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圣军， 路丙辉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召开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重大场合论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达百余次，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已经得到众多国家的广泛认可，也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和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和关注。近几年，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更是达到高潮。与此同时，我们也需保持清醒的头脑，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国际形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前途虽然光明，但道路依然曲折。为应对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不断出现的新挑战、新威胁，梳理和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提出有建设性的思考和展望，以期能深化对这一理念的学理性研究和思考。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现状解读

自国务院2011年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上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概念以来，“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渐映人们眼帘。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习近平进一步强调：“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增进人类共同利益。”[1]随即，“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话题。中国作为这一理念的倡导者，积极行动搭建国际国内的实践平台，统筹开展全方位、多领域的广泛合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

利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的检索功能，设定检索主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检索时间区域“2011—2020年”，检索时间“2021年1月2日”，检索类型为“核心期刊”与“CSSCI”，手动剔除相关重复文献，共得有效文献2 491篇。如图1所示，自2013年至今，学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总体呈上升趋势，热度只增不减，预计在2021年该主题相关文献将达到980篇的峰值。

图1 “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年代分布趋势

从图1不难发现，2015年和2018年前后是重要节点，在此之后研究趋势凸增明显。究其原因，2015年3月，习近平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博鳌年会上呼吁“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2]。同年9月，他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议上再次强调“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3]522。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专篇论述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4]57，这直接点燃了学术界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热火，而后该主题的文献大量涌现。尤其是2019年后，该领域相关文献数量直线上升，这与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莫大关联。由此可见，党的方针政策是影响学术界研究方向的重要因素之一，两者之间具有直接相关性。

如表1所示，依托计量分析法，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相关主题进行排序和整合发现，位居前5名的主题分别为：人类命运共同体(2 321篇)、习近平(257篇)、全球治理(241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172篇)、全球化(159篇)。除此之外，通过国家图书馆数据库检索得知，已出版的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已达45部，如马俊峰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研究》、邓纯东《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等。其中，9部著作翻译成英语和法语已在海外发行。如陈悦《Bui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何祖坤《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等。由是而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已取得累累硕果，也反映出中国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国，对推进和构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表1 “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相关主题频次统计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热点呈现

面对持续升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热潮，我们有必要将其归纳总结，为后续研究和探讨提供思路和参酌。通过文献梳理和汇总，目前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现实背景、理论渊源、内涵阐释及构建进路等四重维度。

(一)现实背景

当今世界，全球化车轮滚滚向前，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与此同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此起彼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贸易壁垒、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态势甚嚣尘上。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解决“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运而生。

1.国际背景。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治理体系失灵，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一方面，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的加速演变期，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普遍交叠。面对这些复杂且棘手的全球性问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4]58。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多极化趋势愈发明显，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已满目疮痍，政治失序、贸易保护、局部动荡等赫然在目，“反全球化”和“去全球化”逆流甚嚣尘上。广大发展中国家亟待更加公正有序、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新方案。在此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推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开出了一剂中国“药方”。

2.国内背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实现中国梦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平与发展是国人的夙愿。当前正值实现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节点，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但也面临不少困难与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更好维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3]448。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也随之进入新时代。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既满怀期待又心存疑虑，中国需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和外交实践来对种种非议作出合理关切和回应,从而消除外界的误解和疑惑。

(二)思想渊源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世界历史理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新中国外交政策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其生成是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时代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既汲取了5 000多年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又有着深厚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

1.马恩继承说。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将社会形态建基于人的存在和发展状态上分为三个阶段，即依赖人的“自然共同体”阶段、依赖物的“虚幻共同体”阶段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共同体”阶段。众多学者一致认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滋养，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参照和实践指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提炼和延展[5]。从理论逻辑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沿袭和继承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全球问题上的整体利益观和联合构建原则[6]。一言以蔽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虽是应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作出的当代回应，但其思想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和马克思共同体思想。

2.传统文化说。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与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沃土，涵摄了丰富的哲学思想，蕴藏着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启迪。从历史逻辑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治理观、“天人合一”自然观、“和而不同”文化观的当代转化[7]，传承和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中诸如“和合共生”“海纳百川”等“和”文化的精髓[8]，彰显了传统文化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国情怀和使命担当[9]。不遑缕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智慧引领和思维养料。虽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关系，但都不谋而合地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汲取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再吸收和创造性转化。

3.外交理论说。对新中国外交政策和经验的承袭与延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始终秉持和贯彻和平外交理念。从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到江泽民提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以及胡锦涛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中国多届领导人的外交经验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实践经验和价值根基。学者认为，从现实逻辑来看，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政策的演变，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与延展[10]。由是而观，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总结以往外交实践和经验，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在把握和创新的基础上，提出的外交新理念。

(三)理论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关涉全球的价值观，统摄多个领域，意涵极其丰富。因而，学术界在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层面开展了广泛研究，形成了诸多具有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成果。

1.“国际主义”观。“国际主义”观不同于国际社会已泛化的国际主义思潮，此观点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在21世纪的创新和发展。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嵌含工具理性国际主义和价值理性国际主义的国际主义观念[11]。因此，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际主义，有一定的理论依据。恩格斯曾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12]，马克思、恩格斯虽没有明确提出“国际主义”的概念，但他们赋予了“国际主义”哲学基础和科学的价值观，即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13]。从这个角度来看，学者们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解为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国际主义”，超越了落后的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不同于欧洲国家推举的改良国际主义。这种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本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维度，同时也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观增添了时代内涵，焕发了新的活力。

2.“全球价值”观。从哲学的层面来说，人的类本质特征决定了人类共同利益存在的必然性，换而言之，人类的共同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因而，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人类的共同价值，其包括目标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倡导和追求的是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公平与正义、自由和民主[14]。人类生存的依附性、利益的粘黏性和交往的联动性，决定了共同价值存在的必然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一文中，就明确了“即使在纷繁复杂的文化多样性之中,也有统一性存在”[15]。申言之，人类社会共同体就是这种统一性的存在，“是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一种全球价值观和新共生观”[16]，暗含着中国人民对和谐世界的愿景和期许。

3.“多位一体”观。国内学术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作了诸多探讨，综合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精神共同体与合作共同体的统一。部分学者认为，不仅要在精神层面建立“精神共同体”，还应在实践中建立“合作共同体”[17]。从精神(思维)与合作(存在)的关系解读，研判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认知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建构条件，即精神上认同和实践上合作，却忽略了其内部结构的多层次特征，因而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二是从发展进程层面，将命运共同体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即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其中“利益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脚，“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具有价值向导和固本作用[18]。这类观点关照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阶段性特征，但对内涵整体性和全面性的把握欠缺。三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及生态等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其理论来源于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不同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不同的阐释和理解，但学术界目前广泛认可且比较权威的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及生态等五个层面的解读。未来，随着实践的进一步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延将继续延展。

(四)构建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是全方位、多要素、多层次的系统工程，需要国家、地区和世界的三维互嵌。在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上，诸多学者以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为基本指向，从不同维度提出了众多有效观点，主要涵盖以下方面。

1.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创新进路。当前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是全球治理资源的不足和治理能力的提高。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所主导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格局造成了全球治理的滥觞，埃博拉、极端主义、霸权主义等一系列带有普遍性、严重性的传统型和非传统型问题交织重叠，已然成为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风险与挑战。藉此，有学者认为中国之治正是纾困良方,中国政府独具特色的治理模式和治理经验有利于全球治理体系和机制的重塑和发展，而根蒂于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世界所吁求的创新特色实践进路。有学者认为，与内，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与外，中国的大国担当和世界贡献有目共睹，说到底，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之治内生相连。因而，关涉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中国之治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世界舞台的实践进路之一[19]。

2.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的合作进路。全球生态失衡和治理紊乱问题的日益凸显，亟待环球各国的协同合作和生态共建，世界各国本应摒弃边见和偏见，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却纷纷“退群”，一些发达国家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转嫁生态污染给发展中国家，致使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成为发达国家的生态附属国。有学者认为，在全球环境恶化和生态破坏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一股清流，始终秉持和弘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生态发展理念，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因而，以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为契机，以共享成功经验为支撑，推动世界各国的经济互济、政治协商、文化互融、安全互惠与安全共建，不失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突破藩篱走向世界的凭借路径[20]。

3.文明互鉴与文化多元的交流进路。由于历史境遇有异，东西方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而文化的差异性表征着东西方价值观念的不同。中国积极倡导“和合文化”，而西方国家标秉和宣扬“普世文化”，后者带来了全球文化失衡和价值失序。有鉴于此，习近平指出:“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21]学者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的作用不容忽视，应用文化自信消除文化偏见，用中华文化的包容力冲破西方“普世价值观”固结的文化壁垒。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应以平等、互鉴、和合、共生为原则，推动“跨文化认同”的价值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实践，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就可以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提供可能[22]。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未来展望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尤其在提出背景、思想内涵、理论来源及建构路径等方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系统化作出了重要贡献。理论到实践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加上当前国际形势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仍然宣扬“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主张“零和博弈”，面对这些困境、威胁以及挑战，如何克服和化解不利因素，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将是学术界未来探索和研究的方向和重点，也是顺应国际形势变化的题中之义和时代课题。

其一，要拓展研究的广度，注重研究视野的多维度和多视角。“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多向度概念，涉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五个维度，涵盖网络空间、绿色生态、医疗卫生等各个方面。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将进一步深入，内涵和外延将更加多元，其理念也需不断深化和拓展。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发现，目前政治学科研究文献达2 383篇，占总文献的62.12%，而其他学科只占37.88%，可见既有研究成果学科分布单一，又有研究视角趋于同化和固化。因此，一方面，未来应从多学科的视角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如从农业经济、历史学或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交叉研究，以期更加全面、立体地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另一方面，应运用多维度的思维方式，既要立足国际视角，又要关照国内现实；既要有纵向分析，又要横向对比。如横向上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西方霸权主义对比，纵向上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政策及其理念等，从而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更加具体化和系统化。

其二，要提升理论深度，注重基本理论的深耕和澄清。在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解读方面，仍有个别国家的认识存在错解与误读的现象。一方面是西方少数国家别有用心的行为，另一方面与学术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解读不够彻底和深入有关联。从目前的学术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解读来看，某些内涵解读和路径提议非此即彼，未能关照国内外两个大局，而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因此，一方面，研究者需从人类命运的位阶，统筹国内外大局，从国际秩序观、新型文明观、普惠价值观和义利观的角度剖判和解读。另一方面，应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进行深刻比照和评准，继而廓清关系和内涵。当前，国内学界普遍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共同体的继承与超越，但对于二者之间的具体关系和表现如何，鲜有学者给予透彻解读。未来，学界应致力于缕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础理论，厘清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亨利·达姆的“共同体主义”、迪南·滕尼斯的“三种共同体”等)的关系和区别。特别在关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力争突破壁垒，消除误解和偏见，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向世界传递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其三，要强化问题意识，注重研究问题的前瞻性和针对性。当前，世界虽整体上处于和平与发展，但局部地区仍然存在不稳定态势，各种全球性问题依然掣肘和阻碍着人类的前进步伐。如今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在全球肆虐的形势依然严峻，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呼吁各国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又迈出了重要一步。通过知网检索发现，基于公共卫生和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角度的文献仅有58篇，由此可见，当前学术研究的针对性和问题意识亟待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面对现实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因此，未来学术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和探讨应加强对现实中实践问题的把握和思考，应强化问题意识，注意倾听时代发出的声音。如何应对和解决这些现实问题，走出现实困境，如何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运用于实践之中，应是未来研究和探讨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唯有如此，才能为更好解决时代问题给出中国智慧。

其四，要提高传播的实效，注重话语体系的建构和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以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赞誉。但我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话语，实际上一直遭受着西方媒体的误读、曲解和讹传。时至今日，中国话语仍未彻底摆脱“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窘境，一方面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带来了极大挑战，另一方面也弱化和消解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23]。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文献来看，学者们侧重于如何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落地，却忽略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实效和话语权问题。学者们应增强政治敏锐性，以更加积极的作为精准回应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从而提高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研究者应立足国际视角，注重传播的方式、方法，创新话语表达。既要注重话语表达方式，避免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相提并论，陷入西方话语陷阱；又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打破西方话语的藩篱和范式。此外，举办相关研讨会应提升议题科学设置能力，以吸引外国学者来华进行学术研讨和交流，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会议，高质、高效地发出中国声音，推动中国形象由“他塑”转变为“自塑”，从而扩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力、影响力和感染力，提升传播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