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西方发达国家领先中国的窗口期越来越短，打压中国的手段更为强硬，我国对外传播工作将会面临较大的阶段性困难。而国内民众价值观自信是对外传播中“中国价值”自信的基础。在对外传播过程中，“讲好中国故事”是方式，“塑造中国价值”是目标，这一过程包含着一个经由“讲好中国故事”抵达“塑造中国价值”的逻辑。目前我们在有意识地打造进行对外传播的传媒艺术内容和作品中，存在突出的中国价值塑造困境：所塑造的中国价值是庞杂、散乱的，甚至是在“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塑造中国价值。面对这一困境，我们亟待厘定出在进行价值对外传播和输出中的“中国价值”，这些“中国价值”数量不应太多，且要便于识记，既能够与人类共通价值联络，又不乏本土价值的特殊性。这些被筛选出的价值，应该通过传媒艺术等方式进行聚焦式、渗透式、高密度、高持续的对外传播。“大同”“礼序”“中和”三大价值可供我们在厘定“中国价值”时参考。

【关键词】国家形象 对外传播 传媒艺术 中国价值 价值传播

一、对外传播的阶段性难度

对外传播，特别是向西方发达国家的有效对外传播，是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和传媒艺术事业的难点和痛点。近年来，我们无论在顶层设计、业界探索还是学界研究层面上，一直在聚焦着力攻关对外传播的难点和痛点，这种着力虽然收获了一定成效，但中国形象和中国价值的国际认知依然误读重重，可见国际传播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同，难以成为一个可以“后发制人”、有“后发优势”的领域。

在这样本就困难的局面面前，对外传播事业又遭遇了近年来对华国际环境的紧张，这更为中国形象的国际塑造成效提升增加了极大的困难，甚至有可能让我们之前的部分努力付之东流。

而这种对外传播的阶段性困难，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对外传播工作在政府、民间、业界、学界等维度上做得不好，而是有其更深層次的原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艺术等领域的全方位快速发展，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领先中国的窗口期越来越短，也就是说中国终究会全面赶超西方发达国家，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警惕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必然会通过各种手段全面、强力打压中国发展，以尽量延缓被超越的时间，尽量保持更长的对中国的领先优势。

在这一目标指引之下，西方发达国家必然会动用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压制中国，其中与政治、经济压制同样重要的手段是舆论的压制，而这种舆论压制的惯用伎俩是强力污名化中国，而且是西方发达国家形成合力、尽全力让中国形象“降格”“下坠”。在这个过程中，其传播的中国信息是否符合实情，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实现极端污名化中国的效果。因此，近年来无论是在如香港问题、人权问题等整体性议题上，还是在如新疆棉花、知识产权等具体话题上，我们看到西方对中国的谣言式信息传播、在中国问题上指鹿为马似乎张口就来，且肆无忌惮，其核心逻辑正在于此。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对外传播工作和事业要有充分的迎接困难的准备。毕竟国际传播领域直接关系到政治命脉，各国一旦对他国有如此负面的打压目的，则会迅速将真实信息传播的渠道切断，而一旦降下“铁幕”，国与国之间的真实信息传播就会壁垒森严，关于真实中国、客观中国、正向中国形象的信息，无论在新闻传播领域，还是传媒艺术领域，或许都难以在他国渗透。

二、对外传播的价值观自信

国内民众价值观自信是对外传播中“中国价值”自信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刚刚打开国门之初，我们曾经经历过一段价值观迷茫的阵痛。最初是上世纪80年代由文化迷茫而引发的不自信，社会上甚至出现过度否定本土价值、过度拥抱西方价值的显性现象。这种负面倾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某些维度上一直影响至今，例如某些学术领域至今残存着只做“西方学术殖民地”的问题。而后是上世纪90年代由经济大潮引发的价值混乱，这一时期在国内民众的价值观认知上，文化价值评判、精神价值评判常常让位于经济和资本价值评判，这也不利于凝聚和树立正向的国内主流价值观，继而影响到对外传播维度上中国价值的塑造。

而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特别是近年来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国内层面正向的文化认同、价值凝聚到达了空前的程度，这显著地体现在国际传播事件中的国内舆情和民众认知中。例如，在香港事件中，国内民众能够明辨西方媒体恶意歪曲事实和真相的险恶用意；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应对的对比中，国内民众能够感受到我国制度的明显优势；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年前后，中国国内民众正向、团结、自豪的舆情凝聚力更是极为高涨；等等。

在实现对外传播的有效性上，国内因素常常是基础和准备，绕开国内基础谈对外传播常常是空中楼阁式的空想。正如以电影为代表的传媒艺术，如果想实现国际传播中的有效性，必须首先基于国内产业和事业“大盘子”的体量和繁荣的格局。同样，国内价值观的混乱也常常会直接损耗国际传播中价值观塑造的底气和可能性。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在现阶段对外传播的困难期，纵然在国际传播成效上未必能够实现大幅度跨越，但却因为国内价值观逐步高度凝聚，而为将来国际传播的跨越式发展做了极好铺垫。

当然，这里所说的“国内基础”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不仅需要警惕国内价值观基础的过度不自信，也同样需要警惕一种“过度自信”的状态。近年来“美国价值”在国际社会中逐渐呈现“失道”之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过度自信带来的自负，无视全球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态的多元性，妄图将“人类价值”集中、集权到“美国价值”中。因此，自信而不过度自信，开放而不过度谦卑，这应该是一国在国际传播中的适度状态。

三、对外传播的价值观庞杂

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讲好中国故事”是方式，“塑造中国价值”是目标，这一过程包含着一个经由“讲好中国故事”抵达“塑造中国价值”的逻辑。固然，现阶段我们在对外传播中，在“讲好中国故事”上仍处于探索当中，甚至依然在实际工作中出现许多违反“中国话题、全球讲述”这一应有理念的做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当前我们只能停留在探索如何“讲故事”的初始阶段，而是需要同步推进如何“塑价值”、塑怎样的“价值”的顶层设计。

在对外传播事业中，传媒艺术是主力军之一，是有效进行中国叙事、形塑中国价值的重要方式之一。所谓传媒艺术指自摄影术诞生以来，借助工业革命之后的科技进步、大众传媒发展和现代社会环境变化，在艺术创作、传播与接受中具有鲜明的科技性、媒介性和大众参与性的艺术形式与品类。传媒艺术主要包括摄影艺术、电影艺术、广播电视艺术、新媒体艺术等艺术形式，同时也包括一些经现代传媒改造了的传统艺术形式。作为当前最能融科技与人文于一体的艺术形式与品类，传媒艺术深刻地建构和影响了人类艺术的格局和走向，成为当前人类最重要的审美对象和审美经验来源。①人类艺术，删繁就简，就可以分为传统艺术（以文学、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戏剧为主要构成）和传媒艺术两大艺术族群。

在我国传媒艺术的国际传播中，传媒艺术家族中的电影艺术、电视艺术、新媒体艺术是主力；其中电视艺术又包括电视剧、电视综艺、纪录片这“三驾马车”。不过，从整体上说，电影和纪录片在现阶段的对外传播中扮演着更为重要角色，特别是对西方世界的传播中；同时，电视剧在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传播中的作用，正在逐步显现。

从当前的对外传播成效来看，传媒艺术的贡献很大，但同样存在显著的不足和问题，特别是目前在我们有意识打造的进行对外传播的传媒艺术内容和作品中，存在突出的中国价值塑造困境：所塑造的中国价值是庞杂、散乱的，甚至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塑造中国价值，久而久之，看似我们讲了很多的中国价值、做了很多意在塑造中国价值的作品和产品，看似我们在“塑价值”问题上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但中国价值究竟是什么，“中国形象”的正向光芒究竟是什么，海外受众依然在认知上是模糊的。

目前传媒艺术在对外传播中，大致塑造了如下的一些价值类型。

一是通用价值，即塑造了无差别的正向价值。在传媒艺术作品中，我们讲述了不少关于友情、爱情、亲情的故事，也呈现了不少类似于勤奋、成长、拼搏、勇敢、善良、感恩、智慧等正向价值的主题。从“讲中国故事”的策略上看，这些都是不错的做法，是在通过全球共享的价值以中国的人、事、物触达和触动目标受众。但如果从“塑中国价值”的更高要求来看，只是停留在塑造一些无差别的人类价值，尚不能凸显中国价值的独特性，还不能实现以下效果：一提到某些价值理念就能让国际社会和目标受众想到中国，国际社会和目标受众一想到中国就立即能够想到某些价值理念。正如中国价值中常常讲的“多就是少，少就是多”：什么都呈现，也容易造成因为呈现得过于广博而缺乏有效性。

二是偏颇价值，即塑造了過于中国化、传统化的褊狭价值。在中国价值塑造上，过度追求普遍性容易造成塑造的泛化后果；同样，过度追求独特性也会带来无效塑造。不少处于国际传播场域中的传媒艺术作品，要么呈现了过于局限于传统的价值，甚至局限于某个朝代或时期的、当代中国人早已不熟悉的价值观念；要么呈现了过于晦涩的个性化价值，甚至中国人都理解不了其所塑造的价值观念指涉的是什么、核心是什么。一些传媒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在理念上秉持了错误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简单对等思维。在近年来的国际传播实践中我们越来越明确了一个观念：越是极度、刻板地追求所谓纯粹的“中国的”“民族的”，就越难以使之成为“世界的”；要想使“本土”与“全球”能够相连，必须经过细致而智慧的转换过程。

三是边缘价值，即塑造了带有兜售政治符号色彩的负面价值。不得不承认，在国际传播场域中流传甚广的一些中国传媒艺术作品，特别是一些电影和独立纪录片，为了赢得西方社会、西方评委、西方观众对中国的负面面貌的观看喜好和认知偏见，有意识地拍摄了一些刻意降格中国面貌和价值的作品，如反映中国落后、边缘、非主流的社会面貌，以及中国人功利、封闭、非常态的价值观念。显然，此类传媒艺术作品在海外传播得越广、越顺畅，就越有可能给我们对外传播塑造中国价值的工作带来更大难度。

四是戏谑价值，即塑造了某种“无价值”的状态。这种无价值的状态，既体现在一些传媒艺术作品中，把中国的人、事、物表现得过于“后现代”，过度消解了意义、消解了本质、消解了历史、消解了深度，只剩下碎片、嬉闹、戏谑、无厘头的“无价值”；也体现在一些传媒艺术作品中，把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描绘得“没有信仰”，在精神追求、行为约束上“无价值”。显然，这也是我们对外传播工作推进中的反向力量。

四、对外传播的价值观厘定

视听传媒艺术在国际传播中有其核心优势，这至少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辨识信息的门槛低，二是情感激发的能力高。因此它理应在中国价值的全球塑造中承担更重的责任。既然当前我国国家形象塑造中呈现出一定的价值观庞杂困境，在未来，如何纠正这一问题，将是传媒艺术国际传播的重要任务。

突破价值观庞杂困境，需要相当的顶层设计，在顶层设计之下，各类信息传播、艺术传播和文化传播样态和形态，在国际传播中塑造中国价值时候应形成合力。而这项工作的第一步，是厘定出我们意在打造、传播和形塑的“中国价值”是什么。

为此，至少需要注意如下几个问题：（1）所厘定出的价值不应该太多，过多会造成“多就是少”式的无效蔓延状态；（2）所厘定出的价值不应缺乏中国特殊性，如果与全球通行的价值完全重合就会回到前述的“无差别”的逻辑中；（3）所厘定出的价值不应背离人类能共享的价值，而是应该寻找中国特色和全球共通的某种融合地带；（4）所厘定出的价值切忌过度追求本土特色，寻求中国价值的独特性，不意味着封闭地固守局限、狭窄、僵化，甚至局限于小众、无法适应当代人格结构的某些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点。

基于上述原则，笔者认为如下几个价值点可供我们在对外传播中厘定中国价值时参考。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厘定应该是一个系统工作，此处的表述仅作示例和参考。

第一，大同。这是从处世的最高理想角度说的。“大同之道”是儒家理想社会乃至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处世宏旨。这种大同之道的光辉在于和而不同，在尊重不同中求大同，即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若将深谙“大同之道”的中国价值与形象推向世界，实则是将一种令人信任的价值和形象推向世界：在“大同之道”的思维下，宁可舍弃自己的某些利益，也要胸怀更大的时空广博，维护更大层面的和谐生存。

第二，礼序。这是从处世的最佳秩序角度说的。“君子”是中国人的一种理想的人格标准，这种共持的理想构成了“礼”的秩序，于是中国人的个体利益被置于由内心反省所激发的有效控制之下。这种“礼序”在调整人际关系上有无所不及的包容性。同时，“君子”还要求自始至终地保持一种“礼序”状态，这又使这一秩序有了长存往复的可能。中国式的道德对西方式的规约有极重要的补充，其软性渗透能力很强，其作用不亚于刚性规制的刻板。

第三，中和。这是从处世的最优方式角度说的。“中庸之道”的处世方法在于不极端、不单向度、执两端而用之中，它是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精神修养以达到天人合一、神圣境界的一套方法。在西方，从进入早期国家开始，私有制的利刃较为彻底地斩断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原始纽带，单子化生存里遭受异化的人们不得不从感性的肉体和神秘的“彼岸”世界寻找寄托，而且这在践行中往往容易产生极端，通过感性或理性的凌厉分裂，以有力释放异化的苦痛。中庸之道正是对这一遗憾和困境的补充。况且当下世界混乱多变，残酷的屠戮、血腥的争斗、惨烈的冲突，也几乎都始于双方极端、单向的持守，持守于宗教教义或者政治理念。如果没有调和的价值理念推助，这种持守的姿态在一次次的话语整理中，或者在一次次的行为复加中会被一次次坚固，最终容易造成全人类的灾难。②

五、结语

美国在进行价值传播和输出中，聚焦主打“自由、民主、博爱”的所谓“普世价值”，这些价值数量不多、便于识记，能够与人类共通价值联络，又不乏“美国梦”的特殊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被筛选出的价值，被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美国传媒艺术作品进行了聚焦式、渗透式、高密度、高持续的对外传播，在价值输出点上“定点爆破”，在价值输出过程上“久久为功”，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价值的全球传播，并非只在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维度上起作用，它更应该以其独特性和共通性，矫正西方单极价值至上的全球价值生态，弥补西方通行价值的不足和困境，并贡献于全球多元价值共存与融合的大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项目“传媒艺术刍论：基于特征的视角”（项目编号：19FYSB011）的阶段性成果。

刘俊系中国传媒大学首批“青年拔尖人才”、《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副研究员

「注释」

①胡智锋、刘俊：《何谓传媒艺术》，《现代传播》2014年第1期。

②刘俊：《大同·君子·中庸：传媒艺术建构国家形象的三大价值基础》，《对外传播》2016年第5期。参见陈炎：《多维视野中的儒家文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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