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欣怡

引言

2019年1月26日，笔者拜访沈惠民①沈惠民（1938— ），男，上海洋泾清音班第三代丝竹乐人，杭州黄龙洞丝竹乐社、杭州朝晖丝竹队队长。先生了解杭州朝晖丝竹队的基本情况。在交谈中，他提及朝晖丝竹队是上海洋泾清音班、杭州黄龙洞丝竹乐社的延续。由此，笔者为三个乐社前后贯穿的特点所吸引，展开了进一步理解三个乐社文化传承的研究。

后续田野考察中，笔者在丝竹乐人沈惠民、顾骏②顾骏，（1937— ），男，上海洋泾清音班第三代丝竹乐人，杭州黄龙洞丝竹乐社副组长，杭州朝晖丝竹队核心成员。的叙述中得知，杭州黄龙洞丝竹乐社的存在时间虽然仅4年，但从乐人心理、经济效益、社会影响等角度来看是乐社发展的黄金时期。鉴于此，本文以1985至1989年浙江杭州黄龙洞丝竹乐社为链接点，探讨其“前世”—上海洋泾清音班与“今生”—杭州朝晖丝竹队的变迁过程。沈惠民、顾骏是贯穿这三个乐社的核心成员，他们共同经历了1909至1966年上海洋泾清音班、1985至1989年杭州黄龙洞丝竹乐社、2002至2020年杭州朝晖丝竹队的合乐表演、组建创班、传承下一代的快乐与艰辛。

在目前民族音乐学视角下相关江南丝竹已有研究成果中，多以丝竹乐演奏传统整体阐释、丝竹乐社文化变迁及丝竹合乐的文化隐喻为研究对象。③参见〔美〕韦慈朋：《江南丝竹音乐在上海》，阮弘译，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伍国栋：《一个“流域”两个“中心”—江南丝竹的渊源与形成》，《音乐研究》，2006年，第2期；《环太湖地区的乐社传统—苏南“丝竹繁兴”的人文历史背景研究》，《中国音乐》，2007年，第1期；《江南丝竹：乐种文化与乐种形态的综合研究》，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齐琨：《历史地阐释：上海南汇丝竹乐清音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李亚：《“玩”音乐作为一种社会记忆—上海湖心亭茶楼江南丝竹的历史叙事》，《音乐艺术》,2019年，第3期。本文将以口述史的研究方法重构杭州黄龙洞丝竹乐社前世与今生的相关乐人经历、曲目传存、活动转变三方面内容，意在展现一个乐社近百年的流变及跨地域的传承。

一、乐社变迁

（一）上海洋泾清音班（1909—1966年）

上海洋泾清音班为乐人沈允中、沈家麟秉持让洋泾“闹猛”④闹猛：吴语词汇，热闹的意思。起来的初衷所建，并在第二代丝竹乐人沈远根、沈福根带领下，于上海浦东迅速有了影响力。

清音班成立之初，多为家庭成员之间的小型丝竹聚会，以自娱自乐为主。此外，一些洋泾的丝竹爱好者也常参与合乐。据沈惠民回忆，家中几乎每日奏乐。沈福根家的两张八仙桌是乐人丝竹合乐之“所”，乐器挂满饭厅墙壁，有需自取即可，合乐时间不固定，随性而为。

我小时候家里面弄点八仙桌，他们把扬琴在上面一放，二胡、琵琶、笛子一排，家里像个乐器店一样，有支箫，挂满的，都是朋友的，时间也不固定，来了就好。⑤采访人：祝欣怡；被采访者：沈惠民；采访时间：2019年1月26日；采访地点：沈惠民家。

随着合乐逐渐红火，清音班邀请上海各地丝竹名家前来参与活动。对名家造访，沈惠民印象很深：

我们家小时候比较有钱，请得起一批人，如孙裕德、周皓、周惠都到我们家来，他们演奏的丝竹乐都是高技巧的，一些教授都是江南丝竹出身，有功底，像王乙就是。⑥采访人：祝欣怡；被采访者：沈惠民；采访时间：2019年11月3日；采访地点：沈惠民家。

清音班不仅注重丝竹合乐，而且还培养第三代丝竹乐人，沈惠民便是。他十岁初奏丝竹，开始多为独自练习，待对旋律更为熟稔，就与顾骏、唐文龙、唐文虎合乐。对于儿时经历，沈惠民提及：

我开始学丝竹时，自己搞搞，到稍微有点会了，顾骏、唐文龙、唐文虎吃完晚饭没事了，把扬琴搬到路上，中间放好，几个人坐在那里玩，弄堂里好多小青年、学生围过来听我们演奏。⑦采访人：祝欣怡；被采访者：沈惠民；采访时间：2019年11月3日；采访地点：沈惠民家。

四人皆有所长，其间四人常换位演奏。就四人乐器编制、玩乐经历，顾骏言及：

我们四个人，唐文虎可以拉二胡，可以弹中阮，唐文龙可以拉二胡和敲扬琴，我吹笛子，沈惠民是敲扬琴的。我们四个人年三十弄一个晚上，每年都这样。平时吃好午饭弄，放学回来弄，晚上也一样。到了家里先搞，搞完吃晚饭。⑧采访人：祝欣怡；被采访者：顾骏；采访时间：2019年11月5日；采访地点：顾骏家。

1959年，因工作需要，丝竹乐人沈惠民、顾骏从上海赴杭城生活。

（二）杭州黄龙洞丝竹乐社（1985—1989年）

1980年后，杭州市文联组建“杭州市西湖民乐社（筹）江南丝竹组”，沈惠民、顾骏加入。1985年受杭州黄龙洞邀请，他们带领江南丝竹组进驻仿古园进行丝竹展演，小组改称杭州黄龙洞丝竹乐社。

乐社演出时间较固定，每天上午9点、下午1点开始，进行两场三小时的商业演出。乐人薪酬为6元／天，月收入180元，沈惠民称：“这样的薪资水平，当时可谓是一级标准。”⑨采访人：祝欣怡；被采访者：沈惠民；采访时间：2019年11月3日；采访地点：沈惠民家。

在黄龙洞商演兴盛的同时，上海洋泾清音班的沈福根、沈稼苑、唐文德、沈日新、王赞廷等及与清音班交往甚密的丝竹名家也常赶至黄龙洞一同进行丝竹展演。沈惠民回忆丝竹前辈、名家到访黄龙洞的场景时说：“当时上海的老先生来我们乐社一起演奏，陈重老前辈经常来。周皓说我要去黄龙洞跟你们一起。”⑩采访人：祝欣怡；被采访者：沈惠民；采访时间：2019年11月3日；采访地点：沈惠民家。

杭州黄龙洞丝竹乐社得益于改革开放获定点商演机会，既保证生存情况又赢得社会影响力。直到1989年，受社会因素影响，黄龙洞只允许游客参观，丝竹乐社撤出仿古园，交流活动停止。

（三）杭州朝晖丝竹队（2002—2020年）

沈惠民作为黄龙洞丝竹乐社的领袖，面对乐社被解散的现状，并未放弃组建乐社、传承丝竹。2002年，沈惠民邀请王宗祥⑪王宗祥（1941— ），男，杭州朝晖丝竹队秘书长。、吴洪、顾骏、范世福四人10月17日在朝晖二小排练，这代表杭州朝晖丝竹队的建成。沈惠民详细讲述了丝竹队的建立过程：

我们是群众性组织，原来是市文联领导。后来市文联不允许搞下面的组织，那我们到朝晖小学。（19）95年，我、王宗祥、吴洪想建立江南丝竹队，但那时还没完全恢复。2002年，我请了几个人开始恢复活动，10月17日，范世福、顾骏、我、吴洪、排练《行街》《紫竹调》。⑫采访人：祝欣怡；被采访者：沈惠民；采访时间：2019年1月26日、11月3日；采访地点：沈惠民家。

2005年，杭州朝晖丝竹队声名鹊起，朝晖二小却不再提供排练场所。经王宗祥联系，2006年丝竹队搬至东方豪园小区。沈惠民说：

丝竹队队伍扩大了，小学里不能搞，后来搬到东方豪园，业管会也挺支持，说我们叫东方豪园江南丝竹社，那我们就叫东方豪园，大家只要可以搞江南丝竹就开心。⑬同注⑥。

2015年乐社再次面临没有活动场地的尴尬情形。王宗祥联系朝晖街道，街道将文化站三楼排练厅作为合乐场所，沈惠民对乐社更名的细节有以下回忆：“后来东方豪园会馆要租出去，我们联系朝晖街道，到朝晖文化馆楼下活动，他们问我们能不能叫做金朝晖，我说只要给我们搞江南丝竹就可以。”⑭同注⑥。

由此杭州朝晖丝竹乐社更名为“杭州金朝晖丝竹乐社”活动至今，乐社的合乐时间相对固定，为每周四下午1:30，由乐人自带乐器自愿前往。据沈惠民描述：“活动一礼拜一次，固定在礼拜四下午1:30开始，玩2个小时，高兴的话3小时也不一定，也没有什么报酬。像我这么远的路每周也要去。”⑮同注⑤。

经历世事变迁，上述三个乐社在资金来源、社会身份、传承模式上各有不同。（见表1）

表1 乐社类型区分表

在资金来源方面，上海洋泾清音班由沈允中家承担开销，包括乐器、录音、乐谱等音乐资料、宴请等费用；杭州黄龙洞丝竹乐社收益主要来自定点商演；杭州朝晖丝竹队几乎没有报酬，开销由乐人平摊。

就社会身份来说，上海洋泾清音班为洋泾民间丝竹班社；杭州黄龙洞丝竹乐社隶属杭州市文联，拥有官方乐社身份；杭州朝晖丝竹队不从属于任何机构，是杭州民间丝竹乐社。

从传承模式而言，洋泾清音班为家族传承与师徒传承并行模式，以沈氏家族成员为主，部分乐人通过拜师学习丝竹；黄龙洞丝竹乐社的商演活动为传承提供良性循环；朝晖丝竹队则以组建二梯队、培养更年轻的乐人以期丝竹续存。

总体而言，1909至1966年间，沈允中、沈家麟得浦东丝竹风尚之先，沈远根、沈福根不仅致力于提高合乐水平，还培养了第三代丝竹乐人，使清音班得以发展。1985至1989年，沈、顾二人组建杭州黄龙洞丝竹乐社，定点进行丝竹商演，不仅使乐人在经济上有所回报，还提高乐人的社会地位。2002至2020年间，沈、顾二人退休后建立杭州朝晖丝竹队，推动江南丝竹的续存。

二、曲目更替与即兴加花

（一）演奏曲目的增减

笔者据沈惠民手抄资料及对金朝晖丝竹乐社的实地考察，获得丰富的曲谱资料。比较三个乐社的演奏曲目，其演奏存在传承与变迁。（见表2）

表2 乐社演奏曲目增减表

1.上海洋泾清音班（1909—1966年）

1909至1966年，大量乐谱、磁带通过贸易传入上海，沈福根常会购买一些时新的乐谱、磁带，并选择旋律优美的曲子，誊抄汇集成手写谱，其中涉及江南丝竹、广东音乐、潮州音乐及其他传统器乐曲等。

沈惠民说：“我们谱子来源主要是我叔叔，他有蛮厚一本手写谱，一个谱子出来有一个对应的唱片。没这些唱片和谱子，根本弄不出来。”⑰同注⑥。

民间小调的演奏，据沈惠民⑱同注⑥。与其胞妹沈惠君⑲采访人：祝欣怡；被采访者：沈惠君；采访时间：2020年3月20日；电话采访。回忆，从他们祖辈（约生于1884年）就已经开始了，这类曲目主要用于婚礼仪式，其中《小清音》《老六板》常被清音班演奏。

清音班的演奏曲目以八大名曲为主，沈惠民曾言：“八大名曲在叔叔参加上海洋泾清音班时已流行，《中花六板》是每次必奏的曲目。”⑳同注⑥。洋泾的演奏习惯是由一曲《中花六板》开始，由《行街》结束。沈惠民称：“我们洋泾的时候一开始就是《中花六板》，因为《中花六板》又慢，曲调又好听，好像心情方面舒畅一些，可以静下来合乐，所以第一支我们还是保留《中花六板》。《行街》比较欢乐、辉煌、喜庆，一般作为结束曲目。”㉑同注⑤。此外，《霓裳曲》《灯月交辉》《月儿高》三首江南丝竹文曲也是清音班的常奏曲目。

许多广东音乐、潮州音乐的曲目，在1909年清音班初建时就已出现，是老先生们启蒙的曲子。据沈惠民回忆：“《一点金》《暹罗词》《走马》都是我们从小启蒙的曲子，这些小曲子既简单，又是练基本功的好曲子，味道好。”㉒同注⑥。

另外，上海洋泾清音班还会演奏一些传统器乐曲。这些乐曲改编自二胡、京胡、古筝、笛子、琵琶等器乐独奏曲，及一些以江南丝竹的乐器编制演奏的传统民间乐曲的合奏曲。

2.杭州黄龙洞丝竹乐社（1985—1989年）

杭州黄龙洞丝竹乐社也演奏八大名曲，沈惠民回忆：“在黄龙洞给外国人普及的磁带上，八大名曲皆有介绍。”㉓同注⑥。

黄龙洞时期演奏的广东音乐、潮州音乐，延续上海洋泾清音班的曲目。此外还演奏一些清音班时期就已演奏的传统器乐曲。沈先生特向笔者提起《黄龙吐翠》，“陈重改编《大步步高》，后来我们黄龙洞演奏时，陈重也来。因为我说前面音乐很优美，后面音乐节奏热烈，小的打击乐好像黄龙洞在元宵节时有龙飞舞，他说好啊，就改名《黄龙吐翠》，这个曲子是我们乐队特有的。”㉔同注⑥。

黄龙洞时期还改编了一些创作歌曲。沈惠民说：“全部是流行歌曲，改编成丝竹曲子，基本上是主旋律，稍微自己加一点花，这些我们常演奏的。”㉕同注⑥。由于外国游客的到来，丝竹社也会演奏各国民谣。沈惠民提及个中原因：“改革开放初期，这些曲子刚传来，外国人来了，我们就流行什么敲什么。”㉖同注⑥。

3.杭州朝晖丝竹队（2002—2020年）

杭州朝晖丝竹队倾向演奏篇幅中等偏小的曲目。沈惠民说明了原因，“像大的曲子，如《四合如意》《慢行街》，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较少演奏”㉗同注⑥。。《霓裳曲》《灯月交辉》两首江南丝竹文曲也被朝晖丝竹队传承下来。

广东音乐与潮州音乐的曲目承传于上海洋泾清音班，杭州朝晖丝竹队会演奏一些经典的传统器乐曲，其中《春江花月夜》《紫竹调》是最常被演奏的曲目。从黄龙洞时期就已演奏的《采茶舞曲》也成为了丝竹队的保留曲目。

如此丰富多彩的曲目，是江南丝竹在各个时代与不同音乐曲目所结合的印证。从历时角度来看，上海洋泾清音班流行的曲目，通过沈惠民、顾骏创建的杭州黄龙洞丝竹乐社传承下来，继而变成其经典曲目。加之其商演的性质，演奏不仅给懂的人听，也兼顾游客习惯，因此会选取一些经过丝竹化改编的流行歌曲和外国民谣作为演奏曲目，既保留江南丝竹特色，又达到吸引游客的目的。

杭州朝晖丝竹队与上海洋泾清音班自娱自乐式的丝竹活动类似，不再和黄龙洞时期一般，因此其演奏的共鸣对象不是游客，而是丝竹合乐的乐师们，所以基本传承了上海洋泾清音班保留下来的丝竹曲目。

（二）加花变奏

沈惠民是丝竹演奏的多面手，兼擅二胡、扬琴、琵琶，对江南丝竹的加花变奏有自己的理解：

我们有“粗谱”，但不能死谱死奏，要识谱活奏，因为它是民间的东西，不能大家都照着谱子去看，那就变成大齐奏了，就没有江南丝竹那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韵味了，曲子要经常在一起“合”，这样才有它的灵活性、机动性、随意性。大集体里有小自由，百听不厌，老是这几个曲子，但听起来大家的味道，每次都不一样，感觉很灵活。㉘同注⑥。

王宗祥也说：

加花元素脱离不了原曲的旋律和节奏，旋律一定要熟悉，花会自然加进去，越熟练加的越多。加花要适应曲子，风格要配套，加花要根据乐器的特性来。江南丝竹主要是笛子跟二胡，你进我出，你上我下，一个乐器复杂，另一个乐器就简单，琵琶的特性是筛筛边，增加曲子的跳跃性；扬琴是一捧烟，在演奏的过程中钻空档。㉙采访人：祝欣怡；被采访者：王宗祥；采访时间：2019年11月1日；采访地点：王宗祥家。

以上描述形象地说出了即兴加花“嵌档让路”的特点。为直观说明以上概念，笔者选取一个演奏片段进行说明。（见谱例1）

谱例1《中花六板》演奏片段，总计16拍，其中6拍运用了“嵌档让路”的核心技巧。乐器相互“让路”适时“嵌档”是为了展现彼此的音乐特性。如第4小节第4拍笛子的“减字”是为了给“扬琴”“琵琶”的加花“让路”。

谱例1 《中花六板》第一句；演奏者：王宗祥、贾培源、沈惠民、顾骏；记谱：祝欣怡

谱注：圆形符号圈选的音符为“嵌档让路”的加花或减字内容。

关于“你高我低”可以第2小节的第3拍为例，当其他乐器在高声部演奏，二胡充当低声部角色。“你繁我简”的演奏可见第2小节的第4拍，笛子、二胡演奏相对简单的主旋律时，扬琴、琵琶就会加入密集的节奏型形成较为繁复的加花。

有关琵琶“筛筛边”的加花技巧在第4小节的第3拍，当其他声部的演奏以16分音符为主时，琵琶为展示其音乐颗粒性，演奏32分音符。扬琴“一捧烟”的描述可在第4小节的第2拍找到印证，其他乐器加花时，扬琴呈4分音符的表现形式。

综上，根据老先生们的叙述结合《中花六板》的演奏片段可知，江南丝竹以“嵌档让路”为即兴加花的核心，并在演奏中灵活运用“你上我下”“你高我低”“你繁我简”等艺诀，选择各个乐器的特性进行合适的加花变奏，让丝竹表演呈现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独特韵味。

三、乐社活动的更迭

乐社参加的活动可分为庙会活动、商业演出、公益活动三类，其中公益活动包括文艺汇演、慰问联欢、比赛交流等。以下对三个乐社参加的活动进行归纳分析，以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承与变迁。（见表3）

表3 乐社活动的变迁表

（一）上海洋泾清音班（1909—1966年）

1949年前，民俗活动兴盛，上海洋泾清音班主要在庙会活动中进行丝竹伴奏，烘托迎神赛会仪式的热闹气氛。庙会中，清音班随队伍参加迎神赛会。据《洋泾乡志》记载：“道堂庙在每年的清明节前后，都举办迎神赛会。”㉚钦洋镇人民政府：《洋泾乡志》,内部资料，1999年，第395；348；348页。“在地方上举办迎神赛会时，清音班和其他文艺队伍一起列队参加吹奏表演。”㉛钦洋镇人民政府：《洋泾乡志》,内部资料，1999年，第395；348；348页。清音班的吹奏曲目以江南丝竹八大名曲为主，“如《云庆》《欢乐歌》《三六》。此外也会穿插一些《步步高》等气氛热烈的广东乐曲”㉜钦洋镇人民政府：《洋泾乡志》,内部资料，1999年，第395；348；348页。。

洋泾清音班作为迎神队伍的一部分，多为烘托迎神赛会的热烈气氛而演奏。但清音班常见于庙会活动，说明洋泾清音班已成为上海洋泾民俗文化的一部分。1949年后，随国家政策变更，庙会活动逐渐减少，清音班逐渐淡出这类活动。为提高社会影响力，乐人将江南丝竹带入一些公益性演出和民乐比赛。

（二）杭州黄龙洞丝竹乐社（1985—1989年）

如前文所述，1985年沈、顾二人带领杭州黄龙洞丝竹乐社进驻黄龙洞仿古园，将演奏曲目、风格带入定点商业演出，乐人通过丝竹合乐不仅提高自身演奏技艺，而且还获得丰厚的经济报酬，乐社还在浙江一些高等院校举行专场演出，参加江南丝竹的比赛。

1987年，应周大风的邀请，黄龙洞丝竹乐社作为第一批江南丝竹队伍参加第一届海内外江南丝竹创作与演奏比赛，获三等奖。对此，沈惠民说：“我们那时候在黄龙洞，周大风让我们参加比赛，黄龙洞时翻过来翻过去都在演曲子，我们出去稳拿好奖的。”㉝同注⑥。

（三）杭州朝晖丝竹队（2002—2020年）

2002至2020年，杭州朝晖丝竹队以公益活动为主。丝竹队常见于非遗展演、乐社交流、慰问联欢等活动。丝竹队拥有三位非遗传承人，非遗展演是乐人们最倾心的活动，以展演方式传承和发扬江南丝竹是乐人们的期望。

周大风一直寄望于朝晖丝竹队能将江南丝竹传承下去，时常带领丝竹队前往他的家乡宁波，普及和演奏江南丝竹。对此沈惠民称：

周大风常告诉我们要把江南丝竹的传承工作做好，让我们把江南丝竹向小学生、中学生普及。《三六》《欢乐歌》《紫竹调》《采茶舞曲》都是重点。㉞同注⑥。

最值得一提的是丝竹队在2010年前往德国，奏响丝竹，进一步扩大丝竹队的影响力。这次德国之旅给王宗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到吕纳堡成人学院去演出，演奏《三六》《中花六板》《行街》。演奏《行街》的时候，舞蹈队还给我们伴舞，因为《行街》模拟的是明清时期的喜庆场面，这样结合就很热闹。㉟同注㉙。

综上所述，三个时期乐社参加的活动各有侧重，皆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选择。1909至1949年，民俗活动丰富，上海洋泾清音班经常在庙会活动中出现。1985年以后，杭州黄龙洞成为对外开放景点，杭州黄龙洞丝竹乐社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商业演出。2002年以后，杭州朝晖丝竹队旨在传承丝竹音乐，因此以参加公益活动为主。

结语

本文将三个丝竹乐社所处社会文化背景和乐人口述实录相结合，从而勾勒出杭州黄龙洞丝竹乐社的前世与今生。在从上海洋泾到杭州黄龙洞再到杭州朝晖的跨地域乐社流传中，三个时期的乐人经历、曲目传存、活动转变，折射、印证了近百年社会文化变迁与音乐传承的关系。

乐人对丝竹的情感是演乐、传乐的核心要素。正因沈惠民、顾骏对丝竹乐的热爱与执着才链接、造就了杭州黄龙洞丝竹乐社的前世与今生。从承于先辈丝竹之声的上海洋泾清音班，到盛年组建以乐会友的杭州黄龙洞丝竹乐社，再到传承往昔丝竹之意的杭州朝晖丝竹队的过程中，沈、顾二人虽从上海迁居杭州，经历跨地域的流转，但仍不忘组建班社，只为体验、传递有关丝竹乐的记忆与情感。

此外，乐人是集演奏曲目、表演风格及合乐方式于一身的承载者与展现者。沈惠民、顾骏等乐人在上海洋泾初玩丝竹、杭州黄龙洞棋逢对手、杭州朝晖组建梯队过程中，链接起一个乐社的前世与今生。乐人通过不断结社的方式，将自身个体生命与乐社传承相连，在教授年轻人音乐表演技能同时，更希望将内化于丝竹合乐的快乐体验传于后世。

乐人在跨地域结社中突破“地缘”限制，更多以“乐缘”“茶缘”㊱李亚：《上海地区“江南丝竹”表演民族志》，2017年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第53；21页。方式，聚集一堂，切磋琴艺。丝竹乐社传承中，无论是熟识玩伴来访，抑或对丝竹新友欢迎，常用以乐会友形式。音乐是交友桥梁，因此衡量来者是否能够成为乐友的标准取决于其是否具有“乐缘”，即是否熟悉相同丝竹曲调，是否具有相似丝竹风格，是否传承相仿合乐方式。若具有“乐缘”也就获得“茶缘”，乐社成员多是“泡一千杯茶”㊲李亚：《上海地区“江南丝竹”表演民族志》，2017年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第53；21页。的“茶缘”关系。

在乐社近百年变迁中，曲目是传承的具体内容。沈惠民、顾骏等人不仅顺着儿时记忆，演奏传自父辈曲调，而且结合社会背景，演绎具有时代特征的曲目。诚如齐琨所言：“中国传统音乐兼具‘过去的现在’与‘现在的过去’两种时态。”㊳齐琨：《论传统音乐的两种时态—以徽州礼俗仪式音乐研究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28；30；31页。一方面丝竹乐人传承自先辈就已演奏的传统曲调，使得“过去的内容在‘现在’延续”㊴齐琨：《论传统音乐的两种时态—以徽州礼俗仪式音乐研究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28；30；31页。，另一方面丝竹乐人为适应时代，演奏具有特定历史印记的曲目，将“现在的内容以‘过去’为表述”㊵齐琨：《论传统音乐的两种时态—以徽州礼俗仪式音乐研究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28；30；31页。。

另外，在外来乐人融入新的社会关系时，他们将原来演奏的丝竹曲目与跨地域音乐品类相适应、相融合。上海洋泾时期，江南丝竹已呈雅集化特征，诸如广东音乐、潮州音乐等外来乐种的曲调经丝竹化成为传统曲目的一部分。杭州黄龙洞时期，其演奏曲目在保留雅集化特征基础上，为凸显地域特色，吸纳浙江民歌与越剧曲调。可见，江南丝竹具有融合特征。一方面，当外来音乐传入江南地域时，江南丝竹不断吸收外来曲调化为己用；另一方面，当江南丝竹外传其他地域时，江南丝竹也有融入当地曲调之可能。因此，正是这种特有曲调传承机制，使江南丝竹成为一种江南地域共时性审美音乐品种流传至今。

在前世今生的流变中，乐社表演活动是传承的途径。百年间，无论是上海洋泾时期盛行的仪式活动，还是杭州黄龙洞时期频繁的商业演出，抑或为杭州朝晖时期丰富的非遗展演，皆带有不同社会文化印记。乐社成员在参与具有不同时代背景、不同地域文化乐社活动过程中，不仅期望找到自身合理的生存空间，更希望成为地方文化主流。

杭州黄龙洞丝竹乐社的前世与今生固然与乐人的传承、曲目的融合、活动的叠加等诸种要素相连，但正如前文所言，最为重要的是这些乐社凝结、勾连着一代代丝竹乐人的情感与记忆，每一个音符显现着他们的喜怒哀乐。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改变的是岁月，丝竹乐人渐渐老去，步履艰辛地维系着传统；不变的是心态，他们在合乐的快乐中表述对丝竹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