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48年首届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中，浙江籍有21人之多。他们大多在家乡获得较为系统的初中等教育，然后前往上海、南京、北京等地接受高等教育，突破了浙江自身在高等教育上的缺陷;他们大多留学当时世界科学中心--欧洲而不是美国，与科学前沿相接，在数学、动物、植物、生理乃至社会学等学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科研成就，是促进我国科学发展壮大的一支重要力量。

关键词 中研院院士 浙江 教育 科研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1948年3月25-28日，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召开，选举首届院士81名。因故未能出席会议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3月28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他统计院士大学分布的结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各九人，浙大四人，中央大学三人，南开、武大、复旦各只一人而已。”（[1]，页73）这个统计不全面也不很准确。9月23日，第一次院士会议召开，竺可桢与会，对院士籍贯进行统计，浙江18人、江苏15人，“素评议会苏多于浙，而第一届院士则浙多于苏，数学五人中浙占其四也”（[1]，页214）。胡适在次日的日记中有一个较为全面的统计，浙江19人（数理组9人，生物组7人，人文组3人）、江苏15人（数理、生物与人文三组各5人）[2]。无论是竺可桢还是胡适的统计，81名首届院士，籍贯浙江者几近1/4，可见浙江在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贡献与地位。

一 浙江籍院士名单及当选理由

中研院院士选举分数理、生物和人文三组，数理组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天文气象和工程，生物组有动物、植物、医学、药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和农学，人文组分哲学、中国文史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与艺术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浙江籍院士学科分布及当选理由如下：

数学4人（5）[当选理由来自《国立中央研究院公告》（1947年11月15日）。“（5）”指本学科共有5人当选。下同。]：

姜立夫（1890-1978，浙江平阳人）：圆与球的几何之研究，曾主持南开大学数学系;

许宝騄（1910-1970，浙江杭州人，生于北京）：数理统计之极限分配、近似分配等研究;

陈省身（1911-2004，浙江嘉兴人）：微分几何、积分几何及积分与拓扑学之关系等研究;

苏步青（1902-2003，浙江平阳人）：卵型论与投影微分几何等研究，主持浙江大学数学系。

物理学2人（7）：

赵忠尧（1902-1998，浙江诸暨人）：伽玛射线、中子吸收与放射等研究;

严济慈（1901-1996，浙江东阳人）：光谱、压力对于照相效应、水晶振动及应用光学等研究，主持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地质学2人（6）：

朱家骅（1892-1963，浙江吴兴人）：研究德国侏罗纪石灰岩，创办并主持两广地质调查所、奠定华南地质研究之始基;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创立华南矿床分带、燕山运动、地震与构造关系、华煤分类新法、剥蚀与沉积之研究等，曾主持中央地质调查所。

天文气象学1人（1）：

竺可桢（1890-1974，浙江绍兴人）：中国气候学、气候区域、风暴生成、水旱分布与天文及地理等研究，曾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

以上数理组9人。

动物学3人（6）：

伍献文（1900-1985，浙江瑞安人）：鱼类形体生理分类生态等方面及寄生虫之研究;

贝时璋（1903-2009，浙江镇海人）：细胞学及实验形体学等研究，主持浙江大学生物系;

童第周（1902-1979，浙江鄞县人）：实验胚胎学之研究。

植物学2人（6）：

钱崇澍（1883-1965，浙江海宁人）：植物分类学及植物生态学之研究，主持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罗宗洛（1898-1978，浙江黄岩人）：微量元素与植物之生长量、碳水化合物之代谢作用等研究。

生理学1人（4）：

冯德培（1907-1995，浙江临海人）：肌肉和神经之放热及神经肌肉接头之传导等研究。

农学1人（3）：

俞大绂（1901-1993，浙江绍兴人，生于南京）：蚕豆等作物病害、小麦大麦黑黑穗粉菌之生理分化与抗病育种等研究。

以上生物组7人。

哲学1人（4）：

金岳霖（1895-1984，浙江诸暨人，生于长沙）：治西洋哲学，著有《逻辑》《论道》等。

中国文史学1人（4）：

张元济（1867-1959，浙江海盐人，生于广州）：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排印四部丛刊等、校印古本史籍，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

经济学1人（1）：

马寅初（1882-1982，浙江杭州人）：中国金融市场及财政金融诸问题之研究。

社会学2人（2）：

陈 达（1892-1978，浙江余杭人）：调查并研究中国劳工、人口、移民;

陶孟和（1887-1960，浙江绍兴人，生于天津）：中国都市及乡村社会之研究，主持社会调查研究机关。

以上人文组5人。

可见，首届中研院院士籍贯浙江者共有21人，其中数理组9人、生物组7人、人文组5人，占比达26%。数理组院士28人中浙江籍9人，近1/3;生物组25人中浙江籍占近三成;人文组28人中浙江籍5人，相对较少，也与江苏籍一样多，占比1/6强。科学技术方面浙江籍人数较多，总比例达到30%。从年龄上看，全体院士中最大的吳稚晖83岁，浙江籍张元济81岁第二，他们都是人文组院士。最小的陈省身仅37岁，许宝騄也仅38岁。当选院士是对一个学者学术成就的最高肯定，数理与生物两组院士平均年龄50.5岁，陈省身、许宝騄不满40岁就能当选，可见他们科研成就取得之迅速（华罗庚与许宝騄同龄）与选举者容纳后进的胸襟。总体而言，数理、生物两组浙江籍院士年龄较小，除数学姜立夫、地质学朱家骅、翁文灏、气象学竺可桢、植物学钱崇澍外，其他人年龄都较小，冯德培也仅41岁。65岁的钱崇澍是53名科学技术院士中年龄最大者。

无论是竺可桢还是胡适的统计，与上面的具体排列相比，都有误差，主要原因是他们两人在籍贯与出生地的认知上有差异。以徽州人自豪的胡适，虽然出生于江苏川沙（今属上海），但把自己作为安徽人统计，并说安徽“此次院士八十一人，只有我一人”[2]。1948年6月编印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录》第1辑中，关于胡适记载为“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原籍安徽绩溪）”，张元济也如胡适一般，是“1867年9月生于广州（原籍浙江海盐）”[“院士录”说许宝騄生于杭州有误，他生于北京。]。如果完全按照该“院士录”，俞大绂、金岳霖、陶孟和三人仅有生于南京、长沙和天津的记载，无“原籍”注明，不能算浙江人，因此竺可桢统计的18人是正确的。胡适统计19人，他可能把俞大绂看作浙江人，而把他的老朋友哲学家金岳霖作为湖南人统计，也自然把陶孟和作为天津人了[夏鼐当年按照出生地的统计，浙江17人，自然有误。参见[3]。]。可见，胡适及其周围的人并不把金岳霖看作浙江人。金岳霖晚年回忆时，似乎也认同自己是湖南人：

我的老家庭是清朝后期的洋务派的官僚家庭。父亲是浙江人，在湖南做小官，可能是一个知府级的官。……虽然我的母亲、舅舅、舅母都是湖南人，我可不能因此就成为湖南人。辛亥革命之后，以中山先生为首的政府很快就颁布了一部法律，内中有一条说在什么地方生长就是什么地方的人。按照这个标准，我是湖南人是毫无问题的。[4]

籍贯与出生地无疑是重要的，马克·布洛赫说：“如果不与人类现实联系在一起，任何人名或地名都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称谓而已;在历史学家的眼中，二者是紧密相连的。进一步说，如果不将其与实际相结合，那么它就永远只是一个空洞的标签。”[5]因此，只有将一个人的籍贯或出生地与他所受教育与所处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看出籍贯或出生地在一個人的成长中的重要性。

二 院士群体受教育情况

除中进士入翰林院的张元济完全受传统教育（当然他后来也积极汲取西学知识）而外，其他20人都有留学经历，表1较为详细地列举了21位院士的国内与国外教育经历。

除少数几个人如赵忠尧、伍献文、冯德培、俞大绂等外，他们大多有私塾就读经历，钱崇澍中秀才[钱崇澍曾说：“科举制度将我关了十六年。新学固然不好学，但比起死背古书却是一种进步。”（参见[6]）需要指出的是，钱崇澍在庚款录取名单上年龄为20岁，而真实年龄为27岁，显然谎报。当时许多庚款生如过探先等都隐瞒年龄。]，翁文灏乡试不中，马寅初更是不愿科考而与父亲产生冲突。可以说，1905年的科举废除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否则他们大多还是在科考道路上跋涉。同时也可以看到，即使出生较晚的许宝騄、陈省身，他们早期教育都在家里，接受公共教育时间都较晚，许宝騄直接入中学，陈省身进高小，这自然与他们书香门第的家庭环境有关。无论如何，这些人大都在家乡都接受了较为完整的初、中等教育，然后到上海、北京、南京等大城市接受中高等教育，这自然归公于晚清新政以来对新教育的提倡[值得注意的是，金岳霖在长沙与北京接受教育，陶孟和完全在天津接受国内教育，与浙江甚至江南地区都无关，胡适不将他们作为浙江人看来完全有理由，也是合理的。]。较晚出生者在国内接受了完整的高等教育，赵忠尧、严济慈获得东南大学学士学位，伍献文南京高师毕业后在厦门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童第周、冯德培毕业于复旦大学，俞大绂毕业于金陵大学，许宝騄毕业于清华大学;陈省身南开大学毕业后在清华读研究生，冯德培也在协和医学院读研究生。这说明随着第一代留学生的归国，中国科学教育本土后已经初见成效，培养出自己的第一代本科毕业生甚至硕士研究生。81位院士中这样师生同辉者有姜立夫与陈省身，秉志与王家楫、伍献文，林可胜、蔡翘与冯德培。

上海在这些人的国内教育中占据绝对重要地位：朱家骅、贝时璋同济医工，翁文灏震旦学院，竺可桢澄衷学堂与复旦公学，童第周、俞大绂与冯德培复旦大学，钱崇澍和罗宗洛南洋公学，马寅初中西书院，有10人在上海接受中高等教育。南京也占据相当地位，赵忠尧、严济慈、伍献文都毕业于南京高师，俞大绂毕业于金陵大学。1909年开启的清华庚款留美使清华系统也有相当影响，姜立夫、钱崇澍、竺可桢直接考取庚款留美，金岳霖、陈达通过清华学校就读留美，还有许宝騄、陈省身在清华接受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大学虽然号称中国第一学府，但浙江籍院士的国内教育与它毫无关系。同时，作为浙江省省会的杭州，在这些人的教育成长道路上，地位也并不突出，只有姜立夫、罗宗洛和陈达在这里读过中学，这自然与浙江高等教育严重滞后有关。仅接受中等教育者除苏步青、罗宗洛外，主要与他们出生较早，中国高等教育还未起步有关。

虽然浙江在高等教育上存在相当缺陷，院士们不能在本地接受高等教育，但浙江人天生的求知欲与不安于现状的流动精神与习惯（与传统中国安土重迁的习俗完全不同），使他们突破地域的限制到上海、南京、北京与天津接受高等教育，为留学海外做准备，为最终成材储蓄知识与力量。

国外教育方面，除姜立夫、竺可桢、钱崇澍、金岳霖、陈达通过美庚款与清华学校留美之外，还有赵忠尧、冯德培、俞大绂与马寅初4人也留美，留美共有9人之多。这与民国时期留学教育深受美国影响总体趋势一致。以取得最后学位进行统计，数理和生物组52位院士（自学成才的华罗庚仅有游学英国经历）中有34人在美国获得学位，另外，留学英国6人、德国4人、法国3人、日本2人、比利时2人、瑞士1人共18人[7]。18人中浙江籍占据大部分，许宝騄、冯德培（留美硕士）留英，严济慈、伍献文留法，陈省身、朱家骅、贝时璋留德，翁文灏、童第周留学比利时，苏步青、罗宗洛留日，共有11人之多，占61%，囊括了留学比利时、日本名单，也占据德国、法国的大部分名单，只是留英相对较少[其他留英还有李四光、李宗恩、吴定良、林可胜，留德杨钟健，留法李书华，留学瑞士黄汲清。]。这可能是浙江籍院士取得重大成就最为根本的原因。无论是最早留美的马寅初，还是最晚赴美的赵忠尧，他们留学时美国还不是世界科学中心，美国人要想在科学上有所作为也只能到欧洲取经，如奥本海默先到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后到哥廷根问道于玻恩。因此，陈省身、许宝騄、翁文灏、严济慈、伍献文、贝时璋、冯德培、童第周等留学欧洲，与世界科学前沿直接相接触，自然比同期留美者能取得更大成就。陈省身南开大学大师兄刘晋年，留美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就说他出国的机会没有陈省身好。陈省身留欧跟随几何学权威布拉施克，后来到巴黎跟嘉当学习，这个机会更好，因为嘉当是当时主流数学微分几何的创始人[吴大猷也敏锐地发现中国物理学家主要留学美国，留欧的人数很少。直到二次大战之前，世界物理中心在欧洲的德国、英国和法国。当时美国也像中国到美国、日本留学一样，他们也要到欧洲留学，特别是理论物理学（[9]，页11）。][8]。

除钱崇澍外，其他19位都取得博士学位，其比例也较全国为高。81位院士中仅人文组余嘉锡、张元济、柳诒徵、陈垣、顾颉刚和董作宾6人没有留学经历，其他75人中有58人获得博士学位，博士学位总体比例71.6%，留学获博士学位比例达到77%;浙江籍院士总体比例90%，留学者95%。正如夏鼐所说：

博士学位或者硕士学位，并不见得和一个人将来在学术的成就有什么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做过一番比较狭而深入的研究工作，多少总可使之领悟到研究工作的性质和途径。如果返国后有适当的研究环境，加以个人的努力，自然容易有所成就。[3]

三 院士群体学术贡献

浙江籍院士在数理组人数最多，数学5人中有4人，物理学7人中有2人，地质学6人中有2人，天文气象学1人被独占，而化学4人与工程5人中一个也没有，说明浙江籍科学工作者在化学与工程方面还需要努力，这似乎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他们更注重纯粹科学，化学、工程学相较数学、物理等学科，毕竟与技术更接近。生物组动物学6人中有3人，植物学6人中有2人，生理学4人中有1人，农学3人中有1人，医学、药物学、人类学、心理学4门学科都没有人，主要集中在动物学与植物学上。人文组哲学4人中有1人，中国文史学4人中有1人，经济学1人独占，社会学2人独占，历史学、语言学、考古与艺术学、法学、政治学都没有。学科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了浙江学术工作者兴趣所在。

陈省身是举世闻名的大数学家，博士论文使他声名鹊起，抗战期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发表划时代论文，用内蕴方法证明了高维的高斯-博内公式，定义了陈省身示性類，在整体微分几何的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影响了整个数学的发展，被誉为“现代微分几何之父”。许宝騄留英期间，求学问道于数理统计与概率论的奠基性人物费歇、皮尔逊、内曼等，成为数理统计学与概率论发展的见证人与参与者。美国科学院院士安德森（T. W. Anderson）在纪念许宝騄的文章中高度评价了他在多元分析领域的工作，并说：“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数学家，许宝騄推动了统计学中的应用并且证明了有关矩阵的一些新的定理。”[10]姜立夫作为中国近代数学奠基人，创建了南开大学数学系，培养了陈省身、江泽涵等人才，筹建中研院数学研究所，汇聚数学人才，陈省身在这里发现了吴文俊等才俊。姜立夫主要以组织发展中国数学而不是以数学成就当选院士，当选成果仅一篇论文《圆素和球素几何的矩阵理论》，1945年访美时发表。苏步青以主持浙江大学数学系与微分几何研究当选，但相较而言，苏步青科研成就更为重要，他当选时论文有95篇之多，开创的浙大射影微分几何也有相当影响，他与陈建功[陈建功是150位正式候选人之一，数学候选人还有江泽涵、熊庆来。]将浙大数学系建设为与清华、北大数学系相提并论的重镇。

赵忠尧随密立根攻读博士论文期间，虽因错过正电子的发现而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但他对电子对产生与电子对湮灭的贡献已得到承认[11]。他回国任教清华大学物理系，用盖革计数器进行r射线、人工放射性和中子物理研究，开设核物理课程，主持建立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1946年受国民政府委派，赴比基尼岛参观核弹试验，此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等处进行核物理和宇宙线研究。严济慈1930年回国后，长期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镭学研究所所长，不仅自己取得特出的科研成果，组织领导工作也深受吴大猷的推崇[吴大猷认为严济慈不仅在实验物理方面做出了重要成绩，也培养了大批人才（[9]，页62）。]。抗战期间，严济慈领导应用光学研究，研制大批军用设备，对抗战的胜利贡献极大，被授予胜利勋章。

朱家骅当选院士曾引起非议。以他当选理由来看，实在是相当勉强或者说名不副实，他仅有博士时代论文两篇，但作为执掌国民政府学术发展大权的政府高官，以政治权势推展学术，筹建两广地质调查所、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国蚕桑研究所、同济大学大地测量与测绘等学科，积极参与中研院的筹备和组建，先后担任评议会评议员、总干事、代理院长等，对中研院的发展及中国科学进步的贡献有目共睹。翁文灏作为中国地质学开创人，无论是科研成就还是对民国地质事业的具体影响来说，都远远超过先于他的丁文江和后于他的李四光。从回国到1932年弃学从政不到20年间，翁文灏取得了辉煌的科学成就：在矿床学方面探讨了金属矿床的生成及其分布规律，为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构造地质学方面，修正了此前一些外国地质学家在中国地质构造上的认识错误，创立了燕山运动及其有关的岩浆活动，至今仍是地质构造学的教科书内容;在地震地质方面，开始研究我国地震的分布及其规律，并领导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地震台;在煤田地质、石油地质、古生物学、地层学、沉积学及地理学方面也都留下了艰苦跋涉后的深深印迹。浙江籍两位地质学科院士，相较李四光、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等4位院士，在民国地质学的发展规划上作用更为明显，是典型的学术领导型人物。

竺可桢是中国近代地理学、气象学的奠基人之一，是唯一的天文气象学科院士。他一生著述涉猎的学术领域颇广，在季风、台风、地理学与自然区划、物候学、气象变迁、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科学史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创办中国第一个地学系并任主任，确立地理学和气象学的专业学科基础，培养了大批地理学与气象学人才，并创建中研院气象研究所，进行气象事业的观测研究和人才培养;1936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十年间将之建设为东方“剑桥”。可见，竺可桢也是一个学术领导型人物。

相较朱家骅、翁文灏、竺可桢在学术组织管理与规划方面的才能，动物学科的三位院士伍献文、贝时璋与童第周主要以自己卓越的科研成就当选院士。伍献文是中国鱼类分类学、形态学和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留学回国后一直任职中研院动（植）物研究所。贝时璋是中国生物物理学奠基人，回国长期任教浙江大学，以发展实验生物学为主要方向，提出“细胞重建”理论。童第周是中国实验胚胎学创始人之一，留学回国后先后任教山东大学、中央大学、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与动物学科另两位院士秉志、陈桢相比，他们是更为年轻的学生辈，与一直担任中研院动（植）物所所长的同辈王家楫相比，他们在学术领导与组织上作用并不明显。

钱崇澍1916年归国，先后在多所高校任职。1928年任中国科学社生物所植物部主任，从此在这个私立机构工作20余年，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一生桃李满天下，亲手培养的生物学家先后有李继侗、秦仁昌等数十人之多。与钱崇澍致力于植物分类学研究不同，比钱崇澍小15岁的罗宗洛是中国实验生物学开拓者与奠基人，在植物细胞质胶体、无机营养及离子吸收、组织培养、生长物质、微量元素、水分及抗性生理等领域都取得重要成果。曾任多所大学教授，中研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战后接收台湾大学并任校长。相较植物学科的其他4位院士胡先骕、殷宏章、张景钺、戴芳澜，钱崇澍与罗宗洛似乎没有特异之处。

冯德培是生物组25位院士中年龄第二小者（仅比最小的殷宏章大一岁），神经肌肉接头研究领域国际公认先驱者之一，中国生理学、神经生物学主要推动者之一，在肌肉和神经能力学、神经肌肉接头生理学、神经与肌肉间营养性相互关系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开创性成果。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协和医学院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历尽艰辛辗转到重庆，先后任上海医学院生理系教授、中研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代主任。生理学其他三位院士中林可胜、蔡翘是冯德培的老师（另一位汤佩松）。俞大绂是著名的植物病理学家、农业微生物学家，早年从事谷类作物抗病育种工作，先后培育并推广抗黑粉病小麦、大麦良种，以及具有抗荚斑病含油量高的大豆良种、抗稻瘟病水稻品种，提出了小米病害的防治措施等。留学归国后，先在母校金陵大学任教授，后到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从事研究，战后任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总体而言，生物组7位院士，主要以特出的科研成就当选，童第周、罗宗洛、冯德培都曾取得有世界性影响的学术成果。

与数理组、生物组院士都相对年轻不同，浙江籍人文组院士年龄都较大。金岳霖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方法，融会中国哲学精神，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但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把现代逻辑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工作于清华大学，培养了第二代逻辑学家。翰林张元济戊戌维新失败后脱离官场，举家迁上海，全身心投入教育文化事业，加盟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使商务印书馆一跃成为民国影响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同时以商务印书馆为平台从事古籍的整理与影印，并身体力行从事古籍校勘等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深为学界所推崇。马寅初是唯一的经济学院士，在150名正式候选人中，经济学有方显廷、何廉、巫宝三、陈岱孙、杨西孟、杨端六、刘大均等8人之多，只有马寅初一人脱颖而出，可见他在当时经济学界的地位和影响。马寅初回国后，经历丰富，曾任职政府部门、大学，也因批评政府遭逮捕、关押、软禁，成为反政府斗士。陈达回国后一直任教清华大学，创办社会学系并兼主任，抗战期间兼任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人口问题和中国劳工问题研究和教学，注重实际调查，著有《华侨：关于劳动条件的专门考察》《中国劳工问题》等。陶孟和是中国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开创了中国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研究，他在英国写的英文专著《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是中国人撰著的第一部社会学著作。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中基会北平社会调查所所长，后调查所并入中研院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他的社会学研究，聚焦于中国现代转型中的劳工、家庭与教育，劳工是他考察中国现代变迁最为关注的阶层，家庭则是他理解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研究教育则旨在如何塑造现代公民[12]。浙江籍5位人文组院士，无论是金岳霖开创的中国逻辑学，马寅初的经济学研究，还是张元济的古籍整理与校勘，陶孟和、陈达奠基的社会学研究，都在各自学术领域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21位浙江籍院士们主要就职于著名高校如清华、北大、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和专门科研机构如中研院、北平研究院、地质调查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为家乡建设服务的也有三人，即浙大校长竺可桢、数学系主任苏步青、生物系主任貝时璋。当时浙大还有人类学家吴定良当选院士，浙大被誉为“东方剑桥”可谓名副其实。

四 院士群体与家国命运

首届中研院81位院士，除萨本栋逝世外，有59人留在祖国大陆，占74%。浙江籍21位院士，仅陈省身赴美、朱家骅赴台，居留比例高达90%。陈省身1949年赴美，担任芝加哥大学教授，1960年转任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直到退休。1961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在伯克利建立了以纯粹数学为主的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退休后回母校南开大学创设南开数学研究所。作为20世纪伟大的数学家，陈省身为人类知识视野的扩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2009年国际数学联盟（IMU）设立“陈省身奖”，奖励在国际数学领域做出杰出成就的数学家。政权转换之际，朱家骅曾担任李宗仁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赴台后，他辞去政治职务，以代理“中研院”院长身份一意重建学术研究中心，不意1957年8月被蒋介石强令辞职。此后还曾想卷土重来，一洗从未正式担任“中研院”院长之耻，虽票选名列前茅，但仍被蒋介石抛弃。

留居祖国大陆的其他19位浙江籍院士，虽命运各异但也有共同的遭际。1955年中国科学院科院学部委员选举时，数理组21位院士，姜立夫、翁文灏两人未能当选，他们都是浙江人;人文组18位，张元济和陈达未能当选，张元济可能由于年事已高（于1959年去世）。

姜立夫、翁文灏和陈达未能当选学部委员，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自身的因素。1949年2月，姜立夫奉命将中研院数学所迁往中国台湾地区。随后回归，滞留南方，先任教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后到中山大学。据竺可桢记载，因华罗庚的极力反对，姜立夫未能当选学部委员：“闻华罗庚竭力反对姜之加入，动机尚是陈省身为姜之学生，而姜把数学所书籍移台湾实是极大损失。”（[13]，页51）华罗庚的反对意见都是事实，但陈省身出国姜立夫如何能控制？翁文灏1949年辞去政治职务后曾流落海外，经徊惶与思想斗争后于1951年回国。虽曾担任过多种名誉性职务，但12号战犯这样的紧箍咒，不能当选学部委员也可想见。1952年院系调整中，社会学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被取消，以社会学为专业的陈达也就没有当选学部委员的理由。当然，虽然同属于社会学家，担任中科院副院长的陶孟和仍然当选。

蛰居广州的姜立夫虽未能当选学部委员，似乎也少了学界是非，相当平稳地度过了晚年，1978年2月3日因心力衰竭去世，享年88岁。终身未婚的许宝騄1949年后一直任教北大，极力发挥教书育人的才能，但不免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1970年12月18日去世时刚满60岁。因院系调整，苏步青从浙江大学到复旦大学，继续科研与教书育人工作，成果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培养了谷超豪、胡和生等得意门生，还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2003年3月17日去世，享年101岁，可谓高寿。

1950年，赵忠尧克服重重困难回国，进入近代物理所从事核物理研究。同时，利用从美国带回的加速器部件，主持建成了我国最早的两台加速器。但他并没有直接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58年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并任系主任。1973年转入高能物理研究，曾任高能物理所副所长。严济慈1949年后曾任中科院办公厅主任兼应用物理所所长、东北分院院长、技术科学部主任、副院长，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竺可桢1949年后参与筹组中科院，并出任副院长兼计划局局长，是当时唯一在岗负责自然科学方面的副院长，主持对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等机构的接收重组工作，同时参与“科代筹”常委会的运作，担任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成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重要领导人。

生物组院士在科研行政上有同样突出的表现。伍献文任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中科院武汉分院院长等。贝时璋历任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主任等，2009年10月29日去世，享年106岁。童第周历任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海洋研究所所长、动物研究所所长、中科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钱崇澍任中科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所长，主持《中国植物志》的编撰工作。罗宗洛长期担任中科院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冯德培历任中科院生理生化研究所所长、生理研究所所长，中科院华东分院（上海分院）副院长、中科院副院长等，曾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等。俞大绂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名誉校长。

人文组院士在1949年后的经历相对曲折。金岳霖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中科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等。张元济曾任上海文史馆馆长，眼见商务印书馆成为国家事业。马寅初曾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先后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等，他担任北京大学校后主动要求思想改造，1982年5月10日去世，享年一百岁。陈达在院系调整后，先后任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央劳动干部学校教授兼副校长等，1952年社会学被取消时，他曾表示强烈反对。陶孟和1949年出任中科院副院长兼联络局局长，虽然仍当选学部委员，但他曾领导过的中研院社会学所被拆散。

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浙江大学部分院系调整以及加强中国科学院，几名院士均离开了浙江：竺可桢北上担任中科院副院长，贝时璋也调到中科院担任所长，苏步青赴沪担任复旦大学数学系主任。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如是之多的战乱与困苦，这些院士大多都享高寿，特别是马寅初100岁，苏步青101岁，贝时璋106岁。

参考文献

[1] 樊洪业主编. 竺可桢全集（第11卷）[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1.

[2] 曹伯言整理. 胡适日记全编（第7册）[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716.

[3] 夏鼐.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J]. 观察， 5（14）： 3-12.

[4] 刘培育主编. 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订本）[M].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0. 38-39.

[5] 卡萝尔·芬克著， 郑春光等译. 为历史而生： 马克·布洛赫传[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16.

[6] 《科学家传记大辞典》编辑组. 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1集）[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1. 450.

[7] 张剑. 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 480-481.

[8] 徐利治口述. 袁向东， 郭金海访问整理. 徐利治先生访谈录[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9. 218-219.

[9] 吴大猷口述. 黄伟彦， 叶铭汉， 戴念祖整理. 早期中国物理发展之回忆[M]. 柳怀祖编.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10] 许宝騄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编. 道德文章垂范人間： 纪念许宝騄先生百年诞辰[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9.

[11] 杨振宁等. 赵忠尧与电子对产生与电子对湮灭[A]. 杨振宁文集： 传记、演讲、随笔（下）[C].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572-585.

[12] 闻翔. 为共和政治探寻民情基础： 陶孟和的社会学志业之再考察[J]. 江海学刊， 2018，（1）.

[13] 樊洪业主编. 竺可桢全集（第14卷）[M].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8.

Analysis on the First Members of Academia Sinica From Zhejiang Province

ZHANG Jian

Abstract： Among the first 81 Members of the Academia Sinica in 1948， 21 members native province were Zhejiang. Most of them received relatively systematic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in their hometown. However， they went to Shanghai， Nanjing， Beijing， and other places to receive higher education， which overcame Zhejiangs area shortage. Most of them studied abroad at European cities， the world science center at that time. They have caught up with the science frontiers and reached world-renowned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in disciplines such as mathematics， zoology， botany， physiology and sociology， promoting the level of Chinese scientific research.

Keywords： member of Academia Sinica， Zhejiang Province， edu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收稿日期：2021-01-14

作者简介：张剑，1969年生，四川宣汉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