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通过分析民国时期的一些历史资料和林家翘先生保存的护照、信件和相关证书，试图描述第七届中英庚款留学生的出国经历，并对媒体根据钱伟长和李佩二位先生回忆所报道的一些细节，提出了疑问，得出与以往历史研究不同的结论。

关键词 中英庚款 第二次世界大战 钱伟长 郭永怀 林家翘

近代中国留学生对中国的建设及发展一直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1， 2]。20世纪上半叶的很多中国留学生得到过退还庚子赔款的资助，使得他们有机会去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等国学习。其中，选拔中英庚款留学生的考试在1933-1947年间共举办了九届[3]。在被选中的193人中，1939年考取的第七届中英庚款留学生可能是近年来受媒体关注较多的一批人。原因有两个：（1）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迅速发展和日本对中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侵略，使得这一届留学生的出国求学之路变得异常坎坷;（2）在这一届被中英庚款项目录取的24人①中，和其他八届的中英庚款留学生一样，颇有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包括段学复（数学家，1914-2005）、傅承义（地球物理学家，1909-2000）、郭永怀（空气动力学家，1909-1968）、韩德培（法学家，1911-2009）、靳文翰（历史学家，1913-2004）、李春芬（地理学家，1912-1996）、林家翘（应用数学家，1916-2013）、罗开富（地理学家，1913-1992）、钱伟长（力学家，1912-2010）、宋杰（儿科专家，1904-1985）、沈昭文（生物化学家，1906-1998）、谢安祜（火箭发动机专家，1911-1991），易见龙（生理学家，1904-2003）和张龙翔（生物化学家，1916-1996）等。以上每一个人都有非常精彩的人生故事。其中最出名的可能是钱伟长、郭永怀和林家翘。前两位有过坎坷的经历：钱伟长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然而在政治运动中饱受折磨，复出后成为上海大学的终身校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郭永怀担任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为中国发展“两弹一星”做出了卓越贡献，由于飞机失事而英年早逝，他的夫人李佩因“特务嫌疑”在特殊年代里遭到过审查[4]。林家翘可能是这批留学生中国际学术影响力最高的科学家。自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861年建校以来，虽出现过近百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学校只选出过大约五六十位涉及文理工商各个学科的“学院教授”（Institute Professor，被认为是该校教授的最高荣誉[见http：//web.mit.edu/facts/awards.html。]）。华裔教授中至今只有林家翘和化学工程系的王义翘（Daniel Wang，1936-2020）获得过这个殊荣。

华文媒体上发表的纪念文章[4， 5]、钱伟长的回忆录[6]和郭永怀夫人李佩接受记者采访的文章[7]，描述了钱伟长和郭永怀卓越的一生。其中的大部分文章也描述了这两个人出国前由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不寻常经历。通过分析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历史资料和林家翘的遗物，笔者对以上媒体中描述这段经历的一些具体细节，和钱伟长、李佩二位先生对这些细节的回忆，产生了一些疑问。笔者愿与读者分享自己的探索和分析。

一 报名问题

具体问题是：钱伟长、郭永怀和林家翘在1939年夏报名参加中英庚款考试时，是否都报考了力学科目？

目前可查有几十篇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的答复的文章。在百度百科中关于郭永怀的词条和钱伟长的《八十自述》[6]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

有些文章对这个事情的描述非常具体。例如，一篇题为“为‘两弹一星殉职的郭永懷”的文章中说：“1938年夏，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留学委员会举行了第七届留学生招生考试，名额只有20人，郭永怀没有错过这次机会。按原定计划，在3000多名参考者中，力学专业只招一名。而考试结果郭永怀与钱伟长、林家翘一起以5门课超过350分的相同分数同时被录取，留学名额因此增加到22人。”[见http：//www.yhcqw.com/35/324.html。]但是，事实究竟又是怎样呢？根据当时的文献资料所提供的信息，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说法。

据1939年2月10日的《中央日报》报道，中英庚款董事会在1939年2月就开始筹备第七届留英考试[见《中央日报》（1939年2月10日第4版）报道。]，1939年5月1日的《申报》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中英庚款会留英考试十日开始报名 七月下旬开始”，内容为：“重庆二十日电：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办理留英考试已历六届，兹闻该会续办第七届考试，将于五月十日在重庆上海两处开始报名，六月二十日截止，七月二十三，二十四两日在重庆，昆明，上海，香港四处同时举行考试。所有报名手续及各学门应考专门科目等项，不日即可公布。”[见《申报》（1939年5月1日第7版）报道。]

1939年5月23日《申报》第4版的分类广告中有更详细的说明：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招考第七届留英公费生通告第一号

（一）名额二十六名

（二）学门分配

物理二名（一名注重应用弹力学）物理或算学系毕业者均得应考（一名注重应用地球物理）物理，算学，地理，地质各系毕业者均得应考

物理化学一名（注重电气应用）化学，物理，化工各系毕业者均得应考

生物化学一名（注重营养）理学院生物及化学系，或医学院毕业者均得应考

算学二名（注重应用算学）算学，天算，物理，电机，机械各系毕业者均得应考

地理二名（注重自然地理）地理，地学，地质，史地各系毕业者均得应考

……[见《申报》（1939年5月23日第4版）报道。]

从以上消息可以了解到，中英庚款董事会在学科分布方面充分考虑到了国家对各种专业人才的需求和平衡。除了物理、数学、化学和生物等基础学科之外，还特别注重培养直接关系中国军事实力的飞机和船舶制造等专业人才，并积极鼓励留学生去学习纺织、畜牧、生理和兽医等与国民经济和全民健康相关的专业。在基础科目中，与力学（或应用弹力学）确实只有一个名额。通告发布以后，全国各地符合基本条件的青年纷纷报名参加考试，总报名人数比往年多出不少[见《申报》（1939年7月15日第7版）报道。]。在这届中英庚款考试的报考名单中，除以上提及的24位幸运者之外，还有一些著名人物，如张岱年（哲学家，1909-2004）、牛满江（生物学家，1912-2007）、徐贤修（数学家，1912-2001）、戴振铎（电磁学专家，1915-2004）、郭晓岚（理论气象学家，1912-2006）和杨承宗（放射化学家，1911-2011）等[8]，可见当时这个考试在青年才俊心中的地位。对所有报考学生来讲，考试科目共有六门，三门普通科目（党义，国文和英文）和三门专业科目。“党义”科目要求及格即可，其他五门按百分制评分，国文占15%，英文20%，三门专业科目60%，提交的一篇著作占5%[8]。

一个月后（8月24日），考试结果揭晓。被录取的考生名单：

（物理应用弹力学二名）郭永怀 钱伟长

（应用地球物理）傅承义

（物理化学二名）汪盛年 林慰桢

（生物化学二名）张龙翔 沈昭文

（算学三名）林家翘 段学复 曹隆

（地理二名）李春芬 罗开富

（航空工程发动机二名）谢安祜 朱承基

（冶金二名）姚玉林 张禄经

（药理学）易见龙

（兽医）宋杰

（教育三名）曹飞 张孟休 欧阳子祥

（法学行政法两名）靳文翰 陈春沂

（法学国际私法）韩德培[见《申报》（1939年9月1日第6版）报道。]

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被录取的24名学生中，有部分人至少是第二次参加中英庚款的考试。第六届中英庚款的报考学生名单中有郭永怀、傅承义、姚玉林、陈春沂、靳文翰、张孟休、欧阳子祥、林慰桢、沈昭文、罗开富、段学复和韩德培等12人[8]。据《中英庚款史料汇编》[9]，第七届中英庚款考试的报名者是384人，而实际参加考试者为323人。在这323人中，全国共有11人参加了“应用弹力学”学门的考试，最终录取了郭永怀和钱伟长二人。在林家翘、段学复、曹隆报考的“算学”学门，全国共有23人参加了考试[8]。这两个“学门”的录取率都超过了10%。

比较当年中英庚款董事会公布的各学科名额分配和上述录取名单，读者可以看到：原计划招收人数是26名，实际录取24名。实际录取比原计划少2名，没有给董事会增加任何财政负担;造船，纺织，畜牧和生理等四个专业没有录取任何学生;兽医专业只收了一名学生（宋杰）。

在物理应用弹力学科目，确实录取了二名学生：郭永怀和钱伟长。这比原计划多出一人。但这不是唯一事件，因为在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算学、教育和法学等五个专业也都多招了一名。但林家翘报考的科目是算学，而不是力学。

林家翘保留着一份中英庚款董事会第七届留英公费生证书（图1）。该证书颁发的日期是1939年8月25日，签发人是董事长朱家骅。证书上标明林家翘被录取的“学门”是“算学”，而不是“物理”或“应用弹力学”。这些资料清楚地表明了他并没有跟郭永怀和钱伟长竞争同一个科目的录取名额。

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在物理（应用弹力学）学科，如果存在竞争的话，应该是郭永怀和钱伟长之间的较量。按照名单顺序和民国时的习惯，排在前面的学生通常的成绩要高一些，根据这个判断，在物理（应用弹力学）科目中，郭永怀应该是11名报考学生中考分最高的，比钱伟长的成绩要高一些。如果在这个科目里，中英庚款董事会决定追加上一名的话，那就应该是钱伟长。在算学科目，林家翘是23名报考学生中考分最高的。因为算学本来就有两个名额，他不需要找叶企孙和饶毓泰为录取而跟董事会交涉。至于为什么被时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吴有训称为清华物理系高材生的林家翘（图2），没有报考他擅长的物理科目而报考算学，他自己应该有过考虑，上海大学教授，郭永怀的学生戴世强描述过钱伟长对此事的回忆[见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0732-353727.html。]。钱伟长坦诚告诉这个在同一所学校工作的小辈说，在为考试做准备方面，他和郭永怀是一对“难兄难弟”，复习时，他们得到了准备得更充分的“小老弟”林家翘的帮助[见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0732-353727.html。]。如果该回忆确切，林家翘选择不报考“力学”学门的原因是他不愿意和二位年长几岁的好友一起竞争同一个名额。何况，林家翘在1939年刚刚满足毕业两年以后才能报考的要求[见《申报》（1939年5月23日第4版）报道。]。而郭永怀已参加过前一届（第六届）中英庚款的考试。再说，当时的“算学”注重应用算学，这可能对林家翘在多年后成为世界级应用数学大师有一定的影响[10]。无论如何，从上述资料和分析看到，当初一个录取名额后来招了三名学生的说法有误。

二 抵达香港的时间

关于抵达香港的时间问题，多篇文章采用这样的说法：1939年9月2日，中英庚款第七届留英学生22人抵达香港时，不幸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所有赴英客轮扣作军用，钱伟长等学生的留学计划也被迫延期[6， 7]。但事实究竟又是如何呢？我们不妨来查阅一下相关的资料。

1939年9月1日《申报》第6版上刊登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通告，要求“录取人见报后，即电重庆两路口本会（电报挂号款字）接洽出国手续并限九月九日前向香港德辅道中八号三楼高宝森公司亲自报到，领取留学证书出国护照及公旅服装等费，统于九月十六日乘Rajputana轮出国不得延误”[见《申报》（1939年9月1日第6版）报道。]。

这艘拉杰普塔纳（Rajputana）号邮轮是当时的一艘万吨级邮轮，船名取之印度西北部一个与巴基斯坦相邻的地名。据记载，该邮轮于1925年12月下水，排水量为16644吨，隶属于半岛东方轮船公司（P. & O. Steam Navigation Co Ltd）[见https：//www.poheritage.com/our-history/company-guides/peninsular-and-oriental-steam-navigation-company。]。

当这些留学生们还沉浸在被录取的喜悦中时，1939年8月31日中午希特勒下达了入侵波兰的命令，次日凌晨战争打响。9月3日，英国和法国相继宣布对德国宣战[见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World-War-II。]，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39年9月4日，英國海军部（The British Admiralty）宣布开始征用商业船只，拉杰普塔纳号邮船就是其中的一艘[见https：//www.poheritage.com/our-history/company-guides/peninsular-and-oriental-steam-navigation-company。]。随后，这艘邮轮在加拿大的一个港口被改装成武装运输船，1939年12月16日完成改装服役[不幸的是，1941年4月13日她被德国潜艇用鱼雷击沉，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击沉的最大吨位船只之一。见https：//www.wrecksite.eu/wreck.aspx？11847及https：//www.uboat.net/allies/merchants/。]。

显然，拉杰普塔纳号邮轮被英国政府征用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国内，1939年9月5日的《申报》立即对此进行了报道：“所定轮船已被征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本年考选第七届公费留英生，共录取物理等科各学门及格生二十四名，原定于本月十六日集中香港，领取出国护照及服装费，乘预定之英轮出国赴英。近日来欧洲战事爆发，军运繁忙，该轮被英军当局征用，留英生出国又发生问题，不得不酌予延期。惟据记者向英商航业方面控悉，目前任何人员欲乘外商轮船出洋，恐非易事，故预料本届留英公费生出国，短期内恐难成行云。”[见《申报》（1939年9月5日第8版）报道。]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学生不大可能在9月2日就抵达香港。

林家翘在1939年8月下旬收到录取通知后就向中国外交部驻滇特派员公署处申请了取道越南去香港的护照（图3）。这本护照的签发日期是1939年8月31日，上面还附有法国领事馆签发的目的地为香港的签证，有效期也是从1939年8月31日开始，签证费10法郎。所以，他离开昆明的时间应该是9月1日以后。由于没有当时的火车票作为依据，我们只有从这本护照上的出入境章的日期来推测他的确切出发时间。护照记载了他1939年9月5日从中国一方的河口出境，并于当日进入法属的越南境内的老街，这意味着他大概是9月3日从昆明启程的。这段从昆明到河口弯弯曲曲的滇越铁路，全长465公里，有大小桥梁425座，还有158条隧道，南北线路高差近2000米[11]，这极大地限制了火车的时速，使得从昆明到河口通常需要行驶两天的时间[12]。

考虑到两地的时差，当9月3日英国和法国宣布对德国宣战时，林家翘应该已经离开昆明出发了。而9月4日英国海军部宣布征用拉杰普塔纳号邮船时，他正在滇越铁路的火车上，还没能到达中越边境的河口。5日进入老街后，他再坐400公里的火车，途经河内，并于9月6日到达越南海防边检。护照上的边检章说明他准备当天坐船去香港。然而，护照上同时也记录了林家翘9月8日又回到老街，9月9日从河口入境回到了云南。按此推算，他当时并没有乘船离开越南去香港，因为他几乎不可能在9月6-8日这几天里完成从海防至香港、从香港返回海防、再回到老街的全部行程。很可能他在海防上船前就得到了那个令他失望的消息，只能先返回昆明另等通知。消息可能是驻扎在海防的中国官员提供的，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海防先后设有中国外交部签证专员办事处和河内总领事馆驻海防办事处[中国驻海防领事列表.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中国驻海防领事列表。]。1938年郑天挺等在海防通关时就受到过中国领事馆官员的关照[12]。

这次与林家翘同行的共有9位在昆明的同学，钱伟长是其中之一。钱伟长在《八十自述》中提及他当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做研究，并说在西南联大考取的第七届留英庚款学生一共有九位，除林家翘和他自己外，还有傅承义、郭永怀、段学复和张龙翔等[6]。据中英庚款董事会卷宗提供的通讯地址信息，其他三位住在昆明的学生应该是靳文翰、罗开富和姚玉林[8]。另外，宋杰当时的住址在贵阳，他也参加了在昆明的考试[8]。如果以上信息属实，他们十人一定会在9月初结伴从昆明启程，也意味着那时他们十人都没能到香港。

可以推断住在重庆的学生也没能在1939年9月到达香港。在重庆应该有11位同学：林慰桢、曹隆、李春芬、谢安祜、朱承基、张禄经、易见龙、曹飞、张孟休、韩德培和汪盛年等。其中有些留学生出国前编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六期（笔者按：此为当时出国前的手续），且通信地址是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13]。因为他们和中英庚款董事会在同一座城市，他们会最先得到香港去英国的行程被暂时取消了的消息。韩德培之子韩铁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在《风雨伴鸡鸣：我的父亲韩德培传记》一书中说他父亲当时在重庆，已经拿到了飞机票，但在上飞机的前一天晚上得到暂时不去香港的通知[14]，尽管他在书中提及其父亲得到通知的时间是9月1日晚上，但笔者对这个日期存疑，原因有三：（1）英国政府宣布征用商用船只的决定是9月4日[见https：//www.poheritage.com/our-history/company-guides/peninsular-and-oriental-steam-navigation-company。]，《申报》的消息刊登于9月5日[见《申报》（1939年9月5日第8版）报道。]。考虑到两地的时差，申报关于轮船取消的报道相当及时。如果在9月1日中英庚款董事会通知重庆的留学生不要启程，《申报》一定会在9月2日登出这个消息，或起码在9月5日的报道中提及此事。（2）假设中英庚款董事会曾在9月1日作了这个决定，昆明方面一定会当天就收到重庆的电报通知，西南联大整装待发的留英庚款学生就不会在9月2日或3日启程登上去河口的火车。（3）由于事先安排的在香港报到时间是9月9日，登船时间是9月16日[见《申报》（1939年9月1日第6版）报道。]，如果乘飞机直接从重庆去香港，即使考虑到制装等准备工作，留学生们也没有必要9月2日出发。

另据报道，有两位留学生一直待在上海，也没有启程去香港[见《申报》（1939年9月14日第12版）报道。]。他们显然在离开上海前得到了香港轮船被取消的通知。這两个人应该是沈昭文和陈春沂，因为他们两位当时住在上海，也是在上海参加考试的[8， 9]。从上海乘轮船去香港需要大约三天时间[12]。为了保证9月9日能够在香港报到，合适的出发时间应该是9月5或6日。此时，他们一定知道轮船被取消的消息，或者由重庆发来的电报，或者由报纸[见《申报》（1939年9月5日第8版）报道。]。这24人的最后一位是欧阳子祥。他曾在1939年6月在香港一中学做监考教师[见《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6月26日第6版）报道。]，并在当年7月在香港参加的中英庚款考试[8]。所以他大概一直在香港等待大家，不用来回奔波。综上所述，这次打道回府并在今后旅途中倍受磨难的只是从昆明出发的这十位留学生。

三 留学加拿大的决定

钱伟长在《八十自述》中说留学加拿大的决定是1940年1月底作的[6]。根据现有资料的信息，笔者对这个说法存疑。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还要从1939年9月发生的事情说起。

当林家翘他们在1939年9月11或12日从越南回到昆明后不久，可能很快又收到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通知，要求他们做好在1939年年底之前再去香港乘船去英国的准备。从林家翘护照记录上得知，1939年10月林家翘再次去昆明的法国领事馆办签证。11月30日，林家翘又一次离开河口，进入老街，仍然计划通过越南海防乘船去香港。林家翘的护照（图3）显示他到达海防的日期是12月2日，而在12月6日他又回到老街，7日从河口进入云南。从时间上来看，他这次也没能到达香港，和上次一样，仍是在越南境内转了一圈原路返回。假设在12月2日于海防登上了去香港的轮船，他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在12月6日回到中越边境的老街。再者，从香港返回到越南港口海防时，需要新的入境签证和在护照上盖入关章，而林家翘护照上都没有这两个章。如果这次出行的目的依然是为了去英国，没有走成的原因可能还是预定的邮轮或航线本身有了变故。

由于在可查阅到的中英庚款档案和民国报纸上找不到这次出行的任何记录，其他人的回忆也没有提及这次出行，可能有人会认为林家翘的这次出行是个人行为，与出国留学无关。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原因有二：（1）从整体来看，1939年9月初船被征用的突发事件发生后，中英双方一定在积极寻找替代船只，希望尽快将这些学生安全送到英国。所以，中英庚款董事会一定会要求这批学生原地待命，在从事学习和科研的同时，随时准备去香港集合，绝不会鼓励学生们在这期间做长达一两个星期的私人旅行。（2）从林家翘本人出发，整个旅行时间大约10天，他几乎始终奔波于往返昆明和越南的火车上，完全不像一个有明确目的的旅行，况且，他在香港和越南也没有任何亲友。因为他是一个著名的书呆子，他会更愿意花这十天时间学习和做出国前的准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对他的私人旅行的限制因素，如当时他不佳的经济条件和滇越铁路的安全问题。毕竟在1939年底到1940年春，滇越铁路不时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所以，这次旅行一定是对他来讲绝对必要的，其目的一定是和他最关心的出国留学相关的。

如果林家翘于1939年12月份去越南的目的确是为了出国，则这批留学生两次从香港出发去英国的计划都失败了，中英庚款董事会面临着一个大难题。如何解决这个难题而能让这批留学生顺利出国呢？现有能查阅到的文献资料显示，在重庆的中英庚款董事会官员们首先考虑的是改变去英国的路线，而不是安排这批留学生去另一个国家学习。早在1939年初中英庚款董事会讨论本届留学科目分配方案时，英国各所大学的专业配置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该因素也直接影响录取每一个留学生的决定。改变派遣国家会打乱这个计划，并给出国后留学生的妥善安置造成很大困难。

林家翘的另一本护照（图4）上的信息表明在1940年2月中旬，中英庚款董事会决定让这批留学生取道加拿大去英国。该三年有效护照的签发日期是1940年2月16日，而且上面注明了两点：（1）护照用于通过加拿大去英国;（2）护照持有者出国的目的是去英国剑桥大学读书。该护照应该是在重庆的中英庚款董事会替林家翘向重庆的中国外交部申请办理的。可以推断当时中英庚款董事会也给其他留学生们统一申请了取道加拿大去英国的新护照。

笔者的推测是，1940年2月15日，或是前一天，林家翘在昆明收到了中英庚款董事会要求他们第三次去香港的通知。通知上告诉他们已在香港或上海预定了去加拿大的轮船，这批留学生到了香港之后就可以领取外交部1940年2月16日颁发的新护照，并于1940年2月下旬或3月初启程经过加拿大去英国。接到通知后，林家翘立即拿了手中的护照（图3）去昆明的法国领事馆，再次申请目的地为香港的签证。该签证于1940年2月15日生效。其次，林家翘请时任西南联大教授的王竹溪先生（物理学家，1911-1983）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15]，收信人是剑桥的戈德斯坦（Sydney Goldstein，应用数学家，1903-1989）。王竹溪两年前（1938）在剑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6]。他在信中赞扬了林家翘在过去两年半研究工作中的表現，同时希望戈德斯坦照顾一下初到英国的林家翘。写信的时间是2月15日。由于该推荐信由手写而成，没有像任之恭（物理学家，1906-1995）在1939年9月1日写的推荐信[17]那样用打字机打出，可以想见当时的紧迫感。

极有可能林家翘和他的伙伴们在拿到法国签证后的第二天（即2月16日）就又登上了滇越铁路上的火车出发了，他的护照（图3）记录显示了他们在1940年2月18日第三次进入老街。进入越南的两天以后（2月20日），他们离开海防乘船去了香港。取决于船只的规格和停靠港口的状况，这段海上旅行通常需要三至四天的时间[12]，即他们将于2月23或24日到达香港。可能对这十位从昆明出发的留英庚款学生而言，这是他们首次到达这个城市。在香港，林家翘领取了重庆中国外交部1940年2月16日颁发的新护照，并于2月27日拿到了香港护照官签发的去加拿大的签证。签证上仍然注明林家翘出国的目的是经过加拿大去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不知道2月27日以后，他们在香港是否都上了去加拿大的船了，如果上船了，该船下一个停靠的港口应该是上海。除此之外，当时还有很多其他船只往返于香港和上海之间。可以肯定，林家翘登上了一条去上海的轮船，因为1940年3月中旬他确实在上海，并于3月11日和梁守瀛订婚[18]。订婚后没过几天，林家翘就计划从上海坐船按原路返回昆明。为了能够从海防进入越南，林家翘于3月14日去法国驻上海领事馆办理签证。考虑到上海到香港和香港到海防的海上航行时间，他应该是在3月19日之前和他的未婚妻告别的。护照（图3）记录上显示他于3月24日到达海防，26日从老街再次进入云南河口。最后应该在3月28日前后，林家翘回到了西南联大。

在这前后还可能发生过一件趣事，梁守槃（导弹总体和发动机技术专家，1916-2009，林家翘的表哥，当时也在西南联大教书）曾回忆说[梁珪宣的私人通讯（2020）。]，当这群留英庚款学生此次得到启程去香港的通知后，因为走得非常急，在没有全部到齐的情况下就匆匆出发了。傅承义当时在昆明附近的郊外游玩，就没赶上跟大家一起行动。他那天正好去一个寺庙拜佛，在庙里和尚的鼓动下抽了一个上上签，并告知说会有好运到来。回到学校后，突然发现其他留英庚款的同学们已经出发去香港了，傅承义感到非常沮丧，大骂那个和尚是骗子。过了些日子，他听说这群留英庚款的同学们没有走成，傅承义顿时大喜，连连夸奖那庙里的上上签很准。

无论如何，这一次仍然没有走成。据靳文翰之子靳予回忆，他父亲告诉他有一次在上海准备出国时，有传言说上海的日本当局从报纸上得知这批留英庚款学生的消息和他们的名单，很可能要抓捕这些学生，于是大家都设法分头逃离了上海[靳予的私人通讯（2020）。]。如果在1940年3月确实发生过这一事件，说明当时这批留英庚款学生都从香港到了上海，是日军的抓捕企图使得这些学生错失了这一次的出国机会。另一种没有走成的原因可能和当时的欧洲战事迅速发展有关，毕竟从加拿大到英国的这段海上航线也变得非常危险。1940年间，德国的潜艇，水雷，轰炸机等击沉了几百艘英国的商船[见https：//www.historylearningsite.co.uk/world-war-two/war-in-the-atlantic/the-u-boat-war-1940/及http：//naval-history.net/WW2CampaignsUboats.htm。]，中国政府不希望这些精英学子在求学路途中出现意外。如果前面的推断成立，至此，这批留英庚款学生们的三次出国计划都以失败而告终。

中英庚款董事会最终决定放弃派遣这些人去英国读书的计划。作出这个决定的时间推测是在1940年5月下旬。因为1940年5月1日的《申报》还报道了第八届中英庚款考试的计划和考试日期[见《申报》（1939年5月1日第3版）报道。]，而该报在1940年5月26日又报告了一个新的重磅消息：“庚款会本年停考！重庆的中英庚款委员会宣布：因欧局之故、已取消原定八月四日及五日举行之留英学生考试。”[26]这说明中英庚款董事会在4月份还在希望能派留学生去英国读书，而在5月下旬就改变了主意！

这里中英庚款董事会所说的“欧局之故”，是指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非常迅速，战场局势严峻。据英国媒体描述：2月14日，英国宣布所有在北海（the North Sea）行驶的商船将装备武器;2月17日，英国开始将40万儿童从城市疏散到乡村;德国4月9日开始入侵丹麦和挪威，5月10日入侵卢森堡、荷兰、和比利时;5月12日，德军绕过法军设防的马其诺防线，侵入法国境内;5月15日荷兰向德国投降;5月26日开始，英法联军在法国进行为时两天的敦刻尔克大撤退;5月28日，比利时宣布向德国投降[见https：//www.historic-uk.com/HistoryUK/HistoryofBritain/World-War-2-Timeline-1940/。]。鉴于英伦三岛成为德国的下一个进攻目标，整个国家处于备战状态，再送中国留学生到那里读书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很可能与英国和加拿大两方联系之后，中英庚款董事会在1940年7月最终决定让这批留英庚款学生改去加拿大的多伦多和麦吉尔两所大学读书。7月17日《大公报》的香港版报道，题目是“中英庚款留英学生 改赴加拿大攻读 一部已由滇来港”，内容为“[昆明十六日下午八时二十四分发专电]上届中英庚欵留英学生，前因欧战关系，迄未赴英，现决改赴加拿大研习，居留各地之考取学生，定期在香港集中，乘轮放洋。在滇各生十六日已乘专机飞港”[见《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7月17日第3版）报道。]。中英庚款董事会之所以给昆明的学生安排专机，是因为当时滇越铁路的越方一段已经完全被日军所控制，导致该路线无法通行[19， 20]。

林家翘还保留了一份当年多伦多大学注册办公室负责人芬内尔（A. B. Fennell）先生拍来的电报抄录稿，该电报是一封1940年8月9日录取信的“摘要”，上面说明林家翘，段学复和曹隆等三人已被多伦多大学数学系无条件录取为研究生[21]。这电报和录取信的日期反映出多伦多大学数学系是在1940年7月或8月初才决定录取这三位学生去那里读书的。综上所述，钱伟长《八十自述》中所言的中英庚款董事会在1940年1月底就决定送留英庚款学生去加拿大读书的说法可能有误。

四 日本签证问题

钱伟长的《八十自述》[6]里和2010年8月1日《科技日报》的题为“钱伟长：科学巨子 传奇人生”的文章[见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8/235389-2.shtm。]中，都说他们首次上船准备出国時，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他们都因此下了船。环球网的一篇文章说：“1939年，他（即钱伟长，笔者注）考取了庚子赔款的留英公费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发，船运中断，改派至加拿大。当得知所乘船只要经过日本，让他们在横滨逗留3天后再起程时，钱伟长和其他公费生一致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经留日本有损国格，于是他们全体愤然离船，大家一齐把加有日本签证的护照扔到了黄浦江里。”[见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o5oC。]

以上说法与林家翘护照上的信息不符。如前所述，林家翘存有两本护照：一本是1940年2月16日由重庆中国外交部颁发的，另一本是1939年由云南府签发的。笔者仔细翻阅了这两本护照，都没有发现任何日本签证。而且这两本护照上的页码完整无缺，没有被撕下的痕迹。所有护照页上没有被涂改和遗留胶水的痕迹，也没有被海水浸泡的痕迹，甚至没有订书钉孔。上节说到，中英庚款董事会于7月16日用专机将昆明的学生送到香港。林家翘的护照（图4）显示他于7月22日拿到了由加拿大驻香港的特别移民官（Special Immigration Officer）签发的签证。此后两本护照都在他的手中，不存在申请日本签证的可能性。但后来他们没有从香港一起启程去加拿大，而是像香港《大公报》8月9日报道的那样[见《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8月9日第3版）报道。]，只有靳文翰、欧阳子祥、罗开富和谢安祜等四人从香港乘“皇后轮”放洋，而其他20人则从上海坐船出发。这“其他二十人”就包括林家翘、钱伟长、张龙翔、李春芬、沈昭文和陈春沂等人。据李春芬回忆，他选择从上海出发是为了与“家人聚晤”[22]。可以想象林家翘、沈昭文和陈春沂等也愿意如此，前者要与居住在上海的未婚妻话别，后两位当时家就在上海，由此类推，另外16位学生也可能出于个人原因而选择从上海“放洋”。可以推测，7月22日拿到签证后的一两天内，这二十位学生一起或分别登上了由香港驶向上海的轮船。

抵达上海后，林家翘有近两周的时间与亲人团聚并做出国前的准备。他于1940年8月8日拿到了三等舱船票（图5）。船票显示该船是俄国皇后号（Empress of Russia），和钱伟长的回忆一致。该船隶属于加拿大太平洋轮船公司（Canadian Pacific Steamships）[见http：//www.theshipslist.com/ships/lines/cp.shtml。]。除了這条船，该公司还有英国皇后号、日本皇后号等几十艘船。俄国皇后号于1912年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建成下水，排水量为16810吨。自其服役开始，大部分时间都在太平洋上航行，战争期间被盟国政府多次征用，曾参与过1943年的北非战役和1944年盟军在法国登陆后的物质供应。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一场大火烧毁[见https：//www.cruiselinehistory.com/canadian-pacifics-empress。]。这条船的航速在当时是比较快的，1912年5月，该船从香港驶向温哥华，仅用了不到9天的时间。1922年，孙中山和蒋介石曾乘坐这条船由香港到上海[见https：//www.victoriaharbourhistory.com/transportation/empress-of-russia/。]。在1940年，该船的航行路线是马尼拉、香港、上海、长崎、神户（大阪）、横滨、檀香山、维多利亚港，最后到达温哥华。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这条航线也不通了。

林家翘于8月10日在上海登船，11日开船，26日到达温哥华。从上海到温哥华的海上航行用了15天的时间。在这期间，这条船会在一些港口停靠一两天，是否停靠上面提到的每一个港口，无从猜测。但是，梁守瀛给林家翘的信中提及，林家翘从长崎、大阪、横滨发出的信都收到了[23]。这证明了一个事实，即该船曾经在这三个日本城市的港口停靠过。不过，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林家翘曾经下过船。而且船票上有明确注明，没有日本签证的乘客不能在日本港口下船（图5）。可想而知，这三封给未婚妻的信应该是他通过船上的邮件服务发出的。

这里可以推断钱伟长和林家翘是在同一条船上。张龙翔（钱伟长的好友，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子张元凯确认他父亲也是乘坐这条船去加拿大的[张元凯的私人通讯（2020）。]。如果1940年8月9日香港《大公报》说的“皇后轮”就是“俄国皇后轮”，这说明靳文翰、欧阳子祥、罗开富和谢安祜等四人在香港首先登船，然后该船在上海停靠，在那里他们和其他二十人会合，并在前往加拿大的途中，拍摄了那张24人在船上合影的著名照片[见http：//www.cas.cn/zt/rwzt/zmkxjqwcss/zydn/201008/t20100802_2916192.html。]。由此可以推断这二十四人都曾在上述日本港口停靠过。从经济角度来看，在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前，每一艘在上海和北美之间航行的商船都极有可能会在日本港口停靠，留学生们很难找到一条直达加拿大的商船。而钱伟长的《八十自述》中只提及他们1940年8月再次乘船去加拿大时，轮船“顺利渡过太平洋”抵达温哥华[6]，没有详细说明这艘船名为“俄国皇后号”的邮轮在去加拿大的途中是否经停了日本或其它的港口。

如果第三节提到的靳文翰的回忆确实，即日本当局曾在1940年3月企图在上海抓捕这些学生，考虑到这个因素，则当年8月这20人还计划从上海出发的举动颇具危险。不知留学生们是如何化解这个难题的。不过《大公报》的报道似乎给他们的此次行动提供了一些掩护：《大公报》在7月17日宣称所有留学生将“在香港集中，乘轮放洋”，而“其余二十位将由上海启程前往”的报道被推迟到8月9日才发出，此时林家翘已经拿到船票并准备登船了。

另一个疑问是其他留英庚款学生的护照上是否有过日本签证。可以得知当年中英庚款董事会一共为这批留英庚款学生准备过两本护照。第一本是为了他们在1939年9月能够从香港坐船直接去英国而准备的。由于该船的预备航线不经过日本，那本护照上不应该有日本签证。当1940年2月中国外交部重新签发了由加拿大去英国的新护照时，旧护照应该被销毁，不会一起发给他们。当办好1940年2月签发的第二本护照后，如果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英国官员明知日本在进行侵华战争，屠杀中国军民，还自作主张，在护照持有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替他们在香港或上海申请日本签证，并可能缴纳相应的签证费用，这似乎不合常理。可以肯定留学生们绝不愿意申请日本签证，甚至也不希望他们乘坐的轮船在日本港口停靠，有可能在1940年3月由于此事他们和在上海的日本当局发生了冲突，导致靳文翰记忆中的抓捕行为。沈昭文之子沈定言先生回忆，他母亲告诉他的确发生过类似事件，而他父亲曾因此为其他留学生在上海寻找住处。

探索这些细节的真相需要新的历史资料和考证，这个过程可能会带来更使人惊奇的发现。同时也会得到这些细节和当时的以及后来的社会背景的关系。不过这将取决于相关历史档案的继续挖掘和解密，如日本外务省和侵华日军的旧档案等。究竟由于年代久远，个人回忆会和当时真正的史实有一些区别。例如，《中英庚款史料汇编》[9]中说第七届中英庚款考试的报名人数是384人。这和《钱伟长传》中说的“报名人数超过了3000人”[24]就有很大出入。同样，笔者在本文中描述了自己对当时的一些细节的理解和推测，可能也会有误。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导致进一步的史料的披露和考证。

总之，当年第七届中英庚款留学生们的出国之路充满了艰辛和危险，一波三折。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带着出国的行李箱，冒着被日本飞机轰炸的危险，多次往返在滇越铁路上，并带着挫败的心情一次又一次打道回府的情景。这些磨难一定加剧了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报效祖国的决心。1940年8月份，当他们终于站在轮船甲板上面对着一望无际的太平洋时，他们心里一定充满了对即将开始的求学之路的期待和将来为建造一个强大的祖国而做贡献的坚定信念。

致谢 感谢林家翘和梁守瀛的女儿林声溶博士、清华大学档案馆李运峰老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刘长秀老师、华中师范大学的汪慧敏同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剑教授的学生常芳彬。他们五位提供或协助查阅了宝贵历史资料。感谢清华大学图书馆，那里提供了台湾得泓公司研发的中国近代报纸全文数据库。感谢沈昭文之子沈定言先生和沈昭文之孙沈雷先生提供的宝贵信息。感谢姚蜀平老师、张曼菱老师、聂华桐先生、梁珪宣先生、林孝庭博士、文靜女士、金富军博士、王作跃教授、王扬宗教授、靳文翰之子靳予先生、段学复之子段大亮先生、易见龙之子易受长先生、陈立副教授和李定先生对作者的鼓励和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改进意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靳予先生还花很大功夫为本文的通篇文字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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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ad to Study Abroad of the Seventh Sino-British Boxer Indemnity Students

PU Yikang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scribe the actual events experienced by the seventh Sino British Boxer indemnity students before they left for Canada in the late summer of 1940.The findings are backed by several official documents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including Chia-Chiao Lins passports， personal letters， and newspaper reports. Some of the findings in this article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ones reported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on the same topic in the past 30 years.

Keywords： Sino-British Boxer Indemnity， the Second World War， Wei-Zang Chien， Yung-Huai Kuo， Chia-Chiao Lin

收稿日期：2020-12-25

作者简介：蒲以康，清华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放电参数调节和控制，半导体芯片加工工艺和设备，等离子体与材料表面相互作用与应用等。Email： puyikang@mail.tsinghua.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