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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传统、引进和创新

2021-07-25黄荣光宋高尚

科学文化评论 2021年1期
关键词:国货

黄荣光 宋高尚

摘 要 1924年,唐山启新瓷厂生产出中国第一件卫生瓷,之后在政府和企业的营销活动中都作为“国货”来对待。“国货”在民国时期是个很重要的概念。外交方面受挫时,国内通常会掀起排斥外货的运动。启新瓷厂的母公司是洋务运动中成立的启新洋灰厂,第一件卫生瓷的诞生背后是其独特的资本和技术来源。通过瓷厂的档案,阐述唐山的陶瓷制造传统、技术引进和产品开发方面的创新。

关键词 启新瓷厂 卫生瓷 昆德 国货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卫生瓷一般指的是卫生洁具,它与人体密切接触,所需的瓷土细度需要球磨机来完成,其他工序需要分析化学技术和现代化的温控技术等。因为只有基于机械化的生产,才能制造出卫生瓷,所以卫生瓷生产是衡量一个国家的陶瓷业是否实现了工业化的重要指标([1],页94-95)。同时卫生瓷的发展又与城市化的进程密切相关,因此在社会经济史领域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研究内容。1924年,唐山的启新瓷厂生产出我国第一件卫生瓷,这本应该是我国陶瓷工业史上的一件里程碑级别的事情。然而,现有的地方志、企业志乃至研究论文对启新瓷厂的论述众说纷纭。具体到该瓷厂的成立时间、资本构成、技术来源、销售方式,就更是莫衷一是。本文依据档案、报刊广告、民国时期的调查报告等史料,对启新瓷厂的生产与经营做出尽量详尽的阐述。

一 启新瓷厂创办时间考辨

唐山启新瓷厂原为启新洋灰公司的一部分,1930年12月出版的《河北省立第四中学校校刊》刊载的《启新瓷厂之调查》对启新瓷厂的相关记载如下:

启新瓷厂原为启新洋灰公司之一部分,其厂址即系洋灰公司原始开厂之旧址,名为老厂。民国初年,洋灰公司扩充新厂,因将老厂废置不用。民国十年,聘请中外技师随地就宜改创瓷厂,制造各样磁器电磁及小缸砖等物,费三载之经营,终以本地所产原料不佳,货物成品未能美善,营业上大受滞碍,洋灰公司遂有停办瓷厂之议,此民国十四年春之事也,时有德人名昆德者为启新洋灰公司工厂总工程师,见此项事业在吾华北尚有发展可能,乃生包办之意继续进行,双方协议,因于是年七月一日成立合同,包租厂址并机器家具及窑等,限期十年。[2]

上文提及启新瓷厂“制造各样磁器、电磁及小缸砖”是在1921年。那么實情是否如此呢?笔者在近代著名实业家周学熙(1866-1947)的自述里找到相对可靠的资料,并在《南洋周刊》《劝业丛报》等民国时期的文献中找到了部分佐证的资料。

周学熙收回唐山细棉土厂,创办启新洋灰公司后,一直担任启新洋灰公司总理至1924年,他对于启新瓷厂成立于1918年的记载是较为准确的:

是年,启新洋灰公司筹划添办瓷厂。因洋灰本制花砖,如考求挂釉之法,亦可烧制各种磁器,以之改良磁业,开辟利源,故派人到各处磁窑考察研究,学习造法,又由昆德在外国调查新法,于是在洋灰公司内附建瓷厂,设备机器材料及磁窑,烧制大小磁器,初尚粗厚,渐能精巧,甚为坚固耐用,惟初办无甚利益。后昆德回中国,于民国十三年由其领租承办。[3]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得知启新洋灰公司在1918年添办瓷厂,派人去国内各地磁窑学习造法的同时,还派总工程师汉斯·昆德(Hans Guenther)在国外调查制瓷新法。此外,笔者发现的另外两则史料可以与《周学熙自述》的内容进行相互补正:第一则史料是启新洋灰公司在1916年1月3日的《大公报》上刊登的广告,产品介绍里并没有陶瓷器;另一则是启新洋灰公司在1917年7月2日的《大公报》上刊登的广告,已出现了有关陶瓷器的介绍。这表明至少在1917年,启新洋灰公司的瓷厂部门已经能够生产电瓷以及日用瓷器。

其后,在1920年出版的《劝业丛报》第一卷第二期“调查”栏目刊载的《启新洋灰公司》一文中,在介绍启新洋灰公司各工厂时提及当时老厂已经开始生产陶器和电瓷:

现时老厂已不制造洋灰,而改作制造铺地用彩色洋灰砖,白色陶器,绝电磁头及瓦管等之工场。……老厂之制造品,以彩色洋灰砖为大宗,其制法全用人工,以模型刷制之,其洋灰著色所用之料,多系矿物性颜料,其中红黄紫等色,多用本国产,惟青色之群青,由外国输入。此外之制品,则有白色陶器、赤色瓦器,陶器中之白色加釉者,外观与磁器颇相似,惟色稍带灰黄耳,其制品以绝电磁头为主,据称现在所造者可耐五百五十弗打之电压,普通各电线柱上多已可用,余如日用品及玩具等制造亦不少,又有试制之化学用磁器数种。瓦器中主要制品,为地沟用赤色瓦管等,此类与造砖本属一业,该厂本可兼制砖瓦,惟因开滦矿局在附近设有砖厂,为避去权利竞争起见,彼此订定各制互异之品,不相侵犯,故启新不制砖瓦及火砖等品。[4]

这篇调查是由三人共同完成:作者之一俞同奎是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工业大学前身)任校长和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是中国化学教育的开拓者;另外两位作者王季点和吴匡时都是农商部职员,所以此篇调查报告的可信度较高。从中可以看到:在1920年时,启新洋灰公司的瓷厂部门继续制造陶器、彩色洋灰砖、电磁、化学磁等器物。

由此可见,1906年,周学熙将唐山细棉土厂收回后,自招华股,建立新厂,更名为启新洋灰公司,并在天津英租界设立总理处。在唐山的新厂作为总厂,安装了新式旋窑机器用来制造水泥,原来的细棉土厂则作为分厂,由于机器较旧,遂改为生产花砖和矸子土。1917年起,分厂开始销售自产的洋灰花砖、大方砖、洋灰水管、房瓦、铺地小方缸砖、缸瓦以及工艺化学所需镕化盆罐各器皿,电力需用瓷件及寻常日用之磁墩陶器等产品。在1920年时,启新洋灰公司的瓷厂继续制造陶器、彩色洋灰砖、电磁、化学磁等器物。到1924年,昆德“领租”了瓷厂,并在这一年生产出了“Made in China”的第一件卫生瓷。

二 启新洋灰公司瓷厂的生产目标

1918年,启新洋灰公司筹划添办瓷厂,派人到各处瓷窑考察学习,并派公司技师汉斯·昆德赴外国调查制瓷的新法。1921年,汉斯·昆德回到中国后,考察唐山和北戴河一带矸子土的分布状况,并于12月25日以电报的形式向启新洋灰公司汇报了关于制瓷原料的调查结论:

考察唐山迆北、迆东各地方以及北戴河一带所产各种造磁之原料,视其情形足能证明可以在唐山开设瓷厂制造各种磁件。(中略)

鄙意可将鬼各庄与高各庄之矸子地购入,因此处老矿井之遗迹尚存,将来可向深处开采也。

查缸窑以西与开滦局新打之井附近地方产有矸子土,俟将来煤矿开工泉水抽出时,在此地开采矸子,想甚合宜,除大槽矸子外,仍须设法采寻原料,以为掺和制造各种磁件之用,此节无须赘言。

查吾厂现时所用之瑛石,系由北戴河采来者,其成色并不十分美善,但用以制造寻常磁件尚属适用,应再寻查较好原料。[5]

昆德在这份电报中将包含建立瓷厂所必须的原料--矸子土、石英石的分布、品质以及运输距离等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认为这些制瓷原料可以满足在唐山设立瓷厂的要求。启新洋灰公司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21年11月22日发布《瓷厂及洋灰货品制造部之管理试行章程》,明确该部由昆德博士负责指挥工作:

(一)该部隶属于洋灰公司经理之下监视,该部由昆德博士负责指挥,工作由技师魏克君负责。

(二)该部之财政及账目由洋灰公司总账房朱载骞君管理。

(三)购买一切应用原料煤料等由洋灰公司库房张子春君办理,至支物单须由魏克君签字有效。

(四)在洋灰公司修機厂造作机件及器具以及大件修理机件时,须得洋灰公司经理之允准后方可照办,后时可由该部技师开具修理机件单,逐条书明一切情形,送呈经理批示至由修机厂造成后送交库房,再以支物单取用。

(五)对于管理工人及工作等事可由各部工头开具日报单于次日上午送交技师(磁件部工头陆彬、缸砖部工头锅藩、花砖部工头刘漠臣、铁匠电机匠及所有西分厂各工人工头李景源)第十、十一、十二牌及所有铁匠、机匠等俱由魏克君管理,惟铁匠及机匠等可归入三牌乙。

(六)该部之公事房设于老厂化学房之傍,所有一切记载均存该处(如收据原料成货制造法等)。

(七)所有订单及售出货物等可送交洋灰公司货物处周新甫君装发。

(八)订单及报单用华洋合璧(英文)可由技师助手刘香甫君翻译。

(九)所有技师所开定单、每日报单、以及各种函件,须送交昆德博士检阅指示后分送洋灰公司各部办理。

(十)所有关于该部一切函件须书交该部,勿交个人,俾可按照前条所述分送各处。[6]

从这份材料可以看出,虽然条例的第一条规定该部门由昆德负责,但是在财务、原料、机械、员工管理方面没有给昆德具体的权限,他仅仅起到一个技术总顾问的作用。

1922年,汉斯·昆德赴欧洲考察新式洋灰机械,并物色造瓷专家。在1923年从德国请来造瓷专家魏克,同时从德国买回造瓷机器。而日期为1921年11月21日的、关于粘土和水泥制品部门目标的文件里对于粘土制品部门的现状以及下一步发展进行了阐释,规定生产品类中将会有“Stoneware-crockery, a better kind of ordinary Pottery-ware and eventually Sanitary-hard-ware”,即“炻器、一种更好的普通陶瓷,最终是卫生硬陶器”(笔者译)。由此可见,在1921年,粘土和水泥制品部门的生产目标中就出现了卫生瓷这一国内尚不能生产的品类。

三 汉斯·昆德承包瓷厂

因为启新洋灰公司给予昆德的决策权很小,且瓷厂所使用的本地原料质量不佳,生产的瓷器销路不畅,启新洋灰公司遂有停办的想法。在1924年7月由汉斯·昆德继续经营,双方协商后,签订为期10年的合同,昆德租借厂房、机器家具及窑等估价为16万元,按月1分纳租,昆德自己又投入10万元作为流动资金,所有职工由昆德聘任[7]。启新瓷厂最高的职员是经理,由昆德父子先后担任。经理下设营业、庶务、制造及会计四股,其中制造部负责指挥厂内的生产活动。据1934年的调查报告显示[8],全厂工人共457人,工作时间为上午7时至12时,下午1时至4时半,外有夜工班,专做粉碎原料等工作,工资最低每日3角5分,最高每日1元2角,至于彩绘工人,有按月计算者,每月约四五十元,为精细画工,另有按件计算画工工资者,为粗笨画工。

需要注意一点的是,虽然启新瓷厂是由汉斯·昆德独立经营,但其仍是启新洋灰公司体系的一部分,启新瓷厂的商标都是由启新洋灰公司注册。

1924年8月16日启新洋灰公司注册商标,中文是启新洋灰有限公司,英文为THE CHEE HSIN CEMENT COMPANY LIMITED,专用商品为第14类,陶瓷、磁器、砖瓦。专用期限自“十三年八月十六日起,至三十三年八月十五日止”,有效期为20年[9]。1925年启新洋灰公司为启新瓷厂正式注册“龙马负图”商标,中文:唐山启新瓷厂,英文:CHEE HSIN POTTERY,TANGSHAN,专用商品为第14类,陶瓷、磁器、砖瓦[10]。但在《商标公报》上却没有注明商标的专用期限(图1)。1926年3月11日,启新洋灰公司又为启新瓷厂注册商标,内容与1925年的大致相同,增加了商标的专用期限,即“自十五年三月十一日起,至三十五年三月十日止”[11],有效期依旧为20年。1947年,启新洋灰公司再一次帮助启新瓷厂申请商标[12],与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启新洋灰公司一次性申请了三个商标,形状相同,其中用于磁器和陶器类的有两种颜色,分别是蓝色和紫色,用于砖瓦类和砖类的只有蓝色,不附加有效期限制。

另外,瓷厂的动力和水完全由启新洋灰公司供应。作为燃料的煤也是由启新洋灰公司从开滦煤矿购入并负责运输的。

四 启新瓷厂的机械化生产和独特的原料

1.生产设备

启新瓷厂的设备有一部分是在1924年之前就已经购入,后来昆德独立经营以后,又从德国、日本等地陆续添置了一些新的生产设备。据记载,1923年,汉斯·昆德从德国购进碎石机、1.5吨大型球磨机、榨泥机、泥浆泵、滤泥机和75匹马力电动机等陶瓷设备([13],页26)。启新瓷厂独立后,汉斯·昆德于1925、1928年从德国购入球磨机、大型搅泥机。为提高产品质量,1932年昆德又从德国购入轮碾机、混土机、除铁机等设备。到1948年解放前夕,启新瓷厂主要生产和机械设备有109台,品牌主要有DO、AEG、西门子等。

其中DO是Dorst(道尔斯特)公司,该公司于1860年在奥巴林特(Oberlind)成立,开业之初主要生产简单的陶瓷机械设备[14]。该公司一份源于 1897 年的目录包含 80 页内容以及 150 多种机器型号。现在该公司的总部位于滨湖科黑尔(Kochel am See)--慕尼黑以南 70 km,以生产日用陶瓷和建筑陶瓷的机械设备为主,在中国设有分公司。AEG 是1887年由拉德瑙(Mr. Rathenau)创立于德国柏林,是全球最早的电气公司之一。目前,该公司在国内的中低压断路器、工业控制和自动化、电能质量、关键电源、成套设备、变压器、家居电器等领域依旧非常活跃。西门子创立于1847年,在中国最早开展的经营活动可以追溯到1872 年,当时西门子向中国提供了第一台指针式电报机,并在19 世纪末交付了中国第一台蒸汽发电机以及第一辆有轨电车。现在西门子在中国的商业活动仍然十分频繁。

2.特殊的原料与机械化加工

启新瓷厂的原料主要有长石、沙石、化学材料、瓷土、石英、滑石、洋灰以及颜料等。其中,洋灰是来自启新洋灰公司,主要用来制造花砖;石英、长石以及滑石均产于北戴河,用来制造釉料;瓷土也被称为矸子土,启新瓷厂所用的矸子土大多为唐山本地所产,有一部分矸子土從山东龙口等地运来[15]。

除上述原料之外,《实业部中国窑业调查报告》显示,启新瓷厂使用英国粘土和德国的瓷土。其中,英国粘土“粘力甚强,烧后复洁白,为制卫生瓷汲涛法中最重要原料之一,价格合每吨国币二百元”;德国瓷土“粘性强而质地纯洁,烧后色亦洁白,为该厂瓷块中最重要原料之一,价格合每吨国币四百元”[16]。窑业专家昆德领导的企业采取放眼全球的原料采购,即使在今天也是精明的选择。

瓷器的制造始于对原料的处理,一般是先将矸子土等原料干碾粉碎,然后用球磨机磨制成精细泥浆,再经过滤泥机滤去多余水分,最后用搅泥机搅拌,以便让泥浆可以符合机轮制坯的泥料要求。

在制造坯胎时一般分为下列两种方法:⒈机轮制坯,使用调好的稠泥,投入旋转的机模中,用刮刀刮去多余的部分,再用少量水抹平,即可制成坯胎;⒉石膏模型铸坯,石膏模型是由启新瓷厂自己制造,先把石膏粉经过干碾粉碎后用铁锅炒制,然后制成模型([13],页72)。石膏模型可以从中一分为二,密合后,模型顶上有孔。把调制好的稀泥浆把模型注满,经过石膏模型吸水后,靠近模型处的泥浆会附着在模型上,把剩余的泥浆倾出后,乃成坯胎。坯胎的厚薄,石膏模型吸水时间的长短,如果时间长,则坯胎较厚。在做浴盆、洗面盆、马桶等卫生器皿坯胎时,为了防止烧窑时缩小,一般都会做的比原样稍大。注模完成后对模型进行烘干存放,以备下次使用,一个石膏模型大约可以用几十次。对于电磁,则是采用机器模压制的方法进行制造,模内放煤油、麻油,再把调制好的瓷土放入,以机器压制成坯胎[14]。

刚制造出来的坯胎一般比较粗糙,在施釉之前还需进行修理。把碗碟等坯件放置在镟活机上,一手持刀,通过机器的旋转修理坯胎。修理好的坯胎会在施釉后放入匣钵内入窑烧成白胎。如果需要变得更加美观,则需画工进行彩绘,颜料是由启新瓷厂自己配制,图案和印花纸全部来自德国。画工在蜡纸上印上图案,用烤药涂抹后,粘在白胎上,送入烘炉内图案画与白胎紧密结合在一起则为完成。卫生瓷的制造程序和普通瓷器略有不同,卫生瓷的成型过程一般为手工操作。在坯体初步成形后的湿坯修粘和干坯打磨等都是人工操作,接着对坯体浸釉后即入窑进行烧制。

启新瓷厂的窑皆为倒焰窑,高八尺,宽及长亦如之,火焰系由窑心上升,遇穹形顶后,折而由四角处开孔下降。窑门高于一人,宽可三尺,烧窑时用砖及火泥封固。未烧窑时先以装有磁器之匣钵,累之窑中,燃烧之时间为14-15小时。窑上热下冷,故装窑时亦应分别。

综上所述,启新瓷厂是在进口全套德国设备、聘用德国技师、部分使用英国和德国原料的基础上,最终于1924年生产出了“Made in China”的第一件卫生瓷(图2)。虽然只有制造工序和工人是中国的,但在当时,它是不折不扣的“国货”。

五 启新瓷厂的产品销售与宣传

启新瓷厂的销售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4-1934年,这十年间瓷厂所出产品大都由启新洋灰公司进行代销,并收取5%的代销费;第二阶段则是从1934年起,瓷厂开始搭建自己的销售网络。

1.启新洋灰公司代销时的情形

在1924-1934年启新瓷厂的产品大都由启新洋灰公司代销,主要产品有日用瓷、小缸砖、电瓷等,主要销往北平、天津、上海、沈阳、济南、武汉等地。其实这种选择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在汉斯·昆德承包瓷厂独立经营之前,瓷厂作为启新洋灰公司的附属厂,其产品就是在洋灰公司的销售渠道里进行销售,在独立运营之后的这种选择更多是为了瓷厂运营的稳定性。虽然瓷厂独立了,但在宣传方面是用启新洋灰公司唐山瓷厂的名称:“陶正昌磁号经理启新瓷厂磁器:启新洋灰公司唐山瓷厂所制中西各种磁器质地坚固,花样新颖。现将上海分销归陶正昌经理即蒙,顾客选购无论零费均请向南京路红朝东首陶正昌磁号接洽。”[17]启新瓷厂的这种选择不仅减轻了自己的经营压力,还能让自己的产品的销售范围尽可能扩大,借助启新洋灰公司的销售网络销往海外。1927-1934年,启新瓷厂的产品开始经启新洋灰公司驻马来西亚经销处进行销售,主要是黑、紫、黄、红等各种颜色铺地砖及卫生瓷、电瓷和化学瓷,销往吕宋岛、爪哇、马来西亚等地([13],页189)。

在宣传方面,启新瓷厂把自己的产品作为国货开始打广告:“源兴号瓷器减价念一天:西门方斜路源兴瓷号,自启新公司出品瓷器委托该号发售以来,颇得各界欢迎,连日前往参观采购者,日益踊跃,该号主干周嘉琦君,鉴于沪人士乐用启新瓷器热忱,特将启新公司出品瓷器,自十月一日起减价廿一天,为答谢爱用国瓷诸君诚意,在此减价期内,照码九折发售,又该瓷号经销启新公司出品花砖有年,茲值该号减价期内,凡本外埠营造家建筑师如需用启新花砖者,可得特别优益权利,启新花砖之坚固耐用,为市上所仅见者,且定价低廉,交货迅速云。”[18]

上文中提到的“花砖”,指的是用当时的最新工艺,选用最高品质的水泥和细磨的颜料,经过制模、注色,再用140吨压力压制的水泥铺地花砖。通常我们见到的花砖都是用于西式建筑,但笔者在故宫文华殿偶然见到与唐山启新水泥工业博物馆藏启新彩色花纹铺地砖(图3)同款的铺地砖(图4),至今依然不褪色,磨损也不明显。看来确实是“坚固耐用”。

在被宣传为国货后,启新瓷厂的产品得到了首都电厂的大力支持:“本厂路线所用高压绝缘电碍子(即通称白料或磁瓶),向用美国奇异厂或西屋厂,及德国西门子厂之出品,惟市上多日货。近本厂为积极提倡国产起见,由建委会购料委员会向唐山启新瓷厂订购各种磁瓶数万只,陆续运到,价廉物美,堪称国货佳品,故乐为介绍。”[19]

因为价格和外货相比较低,故英人控制的开滦煤矿电厂也乐于购买启新瓷厂所生产的电瓷:“出品除壶、瓶、碗、盏等日用品外,卫生器皿及缸砖、磁砖、电料尤为大宗,且行销特广。因西洋磁马桶一套需价六十余元,该厂出品只售二十余元,其式样质地无不与外货相等,缸砖、磁砖为新式建筑上不可少之物,因其售价较低,故销路亦极大,现该两项出品均供不应求,非预先定货不可。开滦等厂之电机上用之磁料均购自该厂,林西电厂总电线含电三万弗打,所用磁碍子极易为电火烧化,闻用该厂出品后尚未发生被毁事情,将来推广必可与外货立于竞争地位。”[20]

前期的这些积极的宣传活动为其产品的热销提供了可能。1931-1932年最佳销售额每月达4000余元,卫生器销量达2000余件([13],页189)。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沈阳支店不能营业,天津销路一度大受影响,但因中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各地人民纷纷抵制外货,北京销路却胜往年。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爆发后,称之为瓷厂贸易生命线的上海支店也一度停止营业,但三个月后上海货骤然畅销,年销售量竟打破历史记录([13],页189)。在1933年,《申报》在新闻报道里把其作为国货进行宣传:“唐山启新瓷厂,创办有年,資本雄厚,为国内仅有之巨大工厂。出品如电器、磁料、卫生器皿,各种磁器以及缸砖磁砖等,无不坚固精良,美观耐用,较之舶来品,犹有过之。而其价格,則低廉多多。闻该厂自即日起,大事扩充,并增加产量,贬价行销,以便与外货竞争,诚国货年中之好消息也。”[21]

2.销售渠道的变化--由代销变为自销

汉斯·昆德和启新洋灰公司的第一期合同到1934年结束,据当时的报道,由于自身经营不善,加之外部不利环境的影响,瓷厂未能实现盈利,汉斯·昆德在合同期满时亏损10万元[7]。昆德认为亏损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造成的:一为初创试验期,产品欠精美;二为受日本瓷器倾销影响;三为出品完全为家庭用品。近年农村经济衰落家庭用品不能畅销,因而大受打击。启新瓷厂在1934年的2月份就遭遇一次罢工危机,虽得到快速解决,但代价很大,这或许也是汉斯·昆德在第一期合同到期亏损的原因之一。在厂方即汉斯·昆德做出让步后,问题在次日就得到解决[22]。在合同到期后,汉斯·昆德与启新洋灰公司又续订合同5年,为减轻汉斯·昆德经营压力,在新合同中启新洋灰公司固定资本的租金由原来的1分减为8厘([13],页27)。与此同时,启新瓷厂开始尝试搭建自己的销售渠道,以求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和积极拓展销路。

1934-1945年启新瓷厂开始设营业部,直辖上海、天津、北平、沈阳各经销处,负责销路调查和市场预测,办理批发和零售业务([13],页190)。在1934年唐山工潮盛行时,启新瓷厂借此进行宣传以提振销量[23]。

啟新瓷厂根据各地的情况制造不同品种的卫生洁具,并以相关城市来命名。启新瓷厂卫生瓷的种类非常丰富,有恭桶、角便池、平便器、水箱、脸盆、厨房用的水槽、淋水器等,而且每一个种类里面还会继续进行细分,如按照地区进行区分,恭桶可以分为基隆式恭桶、孟买式恭桶、浦江式恭桶、北平式恭桶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孟买式恭桶”和“基隆式恭桶”([13],页81),这表明启新瓷厂对海外市场有着高精度的关注--孟买是印度重要的贸易港口,基隆则位于受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在当时,对国外市场做过精确调研并体现到产品上,实属难能可贵。按照不同使用环境进行区分,水槽可以分为厨房用大、小号水槽和医院用水槽。这些种类繁多的卫生瓷品种一方面说明启新瓷厂的卫生瓷产品销售范围特别广泛,另一方面也说明启新瓷厂非常注重并努力迎合客户之间差异化的需求。

除此之外,在宣传时启新瓷厂还会把自己和启新洋灰公司牢牢绑定在一起:“启新洋灰公司为我国制造洋灰之首创,并最先发见唐山邻近土质之优美,经过数年苦心之试验与科学上深刻之研究,结果成为现今国货中之模范品,乃于民国十三年进一步而创办启新瓷厂焉。敝厂于富有经验者领导之下制造各种卫生器皿、电料绝缘磁器、磁砖及釉药磁墙砖等,花样之新,质地之佳,确可与舶来品相抵抗而有余,但引为遗憾者,即尚有同类之货,来自外洋,虽近来提倡国货之声浪甚嚣,市上以谋补救我国之经济而对敝厂出品尚有未能注意及之故,现已呈请当局给予优先权,证明敝厂出品确系优良实足,为电业上及模范家庭之需要品,茲为扩充销路起见,特通知各分事务所及代理处,以最廉之价出售以副爱用国货诸君之热忱。如蒙购办各种磁器或需样本时请迳向敝厂经理处接洽,当本竭诚欢迎之意旨,详为奉答也。” [24]

3.积极参加会展和发放产品样本

为了进一步证明产品的质量,提高产品知名度,启新瓷厂还积极参加会展。据记载,1935年10月10-20日,中国工程师学会在上海举办国产建筑材料展览会,此次展览会审查委员会主要由中央研究院代表(周仁、马光辰、严恩棫)、中国建筑师学会代表(巫振英、董大酉、杨锡缪)、中国工程师学会代表(沈怡、徐名材、郑葆成)、上海市商会代表(俞佐庭、马骥良、马少荃)、上海市营造厂业同业公会代表(张效良、张继光、谢秉衡)组成[25]。审查委员会在展览会开幕之后开始审查工作,通过决议规定陈列品等级之标准为四种:(1)超等:首先创制,切合实用,有普遍推行之价值者;(2)特等:质料与效用确较一般出品优胜者;(3)优等:质料与效用符合普通标准者;(4)具有特殊情形,不能为等级之支配者。经过审查委员的评判,唐山启新瓷厂的卫生器具获得超等奖。

在产品宣传方面,在20世纪30年代启新瓷厂为了在竞争中占据优势,还印制了产品样本,介绍产品规格、用途、性能等。如介绍可铺在室内的缸砖,有正方形、长方形、六角形、八角形、梯形等,还有各种卫生洁具的介绍,并附有产品示意图,送给各大用户及推销站。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启新瓷厂的销售网络基本建立,从其发布的广告可知,在沿海地区的主要城市皆有分厂:唐山启新瓷厂专制各种陶器、卫生器皿应用,各种隔电磁、铺地砖、花砖、磁砖、化验室用品等,无不坚固精良,如蒙赐顾,无任欢迎[26]。总厂及总办事处设立唐山,批发所:上海北京路一三七号二楼。分厂:天津、北平、香港、广州、青岛、芝罘、济南。

1936年3月,苦于经营困难,汉斯·昆德自杀。启新瓷厂由其次子奥托·昆德接手继续经营。在欧特·昆德接任启新瓷厂经理后,与启新洋灰公司重新签署五年的租约合同,年息由8厘降为4厘([13],页27)。启新瓷厂还成功得到政府的支持[27]。以上措施为启新瓷厂降低了异地销售的运输成本。

4.抗日战争爆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除上海外南方各地市场大部被放弃,唐山所产的产品,只能搭乘开滦煤船从塘沽运往上海([13],页190)。因德国和日本属于盟国,所以启新瓷厂在这一特殊时期还得以继续经营,日本在华北增建工厂和矿山使得启新瓷厂的电磁销量大增。1940年卫生瓷销量达到3.2万件,铺地缸砖达到96万块,电瓷140万支,各种瓷240吨。到1943年小数量上升到卫生器3.9万件,电瓷140万支,铺地砖108.53万块,化学器6.8万件。欧特·昆德在1939年与启新洋灰公司重新修订自1936年以来的第三次合同,将合同期限由5年延长到20年,年息为6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启新瓷厂产品的海外市场由德国人在天津开办的“美最时”洋行包销,行销到香港、台湾、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等地区([13],页190)。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南京国民政府接收启新瓷厂和美最时等敌国企业收归国有,并在1946将启新瓷厂归还给启新洋灰公司,欧特·昆德所添置的机器等收归国有,启新洋灰公司和欧特·昆德于1939年签署的合同作废,启新瓷厂的产品仍由天津利济洋行(原美最时)包销,直到1948年12月唐山解放([13],页190)。

六 小结

从启新瓷厂的宣传方式来看,成立于1889年,“采用了德国最新式的设备”[28]、制造出有信誉的水泥及水泥制品的启新洋灰公司已经是它可依托的传统。洋灰公司为瓷厂提供厂房、商标注册等硬件与服务,也允许它在宣传时利用自己的名声和经营方面的资源。洋灰公司拥有的“销售特权与便利、赋税特权运输特权与便利、购煤的便利”[29]无疑都为外国人负责经营的瓷厂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有利条件。

而在实际生产中,自1900年便开始任洋灰公司化验师,“守信、重诺、诚实、可靠”[30]的汉斯·昆德为瓷厂引进了全套的德国制瓷设备,并加上英国粘土、德国瓷土和化工原料,以最优配比保证产品的质量,实现了卫生瓷“Made in China”的目标。在颜料方面,瓷厂颇有自己开发的部分。应该说,在工业化初期,生产资料无法自给的中国实现生活资料的国内生产是一大进步,相对低廉的价格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筑普及做出了贡献。另有研究者指出,启新瓷厂的产品外销很有成效,1935年,卫生瓷等销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由德国人经营的华平洋行包销[31]。在市场的开拓方面,这是很有创新意义的举措。

唐山地区在启新瓷厂之前只能以手工制造的方式生产陶器和粗瓷。启新瓷厂依托洋灰公司,租赁部分场地,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和设备,采用不同于传统“坐庄”方式的推销方式销售产品--这一切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采用的一汽大众、上汽通用等公司的合资经营方式。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独立经营的合资公司似乎都是见效较快的一种技术引进方式。受启新瓷厂影响,唐山地区原有的窑户纷纷开始进行陶瓷技术的改良和升级,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唐山德盛窑业公司和唐山新明瓷厂。两厂的产品中都包含卫生瓷,也可以说明合资企业的影响力之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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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Tradition, Introduction and Innovation

--Review on the development of Tangshan Chee-Hsin Pottery Company

HUANG Rongguang, SONG Gaoshang

Abstract: In 1924, Tangshan CHEE HSIN POTTERY company manufactured the first sanitary ware, and all its products traded in market by government and company were taken as “China-made goods” thereafter.“China-made goods” wa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hen diplomatic setbacks triggered the boycott movement against foreign products. The parent company of CHEE HSIN POTTERY is CHEE HSIN CEMENT COMPANY LIMITED founded during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of China. The first sanitary ware implied the unique sources of capital and technology. This paper based on archives of the CHEE HSIN POTTERY illuminated manufacturing tradition, innovative practice in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and products development in Tangshan.

Keywords: CHEE HSIN POTTERY, Dr.Hans Guenther, Sanitary ware, China-made goods

收稿日期:2021-01-01

作者简介:黄荣光,1970年生,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社会经济史和陶瓷史。Email: ihcyongzheng@ucas.ac.cn;宋高尚,1994年生,中國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学技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Email: songgaoshang17@mails.ucas.edu.cn。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院史编撰与研究(项目编号: Y92901VET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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