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结合近几年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及对外传播的发展现状及问题，提出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与对外传播的策略建议，以期完善我国典籍英译工作与对外传播体系，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

【关键词】中国文化典籍；典籍英译；对外传播

【作者单位】毕冉，辽宁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要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传播能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我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中国文化尤其是古典文化的传播与推广已成为一个重要议题。中国文化典籍承载着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精髓，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下称“典籍英译”）作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手段，是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当前，典籍英译事业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同时也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因此，我国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在政策扶持、资金支持、多方协作和人才建设等方面采取了积极有力的措施，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满怀热情地加入到典籍英译事业中来。如何译出优秀的作品并使其薪传海外，是我们中国翻译工作者及相关文化产业部门需要深入探讨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中国文化典籍及其对外传播的现实意义

1.中国文化典籍释义

“典籍”一词在词典中的解释是“记载古代法制的图书，也泛指古代图书”。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载体。就价值而言，典籍指经受过一定时空考验与筛选、在推动本民族文明甚至世界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文献与典册。就其学科而言，典籍包括中国历代哲学、宗教、文学、兵学、历史、科技、法律等方面的经典作品。典籍经过历史长河无数次的大浪淘沙，流传至今，它们被历代学者不断地研究、增补、注疏、阐释、传播与借鉴。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典籍亦是浩如烟海。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静态体现，是古代先贤思想与智慧的结晶；汇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精髓，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也是体现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

2.典籍英译对于传播中国文化的现实意义

亨廷顿教授在《文明的冲突》中预言文化差异会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本原因。弥合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增强彼此之间的理解与信任，加强双方文化互通有无，是事关当今世界稳定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因此，越过文化障碍，加强中国优秀文化的对外传播，增进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了解和沟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这有利于世界各国从文化渊源上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与推广可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贵和尚中”的中庸之道、“和而不同” 的文化观，以及谦和礼让、重义轻利的处世态度，通过传播中国文化所具有的鲜明个性和民族特色，展示中国人民勤劳、勇敢、智慧、正义的优点，塑造强大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这有利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增强，能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赢得更有利的地位。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任务。

典籍英译是中国翻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宣传和推广中国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我国有关方面高度重视中译外（典籍英译）工作，将之视为关乎中国国际形象的大事，并把它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二、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现状及存在问题

中国翻译协会发布的《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发展报告2012》显示，近10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带动以及“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华学术外译计划”等国家主导的重大对外项目的牵引下，中国的对外翻译出版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目前中国文化典籍译作的数量，以及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与中国文化本身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影响力，译出的作品都难以与译入的作品相比，造成了中国文字和国外文学在文化交流活动地位上的不平等。

1.典籍英译数量相对较少

相关数据表明，从1900年到2010年的110年间，中国翻译的西方国家文、史、哲、政、经、法、数、理、化等书籍近10万种，但是西方翻译的中国书籍种类还不到1500种。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1]。仅《论语》《孙子兵法》《红楼梦》等为数不多的名著译出作品较多。目前，中国文化典籍只能在汉文化圈里孤芳自赏，我们徒有灿若晨星的文化典籍却没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存在巨大的“文化赤字”[2]。进入21世纪以来，典籍英译事业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已被列入国家战略工程。政府部门投入巨资启动了“大中华文库”“经典中国对外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等项目，有力推动了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事业向纵深方向发展。但是，中国文化典籍总体上仍是译介比例低，数量少。文化软实力较弱的现状既与中国的经济大国地位相去甚远，也与中国文明古国的形象不符。

2.典籍对西方社会影响甚微

我国文化典籍对西方社会的影响力较弱。由中国译者主持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作品在海外的发行和影响力不尽如人意。比如我国著名剧作家关汉卿，其著作数量和文化价值不比同时代的莎士比亚差，但是关汉卿的世界知名度远不如莎士比亚。同时，中国文化典籍向海外传播缺乏有效的渠道。纵观各国在世界文化市场的译作，美国占了43%，欧盟占了34%。亚太地区占了19%（其中日本占了10%，韩国占了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仅占4%）[3]。

3.典籍英译实际效果不佳

20世纪以前，中国古代经典作品的对外传播主要是由来华的游学者和传教士完成的。由于文化背景、翻译动机（宗教传播）、思维认知、语言功底等原因，这些外国译者无法深入透彻地理解原著，不能体味其中深邃的中华文化底蕴，致使翻译效果不佳，甚至造成对中国文化的误读。《红楼梦》是世界上翻译版本较多的中国文学经典，然而《红楼梦》的翻译作品却存在诸多问题。单是对“红楼梦”这个书名的翻译，很多译作就无法反映作者的真实写作意图。“红楼”一词在唐诗中专指富贵人家妇女的金闺绣户，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比喻众多女儿。且不管其他译本，目前比较通行的Dream of the Red Cham ber 和 A Dream of Red Mansions将“红楼”二字译为“红色小楼”和“朱邸”，便与《红楼梦》的女儿主题相去甚远了[4]。

4.典籍翻译人才严重不足

迄今为止，在21世纪初的十余年中，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翻译家，如对我国典籍英译理论研究和实践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许渊冲、汪榕培、潘文国等。但是，总体上高素质、专业化的中译外人才严重匮乏和翻译队伍“断层”是中译外翻译工作面临的最大问题[5]。在对外版权贸易方面，中国和外国的逆差达到16∶1[6]。中国培养的翻译人员并不少，但大多数流向商务领域，选择从事文化典籍翻译工作的人很少，博古通今的翻译人才更是稀缺。传统文化教育在我国人文教育中一直处于边缘化状态，国人普遍不太重视对文化经典作品的学习，自然也影响了文化典籍对外推广工作的开展。

5.典籍英译本身难度大

由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殊性和中国文化的海纳百川，将中国文化典籍完整地译成英文存在诸多困难。同时，中国文化经典英译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仅凭一人之力就完成。这项工程需要译者坐得住“冷板凳”，更需要必要的资金支持和团队合作。随着中国的崛起，汉学逐渐成为“显学”，中国古典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我们应该把握时机，创新文化典籍对外传播与推广的方式、方法，推动中国文化典籍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三、跨文化传播下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策略

对外文化传播与交流是国家提升软实力和竞争力的一项重要策略，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典籍英译是主要的传播途径之一，典籍英译对中国文化的推动是毋庸置疑的。没有好的译作，中国文化何谈走出去？关于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前人已总结了一些宝贵经验，笔者在此结合前人成果，提出一些个人观点。

1.加快典籍英译人才培养

中国要推动文化典籍英译进程，传播中华文化，必须有自己的精英翻译队伍。高校应该有意识地承担起培养英译人才的责任，在翻译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及考核方式等方面以促进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事业发展为目标。同时，我国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整合各涉外部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人才，建立英译人才储备库。国内已有不少高校拥有翻译本科专业、翻译硕士专业学位项目，并开设了翻译学的博士研究方向，有的院校还成立了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研究机构。他们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典籍英译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并培养出了一批专门研究典籍英译的博士和硕士，但仍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因此，我国要进一步有效地开展工作，为典籍翻译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奠定人才基础。

2.完善典籍英译体系，奠定良好的对外传播基础

首先，适应文化传播需求，创建新型合作模式。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译主体，经历了外国人、海外华人和中国大陆译者几个发展阶段。在不同的阶段，我国的典籍英译工作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重心转移情况。我国的典籍英译工作至今仍处于缺乏系统性目标的状态，为了有效地规划和实施对外翻译工作，我们可以从国家层面上组织大型的翻译和研究项目，整合国家职能部门、出版编辑部门和翻译研究部门三方力量，开展较大规模的英译出版活动。对外译介作品的受众在国外，因此，我们尤其要重视中外合作。我国可以设立专项基金，资助承担对外翻译项目的学者赴西方汉学机构进修；同时吸引国外学者参与中国作品的译介，让国内作家和学者尝试与国外译者合作。

其次，拓宽翻译领域，统筹待译作品。就典籍翻译的文本范围而言，译者以前较为传统的认知是孔孟和老庄，至多扩展到先秦诸子，或者唐诗宋词，再加上一些散文名篇。现在，译者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及其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站在文化战略的高度，以现代学术眼光进行全面反思和深入思考。一是在民族分布上，译者对少数民族文化典籍关注不够。藏族、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有很多辉煌的文化典籍，特别是宏大的叙事史诗。如中国维吾尔族11世纪中期富于哲学思想的文学著作《福乐智慧》，蒙古族的历史文学长卷《蒙古秘史》等。二是在年代分布上，译者偏重于先秦的典籍，对先秦之后的典籍关注不够。如宋明理学、陆王心学，这些典籍蕴含大量中华文化精华，被译介的却不多。三是在译作类别上，译者对译作类别关注度分配不均，文学类典籍是其研究重点，其次是思想类典籍，而其他类型典籍则关注较少。总之，中国有大量文化典籍被译者忽视，我们应突破思想禁锢，拓宽翻译领域。

再次，调整翻译方案，面向国外大众。笔者建议根据不同层次的目标受众，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案，推出不同的译本，这样才能满足国外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不同需要。比如，针对青少年儿童，可翻译出版一些简单易懂、有趣味性，并带有绘画插图的译本，或者制作一些有声读物和音像制品。针对普通大众，应推出一些可读性强、大众化的普及型译本。面向国外高层次的读者，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或汉语言文学的鉴赏者，应采取异化翻译策略，翻译一些既能表现典籍的语言风格、思想内涵、文学韵律之美，又能旁征博引、解释典故、考释出处的学术研究型译作。这样一个多维度、立体式、生机勃勃的翻译体系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播。

四、拓宽典籍文化对外传播路径，增强文化软实力

1.利用海外华人，传播中国文化

目前世界约有5000万海外华人华侨和100万中国留学生，他们中大多数受过中外文化的教育与熏陶，既有国际化观念，又有国内文化的良好基础，他们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是中国文化传播的使者，更是宣扬中国文化的布道士。因此，我们在推广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应当重视与这些人士联系，集思广益，寻找国外受众易于接受的传播方式进行中国文化典籍推广。

2.深入海外市场，推介中国文化典籍

中国文化典籍走不出去，很大部分原因是中国不了解国际市场的出版趋势。因此，我们要弄清楚国外出版发行体制，组建专家团队调研海外市场和海外读者，研究典籍翻译和海外传播的历史。我们应根据不同的读者需求进行选题，并根据不同国家读者的阅读习惯对图书版式、装帧等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影响对外传播的效果。另外，国家可以建立一个兼具典籍翻译和传播双重职能的综合性管理机构，根据传播需要遴选翻译素材，整合国内外翻译人才。在典籍英译过程中，译者应根据不同的读者需求，在一个译作出炉之前将作品、作者、译本的目标对象、传播方式等方方面面的因素考虑进去。

总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下，典籍英译作品的数量正逐渐增多。典籍英译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中国文化典籍走出去更是方兴未艾的伟业，需要党和政府给予大力支持和引导，也需要翻译界、学术界和出版界等多方通力合作，共建中国文化经典英译工程，将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贡献。

[1]徐珺，霍跃红. 典籍英译：文化翻译观下的异化策略与中国英语[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7）.

[2]王宏. 中国典籍英译：成绩、问题与对策[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3）.

[3]张小明. 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思想分析[J]. 美国研究，2005（1）.

[4]潘源. 消除软实力“软肋”传播“中国梦”愿景——论软实力建设中文化传播力的提升策略[J]. 民族艺术研究，2013（6）.

[5]王宏印，荣立宇. 典籍翻译，任重道远——王宏印教授访谈录[J].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

[6]卢萍，宁霁. 中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与推广的新思考[J]. 文教资料，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