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祥佩,李宜江

(安徽师范大学,安徽 芜湖 241000)

研究生教育是继本科教育之后的又一学历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高层次教育体系。上世纪90年代末研究生教育也承接了本科扩招的接力棒,开始实行大幅扩招计划。再加上社会严峻的就业形势和研究生学历所带来的就业砝码,多种原因造成了多年来考研热现象的持续,考研热也成为近年来教育领域需密切关注的现象之一。高玉梅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考研热形成的机理,并结合我国考研热的实际现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对策。[1]熊倪娟等人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分析得出考研热的形成既是大学生为缓解就业做出的理性选择,又是实现个人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理想目标。[2]别敦荣认为面对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方式将从注重规模发展转变为注重质量提升。[3]此外还有一些针对具体省份和院校的考研现状的调查分析等。通过整理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考研现状的调查分析、大学生考研动机的思考和面对考研现状时国家和政府应该采取的措施等。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将教育与文化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提出了场域、惯习和资本等概念体系,并通过场域和文化资本之间的密切联系来探讨高等教育问题,这一理论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因此,本文将运用布迪厄的社会学场域和文化资本理论来分析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考研热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对考研场域内的利益相关主体提出合理有效的引导策略。

一、近年来的考研现状及场域和文化资本理论分析

1.近年来的考研现状分析

在高等教育领域,考研已经成为继高考之后的又一决定人生命运的关键考试，考研热也成为许多学者较为关注的现象。根据布迪厄的理论我们认为,文化资本的积累这一共同趋向促使考研场域的形成,这一场域内的直接利益相关者——考研群体的人数上升成为现如今分析考研热现象的重要指标。首先,《研招网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高校毕业生总体规模逐年扩大(图1),在本科就业压力大、研究生扩招以及非全日制研究生考试纳入统考等多因素推动下,近年来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在经历了2011-2013年的稳步增长和2014-2015年一度下降后(表1),于2016-2020年迎来了连续5年报考人数的迅猛增长,同时2020年报考人数达到近10年来之最,为341万人,相比2015年增加了176万人,研究生报考人数的快速增长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思考。与此同时,各省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也呈现出上升趋势,如江苏省考研人数从2015年的10.4万增加到2019年的21.2万人(图2)。其次,就硕士研究生培养类别来讲,我国自2009年开始招收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起,专硕报考人数相比学硕较少,随着专业硕士招生、培养规模的扩大,专硕报考人数稳步增长。2017年专硕招生人数首次超过学硕(图3),占比达56%，至此,专业型硕士研究生逐渐成为硕士研究生教育的重要部分。最后,从报考学校类型来看,许多一流大学大幅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如复旦大学2014-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数量大致呈现增长趋势,2019年达6 300人。同时,2017年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硕士研究生招生约占全国比例的28%;95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招收硕士生占比为32%;“双一流”建设高校硕士研究生招生占据了全国六成以上,成为高校硕士研究生招生的主要单位。[4]

表1 近年来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统计

2.布迪厄的场域和文化资本理论阐释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将教育与文化作为社会理论体系的主要研究内容,提出了场域、惯习和资本等核心概念。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布迪厄将场域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将文化资本作为对高等教育场域进行整体性分析的有力工具。[5]

根据布迪厄的实践理论,首先,场域是“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6],“社会场域可以描述成为一种由各种社会地位所构成的多维度的空间;而每一个实际的社会地位又是依据相互调整的多维度系统而界定下来”[7]。即场域也可以看作是人们为了某一特定实践活动,趋向于某一共同价值理念和行动所形成的社会圈,在这个圈内每一个人都试图扩张自己的资源以提升自己的圈内位置。换言之,布迪厄认为场域既可以是整体空间,任何相关利益者都需要遵守场域规则,以此在场域内生存;也可以是一个竞争空间,在场域内各个位置的人可以根据自己所需,利用一切资源来稳定和扩张自己的空间,或者争夺占领别人的位置。

其次,资本在布迪厄的思想理论中占据关键地位,是其教育社会学思想的核心概念。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文化资本是布迪厄高等教育批判的重要概念和切入点,是其高等教育场域分析的有力工具。[8]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是“一种标志行动者社会身份的,被视为正统的文化趣味、消费方式、文化能力和教育资历等的价值形式”[9],具有具体化、客观化、体制化状态三种形式。在布迪厄看来,场域和资本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有着密切的联系。布迪厄以社会学场域来深入分析高等教育场域,他认为在高等教育场域中,每个受教育者都基于其原始积累的资本和在社会场域中原有的位次,在此起点上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获得不同等级的机会和证书,以此来改变或提升场域位次,实现场域的稳定或场域再生产,即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布迪厄运用文化资本与场域的关系来解释和反思高等教育场域中各个参与者的利益诉求,为我国高等教育中考研热现象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体系。

二、考研热现象的成因分析

根据布迪厄的场域和文化资本理论,文化资本是进行高等教育场域分析的有力工具,在高等教育场域内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和转化是导致利益相关人在社会场域中位次变化的重要因素。审视近几年考研热度逐年递增的原因,主要表现为高校扩招政策的持续推行、考研群体报考动机的功利化以及考研基地的应试化培训。

1.高校扩招政策的持续推行

布迪厄用社会学的场域概念来分析教育场域,将教育场域内政策的制定者和推动者——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政策的执行者——高校,视为高校扩招政策中高等教育场域内的主要推动者。[10]高校扩招政策的推行是考研热度只增不减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制定者是高校扩招的主要推动力。教育行政部门为教育场域提供政策制度产品,以此来指导教育场域内其他利益主体的动向。上世纪90年代末教育行政部门开始在全国高校大力推行扩招政策,在政策运行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为高校保驾护航,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推进扩招顺利进行，成为扩招的强大后盾。二是教育政策执行者。高校既是教育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也是教育场域的参与者,拥有为自己的利益和资源而与其他主体相互斗争的动机,而且高校还作为具体教育服务的提供者,直接与学生发生联系,这意味着高校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学生之间的联系者,使得高校在教育场域中处于优势位置。出于自我发展的目的,高校努力追求自我扩大和发展,积极响应扩招政策,根据《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研究生招生85.80万人,其中硕士生76.25万人。[11]尤其“双一流”建设高校大幅增加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并通过学科或学位点建设来吸引优秀生源,以此来满足受教育者的升学动机。陈志文认为目前国内高校的发展趋势为专科向本科看齐,本科向“双一流”看齐,高校的自我定位模糊,盲目扩大研究生规模[12]，呈现出集体向研究型大学迈进的现象。这些都促使身处本科场域内的毕业生努力追求和提升自我学历层次,从而导致整个社会中文化资本的迅速膨胀。

2.考研群体报考动机的功利化

高等教育扩招的最初愿景是促进经济良好发展,合理消化毕业生,但这一初心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偏差,仅仅是扩大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数量,预期与实际相差甚远。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发展,导致高校毕业生市场与社会岗位需求市场发生错位现象,就业形势愈发紧张,同时劳动力市场对学历的要求也逐渐提高,这些都直接促成学生群体追求更高学历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从而导致本科后的考研热现象。根据布迪厄的教育理论,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换的。[8]作为高等教育场域内教育产品的毕业生,被外界赋予学科专业者的称号,努力获得国家承认的教育符号——毕业和学位证书,他们希望在社会发展中将自身所持有的文化资本快速交换成等价值的职业和地位。但这些利益相关人发现,社会情景并不利于这种兑换,自主化的就业依赖于市场需求和信息以及更多的文化资本,而他们并不具有优势之处[11]，即高等教育场域内出现一定程度的文凭膨胀,学历文凭成为个人能力的代言词。布迪厄认为,在高等教育场域内每个人持有不同质和量的文化资本,在劳动力市场内,求职者所持有的文化资本——学历文凭普遍得到提高,且拥有高学历文凭(如硕博学历层次)的从业者数量超过市场实际需求。[13]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高等教育劳动者处于闲置状态,因此在高等教育场域内相关受教育者期望通过更高的学校教育提升其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尤其是体制化状态的文化资本(如学历),以便兑换一份经济利益附加值更高的职业,这使得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群体将考研视为社会地位晋升的台阶,“双一流”高校拥有着更高质量的文化凭证,所以更多学生试图报考“双一流”高校来扩大其持有的文化资本。

3.考研基地的应试化培训

研究生教育是继本科之后的又一学历教育,近几年在我国就业注重文凭符号的现状下,就业压力不可谓不大。而作为“曲线就业”的考研就已经承接了高考的接力棒,成为许多本科毕业生的共同选项[14],这催生了“考研基地”的出现,考研基地的应试化培训是推动考研热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第一,许多高校专设考研课程和考研教室鼓励学生考研。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方式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招生方式大不相同：欧美发达国家的硕士招生更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招生大多采用申请考核制,申请者不仅需要提供本科教育经历,还需提供其他能够证明自己能力和素质的资料,高校根据申请者材料进行取舍。[15]我国硕士生招生仍采取“一考定终身制”,这导致一些高校为增加考研率而采取应试化教育,为有考研意愿的学生“开小灶”,如开设考研小班教学,专门辅导考研必考科目;一些院校还设立专门的考研自习教室供考研群体使用,并大力宣传考研,以此来表示学校对考研的重视度,这实际也在变相鼓励学生参加考研。第二,考研培训机构应试化培训在考研进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助推力量。考研具有信息化优势和时事性,大学生原有知识积累已经不能完全满足考研需要,培训机构的系统知识学习和名师课堂点睛以及学校信息的掌握似乎成了考研成功之路的最佳选择。[1]庞大的考研培训需求支撑了考研机构的生存和发展,考研机构的信息化作用又反向催生了学生的考研萌芽。考研基地作为考研场域的助推器,是这一场域中政策推动者、实施者和考研群体之间的中介体,主要是在考研场域内提供文化资本所需要的客观产品,即“文化产品”。布迪厄将文化资本的客观化状态看作是“文化产品”,主要是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存在(如图书、书籍等相关资料)。考研主体通过某种渠道获取文化产品,并将其“投资”参与到文化资本获取的斗争之中,从而使客体化的文化资本对考研主体的目标产生作用,以此吸引考研群体并使其热衷于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

三、 考研需要规范和引导

硕士研究生教育规模和报考人数的扩大表明我国研究生教育走上了更高层次的发展道路,并具备了培养更多高层次人才的基础，但数量不等于质量,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是量大质优。我们要承认考研这一场域内多重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同时更应思考如何更好地联动各方利益相关者,多管齐下寻求各方共同参与,改善目前存在的盲目考研热,推动研究生教育走上优质化发展道路。

1.国家应宏观调控招生制度和就业制度

首先,国家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作为教育场域中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做好研究生教育的宏观调控。教育行政部门应该遵循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即根据教育场域内各学科研究生与社会就业相互作用的发展规律,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合理推行硕士研究生扩招政策,使政策切实符合现实就业情况。譬如，我国从2009年开始扩大全日制专业硕士招生计划数和2017年将非全日制硕士考试纳入统考,这两种招生制度上的调整表明研究生培养对应用型人才的重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学术硕士的招生规模,调整了招生结构,弥合了当前社会对应用性人才的需求空间。并且,国家也应基于硕士招生的主力单位(“双一流”高校)的发展,提出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13]，突出重点招生,夯实教育基础。同时,教育行政部门也可根据劳动力市场需要的专业人才进行招收制度上的学科重点偏向。

其次,诱发考研热的另一大重要原因是现有的劳动力制度(即就业制度)。我国就业市场过度依赖受聘者本身拥有的文化资本,以学历的高低来分配劳动力,导致我国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越发严重,职位与学历水平不对等,低学历求职者较难匹配符合自身资本的相关经济岗位,社会就业结构失衡[16]，从而引发了一系列身份歧视等现象,滋生更多学生通过考研提升文化资本的想法。基于此,国家应该宏观调控并改善我国二元分化的劳动力市场,完善现有的劳动力制度,正确看待不同学历水平的就业人才,避免“一刀切”的招聘现象,并鼓励用人单位形成合理化的人才结构,使本科毕业生得到合理的分流就业,创造一个和谐的就业环境。

2.高校应全面提升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

2013年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印发了《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规模结构适应需要、培养模式各具特色、整体质量不断提升、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研究生教育体系。[17]高校作为教育场域内教育政策的执行者应直面问题,转变研究生培养方式,以改善毕业生本科后升学现状带来的问题，具体说来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明确自身定位,合理设置招生计划。我国许多高校存在一味追求数量、扩大招生规模、追求硕士研究生专业全学科覆盖等问题,现急需解决的则是“如何质变”。基于此,高校应该科学控制硕士研究生导师招收学生数,制定符合学校发展目标的研究生招生规模,拒绝盲目的扩招步伐,理性设置学校教育发展规划,厘清自身院校的特色和优势,明确学校的发展定位,摒弃完全功利主义倾向,根据教育普遍规律来保障教育数量和人才培养质量。同时高校可适度变革招生考试制度,强化对学生综合素质和学术科研能力的考核,弃绝死记硬背的应试化考试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市场上考研培训机构的应试化教育。第二,积极与社会企业衔接。《意见》指出:“引导和鼓励行业企业全方位参与人才培养,充分发挥行业和专业组织在培养标准制定、教学改革等方面的指导作用,建立培养单位与行业企业相结合的专业化教师团队和联合培养基地。”高校应积极与相关社会企业单位建立多重横向合作关系,使企业充分参与到硕士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18]，相应扩大企业所需人才专业的招收规模,大力推动专业硕士研究生与企业职业的衔接,为企业培养和输送高层次人才。第三,加强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引导。当前考研热度的增长和就业形势的变化,促使毕业生完全根据市场对文化资本的重视程度选择自我发展道路,缺乏对自我发展的清晰定位。高校要承担起引路人的角色,改变学生对考研升学的功利化看法,引导学生从自我需要、自我定位、自我认同出发,选择适合自己的未来人生规划。

3.考研群体应促进自我认同,进行理性选择

文化资本的代言人,即学历证书,在当前中国就业市场上更多地扮演了获得更高收入和地位的“通行证”角色。毋庸置疑,硕士研究生进入社会的起点比本科生相对较高[2]，这也使向往优质职业的多数大学毕业生对考研充满期待,无法清晰认识到盲目考研对职业分配和社会结构带来的弊端。因此,面对热度不减的考研现象,考研群体首先应该进行自我认同,明确自身发展定位,在考研问题上应做到理性选择。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曾提出“角色预期”的概念,认为这是人们理想化的自我。在社会活动中,考研群体对研究生教育所带来的资本提高预期过高,理所应当地认为高文化资本对应高社会职业,角色预期与当前角色表现发生冲突甚至不对等。考研群体应正确定位自我,认同自我,结合自我兴趣、自我能力及自我未来发展定位来衡量考研带来的利弊；要审时度势,了解当前社会的发展需求和研究生教育所需的综合能力素质,根据自己所学专业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正确定位,做到考研的理性选择,切不可盲目从众。其次,考研群体应树立自信和正确的就业观。根据帕累托的“最优化法则”,大学生文化资本的不断积累会发生质的改变,增加就业筹码,取得相应利益。考研群体中的大多数个体抱有通过研究生教育提升自身文化资本以换取更高经济资本的目的,为就业而升学已然使毕业生对所学专业失去就业信心,迷失方向。因而,考研群体应树立自信,深入分析所学专业的就业优势,在本科学习阶段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熟悉自身专业的就业领域。同时提高自我沟通交往能力,重新审视自我,进行科学合理的自我发展规划,适应并认清现状,在考研与就业之间进行理性选择。

考研热是我国高等教育向大众化阶段过渡的必经之路,对考研群体而言，硕士研究生教育就是获取更高文化资本来提升自身在求职场域中的相对位置,以此换取等价的社会职业和地位；对政府和高校而言，过度扩招又会导致我国高等教育结构的失衡,因此当前高校应在本科培养过程中合理引导学生,保障硕士研究生教育走上高质量的发展道路,提高研究生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以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促进高等教育结构优化调整,推动我国研究生教育优质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