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话语变奏中的打工者的多种面貌

2021-07-21刘宏志

南腔北调 2021年6期

刘宏志

摘要：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打工文学已经出现。在早期的打工文学中，作品中的打工者呈现出多种面貌，既有高度强调阶级话语的反资本的工人，也有抓住了新的时代契机从而改变自身命运的时代弄潮儿。打工者形象的多样性，既是这个时代思潮复杂性的反映，也和背后的各种话语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联。

关键词：打工文学改革阶级话语规训

一.关于初期打工文学的界定

打工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在广东首先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最初，打工文学基本上是打工者对自己生活的感喟与思考，基本局限于广东一地。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铁饭碗”被打破，所谓打工已经成为社会中普遍的事情，打工已经不再仅仅是广东一地的事情，而成为全国性的事情，这样，关于打工的书写也不再仅仅是广东一地的事情，不再仅仅是打工者的事情，很多专业作家也开始介入对于打工者存在状况的书写中。因此，人们对于打工文学也存在争议。一些研究者认为，打工文学应该特指打工者创作的文学作品。白烨就指出：“谈论打工文学首先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什么人写的什么作品。是打工者写的关于打工生活的作品才能看作是打工文学呢，还是所有作家写的关于打工生活及其具有打工意识和体验的作品都可以看作是打工文学？我个人更倾向于前者，因为打工文学强调的是一种表现打工者原汁原味的底层生活……打工文学就是打工作家自鸣自放心中的情感。”[1]打工文学最早的推动者之一杨宏海也说：“何谓打工文学？‘打工是广东方言，‘打工文学是指反映‘打工这一社会群体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影视、剧作等各类文学体裁。从广义上讲，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者自己的文学创作，也包括一些文人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但如果要对打工文学做一个稍为严格的界定，打工文学主要是指由下层打工者自己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其创作范围主要在南中国沿海开放城市。”[2]但是，也有研究者指出，打工文学应该不仅仅是打工者书写的文学作品。李敬泽指出：“对于打工文学，我不太倾向于狭窄的定义或者界定。将打工文学仅仅看作是打工者写的文学，这在学理上讲不太通，就好比我们过去认为无产阶级文学一定要是无产阶级抒写的一样，这是极其狭隘的。”[3]何西来也认为：“我所理解的打工文学首先是一个题材概念。我认为只要是反映打工生活的作品，无论是谁写的，都可以纳入打工文学的范围。”[4]显然，关于打工文学的界定，目前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无论如何，从文学中的工人叙述这个角度来说，打工文学的出现，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显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正是20世纪80年代打工文学中出现的打工者形象，呈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作品中工人的新形象。这是与传统工人形象完全不同的新工人形象，而且，这种新工人形象的背后，显然隐藏着多元话语力量的作用。所以，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打工文学中的打工者的形象，显然是值得深究的。

关于打工文学的阶段划分，研究者也有不同的看法。早期打工文学代表作家之一的张伟明认为，“从1987年到1995年是打工文学的前期，这是打工文学的生发期；从1995年到2005年，是打工文学的中期，这是打工文学的低潮期，打工作家们开始分化；从2005年至今则是打工文学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打工文学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并且在国内文坛占有了一席之地。”[5]杨宏海也是依据时间顺序，把打工文学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1994年，深圳《特区文学》《大鹏湾》等杂志开始发表打工文学作品，打工文学初步引起文坛关注；第二阶段是指1995年到2000年，打工文学在这一时期开始市场化，同时也开始陷入低潮；第三阶段是2000年后，尤其以共青团中央设立进城务工青年‘鲲鹏文学奖为标志，打工文学向纯文学回归，开始进入主流视野。”[6]也有论者打破了这种以时序为依据的划分方法，而以文体发展作为标准对打工文学的不同创作阶段进行划分，“第一阶段是草创期，这个时期的打工文学以纪实文体为主；第二阶段是发展期，这一阶段虚构文体开始占据上风，这标志着打工文学摆脱了‘报告的桎梏而进入了‘文学的殿堂；第三阶段是成熟期，打工文学中的小说、诗歌等各种文学体裁都出现了代表性的作品，从而代表着打工文学的成熟。”[7]这些划分方法都有其道理，不过，我们所要探讨的打工文学不同于上述任何一个分期。我们这里所分析的初期打工文学主要是指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20世纪末这一时间段中的打工文学文本。这样分期的一个基本依据，和打工这种现象在全国的普及程度以及专业作家对这一题材的介入程度有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随着国企改制，私营企业成为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这样，在20世纪末期，打工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广东一地，而是从广东蔓延到了全国。在这样一种情势下，越来越多的专业作家也开始把目光对准了自己身边的打工者，这样，打工文学的书写者就不再仅仅是有着亲身打工经历的打工者，专业作家也成为打工文学的书写者。专业作家介入打工文学的书写中来，给打工文学带来的不仅仅是作者身份的变化，事实上，由于专业作家和打工者文化素养不同、切身体验不同，他们眼中的打工是不一样的，相应的打工文学的内容，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随着底层文学这个大概念在新世纪以来的兴起，新世纪以来的打工文学其实已经被涵盖到了底层文学这个大范畴中。所以，20世纪末期以来的打工文学，无论是从作家身份还是从表现内容来说，都同之前的打工文学有着较大的不同。

二.改革与未完成的改革：打工文学的出现与打工者的困局

1982年，陕西作家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在《收获》杂志刊出，迅速在全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且获得了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部小说主要描述了一个名叫高加林的高中毕业生离开土地又回到土地的故事。高加林高考落榜回到农村，获得了同村姑娘刘巧珍的爱情，可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以进入县城，当上了临时工。在當临时工期间，他还获得了城市姑娘黄亚萍的爱情。高加林经过痛苦的抉择之后，想进入城市的强烈愿望还是战胜了他的责任感，于是，他抛弃了同村姑娘刘巧珍。不过，命运弄人，小说最后，他又失去了那个临时工作，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城里人，所以只能回村。因为他不能待在城里，黄亚萍也结束了和他的爱情。这部小说之所以在当时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很重要的原因是读者们对高加林的行为有不同的理解，有些读者认为高加林就是当代陈世美，理应受到谴责，但是，另外一些读者则看到高加林是出于对城市的强烈向往才背叛刘巧珍的，所以，他们认为理应对高加林给予同情和理解。事实上，在这样激烈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篇小说很重要的一个题旨就是城乡二元对立——乡下人为什么没有资格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显然，这篇小说之所以引起读者瞩目，是因为它关注到了城乡二元对立这样一个严峻的社会话题。在当时的中国，城与乡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是两种不同的身份，这就是户籍身份。有城市户口身份的人除了可以享受现代物质文明外，还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就业优惠，城镇户口可以得到就业指标；经济优惠，买东西可以得到种种物价补贴；有城市户口的人可以得到‘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所带来的利益，而这种利益是世袭的。一个初生婴儿就可以享受到城市户口的优越性。”[8]新中国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导致人口不能随意流动，特别是在城乡之间流动更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样，生活在城市的人，都是拥有城市户口并且在城市工作的人，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是不可能进入城市生活的。显然，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工人相对于农民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他们可以享受到很多农民享受不到的社会福利，而且，他们还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作品中，工人形象都是得到各种社会保障，并且在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享有特殊位置的。

显然，从这个角度讲，20世纪80年代在广东、深圳率先出现的打工文学中的打工者形象，就是对既往文学作品中的工人形象的一个重大突破。在打工文学作品中，这些打工者们虽然很多来自农村，但是现在他们生活在城市，在城市做工，显然已经不能把他们称为农民了，他们也是工人。不过，这些工人和传统的拥有城市户口的工人显然有明显的不同，比如他们虽然是在中国打工，但是，因为是在外资工厂打工，所以，他们不再是国家的主人公，而是普通的打工者，甚至还会受到老板的蔑视。在张伟明的小说《下一站》中，打工者吹雨自认为自己是管理员，但是老板香港婆杜丽珠却叫他马仔，吹雨因此愤而辞职。甚至，他们的权益也得不到保障。在《对了，我是打工仔》这篇小说中，同样在一个工厂工作，但是来自香港的员工就可以在暴风天不上班，休息，因为这是香港劳工法规定的，而大陆的员工则只能继续工作，因为没有相应的法律来保障他们的权益。显然，打工文学中的工人形象，同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其他工人形象是完全不同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工人形象其实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作品中工人形象的异类。这种工人形象出现的本身，显然就是富有深意的，它是时代转型的先声。或者说，这种工人形象的出现，就是时代转型的结果。“1978年以后，中国又进行着一次更为深刻的制度变迁，这就是将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它包含一系列的制度变革：一是政治路线的变化，以阶级斗争为纲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产业结构的变化，由优先发展重工业到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使得社会成员的职业结构发生变化；三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由全民所有制占绝对优势改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四是分配原则的变化，从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公平优先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9]正是国家致力于改革，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积极致力于经济转型，允许大陆之外的私人资本进入内地市场，才有外资工厂的出现，也才有了打工者，当然，也才会有文学作品中打工者工人形象的出现。

显然，国家的制度变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早就使得农民进城成为可能，并且大大消弭了农民和工人之间的鸿沟。而且，进城打工也的确极大改善了打工者的经济状况。薛广明的《邮寄春天》里写道：“把这个月的工资/还有年终的奖金/一起寄回给家里/就像寄回去了一个春天/从此家里不再寒冷了/阿爸阿妈笑容里/也就有了温暖的阳光/放学的小妹穿上新衣/盼着哥哥回来过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寒风乍起的日子里/打工仔在邮局/排队邮寄春天” [10]。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外出打工者领到的工资还相对菲薄，并不丰厚，但是，相比较他们家乡的穷困，他们的收入，已经比较可观了。所以，打工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打工者改变自身境遇、自身生存环境的一个途径。周崇贤的小说《我要—活—下—去》中的吴媚之所以在厂长不断骚扰的情况下，还忍气吞声地在工厂上班，显然也和家庭巨大的经济压力有关。也就是说，改革给了劳动者用自己的劳动改变自己生存状况的机会，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初期打工文学的创作者，其实也是改革的获益者。没有改革，他们就得不到进入城市打工的机会，他们也必须像高加林一样困守贫瘠的乡村。不过，有趣的是，这些打工文本却并不像改革文学那样对改革进行歌颂，事实上，这些作品表现得更多的还是打工者的困苦和压抑，而这些困苦和压抑反过来又构成了对改革的批判——打工者很多的困苦是来自于改革不彻底。打工文学的出现和改革有关，但是却并没有表现改革，这种现象或许和打工文学写作者的个人经历有关。一方面，这些打工者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所以，并没有意识到历史的巨变正在发生，而他们就是历史巨变的亲历者；另一方面，显然也是因为这一时期打工者的遭遇并不美好。一篇当时的报告文学就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1987年11月19日，工人皇某某，被失灵的啤机轧断了三个半指头。但是之后的情况出人意料，1988年3月7日，厂方就辞退了该工人，因为签合同的时候，没有相关条款要求厂方对受伤的工人负责。对此文章说道：“咽下这口气吧！我们对国际投资的问题是太陌生也太幼稚了。当我们忙于引进，急于要那些富商大贾从荷包中掏钱投资时，我们竟然还不懂得需要有一个详尽的劳资法来保护自己。当我们的工人被他们随意招雇时，我们也来不及提醒我们的工人，在按下你们指纹前，要看清合同上写的是些什么。”[11]显然，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接踵而至的我国港台资本、海外资本，我国地方政府以及打工者本人都没有经验和知识去做好打工者的利益保护工作，这就导致了对打工者缺乏保护，也使得打工者的工作、生活状况出现问题；另一方面，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和国家改革的不彻底有关，当打工者进入城市之后，由于国家严格的户籍制度管理，他们并没有得到在城市合法居留的权利。为了解决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居留问题，深圳率先开始改革，1984年，深圳开始实行暂住证制度，旨在为外来人口提供暂时居住的权利和身份。之后，这个制度从深圳推广到了全国。暂住证制度客观上在特殊时期为乡下人进入城市并且居留在城市提供了可能性，而且在一定时期也促进了特定地域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于从乡下进城的打工者来说，虽然他们进入了城市，从事着和城市工人一样的工作，但是，这个暂住证就成为一个非常明显的城乡差别标志，对于很多打工者来说，暂住证甚至成为一种梦魇。

在早期打工文学中，打工者的身份问题是一个被持续关注的问题。周崇贤的《漫无依泊》这篇小说直接以户口为切入点，描写了城市户口对打工者命运的影响。在周崇贤笔下，打工者即便非常优秀，在城市工作非常出色，但是，如果没有城市户口，他们也无法真正走进城市，成为真正的城市人，他们永远生活在“别人的城市”中。在这篇小说中，男人因没有户口失去女友，女人因要获得户口而不惜出卖身體。没有城市户口的打工者要想在城市生存，就必须拥有暂住证，于是，暂住证在早期打工文学中也频繁出现。在黄秀萍的小说《这里没有港湾》中，“我”是独在异乡的打工妹，也是一位热忱于文学创作的打工作家。但是，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我”只能是深圳的一个过客。小说中，拮据的“我”曾因办理暂住证的费用而烦恼。“我”也先后与深圳两位男士有过感情，但因为没有深圳户口，这两段感情最终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最终，“我”终于明白，“我”与那些有身份的“朋友”之间隔着巨大的鸿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暂住证也成为打工者低人一等的标志。这的确会给他们带来生存的屈辱。海珠的小说《703》描述了城市管理人员对这些外来者的排查。小说中描述，公安人员会不定期进行户口排查，租客们常常毫无准备地接受突击检查，翻箱倒柜寻找证件，没有暂住证的外来人员则会被公安人员直接带走。王十月的《烂尾楼》描述了一群没有暂住证的打工者寄居在一栋烂尾楼中，他们白天出去寻找工作，晚上则栖居在四面透风的烂尾楼中，但是，这样的生活也会受到冲击，城市管理人员会在深夜突袭烂尾楼，查找没有暂住证的人员，然后带走他们。当然，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带走的人员，往往会受到极不人道的待遇。所以，在初期打工文学中，“樟木头”这个地名非常醒目，因为这就是早期被带走的没有暂住证的打工者随后被关押的地方。相对于既往的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暂住证制度曾经给中国的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劳动者，也给无数个乡下人以进城的希望，但是，它毕竟是转型期的一种权宜之计，它在带给乡下人进城希望的同时，也带给他们在城市生活所遭受的屈辱。早期打工文学这种对于暂住证的书写，对于身份的持续关注，显然也是对未完成的改革的催促。

2003年的孙志刚之死，或许可以对初期打工文学中聚焦的暂住证问题做一个更加残酷的注释。大学生孙志刚因为没有办理暂住证，被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的民警送至收容所。在收容所中，孙志刚因为遭受殴打而导致死亡。也正是因为孙志刚的死亡，激起了全国范围内关于公民权利、关于暂住证等问题的讨论。这个事件的轰动影响，也推动了社会的改革。之后，2003年，国务院公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废除了收容遣送。2015年，国务院通过《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和相关改革方案，决定将扎实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仅仅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保留暂住证。目前，中国不少地区已取消暂住证，由居住证代替。中国“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第一件展品就是暂住证。虽然初期打工文学的作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受惠者，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他们才能避免高加林一样的命运，获得了进入城市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和可能性，但是，也正是因为进入城市，他们切身感受到了城鄉二元对立带给他们的巨大的压力，感受到了农民身份带给他们的身份上的屈辱感。正是因为这种切身的强烈的屈辱感和巨大的压抑，让早期打工文学充满了对身份问题的关注。换言之，正是改革开放，使得打工文学的出现有了可能，但是也正是打工文学，通过书写打工者的困境，不断表达着对进一步改革的期许。

三.“去政治化”过程中的阶级话语表达

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时段，在这一时期，时代的价值观念处于不断的转型之中。汪晖认为，这个“80年代”是作为革命世纪的中国20世纪的尾声而出现的，他认为从辛亥革命到1976年这一段可以被称为是中国的革命世纪，中国革命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建构农民的阶级主体性，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进而为中国政治奠定基础；第二，以革命建国为方略，通过对传统政治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改造，将中国建立为一个主权的共和国家，进而为乡土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政治保障；第三，阶级政治的形成和革命建国的目标，既召唤着现代政党的产生，又以现代政党政治的成熟为前提。”“去革命过程”则必然表现为“工农阶级主体性的取消、国家及其主权形态的转变和政党政治的衰落等等。”[12]作为“去革命”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阶级话语、革命话语的影响力在逐步削减，人道主义等一系列新启蒙思潮成为影响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思想。而且，也诚如汪晖所言，由于阶级话语、革命话语影响力的削减，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工人阶级的阶级主体性在日渐被取消。这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文学中显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由于阶级话语的弱化，工人阶级的阶级形象才会发生那样巨大的变化——从永远正确的先进者蜕变为落后群体。

不过有趣的是，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社会意识形态还是文学作品中较为普遍地出现“去阶级化”的时候，打工文学中却呈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全国见诸公开媒体的第一篇打工小说是林坚的小说《夜晚，在海边有一个人》，该小说发表在《特区文学》1984年第3期。这篇小说叙述的是一个打工仔的纠结：他要不要当“资本家”的领班，是要20块钱，还是要信念与尊严。作为一个物质极其困窘的打工者，他居然对信念极其强调，并且富有意味的是，他把自己置于了“资本家”的对立面，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阶级立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这种阶级意识的强调在早期打工文学中并不是罕见现象。在这些作品中，老板、高级打工者的形象往往是比较固定的，那就是阴险狡诈，飞扬跋扈，而且还往往利用手中的职权觊觎打工女性的肉体：周崇贤的《我要—活—下—去》中的刘厂长，好色，阴险，为了占有女工吴媚的肉体，不断利用手中职权为难吴媚；在林坚的小说《别人的城市》中，一个车间主管在上班时间，利用职权占有女工的身体；在陈荣光的小说《老板，女工们》中，江老板拥有英国博士学位，看上去儒雅文明，但是却想尽各种办法对工人进行剥削。为了搪塞政府，他号称不强制工人加班，甚至在厂门口贴上了“自由加班”的布告，表面上声明职工们拥有加班和请假的自由。但是，他同时又规定，请假一次则当月加班全部作废，当月奖金全部扣除。这样，他的自由加班布告，仿佛中国版“第二十二条军规”，所谓的“自由”是建立在打工者无法承受的损失之上的，是无法真实获得的“自由”。更可恶的是，这位文明的资本家居然还在自己办公室的门上贴上“非港职员，不得进内”的标签，强调香港职员的身份优越感，降低内地职工在厂内的地位。而且，为了强调对资本的批判，更有意味的是，在一些小说中，作者居然还引入了民族话语。林坚的小说《阳光地带》先是有意地引入三元里这个地名，显然，这是有意形成一种反差——昔日反抗民族侵略取得大捷的地方，今天却成了外资工厂所在地，而且外资还备受礼遇。接着，小说描写了一个细节，配料员工作时间写了几个大字，“岂容国土再遭践踏”——这是当时热播的《霍元甲》主题曲中的话，显然，小说再次引入了民族立场。当然，从小说叙事来看，这里对民族话语的引入，最终指向的仍然是对资本的批判，因为正是外资使得他们成为了打工仔，成为了受到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人。

由于存在这样的阶级压迫，这些作品中的打工者，往往以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形象出现。当然，有些情况下，打工者们也会做出自己的反击。在张伟明的小说《我们INT》中，主人公“我”先是率领工友集体拒绝加班，而后又用性幻想占有香港高级员工孙小姐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复仇。当然，更有意味的回击是张伟明的小说《下一站》中打工仔吹雨对工厂老板香港婆杜丽珠的反击，因为杜丽珠对吹雨缺乏尊重，叫他马仔，吹雨就当着两百多人的面把辞工书甩给杜丽珠，而且还非常严肃地说：“告诉你，本少爷不叫马仔，本少爷叫一九九七。”当然，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工人反抗的无力和天真。事实上，1997年的到来并不意味着资产者走向穷途末路，打工者和资产者并不会因为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而在地位上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到，吹雨是从民族话语中努力寻找对抗阶级压迫的力量，不过，这里更有意味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这样一个日渐“去革命化”的时间节点，在工人阶级主体性日渐被取消的情况下，打工文学却重塑了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呈现出鲜明的阶级意识。当然，从小说来看，工人阶级的主体性的重塑的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老板们的压迫和剥削，从这些小说可以看出，普通打工者和老板以及高级打工者之间是鲜明的二元对立关系。后期打工小说也会描绘打工者和老板的关系，但是，情况却更复杂，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更为复杂的关系。后期打工文学的代表作家王十月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小说《国家订单》也涉及到了老板和打工者的关系，可是在这部小说中，小老板和工人并非截然对立，虽然他强迫工人加班导致了一个工人的死亡。小说中的小老板是从做工人开始白手起家的，一步步做成了代加工的小老板，他也关心工人的生存状况，当他的工厂因为别人欠债不还而发不了工人的工资时，他曾经想过卖工厂给工人发工资。事实上，即便是导致工人张怀恩过劳死的这次加班劳动，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工人的利益——只有加班，才能多挣钱。这个小说中的老板、打工者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具有了某种利益的一致性。正如王十月在创作谈中写道：“我在《国家订单》中写下了小老板和张怀恩、李想之间利益攸关而又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他们身上或多或少有我真实生活的影子，或者说，他们的人生，就是我人生的多种可能性，是我们这一代打工者的可能性。”[13]在这篇小说中，小老板急于翻身、成功，让工人拼命加班，才最终导致了张怀恩的死亡，如果进行阶级批判的话，这毫无疑问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可是，王十月显然并不想因此而展开阶级批判，他从中发掘的是打工者与老板之间的复杂多元关系——他们不仅仅是对立的，还是共生的。在打工文学中的前期和后期，作家对老板的描述发生了变化，对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的描述也发生了变化，我们显然不能说哪个时期的打工文学描述的老板是最真实的、描述的打工者是最真实的，但是，毫无疑问，至少我们可以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老板的形象也只是作家的一种创作，是表达自己对生活认知的一种创造。所以，早期打工文学高扬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强调阶级话语，其原因恐怕也未必都是因为遭遇到了坏老板，而是因为他们更愿意表达阶级话语，所以才塑造出了坏老板。

早期打工文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打工者，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打工文学的书写就颇有点韩愈所谓的“不平则鸣”的意思了——一些有文化、具有创作能力的打工者把自己的不平和压抑利用文字表达出来，所以，他们的不平和压抑显然才是阶级话语在他们文学中频繁出现的根本原因。从他们的文学作品以及相关资料来看，打工文学之所以强调阶级情怀，肯定是和他们自身的地位、遭遇有关。林坚的小说《阳光地带》中的阿龙失业之后，到劳动服务公司求职，先是被在里面工作的一个领导同志劈头盖脸训斥一顿，说他没有认真工作。然而，这个为人民服务的领导同志在面对前来招工的老板的时候，神情、态度都和面对打工者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来招工的阔太太招工无忧的情况下，小说写道，“阔太太朝同志微微含笑。同志点点头。那种默契，令人疑心他们在暗暗干着一宗交易，且合作愉快。……阿龙突然想起家里附近的一个牲口市场，每当赶集的日子，市场就热闹非凡。”[14]小说把阔太太老板的招工比作牲口市场，显然是对打工者地位的一种暗喻。毫无疑问，在这个世界里，打工者正如牲口市场被卖的牲口一样，没有任何话语权，而领导同志和招工者阔太太的默契则表明了，无论是官方的领导同志还是资本老板阔太太，他们都不太关心打工者的利益。周崇贤的《我要—活—下—去》中，备受刘厂长欺凌的女工吴媚不堪忍受侮辱，找相关部门控告刘厂长，但是，却没有人受理她的控告，甚至吴媚自己因此精神压力过大，以至于精神失常，也没有人来关心她的控告。显然，从这些小说可以看出打工者在当时社会地位的低下，他们的诉求、他们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关心。这种没有得到关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政府角度来说，一方面，由于缺乏引进、管理外资的经验，所以，在外资管理上留下了很多漏洞，这也导致很多工人的诉求最终无法得到解决；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的重视，所以，外资商人往往享有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地位要高过普通的打工者。而且，就打工者来说，当改革没有进一步深入，打工仍然局限于广东一地的时候，打工这种现象就没有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对象，自然也不会吸引到作家的关心、关注，这样，打工者也就缺少能够代替他们发言的人。这从打工作家早期的境遇就可以看得出来。张伟明说：“其实，我的作品刚出来，总是被人骂的，被打压的。当时还没有打工文学这个说法，评论家称之为‘打工仔文艺，从这一称呼你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漠视和自以为是。‘打工文学这一用词最先是我提出来的，后来杨宏海先生采纳了这个提法。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打拼出来的，你越是瞧不起我越是要写出好的东西来让你难受，结果我们赢得了读者，让这些评论家们不得不正视打工文学的存在。”[15]

显然这才是初期打工文学中阶级话语不断被强调的原因。早期的打工者虽然生活在城市之中，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却是无法有效表达自己诉求的弱势群体。他们一方面承受着来自资本家方面的苛刻的工作条件，承受极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们的权益又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而且，因为身份问题，还要面临国内的特殊的国民待遇被剥夺的境况。针对这种现象，他们自然要对现实进行批判。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可供他们使用的批判现状的话语资源并不丰富。这从《下一站》中吹雨对工厂老板杜丽珠的反抗中可以看得出来。当吹雨说自己不叫马仔，叫一九九七的时候，他其实是借助了民族话语来对抗资本压迫。可是，這个话语资源的选择其实也非常牵强，且不说“一九九七”并不意味着资本的末路，更重要的是，因为香港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外国的一部分，所以，这种民族话语的选择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当然，从这个牵强的反抗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受到资本家剥削的打工者寻找反抗话语时的困难。那么，毫无疑问，对于这些直接受到资本家剥削的打工者来说，反抗的最有效的话语资源便是阶级理论——虽然他们承受的压力并非全部来自资本压迫。当然，这种把自身遭遇归结于阶级话语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是和当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不一致的，因为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从理论上，工人阶级仍然是国家的领导阶级——这些新工人当然也是工人，所以，作为领导阶级、国家主人公的工人愤怒拿起阶级话语抨击资产阶级的确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是，也必须承认，这种阶级话语的采用，却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打工者们自身的境遇。这样，在“去政治化”的年代，初期打工文学反而逆时代潮流，在作品中就建构起了工人阶级主体形象。当然，一个有趣的现象也就产生了，在全国“去政治化”的年代，号召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打破铁饭碗，走向市场经济的年代，那些没有铁饭碗，已经在市场经济中打拼的新工人却在激烈地批判资产阶级，大力弘扬革命话语。

四.意识形态规训与打工文学中的工人叙述

康珍是一个来自乡下的小姑娘，因为家庭穷苦，出外打工。在来到深圳后，她先是随着一个建筑队做小工——为了生活，她不畏劳苦，作为一个姑娘甚至去扛石头。后来，不甘落后的康珍经过自己的努力，在七年之后，成为了美国某公司驻深圳办事处的主管。小说中的康珍说，“是深圳使我寻找到自我，我还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进一步实现自我的价值。”她下一步的目标是争取出国培训或者外派的机会。毫无疑问，这样的人生是非常励志的。这个康珍，就是安子小说《打工女郎》的主人公。这也是打工文学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新工人叙述，他们面对生活的苦难不是停步不前，而是在不断地磨难中，他们的个人意识不断觉醒，对现实的不公进行不屈的抗争，对美好的生活有热烈的向往并且不断努力，他们在不断地追求超越自我。安子是这类打工文学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多年来，安子先后出版了《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安子的天空——打工者情简》《青春絮语》《人性的超越——100万临工大扫描》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安子塑造了一系列励志型的奋斗成功的打工妹。“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是安子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康珍显然也是通过自己不断地奋斗，争取着自己做太阳的机会。这类小说的缺陷其实非常明显，因为这些小说一味张扬理想、青春、奋斗这样的主题，而忽略了对现实复杂性的呈现，当然，也影响了对现实表达的深入。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作品更像是充满着廉价的乐观主义的青春励志作品，而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严肃文学。但是，这些作品显然非常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对于理想的强调，对于奋斗成功者主人公的刻画，对鼓励打工青年奋斗，缓解当时普遍存在的劳资矛盾，消除负面情绪，稳定下层社会并掩饰阶层分化有着积极的作用。毫无疑问，这样的打工者形象是官方最需要的。尤其是对于深圳来说，作为拥有中国最多打工者的新移民城市，让打工者能安心劳动，安心追梦，显然更能带来社会的稳定。但是，这样一种打工者形象则很难说是自发形成的，或者说，即便是自发出现，但是在形成的过程中，也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大力扶植。

打工文学虽然是打工者自发形成的一种文学现象，但是从打工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发展壮大的背后，其实一直存在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和扶植。在打工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深圳市文联的杨宏海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推动者和鼓吹者。当然，也正是在他对打工文学推介的过程中，作为自发出现的文化现象的打工文学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越来越多呈现出主流意识形态规约的意味。20世纪80年代中期，杨宏海到深圳市文化局工作。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接触到打工者，并且看到了打工者创作的非常粗糙的诗歌。后来，他读到了林坚的《深夜，海边有一个人》，于是，他敏锐意识到了打工文学的意义，“当内地文学出现‘先锋派‘新写实主义等流派、文坛出现‘玩文学现象之际，当文学创作走入象牙之塔、读者与作者都日趋减少的时候，包括‘打工文学在内的特区文学却奉献出更多贴近生活的现实主义之作，作者与读者的人数却在日趋增长，大批身在流水线作业的工人拿起笔来参与文学创作，出现‘特区建设者写特区建设、特区建设者写建设者的可喜局面”[16]。之后，杨宏海便致力于打工文学的推介。从打工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杨宏海对于打工文学的推介作用功不可没。他较早提出的“打工文学”这一概念，并且从20世纪90年代初围绕“打工文学”发表了系列论文，而且还亲自筹划并主持了三次高规格的打工文学研讨会。他发现了一批打工作家，曾帮助过早期打工文学的代表作家如林坚、张伟明、周崇贤、安子、黎志扬等。比如早期打工文学中影响较大的作品，张伟明的《下一站》就是杨宏海推荐给《特区文学》才发表的。还有，安子到深圳广播电台主持节目，也得益于杨宏海的大力鼓励和推荐。在杨宏海关注到林坚、张伟明、安子这些后来成名的作家的时候，只有林坚已经成名，其他的如吴海珠、黄秀萍、安子、张伟明等都还是在深圳做临时工的业余作家。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杨宏海对于初期打工文学的深远的影响，毫无疑问，他所推重的价值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初期打工文学的书写。

这里显然需要关注杨宏海的身份。他当时是深圳市文化局的一名干部，他对打工文学的诉求，显然也会有政府意识形态的规约。杨宏海曾明确提出打工文学应当倡导主旋律：“百万打工者参与的商品经济建设，是为了给中国闯出一条新路，特区的生命包孕着他们的生命史，特区的丰碑凝聚着他们的血汗。他们所有的奋斗，磨难和痛苦，都将升华为一种驾驭社会进步、历史前进的强大动力，因此，他们的奉献是必然的，他们的功劳是不会泯灭的。这，应成為‘打工文学的主旋律。”[17]在《打工文学》周刊新年献词中，杨宏海说，“深圳市委市政府、深圳市文联一直高度重视打工文学的发展，市委领导曾进行过对打工文学的专项调研，并要求将宝安打造成为‘全国打工文学创作基地……”[18]杨宏海的讲话表明了政府对打工文学的重视。当然，在打工文学初创期，政府未必意识到这一文学形态之后会发展成为文化现象，甚至会成为深圳市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不过，毋庸置疑，随着打工文学逐渐产生影响，国家意识形态必然会关注到打工文学，并且对打工文学所要表达的主旨施加影响。就杨宏海对打工文学的推介来说，显然也有一个文化局干部的身份的作用——这个官方身份推动他为深圳市的文化发展做一些事情，因此，客观而言，他对打工文学的推介，也有繁荣深圳文化的意图在内。这种内在的意识形态的诉求，显然也会影响到打工文学的创作，影响到打工文学中的工人叙述。相对于当时尚未成名或者刚刚成名，身份还是各个单位的临时工的打工作家来说，具有文化官员身份的研究者杨宏海显然是有着巨大的话语权的，他可以通过自身的批评活动和编辑活动，对打工文学进行规范。杨宏海主编了数量庞大的打工文学作品集，事实上，对于在文坛刚刚崭露头角的打工作家来说，他们的作品是否能入选杨宏海主编的集子，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他们的创作是否得到了认可。杨宏海主编的作品集，并不是把数量庞大的打工文学作品一网打尽的，而是有所选择，他有自己的标准：“从总体上看，本书所选的作品，大都属于‘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此类作品以真实性的笔触，原生态的信息，公开了‘打工一族鲜为人知的生活，引导读者对打工阶层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关注和关照……作品也披露了他们严峻的生活场景，揭示了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以及劳资双方既有合作又有斗争的社会现实……作品直面人生，干预生活，反映打工者不同程度存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以及外来工男女比例失调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19]杨宏海对打工文学的选择是以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作品为主，但是，他却并没有收录那些“打着打工文学的招牌，堂而皇之地兜售打工者或猎艳或偷腥的故事，这些故事多发生在发廊、出租屋、歌舞厅，内容多为三角恋，偷情，当二奶，做三陪，‘当鸡做鸭”[20]。但是，在这样的选本中，以安子的创作为代表的这类并不具有太多的文学性，但是却因为极其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而能够入选。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杨宏海不可能看不出安子作品和林坚等人作品的差距和不同，把安子的作品选入选本，并且对安子大力推介，这显然表明了杨宏海背后的官方身份对于打工文学的设想和预期。

有论者对于杨宏海把安子列为早期打工文学的“五个火枪手”，并大力推介，并不认同，《在打工文学的旗帜下：第一代VS第二代》这篇文章中，杨文冰说：“我认为第一代打工作家光环的形成，有相当部分是时势造英雄。比如说‘安子现象。安子的作品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相当普通，但现在说到‘打工文学，就免不了要提起她。安子现象顶多是一种泛文化现象。如果说她的作品是打工文学的代表，只会令打工文学蒙羞。”[21]客观而言，杨文冰的说法具有其合理性，因为从文学的角度而言，安子的作品和林坚、张伟明等人的作品确实有一定的差距。不过，饶有意味的是，在杨宏海早期重点推介的打工文学“五个火枪手”中，安子反而获得了最大的成功——她获得的不仅是文坛的认可，还有社会的认可，安子后来曾经当选为“深圳市十大杰出青年”，还出席了团中央十三大。2000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中国改革开放专题片《20年·20人》称安子为“深圳最著名的打工妹，都市寻梦人的知音和代言人”。从中央电视台给安子下的定义，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安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一个和都市寻梦有关的文化符号，而不单纯是一个作家。安子之所以成为都市寻梦的文化符号，显然和她作品表达的主旨有关。当然，安子恐怕也并非如杨文冰说的那样不堪，她的成功，也并非完全是官方意识形态运作的结果。安子之所以成为一种现象，也和她作品的主旨符合了打工者对自身未来的想象有关。众多从内地进入深圳的打工者，除了有一部分是为生活所迫外，大多数，或者说，绝大多数，都是怀着梦想的。这些打工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追梦人——他们来到广东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就是看到了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会拥有更多的可能性，他们会获得更多的生活成功、事业成功的机会。所以，安子所谓的“每个人都有成为太阳的机会”这句话，以及这样作品主旨的表达，是符合打工者对自身未来的期望，对生活未来的展望的。虽然这样的主旨有廉价乐观主义的嫌疑，不过，它却的确能迎合众多追梦者的精神需求。这恐怕是安子能够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一个都市寻梦的代言人的最根本的原因。当然，这种主旨表达，毋庸置疑，也的确是打工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对于打工者来说，显然不仅仅是来一个远离家乡的地方来承受生活的苦难，承受资本的压迫，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去寻找自己生活的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把安子列为打工文学的代表似乎也并无不妥。但是，当安子身上凝结了太多的官方意识形态符号的时候，安子的表达其实已经不仅仅是打工者都市寻梦的单纯表达，已经带有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有意扶植。从安子身上，从安子作品的命运上，我们可以看到主流意识形态对打工文学的渗透和影响。

显然，打工文学虽然是打工者自发的产物，但是很快就被研究者关注，这是他们的幸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的不幸。幸运的是，这样他们才有可能走向主流——杨宏海的系列行为显然对于打工文学能被文坛接纳，意义重大。如果没有杨宏海早期对于打工文学的持续研究和推介，我们很难确定林坚、张伟明等人是否能够被文坛接纳——他们的写作完全有可能自生自灭最后被湮没。不幸的是，杨宏海以及其背后的官方背景对打工文学的关注显然也束缚了打工文学的走向，影响了打工文学的表达主旨，这样，在早期打工文学中也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安子笔下的奋斗者工人形象，因为这些形象显然更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设定，更具有正能量。

结语

打工者工人形象的出现，这件事情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表明了中国社会的某种转型，事实上，也预示了将来工人书写的新维度。初期打工文学具有明显的自发创作性质，打工者“不平则鸣”，呈现出自己生活的苦闷与压抑，追求与梦想。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官方意识形态较早地介入，影响了这种自发文学形态的发展走向，从而，也给我们呈现出一系列复杂多元的工人形象。当然，这种复杂性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对这个时代的复杂性的一种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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