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永辉,胡誉天

(浙江科技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杭州 310023)

从历史上看,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国家难免遭遇贸易摩擦,其根源一直是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对于近期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余永定[1]、陈继勇[2]、张杰[3]、姚洋等[4]大多从中美国力此消彼长的宏观层面来分析其根源,目前比较缺乏基于微观层面的分析。从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提供的贸易摩擦数据看,1995年到2019年中国遭遇了来自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各种贸易摩擦,贸易摩擦的重心则逐步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行业转移。同时,李小平等[5]、杨汝岱[6]、Khandelwal等[7]也发现在中国国内出现了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紧密关联的生产率快速提升及相应比较优势的剧烈变动。这两种趋势的同时出现应该并非偶然,由此能否推断是因为中国相对其他国家比较优势提升了从而激化了彼此间贸易摩擦?

回答该问题,首先需要测度比较优势。对中国比较优势测度的重要研究,例如Nath等[8]、Ju等[9]、金碚等[10]、戴翔[11],大都采用了显示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s,RCA)指数的方法来测度,同时他们的研究均发现中国的比较优势有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行业转移的趋势。然而,RCA指数大都基于Belassa[12]的传统方法,并不契合比较优势的核心思想,因为该方法基于实际(事后)实现的双边部门的贸易流量,未能将共同影响贸易流量的出口国、进口国和特定部门等多种因素分离,而比较优势是基于出口国的某种内在(事前)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