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民族复兴”作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与建设的特有时代话语，揭示了现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基本内容。从二十世纪初叶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至二十一世纪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的民族复兴目标，贯穿于近百年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与政治实践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内涵，全面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复兴中华民族的特有政治逻辑之中，并在国家的文化体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治整合、经济建设诸路径上系统展开。

【关键词】中华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民族国家建设;先锋队

【作 者】刘永刚，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云南昆明， 650091。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2-0053-0008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民族复兴”的社会思潮出现于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社会水深火热的民族危机与国家转型之际。这个全民性的以“民族”为中心的社会改造思潮，以其特有内涵深刻地与政党政治相融合，成为百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线。政党的“中华民族复兴”主张与政治实践，既决定着现代中国建设的逻辑与路径，也直接决定了政党的命运。

作为中国现代化工具的政党在清末已经出现，但之所以说1921年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是因新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在自觉肩负起中华民族复兴使命时所开启的马克思主义伟大实践。1935年党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的性质定位，领导了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于1949年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2017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可谓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复兴中华民族的誓师大会。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正是因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复兴相关议题的研究，自民国至今几乎没有中断过。自2012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上明确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后，该议题更是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构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与知识话语的新增长域。就目前研究来看，基本呈现两个维度。一是历史维度，较全面挖掘还原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事件1;二是理论维度，从马克思主义（包括民族理论）与思想政治的基本理论入手，揭示并证明议题的极端重要性与必然性1。然而，在历史史实与理论建构间的有机整合与系统研究仍需加强。

百年中国政治以中国共產党为理论引领、领导核心与组织保障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民族国家建设为核心内容，集中体现为“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1]663的复兴梦想。国家发展、时代需要与政党定位，需要对历史事实与理论认识予以有机整合、系统研究。这不仅利于探究中国发展的特有内涵以丰富中国为本位的知识生产与话语体系建构，更在于准确把握现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投身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之中。

二、中国共产党复兴中华民族的政治逻辑

（一）中华民族复兴的社会思潮与新兴的政党政治

随着中国近代社会危机的深重与西方“民族”概念的传播，掀起了以“民族”为中心的社会改造运动，推动了“近代中国经历了从传统的‘天下国家观向现代的‘主权国家观、从帝制王朝国家形态向共和民族国家形态的重大转型”[2]。在国家危机背景下兴起的以“中华民族”为标识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被梁启超、李大钊、孙中山等人凝练为“中华民族复兴”并形成社会改造思潮。与之相伴，“揖美追欧”以保全中华的政党政治渐次兴起。中华民族的自觉凝聚与现代政党的诞生，无疑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最为关键的事件。二者相互作用，规定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

悠久的中华文明承载的“大一统”的辉煌国家史与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的民族屈辱史，决定了以维系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为前提建构现代中国的逻辑基点。同时，传统的帝制国家制度无法“保全中华”的客观结果是，民族的独立与人民的解放只能通过革除旧国家制度的方式予以实现，这成为现代政党政治兴起的时代规定性。在传统帝制体系崩解与新秩序形成的过程中，作为社会主要思潮的“中华民族复兴”论与新生的政党高度结合有其历史必然性。虽然现代政党并非唯一提出“民族复兴”主张的政党，但却是民族复兴最为有力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正如中共二大宣言指出的：“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的。”[3]17可以这样认为，现代政党是“中华民族”观念深化、族体自觉凝聚、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建设现代中国的轴心。随着国家、民族危机的深重，在政党推动下“中华民族复兴”，“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为响亮的政治口号和社会性全民话语之一”[4]216。与之相应，以“中华民族复兴”为旗帜，由现代政党领导并组织的这场社会革命与国家改造运动，体现了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有逻辑。

（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引领百年中国政治进程

“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1]633对于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矛盾的准确认识，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无产阶级属性，以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为基本任务。由中共党人参加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指出民族主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3]27，完整体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两党共同的民族纲领。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2完整界定了党的性质。同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3]808的认识，也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以“中国人”“中国人民”“全中国人民”“中国民族”以及“全民族”等整体的中华民族观予以体现。正是基于“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在于中国的自由独立和统一”[5]623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中流砥柱。

同时，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现代性”，规定了引领这场民族革命与国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所有“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1]663这个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阶段的国家整体性改造目标，就是建立建设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家。中国共产党复兴中华民族的这个总目标，完整贯穿于近百年中国政治进程之中。

以中华民族复兴为轴心的新政治理论传播、社会政治改造、整体性国民塑造、民族国家体系建构，构成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面向。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段先锋队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民族复兴、国家建设、现代化发展、劳动解放四个基本任务。[6]281“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7]5的中华民族复兴内涵，揭示了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引领国家进步的基本诉求。

（三）从弱小到壮大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自觉凝聚的特有方式

从传统到现代的国家转型，既是现代民族（nation）与政党（party）诞生的客观社会背景，也是化解危机的民族建国方案的选择过程。在中国整体转型过程中，“民族”观念的传播与民族自觉凝聚早于并直接孕育了现代化工具的政党。但政党却极大地助推了中华民族的自觉进程，中国政治呈现出了全新面貌。之所以说同盟会（后来的国民党）领导的辛亥革命不够彻底，在于“进步的民主共和主义的面孔”掩盖着“‘封建主义的面孔”。[8]10民国初年林立的政党所呈现的“党员跨党、缺乏明确的不同政纲和没有民众基础”[9]280的特点，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缺乏有力的引领力量与政治中枢。

1921年，中国革命的面目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焕然一新。李大钊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深入论述，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中华民族认识基础。虽之后因新民主主义理论建设需要以及“国民党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旗号下长期反共的政治原因”，中国共产党早期较少主张“中华民族复兴”。[10]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加深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呈正比例增长。1935年，毛泽东撰文倡议“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11]161。之后，毛泽东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多次阐述“中华民族复兴”，其核心“一是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二是发展经济，使国家富强起来”[12]。由李大钊、毛泽东等奠定的中华民族复兴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中被全面贯彻并不断丰富发展。

随着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认识的深化，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复兴中华民族的主体自觉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自觉凝聚并成功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40年改革开放，今天处于“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时刻。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强起来再到富起来的复兴之路，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到壮大的发展之路。中国共产党将自身发展与中华民族命运高度融合，确立了社会法权地位，诠释了中华民族自觉凝聚与复兴的特有政党途径。

（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建构整体的中华民族并推动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落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矢志不渝”“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13]，与党的理论的进步直接相关。

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特有国情相结合，毛泽东等党的早期领导集体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矛盾的准确把握，成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行动依据。在1938年6月全民抗战初期的《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中，明确提出“最后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是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毛泽东1939年发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为开篇。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的政治、经济、文化革命，“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在改革开放之初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命题，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4]的把握，推动以经济体制为中心的全方位改革为中华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经济社会基础。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再次认识到“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3]。这为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纵观近百年中国共产党理论的发展，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貫穿始终。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13]的新时代宣言，进一步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的民族复兴逻辑。

三、中国共产党复兴中华民族的展开路径

（一）民族文化创新与国家文化形塑：中国共产党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路径

1.政党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率先是从文化创新开始的

国家兴衰呈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状况，民族文化创新显然是建设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前提与基础。作为新生事物的现代政党，本就是文化创新的产物，并推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创新。晚近以来，围绕着“救亡图存”兴起的各种思潮一度带来社会认知的纷乱。但以改造国民性为中心的中华民族文化创新显示的是构建现代的、进步的文化体系取向。“五四”文化运动的“新”，在于其高扬的“民主”与“科学”大旗。中华民族的文化创新也主要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个“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中华民族新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1]698

近代中国历史早已证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推动的文化革命与创新支撑的新政治、新经济，实现了“彻底的民族主义”1。当然对于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而言，中华民族文化创新并非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否定，而是从国家建设的现代性需要出发，“使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现代性转化依然是在自身哲学与精神范畴中展开”[6]281。中国共产党引领的文化创新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彻底改造，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民族文化注入了民主共和的现代精神。立足历史与文化自觉、坚守国家自尊与自主的“中国本位”文化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路径。

2.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进步与文化创新，直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互为表里，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13]文化。在抗日战争最为急迫的背景下，“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的诉求在确立中华民族的主权民族地位的同时，也赋予这个新生国家民主共和的现代政治内涵。由中国共产党引领的文化创新与文化建设，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复兴中华民族的中坚地位。

组织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国家建设，有效保障国民的公民权益;经由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实现国家认同，都是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进步与文化创新引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基础的。可以这样认为，在“实现国家制度建设、国家结构体系优化与国家认同建构的有机统一”[15]的系统国家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进步和文化创新已成为复兴中华民族的重要方式。

3.政党建设既是民族文化创新的动力，也是文化创新的有机部分

持续的政党建设推动国家的文化创新与政治文明建设，是应然与实然的统一。在中国如此庞大、人口众多的古老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能够实现公共集团横向一体化与经济社会的纵向同化的组织，只能是中国共产党。这既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也以其坚实的社会基础与严密的组织体系为保障。内忧外患背景下的民族建国运动，中国共产党以整体的中华民族为依托对外抗争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对内革命的底色，是民族国家理论与中国国情高度融合的民族文化创新。

当然，因时代更替与国家建设需要的变化，政党的理论进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创新的有机构成。通过政党不断地自身建设，以政党为引领的中华文化创新持续强化现代中国的中华民族特征，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先锋队”性质的直接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复兴中华民族的进程中，对抗战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新时代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与把握，既是中国共产党理论不断成熟并领导中国的政治实践，也是党的建设与文化创新的有机融合。在这个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理论引领与知识供给的历史使命。

（二）国家意识形态的构设与体系更新：中国共产党复兴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路径

1.政党是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供给者与践行者

近代以来，中国从器物到制度、从知识体系到精神层面的国家整体转型，说到底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革命。政党显然是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变革的结果，在其诞生之后则成为这场变革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揖美追欧，旧邦新造”的中华民国国歌，生动阐释了这场意识形态变革下国家命运“已由革命派的意向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向”[16]314。而现代政党政治，实则是以“民族”为中心重构国家意识形态、认识并组织整合国家以实现社会治理的新形式。新生政党进行社会动员和组织人民、组建和领导革命军队的力量，是以文化创新为基本内容的意识形态供给。

同时，近代以来以中华民族为载体的民族意识觉醒与族体自觉凝聚，本身也是意识形态变革的结果。中国共产党高扬民族复兴旗帜，最终实现了全民族的解放并建立了中华现代国家。艰苦决绝革命史诗与国家建设的宏伟篇章，体现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对全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准确把握与代表。虽然中国现代政党的组建灵感来自于西方，但政党却是在中国自我的文化逻辑中成長的。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基础构设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需要，更是国家意识形态与以中华文明为根基的国家发展相结合的结果。

2.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复兴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进步

由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一度是现代中国建设的理论支撑。但在“旧”“新”三民主义、以及如何坚持“新三民主义”上，最终以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论”的胜利为这场国家意识形态之争划上了句号。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反帝”“反封建”的号召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1]368的过程中，提出完整的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以建立主权独立的统一国家、否定封建特权以建立人民主权的民主国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最终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1]663。

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理论进步，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全面复兴中华民族。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理论成果前后相继、不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价值体系、政治体系、行动体系，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全方位系统贯彻于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2017年中共十九大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为主题，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关键性事件。可以这样认为，这次大会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复兴中华民族的誓师大会，并经最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与国家宪法予以保障。

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和发展新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体系

从国家建设的需要出发把握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性建构，使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辩证统一于国家现代进程之中，是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为轴心构设、完善国家意识形态并推动其社会化的基本特征。国家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在于政治整合。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情决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3]，方能有效保障各族人民利益、贯彻平等原则、倡导核心价值，实现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目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13]。西方文化散播下的价值多元论、部分国家不遗余力推动的意识形态渗透、中华文明的传统与现代价值的调适、部分地方主义与族群民族主义的兴起、极端宗教思想泛滥等客观问题，对国家意识形态造成前所未有的挑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应对国家内外的挑战与机遇，已成为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建设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宪法宣言，进一步凸显了中华民族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国家意志和全民共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3]，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支持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功能的生动注解。

（三）建立完善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中国共产党复兴中华民族的制度路径

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共和国家，是现代中国的基本政治形态

“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的民族复兴逻辑，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现着鲜明的中华民族特性。因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二重变奏，也确立了现代中国全新的国民身份体系和国民治理范式。

与之相应，现代中国的中华民族特性通过“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获得充分诠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上，以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民族区域自治、基层自治为轴心的国家制度体系，赋予并保障了全体国人以平等国民身份和合法权益，完整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理念。在二十一世纪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章》与国家宪法进一步从党的使命和国家制度的角度保障了现代中国的中华民族特性。这种用民主共和国家的制度体系保卫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成果，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是中国共产党复兴中华民族的基本制度逻辑。

2.不断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体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现代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体系与发展理念，体现的是近代以来民族革命与国民革命二重变奏下的民主共和的国家底色。对内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基础与规范，向国民提供安全秩序与社会福祉;对外以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国家崛起为表征，以赢得更大的国家生存与发展空间，是这套国家制度建立完善的基本政治逻辑。经由中华民族的自觉凝聚与民族解放运动确立的人民共和国家的制度体系与治理框架，以普遍的国民身份组织社会为制度基础。显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否实现，取决于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政治基石构设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就是要回应内外变化，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国内看，市场经济的深入带来的社会利益重组与社会结构的重塑，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重大变化。从国际视角来看，日趋激烈的国家间竞争与广泛合作，国家传统治理体系与能力受到空前的挑战。内外环境的变化，既需要强化中华民族承载的共同身份认同、共有精神家园、共通国家梦想的社会政治机制和功能;也要求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多元”协同治理格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处于制度供给与国家治理的中心地位。

（四）主导并推进现代中国的国民一体：中国共产党复兴中华民族的国家整合路径

1.政党及其机制，居于现代中国整合政治的轴心

现代国家之所以超越并替代传统国家，根源于其前所未有的整合能力，这个能力依托于主权民族的聚合性特征。近代以来以中华民族为依托，凝聚国民、组织社会、协调利益，奠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的社会基础。当然，近代中国从“一盘散沙的死中国”到“有血有肉的活中国”[17]402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建构历程，是多种机制相互作用的系统工程。在诸如国家制度、国族、政党、政策、意识形态、民族工作、国民教育等机制形成的庞大政治整合体系中，政黨以其先进的理论供给与组织体系居于整合政治的中心。

“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的中华民族复兴逻辑，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民族一体与塑造整体国民的基本内涵。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以中华民族为中心凝聚国民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家是清晰的政治主线。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统战以及制度等系统整合体系对国家全方位的领导，是中国有序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根本。以中华民族为依托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引领与整合政治的集中体现。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则将国家治理的价值、制度、行动体系有机地体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并推动着国家的政治整合，在新时代更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全党全国。

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新时代塑造国民整体性的新知识体系

近代中国由政党领导并组织的整合政治的直接结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从现代中国的国家政治设计来看，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治理体系、国内族际关系、国家社会文化与生活无所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规范之下。以中华民族主权国家形式呈现于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有机统一并体现了人类文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与中国社会自身逻辑。其政治实践基础是中华各族人民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支撑的中华民族与现代中国两个共同体建设。

所以，“突出中华民族对于中华现代国家的支撑性，注重挖掘中华民族对于今天国家治理和发展的资源价值”[18]，正是中共十九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各族人民共同繁荣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共中央于2010年提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2014年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并经同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民族互嵌”、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是着眼于复兴中华民族整体战略的具体部署。“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9]152作为一种新的政治价值与知识体系，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规划与基础工程。

（五）富强国家、幸福人民：中国共产党复兴中華民族的经济建设路径

1.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社会生产的解放与中华民族的经济自由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0]82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之所以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对象，根源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掠夺与压迫，核心就是经济侵略与经济剥削。通过革命与改革，实现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经济自由，既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社会前提也是物质保障。“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复兴要素的“政治上自由”，是以“经济上的繁荣”为基础并促进之。中国共产党这个新民主义的经济主张，以“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21]52全面体现在新中国制度创设完善与经济建设成就之中。

之所以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定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源于中国共产党对于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经济结构的准确把握。从新民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演进，源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改造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结构。通过所有制结构的改造与人民当家主做主的国家制度的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保障了社会发展的成果是为了实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国家虽历经从“四个现代化”到“二位一体”“三位一体”“四位一体”“五位一体”的建设的战略布局更新，但经济建设始终居于国家建设的中心。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3]的民族复兴蓝图，必须以经济建设的繁荣成果为支撑。这直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保障中国人民整体利益的民族复兴逻辑。

2.以繁荣的经济建设，实现国家的富强与中华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

中华民族复兴思潮兴起的原动力，来源于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现代政党掀起的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正是中国社会对于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渴望的生动写照。孙中山主张的民族、民权、民生的“旧三民主义”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主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从新民主主义的“新经济革命”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进步，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复兴中华民族的经济建设路径就是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围绕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对于不同时期中国国情的认识，均以打破束缚社会生产力的桎梏为途径，通过经济的繁荣最终实现人的真正自由。

“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22]225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政治载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确立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已充分体现在对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经过70年的国家建设，中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较1952年人均GDP增长174倍。以农村扶贫开发为中心的减贫行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按照2010年贫困标准）由1978年的7.7亿人减少至2018年的1660万人”[23]，2020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完成。通过解放社会生产力实现经济的繁荣，“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3]，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发展理念与民族复兴的逻辑。

四、结 语

“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目标，在二十一世纪的新时代被进一步凝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以其理论的先进性和组织的有效性直接领导着这个伟大复兴事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号召全党全国，既是100多年来中华民族从屈辱到复兴的历史进程的继续，更是对党的理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中国文化的自信与坚守。当然，随着国际、国内形式的变化，以及反应的“外适应”问题与以协调成员维持组织运转的“内适应”需要，既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基本环境，也是中国共产党复兴中华民族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以国家文化体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治整合、经济建设为基本路径推进国家全面崛起，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使命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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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AND PATH OF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iu Yonggang

Abstract："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unique era discourse for the nation-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a reveals the basic contents of party politics of modern China. From the ever-increasing national crisi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o the new era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a vanguard for the Chinese nation has always been shouldering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goal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of "building a new society and a new countr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runs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political practi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The connotations of national prosperity，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people's happiness to realize the "China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re fully embodied in the unique political logic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t is systematically carried out in the country's cultural system， ideology， political system，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Keywords：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ational State Construction; Vanguard

〔責任编辑：俸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