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 欣 张海平

“明清时调”又称“明清俗曲”“明清时调小曲”，是明、清时期流行于民间通俗化曲子的代名词，其涵盖曲调之多、流布范围之广为其他明清乐所不能及，对我国近现代传统音乐的兴起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它的探讨，将为全面了解明清俗乐及市民俗乐传衍规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一直以来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但是，近几年来，该领域研究热度慢慢减弱，相关研究成果逐渐减少。那么，关于它的研究，是否还有进一步挖掘和拓展的学术空间，是否还存在延续性研究的必要，是否还值得持续性关注，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在梳理和回顾其现有成果中找到答案。因此，本文拟由此出发，利用地理空间数据分析手段，对相关研究成果数量、类型及地理空间结构进行分类梳理，着重从空间角度探讨研究者“人”，文献出处“地”及研究对象“乐”三者之间的关系。由此，勾勒并归纳出明清时调整体研究格局及成因，同时分析当前研究之不足，为这一领域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

一、研究数据及方法阐释

“明清时调”这一概念在长期使用过程中，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再到泛化的历史演化过程。“时调”一词最早见于隋，如《隋书》中云“蹈扬惟序，律度时调”①《隋书》卷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3页。，是指隋唐时期流行的“曲”子，有“时兴”“时尚”之意。至明代，“时调”一词的内涵逐渐具象化，指“文人起而仿效（民间歌曲），目之为‘时调’”②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247页。。根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的曲本推测，这些曲子来源于通俗化的南北曲或加工后的民歌小调。清初开始，“时调”延续着明时涵义，如清徐釚《词苑丛谈》卷十二外篇中有云“是夕，忽梦至肆中，见壁上花笺效东坡体四时调”③〔清〕徐釚编，王百里校笺：《词苑丛谈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656页。。直到清末民初，“时调”一词内涵再次被泛化，指一切民间流行的曲子，出现了《新集时调雅曲初集》《新集时调马头调雅曲二集》等大量标有“时调”的曲集。这些曲集中有民歌、说唱及戏曲，如清初《缀白裘》第三集“时调杂出”《小妹子》即是一出小剧④〔清〕钱德苍编、汪协如校：《缀白裘》（第三集），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第48页。，再如《霓裳续谱》中《一更里盼郎》《深闺静悄》⑤〔清〕王廷绍：《霓裳续谱》，载〔明〕冯梦龙、〔清〕王廷绍、华广生编述：《明清民歌时调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43–239页。等，则采用角色分工、唱白相间的说唱方式记录，当然还有《时调小书并谱》中的小曲《四季相思》⑥关德栋：《曲艺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186页。。这些足以说明，“时调”已泛化为包括“小曲、说唱、小戏等各类相关唱腔的统称”⑦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42页。。从而推知，“时调”已不再是某一类音乐体裁的代名词，而是对当下各地、各类民间音乐中留存有这部分曲子的统称。正如洛地先生所说“‘时调’是指：扮演的‘时调戏’以及‘词调’，而‘词调’有说唱、坐唱、扮演三种方式”⑧洛地：《明清时调小曲的音乐系统—答谢桃坊的一封信》，《四川戏剧》，1996年，第1期，第20页。。由此，结合本文研究，可将“时调”进一步界定为“明清时期流传下来，经过文人、艺人加工后的曲子，包括通俗化的南北曲及艺术化的民间歌曲”⑨谈欣：《“时调”与“小曲”“时调小曲”关系考辨》，《黄钟》，2011年，第1期，第121–125页。。这部分曲子以说唱、戏曲为核心，依托多种音乐体裁传承发展。

我们以“俗曲”“时调”作为关键词，收集各类数据库相关成果，共辑录出345篇（部）。经过进一步阅读筛选，将有雷同及报纸会议类文献剔除，遴选其中227篇作为分析对象（梳理文章资料有可能会出现挂一漏万、百密一疏的情况，但已涵盖大多数，如有个别缺漏将在今后研究中修正与完善）。通过初步分析，明清俗乐涉及音乐体裁类别多样、数量繁多、空间分布广泛，仅从文字上对它进行梳理会显得杂乱而无序。因此，有必要借助其他分析手段，如GIS（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分析方法，实现成果的空间转化。

GIS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地理学研究成果，主要以地理空间数据为基础，采用地理模型分析方法，提供空间地理信息。本文将采用此方法，整理成果中的相关数据，其主要目的是能够实现文献和涉及音乐类别在地图上可定位和可度量。其做法是采用空间统计分析中的核密度估计模型，分别对文献所在位置点和音乐所在位置点进行密度分析，得到两种位置分布密度地图，再采用地理三维技术对两种密度分布进行可视化表达，并用二维地图可视化方式呈现文献及研究对象的空间分布、空间组合和空间数量。

采用此分析模型和表达方式的主要优点在于跳出了实证主义定量数据的平面分析，从平面向“空间转向”。这不仅可以为平面数据带来可视化的直觉诠释，超越单纯数据分析能力，还可以研究数据的本质或存在，以及基本范畴和关系，比如文献整体空间分布秩序与研究对象地理空间分布之间的关联性，从而将多样性、丰富性的研究成果与历史、文化进行构建，以揭示其整体地理空间特征，为传统解释性叙述提供支持。

二、不同成果类别中的地理文化信息

关乎明清时调音乐文化研究的文章约有160篇，约占该领域成果的70%，大致涉及曲牌流变、唱腔本体、曲种或剧种溯源及文化研究等几方面，以下将以此作为分类框架进行分析与数据采集。

（一）相关曲牌研究成果及其地理数据

明清时调主要以曲牌体形式演唱、传播及传承。明清时调中涵盖曲牌数量众多，据杨荫浏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书统计，有明代小曲31曲、清代小曲208曲，除去重复的20首，共219曲⑩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第757页。。现以219支曲牌为主体进行梳理，发现现有成果中已对其中30多支曲牌进行了探讨，如【桐城歌】【马头调】【寄生草】【叠落金钱】【剪靛花】【孟姜女】【鲜花调】【银纽丝】【绣荷包】【太平年】【打枣竿】【西调】【边关调】【耍孩儿】【清河水】【罗江怨】【满江红】【串调】【劈破玉】【马头调】【南京调】【驻云飞】【南京调】等。这些成果主要从曲牌源流、传播发展、形态变迁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我们将这些成果中的数据进行汇总，共得到20多条地理信息，现将其主要部分绘制成表，如下：

表1 相关曲牌研究成果及其数据信息

由上表看出，江苏、安徽、山东及周边地区研究数量及类型较其他区域丰富，是曲牌研究领域的集中地。由此推断，这些区域可能也是明清时调文化中心地。

（二）音乐类别研究成果及其地理数据

明清时调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借助多种传播方式，流传至各地并与各地方言俚语、地方曲调不断融合，从而推动了多种类别民间音乐的生成与发展。经过统计，明清时调涉及民歌、说唱、歌舞、器乐及地方戏五大类别。目前，共辑录到40多条代表性成果，现将主要数据列表如下：

表2 音乐类别研究成果及其数据信息

上表显示，明清时调传播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全国大部分地区，较多地集中在江苏、山东一带。从音乐体裁类型分析，明清时调对各地说唱、地方戏音乐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

（三）传播流变研究成果及其地理数据

明清时调衍变至今一直处于动态发展的状态，相关传播流变研究也是该领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明清时调在各地的流变情况、不同音乐类别的比较及传播路径探索等。经过分析与统计，约有10多个成果信息，现将其主要数据列表如下：

表3 传播流变研究成果及其数据信息

有关传播流变研究的成果从数量上、集中地上与以上两类研究存在差距。数量上，明显少于前两者，集中地也与前两类不同，这类研究不再集中于江苏、山东及周边地区，而是扩散至我国广西、福建、台湾，日本等地。

综上，通过三类主要研究方向的梳理，从文字上获得了当前较有代表性成果的数量及类型，并从中提取了相关地理数据，这将为进一步探讨成果及各类音乐地理空间结构特征提供帮助。当然，有关明清时调音乐研究的成果还有其他，如文化研究、历史研究等，有关信息将在数据建模中进一步补充。

三、各类研究成果地理数据空间结构构建与分析

通过GIS进行数据空间建模，有助于推动“人”“地”“乐”关联性研究，即音乐分布与产出成果的对应关系，产出成果与研究者的对应关系。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掌握明清时调音乐研究领域的现状，更准确地把握整体研究水平，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一）各类音乐体裁地理分布

单从某一成果考量时，我们能够了解明清时调对各地多种民间音乐的起源及唱腔系统形成的影响。如将这些成果中的研究对象进行综合，即可构建出一个相对完整的音乐系统。现用不同颜色将它们的地理位置标示在地图上（暂不通过标记符号的大小呈现数量及密度的差别），如图1：

图1 音乐体裁空间关系及其数量特征分布地图[69]文章中地图参考国家自然资源部公布的标准中国地图，符合国家标准地图制作规范，在此底图数据基础上标注而成。该底图多次使用于地理期刊《地理科学》杂志。

如图所示，明清时调流布于我国大部分地区，在其历史传衍过程中对这些地区部分民间音乐的生成、发展都产生了影响。综合这些音乐类别的空间分布，华北平原（又称黄淮海平原，跨越京、津、冀、鲁、豫、皖、苏7省市）及周边地区是其主要流行地，并由此向外传播扩散出去，甚至到达日本，形成清乐。明清时调涉及的音乐体裁丰富，包括歌舞、戏曲、民歌、说唱及的器乐，不同体裁间数量比值不均衡。其中，歌舞、器乐及民歌相对较少。歌舞主要存见南方各地，如云南、江浙一带的花灯、花鼓；器乐主要有闽南北管、河南板头曲、江苏锣鼓牌子、鄂北打调等；民歌数量一般，主要分布于山东、江苏交界一带，如郯马五大调、高邮民歌等。在各类音乐体裁中，说唱、戏曲覆盖面广泛，且数量比值高，为明清时调在当代流变的主体类型，现将其单独列出，做进一步补充说明（圈形大小标出其数量比值），如图2：

图2 说唱和戏曲空间关系及其数量特征分布地图[70]同注[69]。

由上图可见，说唱、戏曲地理分布宽泛，北至黑龙江，南到宝岛台湾，西到西藏，东至上海，主要集中在华北平原地区，非常高密度地集中在江苏、山东及安徽一带。相比而言，说唱地域覆盖范围更大，密集度更高，主要以牌子曲曲种为主，其中包括北京单弦牌子曲、天津时调、蒲松龄俚曲、扬州清曲、长阳南曲、常德丝弦、广西文场、四川清音、榆林小曲、泉州北管、台湾北管，等等。另外还有些琴书、鼓书及走唱类，如山东琴书，徐州琴书，山西、内蒙古二人台等，共30多个曲种。戏曲数量略次于说唱，主要剧种有山东吕剧、山东柳子戏、河南曲剧、南阳曲剧、北京曲剧、昆明曲剧、福建闽剧、台湾歌仔戏等，约20多个剧种。这些剧种大多与当地说唱音乐有关，有些则是在当地说唱音乐基础上直接生成，两者之间相关联部分用重叠区域标注。重叠区仍然以华北平原为中心，主要有北京、天津、山东、江苏、安徽等地，比如北京曲剧、河南曲剧是在当地单弦牌子曲、河南大调曲子基础上生成。

总的来看，这些数据模型的构建说明明清时调在民间音乐中已形成具有历史关联性的“俗曲体”说唱体系及“俗曲体”地方戏体系，构成相对完整的明清时调系统。明清时调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通过人为传播和自然传播等多种传播方式不断扩散与各地方文化碰撞融合，逐渐构建出一个由各类民间音乐组成，且具有内部联系和一定分布秩序的“俗曲体”系统。

（二）音乐分布与成果分布对应关系

以下将从已构建出的音乐空间结构分布反观至研究成果中，进一步探讨音乐分布与文献数量、质量的对应关系。现将文献出处地理位置标注在地图上，并用三维立体柱图表示出数量，图3（左）是各类音乐分布密度数量图，图3（右）为文献出处密度数量图。

1.空间结构

文献空间结构（图3右）是研究现状最基本的属性，也是研究方向、研究水平、研究动态最重要的支撑，现着重从成果空间结构考察其形态分布和数量类别。图3显示，江苏、山东这两个地区文献密集度大，说明该区域是文献产出数量最多的地区，研究文献类型上呈现从曲牌溯源到流变及文化的多层次结构特点。从密集区域发散出去，北京、上海、河南、四川、广西及周边地区为第二结构层次，从密集度上稍逊于江苏、山东，类型上多偏重历史文献收集、考据、比较及流源等问题的研究。再者，天津、福建、山西、陕西、广州及周边地区属于第三层次结构，文献成果相对较少，类型上多偏重比较、流变及文化研究。

图3 音乐与文献空间密度图[71]同注[69]。

2.对应关系

通过图3（左）与图3（右）的比较，发现音乐地理分布与研究文献空间秩序的对应关系有三种类型。第一类，音乐地理分布与研究成果相一致，如山东、江苏、河南、四川、浙江等地，音乐分布密集度与研究成果的量与质相匹配。第二类，音乐地理分布与研究成果之间存在差距，即乐种分布密集而研究文献量与质不足。这部分地区集中在西北、西南，如湖南、湖北、甘肃、青海、陕西、云南、西藏、台湾等地。第三类，音乐地理分布与研究成果密集度相反，即研究文献密集但相关音乐类别较少。如上海、北京等地。

（三）“人”“地”“乐”之关系

“人”即文献作者，这其中地理信息包含作者工作地及生活地；“地”即文献出处地和音乐流行地；“乐”即研究对象中所涉各类音乐体裁，包含直接在明清时调基础上生成或部分吸纳明清时调而成的各地音乐类别。从上述空间数据分析看，明清时调音乐研究存在“人”“地”“乐”相互影响及相互制约的关系。（见图4）

图4 “人”“地”“乐”关系图

如图4所见，首先，明清时调音乐研究在“人”与“乐”发生研究、被研究关系时，受“地”的制约与影响。也就是说，在明清时调基础上生成或吸纳而成的“乐”，其地理流传空间基本决定了相关研究成果的空间分布及作者构成，在研究者“人”选择研究对象“乐”的过程中，“地”起决定性作用，并影响成果的研究类型和研究数量。这一点从图3的直观展示中可见，两幅对比图显示成果数量、类型呈现出的空间结构与各类音乐流传空间基本吻合。其次，文献作者“人”的工作地、生活地与研究对象“乐”的流布地基本一致。最后，“乐”的分布结构决定了研究成果的类型结构。在明清时调当代音乐流变中，说唱、戏曲为主要类别，与此相应的研究成果类型中，关涉说唱、戏曲音乐研究文章的比例也最大。另外，明清时调文化中心研究成果最为丰富，音乐本体研究较突出。由此，我们认为明清时调音乐研究乃至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受地域限制性较大。

地域的受限往往会使得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容易忽略关联性比较与探讨，不容易把握其整体风格流变规律。“这些从乐曲到乐队组合、演唱形式等诸多层面都有着相通一致性内涵的音乐形态从地理位置上相距甚远，何以具有多种相通意义值得研究。”[72]项阳：《加强对音乐“非遗”分类综合研究的深层探讨》，《人民音乐》，2016年，第6期，第36页。的确，在本文回顾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明清时调系统中存在名称、演绎形式、音乐内容及风格等方面相似，但地理位置相距甚远的音乐类别，比如山东“五大调”（民歌）、海州五大宫调（说唱）、盐阜五大调（说唱）、常德丝弦（说唱）、扬州清曲（说唱）等等。这些不同地域音乐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它们是如何衍变，又形成了怎样的规律等一系列问题都尚未得到答案。

可见，明清时调研究热度的退减，并不能说明该领域研究已相对完善。从“人”“地”“乐”关系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该领域研究还存在部分地域研究深度不足，整体性认知不清等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明清时调生成或构成的音乐类别中，有部分还存活着，但正面临“人亡曲终”的艰难局面。因此，可以认定，明清俗乐值得学界继续关注，且应该以抢救性保护与挖掘的态度开展持续性考察及研究。

结语

综上，明清时调所涉音乐种类已或多或少被研究者关注，并形成系列成果，总体上看成果较为丰硕。但各地区、各音乐类别之间还存在差距，比如江苏、山东及周边地区的相关研究成果广度及深度相对较好，而云南、甘肃、山西及陕西等地研究相对薄弱。另外，系统性研究还较缺乏，即将这些有着历史渊源关联的曲调进行整体研究的成果还相对较少。实际上，通过GIS空间展示后，我们分析出明清时调的地理分布空间及结构关系，它的确存在多个体系，比如“俗曲体”说唱体系和“俗曲体”戏曲体系，这些体系又构成了一个整体系统。对该系统的深入探讨，既可以为俗文化研究提供宝贵的历史资料，亦可为当代市民文化建设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