她们其中的一员，但因农村人的身份和经济地位的不匹配，辛起始终无法和这个闺蜜群融入到一起。这就使得小说中的第二种空间类型——私人空间——的意义凸显出来。海若作为这个闺蜜群的大姐，在茶庄内外，她聪明能干、处事果敢霸气、待人热情宽厚，是承包眾姊妹心事的“垃圾桶”，奔走于各姊妹之间，调节着姐妹间的金钱利益瓜葛，维持着她们经营多年的感情，游走于各色人等之间，笑脸相迎。只有在茶庄的卧室里，她才能卸下坚强的外表，展现出女人柔弱的一面，借着酒精细细打量自己的处境，太多的精神追求与太多的生活辎重实在难以调和，为自己和羿光之间的暧昧感情黯然伤神，为儿子的不成器感到沮丧，为夏自花的病情不见好转感到忧虑，为市委书记的被抓是否会牵扯出更多的人感到惶惑;司一楠和徐栖只有在卧室里才能放下戒备，享受同性恋带来的肉体欢乐，走出卧室，又各自带上面具，在人前以“姐妹”相称;应丽后每每感到心烦意乱的时候，只有在佛堂焚香磕头后，才能片刻地看清自己过于物质、过于贪婪的真面目，得到短暂的心魂上的安妥;伊娃只有走进辛起租住的城中村的简楼里才感到自己是西京城的一分子，走出简楼走向西京城，她只是个外来者。这种室内与室外的空间转换，体现出来的正是贾平凹对现代都市女性（不仅仅指这个闺蜜群）的精神出路的一种思考：无论是在都市已经摸爬滚打多年且有了一定经济基础的女性还是初进都市想要在都市站稳脚跟的外来者，室外是她们为求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而不得已趟入其中的生活苦海，而室内既是供她们在外奔波忙碌后赖以放松身体的具体空间形态，也是她们精神的寄托点：供她们得以沉湎其中思考人生百态，重新认知自己，进行自我身份确认。

值得注意的是，贾平凹在小说中还设置了两位不同于其他闺蜜的姊妹，即一位拥有固定空间——病房——的人物夏自花和一位不拥有空间的人物冯迎。夏自花从小说伊始就趟在医院的病床上，直到去世。而有关冯迎的描写，虽零零星星地贯穿于全书，但对她的具体描写，只集中于小说的第三十二节且没有独立的空间，人物一出场听到的就是关于她死亡的消息。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贾平凹更为深邃但也更为神秘的一面：他把主人公都设置在一个个独立的且相对封闭的空间，尽管这样的空间可以与室外隔离，给身处其中的人提供一个相对清寂的场所，但这只是暂时的，要想获得真正永恒的精神上的皈依与超越，唯有充满七情六欲的肉体先于心魂脱离生活的苦海。而这或许就是近七十岁的贾平凹对生活、人生所做的更深层的思索：“明白了凡是生活，便是生死离别的周而复始地受苦，再随着时空流转过程的善恶行为来感受种种环境和生命的果报。也明白了有众生始有宇宙，众生之相即是文学，写出了这众生相，必然会产生对这个世界的‘识，‘识亦便是文学中的意义、哲理和诗性。”[2]

应该看到，《暂坐》探讨的虽是都市闺蜜群的生存与精神状况，但它揭示的问题——我们时代的精神危机——却是极具广泛性、症候性和矛盾性。小说中的闺蜜群聚在一起，她们“不求在政治上有多贵，经济上多富，婚姻上多完整，也仅仅要活个体面点，自在点”，但问题是何为“体面和自在的生活”？“体面和自在的生活”能否脱离经济上的独立和婚姻上的完整？如果能够脱离，她们为何还要拼命追求物质，在夜深人静之际暗自思索情感上的问题？反之如果不能脱离，这样“体面和自在的生活”又有何意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说，《暂坐》不是贾平凹在写这个都市闺蜜群，而是这个闺蜜群在写贾平凹。

三、真实再现下的时代之音

文学是时代变迁与精神发现的通道。贾平凹在创作谈中指出：“《暂坐》里的女子，不能代表所有的女性，她们是相对独特的一群人，过着相对独特的一种生活，但她们是西京城的，也是这个时代，社会的一个风向标。”[7]从这个层面上讲，《暂坐》的魅力不仅在于为文学作品中的女性画廊增添了一个有意义的人物群像，还在于它动态地反映了时代的变化，真实地再现了新时代“女性在都市”的生存与精神状况，具体地呈现了在都市现代化过程的影响下，新时代女性又是以怎样的方式来回应这种变化的？而书中人物对时代的这样或那样的回应又体现了贾平凹创作思想上的哪些微妙的变化？

小说中的闺蜜群对新时代所做出的回应主要表现在她们思想观念上的三次转变。一是对城乡关系的认识。辛起是个乡下姑娘，来到西京城，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违心和有家室的香港富商同居，但当辛起被香港富商抛弃后向希利水诉说和求助时，希利水的第一态度是有些生气，甚至是愤怒，认为认辛起这样的人作朋友是一种耻辱。可在沉默后她又否认了自己：“羿光说找对象其实是找自己，交朋友不也是交自己吗，辛起的优点当然是自己的优点，辛起的缺点、毛病就不是自己的缺点、毛病了？如果自己不是个老板，众姊妹们都没有经济独立，那会是怎样呢？”希利水面对辛起的遭遇所做出的看似矛盾、分裂，实则更贴近真实生活的思想变化恰是贾平凹在处理乡土/都市题材创作上所做出的新变化：淡化了他此前一贯的对城乡二元对立的书写，对城乡关系的态度变得中立起来。《暂坐》以都市闺蜜群对乡村姑娘辛起在都市各种不伦行为的接纳与包容，凸显了在新时代下，城乡之间已不再是泾渭分明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从二元分割到融合发展的过程。在贾平凹看来，“现在的小说哪能非城即乡，新世纪以来，城乡都交织在一起，人不是两地人了，城乡也成了我们身份的一个分布的两面”[2]。

二是对婚姻与性的重新认识。小说中的都市闺蜜群，她们都完成了经济上的独立，各自追求着各自所理解的自在体面的人生，使得光鲜亮丽的物质生活外衣掩盖了她们生活上不完整的一面——婚姻生活。但于她们而言，在新时代，“都市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生活空间、人类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它更预示着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社会形态和文化样式”[8]。在这样一个自由、丰富的广阔生存空间里，婚姻并不是她们所追求的新生活的最终归宿。因为都市的工业文明实质愈发让她们明白，女性一旦从经济的依附中解脱出来，即便离开了男性也可以独立生活，不再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她们在生活上以婚姻的不完整来昭示女性作为独立的人的个体性存在。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时代现状和生存环境的考量，她们对性的认识也发生了改观。性不再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存在，仅仅是一种对物质大都市的艺术化消解，即欲望的宣泄和身体的娱乐。闺蜜群对性的这种从实用到艺术的认识，使得她们从意识上彻底地摒弃了传统的伦理价值取向，从而实现了与第一性平等对话的可能。而这也基本可以看作是贾平凹在处理时代与女性的互动关系时所要表达的个人立场，只有在现代大都市，女性才能获得与男性同样的自由和权利，都市为她们提供了展示自我、追求独立和争取自由的舞台，反过来，都市女性的各种活动也为我们考察和书写都市提供了新的视角。

三是都市消费观念的转变。在小说中，西京城不断高度发展的都市文明不仅促使这个闺蜜群在对城乡关系和婚姻生活的认知上发生了变化，同样也使得她们的都市消费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外在的物质性消费到内在的文化性消费和精神性消费。她们在各自实现了经济独立，享受到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和喜悦后，“逐步将自我形象的塑造恢复到不附属于任何意识形态的本真样态，将之提升到审美的高度，创造出一种在审美形态上极具女性魅力，在文化心理上指向人性复归的都市女性文化。”[8]在这一新的形象塑造和新的女性文化的复归过程中，小说中的闺蜜群，在消磨闲余的时间方式上，用喝茶聊天、看传统戏剧节目取代了先前的逛街购物;在饮食习惯上，改变了以往肥肉厚酒的就餐模式，注重绿色环保和养生保健;选用各式各样的具有传统文化意蕴的壁画装饰房间……在这样一种已然超越了单纯的经济行为，愈发包含更多的社会和文化含义的消费方式中，小说闺蜜群的消费行为具有象征性和典型性，它一方面体现着新时代都市女性的时尚个性和精神风貌，隐射未来女性都市消费模式的渐变趋向，另一方面受制于当前都市发展的节奏，二者相互影响，也正是在这种影响的过程中，女性在都市渐趋实现着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

毫无疑问，在《暂坐》中，借助闺蜜群在新时代里思想认知的转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贾平凹在都市题材创作上实现了新的突破，即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写出了超现实主义的内容。将闺蜜群由身处时代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生活的迷茫、怀疑、叛逆和挣脱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你一句我一句”真实再现出来，“既没有刻意的变异和荒诞，也没有华丽的装饰和渲染”[2]，使得整篇小说彌漫着浓厚的情感力量、凝聚着坚实的艺术力量和彰显着强烈的时代力量。但是在对这一时代的变化做出应有的价值判断时，贾平凹的处理态度明显又是矛盾和暧昧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小说中的闺蜜群一方面想要有一个完整的婚姻生活，另一方面又想摆脱家庭的束缚，享受独立的生活;一方面想要满足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另一方面又想以平常心和皈依心消解这一想法。二是小说中的辛起身为乡下姑娘，既想保持农村姑娘应有的淳朴，又想放开手脚打拼一番，以此作为在西京城立足的基础。三是小说中的羿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一方面想独守自己在书房的那份清净，但又不甘寂寞，和闺蜜群自始至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不能以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虚静心坦然面对外界的喧嚣。如果我们把小说中的这三个矛盾和贾平凹的乡土/都市题材创作对应起来分析，那么不难看出，在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中，从《废都》到《暂坐》，贾平凹一直徘徊在都市批判的困惑与农村追忆的感叹中，创作思想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矛盾的状态。

四、结语

就创作的“变”与“不变”而论，贾平凹在当代文坛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尽管我们可以用独特来形容任何一位作家。从《废都》开始，贾平凹都力求实现在新的作品中有所“变”，但他对“变”的思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单向度的日常生活，而是借助对生活的体验和对生命的体悟上的不断变化，将日常生活融进宏大的社会历史、传统文化和民族情怀、世态人情，以期在“变”中更为执着地追求他的“不变”，即对人在不同时代的生存境遇的追问。《暂坐》所呈现的闺蜜群是在新时代洪流中涌现出来的女性追梦人，她们“生的活色生香与暗流涌动，死的不可控制与凄迷忧伤”[7]。贾平凹通过对这个都市闺蜜群的生存状况的细致描摹和精神状况的深入发掘，不仅动态地反映了时代的变迁，也为当下书写“女性在都市”提供了新的面向。

参考文献：

[1]南帆.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J].小说评论，1998，（1）：66-73.

[2]贾平凹.暂坐（后记）[J].当代，2020，（3）：117-118.

[3]张志忠.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1999，（5）：50-57.

[4]陈倩.守望自我：叙事主体意识的变幻[J].外国文学，2008，（5）：65-73.

[5]王晓音.当代女性精神的缺席——试析贾平凹小说的女性形象[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100-104.

[6]储兆文，韩鲁华.论贾平凹对城市文化的文学叙述[J].小說评论，2013，（3）：155-160.

[7]贾平凹，王雪瑛.面对生活存机警之心，从事创作生饥饿之感[N].文汇报，2020-06-17（3）.

[8]艾尤.都市文明与女性文学关系论析[J].江西社会科学，2007，（7）：100-104.

On Jia Pingwas New Novel Temporary Sitting

MA Zhongl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Xinjiang 832003， China）

Abstract：Jia Pingwas new novel Temporary Sitting is a demonstration of the struggling survival and mental state of a group of entrepreneurial girlfriends who are out of the system and out of the family in the material pursuit and spiritual conversion. Temporary Sitting uses the different architectural cultural spaces of Xijing city as a nested narrative structure， giving the characters independent thoughts and free discourse. Temporary Sitting not only dynamically reflects the changes of time spirits， but also provides a group of meaningful portraits for the contemporary “women in the city”literary galleries.

Key words：Jia Pingwa; Temporary Sitting; girlfriend groups; space; the time spirit

编辑：黄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