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阳

(河南省文学院, 郑州 450008)

在《洛阳伽蓝记》中，空间是杨衒之开启历史叙事的起点，也是他建构叙事场所和叙事结构的出发点，由之构成的集北魏洛阳历史、地理、人文、佛教相互交织、交相辉映的《洛阳伽蓝记》为后世书写和阐释历史提供了极具启发意义的文本资源以及思想资源。综观全书，杨衒之对空间的把控和利用令人叹为观止，通过不断变换的多维空间以及地图式的叙事结构在更立体的层次上展示了往昔繁华的洛阳，并揭示了历史事件之间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复杂关系，为我们全面认识和把握历史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一、凝视废墟：一种叙事动机的生成

通常而言，叙事作为由古至今的一种表达手法，需要某种可以打动心灵的动机触发。当作家进行创作之时，正是这种强烈的推动力才使其执笔把那渴望表达的欲望书写下来。文学创作的虚构性决定了文学叙事的动机可以是作者所看、所听、所接触、所经历的任何人物或者事件，甚至可以是作者自身心理的迷狂与疯癫。但历史终归是一种纪实性的叙事书写，它刻画的是不再拥有的往昔，重生的是尚未逝去的记忆。它所直面的材料可能是用冰冷字迹书写往日事迹的文献，也可能是经历岁月侵蚀遗留下来的物件，抑或是穿越历史雾霭的个体只言片语的描述。因而，历史的此种特殊性支配了其文本的书写必须由当下在场的“过去”材料所建构，其动机也必然由永恒缺席的“过去”所触发。

在《洛阳伽蓝记》中，成为作者叙事动机的恰恰正是其重历洛阳之时，凝视那历经战火浸染后满目无声的废墟有感而成。正如开篇所言：“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寺丘墟……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3]6作为遗民，往昔洛阳的繁盛仿佛犹在眼前，可现实的画面却给杨衒之带来无比的悲切之情，残垣破壁、野兽肆虐、一片疮痍，一幕幕令人伤感的画面呜咽着驶入眼帘，唤起他一如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把五十年兴亡看饱”的心酸。正如阿兰·施纳普所说：“废墟所唤起的感情比它包含的意义更为重要。”[1]50而人生来就是一种感性的动物，情感的力量在大多数时间都会超出理智的控制，当杨衒之的情感被他旧地重游所见到的断壁残垣激起的时候，此时洛阳城的废墟业已成为了一个双重符码，既编码遗忘同时又编码回忆。它们昭示着个体过往某段鲜活的过往静默地走进了历史的黑夜，渐渐被夜色吞噬直至遗忘。但它们也开启了一个回忆的出口，个体将会在记忆的维度中尝试寻觅那被岁月割裂甚至消亡的东西，精心组合使其重获生命——以一种通过“回忆空间”的历史书写。

诚然，倘若不是真正经历或者见证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遗迹在个体的眼中仅仅是被言语、被文字、被图片、被一切可以用来传播的媒介所建构起来的景观，并终将消散在一切可见的景观之中。但是对于那些曾经生活在其中，见证了他高楼纷起、又看着他迎客宴宾、最终目睹他人去楼空的人，这些地点、场所业已超越了遗迹所内含的单纯释义，成了个体铭记历史的“储存所”。他们亦可以用其超越常人的魔力让那些沉寂的遗迹开口言说，重新赋予他们早已逝去的声音。虽然往昔的场所已经在现实层面消亡，但融入历史洪流的个体在那些“场所”经历的一切都已发生并在个体脑海中储存。因而，洛阳城发生的关于记忆的文本随着杨衒之重回洛阳继而投射在这废墟之上的此时，一个杂糅了个体所有经验的“回忆空间”也在洛阳城的废墟之上缓缓升起。它并不是抽象的空间，更不是虚无缥缈的空间；但不可否认，这是一个混乱的空间，一个可以不断叠加生成的空间。

随着往昔具体的事件一件件被拾起擦去岁月的灰尘，源源不断汇集到这个空间之中，一个可以窥见的问题诞生了：回忆的空间是如此地有限，大量纷杂回忆的“内爆”不可避免；而回忆的原理却又如此繁复，缺乏持久力的回忆注定无法超越个体存在的极限无限留存。随着时光的变迁，许多当时鲜活的回忆必然会被排除在个体的回忆空间之外，不被留存，它保持一种不可定性的状态，没有秩序和形态的游离在意识之外。因此，个体的回忆空间如若想得以持久且富于稳定之感，需要映射到一个特定的具体空间令其被物质化。正如扬·阿斯曼所言：“城市对于市民而言是他们回忆空间的框架，即使当城市或者说尤其是城市缺席时，便会当作‘故乡’在回忆里扎根。”[4]于是，北魏时期洛阳城内大大小小千余所华美壮丽的伽蓝，成了杨衒之回忆空间里所依凭的“器”——一个实体的空间，以此来将个人回忆融合于“伽蓝”这个场所得以实现一种人工延续。于是乎，《洛阳伽蓝记》在其脑海里已经诞生了。

二、解码伽蓝：多维叙事空间的构建

不论何种历史事件必然无法脱离空间凭空生成，因此，那些聚合各类纷杂历史变迁、集体回忆、民族认同的空间渐渐演变成了凝缩史料的独特景观，最终被社会建构成了历史的场所。香山寿夫认为：“场所就是在不断迭加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在那里发生，是一个将人类集团统合在一起的地方。场所是共同体的依靠和支柱。”[5]而这些具体的事件总是不断汇集到这个场所之中，他们可能在同一时间发生，但更多的时候是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甚至发生在人们虚构想象之中，因此，聚合在场所中的所有事件往往显现出某种非线性重叠且相互交融的共时状态。人们在那些场所经历的一切都发生并在那些场所中储存，但只有当人物、事件、空间紧紧融为一体在人们心里回荡的时候，才能称其为场所，进而对其进行解码，去构建一种得以实现的叙事空间。因而对于普通个体来说，饱含岁月凝结呈现一种共时性特征的历史遗迹仅仅是一种无意义的场所，他们连其中所凝缩的历史史料都不能道出一二，更不消说历史遗迹在更深层维度里所生成的文化表征。因此，历史场所像一个“漂浮的能指”，无目的地指向虚无，并伴着岁月的流逝终归于寂灭。

正如前文所言，在作为学者的杨衒之脑海里，伽蓝是其铭记历史与保存个体回忆的“储存所”，在被激发的强烈情感操纵下，他可以用超越常人的思维对那曾经恢弘壮美的伽蓝进行特殊的解码，赋予其多维意义。但在此需要厘清的是，历史的描述并不仅仅是老生常谈的“时间变更”，它更是一种经由空间的变迁。但历史学家往往习惯于凭借时间的演进和某些可见的因果照应而去把一件件历史情节串联在一起形成一种线性的叙事文本。在此情况下，历史仿佛成了时间变迁的附属品，人们把年代编录下来，机械且线性地在里面填充历史事件，历史仅仅同时间联系在了一起。

不可否认，脱离了空间的历史并不存在，“事件只能发生在某处，发生在一定地方。没有地点的事件是不可想象的”[6]，这些空间汇集的历史事件不仅蕴含着历史表象所生成的意义，还有大量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清晰写照以及在历史空间上由社会共同建构的文化表征。倘若仅凭借时间的进展去叙述历史，并不能真正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面貌，其局限性也可见一斑。而在《洛阳伽蓝记》中，杨衒之匠心独运地以北魏时期洛阳最具代表意义的寺院这个“场所”为基础，对其进行全方位解码以生成其在不同空间维度的历史意义。

在《洛阳伽蓝记》中，“因地叙事，以地系史，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7]，而“地”就是洛阳城内大大小小的寺庙，这些寺庙在杨衒之笔下穿梭在不同空间里。杨衒之对伽蓝的描述，首先是对其建造历史的记录，如建造者、建造时间、所在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等。例如全篇最重要的《永宁寺》：“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御道西。其寺东有太尉府，西对永康里，南界昭玄曹，北临御史台。”[3]17又如《长秋寺》：“长秋寺，刘腾所立也。腾初为长秋令卿，因此为名。在西阳门内御道北一里。”[3]59

这种描述方式是全书所有寺院都采用的基本方式，也就是对寺庙进行简单的地理方位的介绍，这是作为地理学家的杨衒之在空间实践意义上建构的第一层空间，也即最基本的地理空间。但切勿忽视这寥寥数笔所蕴藏的珍贵历史价值，它就像一幅遗失在藏书阁角落里珍贵的地图一般，令后辈根据这些记载于须臾间清晰明了地掌握北魏洛阳城内40余座寺院的方位，亦能知晓往昔洛阳城内不计其数重要的幽幽古迹。以此可以得见杨衒之在写作中以“实录”为准则，不仅大量参考诸多珍贵文献，且重视实地调查，文直事核，所记述内容详实可靠，其史料价值尤为珍贵。

而作为历史的“容器”，期间必然有很多历史事件，杨衒之接下来把笔墨着重放在对这些寺院里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描述，运用高超的手法加以叙述，为我们铺设了一幅关于北魏洛阳城的社会文化长卷，把寺院同北魏兴亡、洛阳城的繁荣与破败联系在一起，将胸中的感慨万千化作笔下的恢弘篇章。例如《永宁寺》：“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3]27这里，杨衒之借用西域胡僧的动作以及语言从侧面去印证往昔永宁寺的精湛绝伦。又如《寿丘里》：“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争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缋为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3]303-306杨衒之以近乎平静的口吻去描述北魏统治阶级的生活，区隔了个体主观色彩，并无过多褒贬，但通过字里行间对往昔岁月的记载，一幅幅王室贵族荒淫无度的生活实景被鲜活地勾勒出来，揭示他们沉浸在腐朽的生活中放荡自我，使王室权力旁落，统治阶层内讧丛生，权臣当道，昔日强盛的北魏最终轰然坍塌。

除了对上层社会的描述，杨衒之对洛阳城内的日常生活也加以着墨。如《归正寺》中：“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贩胡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3]237可见，此时的洛阳城俨然成为了世界的中心，成了文明高度发达的“圣地”，成了熙熙攘攘贸易往来的目的地，其间奔走的各国商贩不计其数，由此可见当时洛阳的繁华程度举世无双，更是能映射出一个开放且包容多元文化意识形态的社会体系。

由此来看，杨衒之笔下伽蓝的历史，不仅是一种指涉系统，再现了往昔人际关系的变化史、社会政情的变迁史，更是社会语境的再现，蕴藏着深层次的社会关系。这个层面就是其作为史学家在空间表征意义之上建构的第二层空间，也即社会文化空间。

而杨衒之对伽蓝这个佛教信仰圣地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是由于北魏佛教的广泛传播以及佛家典籍的翻译引进和民间大量宣讲释义，佛门的经典教义如缘起、因果业报、三界六道轮回等思想得以普及，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人们思维方式的改变。鲁迅先生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8]同时杨衒之在创作之时，志人、志怪类题材的文艺创作业已十分娴熟，其创作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前朝文风和当代风格的介入，正如学者周建江称其“既是魏晋六朝小说的总结，又是唐宋传奇的开山”[9]。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作为作家的杨衒之在表征空间意义之上建构了第三层空间，也即文学空间。这是其笔下的伽蓝空间，既非纯粹的物质空间，也非凭空臆想的空间，既区别于二者又将二者融合在内，“是一种由人支配的空间——因而是一种体验的空间——想象力试图改变并进入的空间”[10]。于是乎，杨衒之笔下各路神仙鬼怪在洛阳城内轮番登场，究竟是人是鬼业已无法明晰。在这个空间里，有着会流血的桑树，“佛堂前生桑树一株，直上五尺，枝条横绕，柯叶傍布，形如羽盖……其日云雾晦冥，下斧之处，血流至地，见者莫不悲泣”[3]76；有可以呵斥飞贼的佛像，“盗者欲窃此像，像与菩萨合声喝贼，盗者惊怖，应即殒倒”[3]77；而死去的人在这个空间内也没有真正的归于尘土、直至消亡，相反他们就像活着的人一样衣着光鲜，讲究排场，随意出入坟冢，乘着杨衒之的笔端在现实与地狱间穿梭往来，“里西北角有苏秦冢，冢傍有宝明寺。众僧常见秦人出入此冢，车马羽仪，若今宰相也”[3]172，他们有的依然对那些财物念念不忘，有的则如孤魂野鬼一样在人间飘荡。

在这奇异的文学空间中，诸多金碧辉煌的伽蓝终将走向暗淡的寂灭，那浑身真金铸造的佛像并没有拯救在此生跪拜的信徒，幸存下来曾见证辉煌的目击者在充斥臆想的文字里模糊了神圣庙宇空间和世俗生活空间的界限，深刻讽刺了那些不惜损费金银的佞佛者，以此向后人警示妄图依赖宗教信仰获得救赎的个体终将反噬自身，令其现实精神世界坍塌。

由是观之，洛阳城内星罗棋布的伽蓝在杨衒之笔下被解码成了蕴含三重空间的场所，曾经恢弘壮美的伽蓝其具象虽已化作历史的尘埃，但在那残垣之上诞生的《洛阳伽蓝记》在永恒的空间里赋予其足够抵御时间侵蚀的多维意义。

三、串联伽蓝：舆图式叙事结构的筑造

文学叙事中如何在结构上处理好事件极为重要，历史叙事亦然。若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叙述者，必须要在恒河沙数的事件之中寻觅到有意义的事件作为叙述的客体，随后对其选择的事件进行结构化，赋予其一种个体认同的秩序，也即通过结构把事件粘合在一起。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如果不加选择、不做重新整理而冒昧地叙述所有行动……将牺牲掉清晰明白，揭示不了实在的真正秩序——这种秩序由自然契合与内在关联构成，而只能得到当时情况的完全浅薄的秩序”[11]。诚然，历史叙事中选择事件固然重要，缘于所有选择都意味着记录，客观的历史纪录虽不意味着掺杂了过多的个体阐释，但事件之所以被选中则是他们本身能在历史意义里解释一种变迁，揭示一种事实之间内在的联系。但更不能忽视的是，在另一层面上，如何把事件进行组织和编排在历史叙事中更为重要。正如海登·怀特所言：“同一件事能充当许多不同历史中的一个种类不同的要素，这取决于它在其所属的那组事件中的特定主题描述中被指定为什么角色。”[12]例如，人们熟知的美好童话故事中公主与王子的婚姻，往往作为美好的结局留给儿童诸多可希冀的幻想，但此事件亦可以成为日后王子公主不幸悲剧生活的开端，同样也可以是一件在叙事中平凡且无意义的过渡性事件。由是观之，一个同样的事件在文本结构中位置的选取会对其作用和意义的发生产生不同影响，而正是通过对事件进行组织和编排，以及对独特结构的精巧设计，才能使一部史学著作获得超凡的魅力。

回溯历史叙述的谱系，多数史学家对历史事件进行“赋序”往往采用依靠时间维度的线性结构，而这样通过时间进程把历史简单构建成线性“情节”的方式，虽是主流但也暗含着些许显而易见的原因。轻轻扇动翅膀的雨林蝴蝶可能会导致无数个不同的未来降临，但谁又能清楚知晓究竟是哪次不知名的触碰导致了蝴蝶翩翩飞舞？个体的大脑几乎不能够强大到在一条时间线上去寻觅出导致一个事件发生的无数个来源，而同样也无法预知这个事件也会导致无数个未来事件的生成，“因而选择依据时间规律和因果律将事件串成一根线性链条就成为多数史学著作必然采用的方式”[13]。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在空间层面之上尝试建构和创作，去赋予历史叙事文本某种空间性结构的可能性。古希腊罗马记忆术的核心在于对一种“视觉联想”的建构，即对个体纷杂的记忆和印象深刻的图像编码，随后“入位”——即插入到某个已经结构化的空间中的特定地点，这对历史叙事在空间维度的建构给予启发——将具体空间进行合理的结构化赋予其一定的秩序。在《洛阳伽蓝记》中，所有的历史都在伽蓝这个场所中储存，因而作者杨衒之恰恰可以不以时间线为基础，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在空间维度上对寺院进行合理的、有秩序的安排，利用寺院这个空间把各个事件粘合在其中，因而其内在叙事结构恰恰是一张反映了北魏洛阳寺庙分布的“地图”。

从全书整体去看，《洛阳伽蓝记》是以洛阳城为主心一线贯穿的结构，而其中五卷在内部则呈现有机统一，同时各卷又相互呼应。而后又以寺院为节点，向四周延伸，其中所涉及的具体历史事件之间也存在相互的联系，从而形成一张网状的结构。全书共有五卷，其整体布局如下：先以序言提纲掣领，统摄全书，按照东门、西门、南门、北门的顺序例举各门及其名称，井然有序地安排空间位置；其中正文五卷分别名为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随后，作者亦是按“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记远近”[3]6的方式进行叙述，分卷记叙了各部分寺庙，十分清晰明了。而在卷五末尾又附上《京师建制及郭外诸寺》，提及洛阳城外的其他寺院。在杨衒之这样构建全文结构的基础上，后人捧起此书时，所有恢弘的寺院仿若已然穿越历史的星河伴随着清晨响彻天际的钟声醒了过来，纷纷在那残破的遗迹中缓缓升起。

在用笔锋勾勒出洛阳城的轮廓之后，杨衒之又把重点转向了城内的寺院。按照菲利普·J·埃辛顿的说法：“历史是过去的地图，其基本单位是场所。”[14]在杨衒之笔下，北魏时期诞生于洛阳城内的70余座大大小小的寺庙成为了历史的基本构成单位，繁多的寺庙被作者以空间为基准精心划分到五卷之中，井然有序。随后再以每座寺庙为基础，分别记录它们建造的时间、复建者以及建造起源，最后再把每座寺院的地理位置标识出来。纵览全书可以发现，全书的时间仿佛混乱无序，时间在书中迷失了方向，这恰恰缘于杨衒之是按照空间的顺序去完成全书，先根据每座寺院的方位决定它所在的篇章，随后在此基础之上再以时间线为序去记录每座寺院各自的历史。

而其中各卷之间由于时间与事件的重叠也巧妙地形成了一种连接与呼应。例如卷一《永宁寺》和卷二的《平等寺》两篇遥相呼应，以不同视角记述北魏在风雨中飘摇动荡的政局。而在卷二《景宁寺》陈庆之与杨元慎的对话中，发现其中主题是关于南北正统之争，北人低毁南人，鄙视吴儿，尤见深刻；而卷三《高阳王寺》中，荀子文的故事记录城南多为南人居住，荀子文是一名13岁少年，虽年少但辩对机敏，却因为住城南而遭众人耻笑，亦可见出北人对南人的歧视之深。这种对空间的妙用，令纷繁复杂的历史被作者精心归置于各自发生的地点，不仅容纳了大量共时发生的历史，且为其找寻到最适合的“场所”加以存放，令历史本身变得不再平面且机械。而不同场所中相同的史料亦能令读者在不同空间、不同人物的言谈行为中以全方位相对客观的视角认识历史本身。

由是观之，看似混乱的时间线却被伽蓝这个空间巧妙地统摄，而这种叙述方式“足见杨衒之在处理空间时，非常用心地构建一道井然有序，而又为大家所熟悉的骨架。有了这个严整的骨架，即使容纳再多的各种景物，也不致失却其空间的严整性”[15]。这其中的骨架或叙事结构就是一幅北魏洛阳城寺庙分布的“地图”，当我们翻开此书，就好似手握一张地图，它以一种类似全景影像的方式将关于北魏洛阳城40余年辉煌抑或破败一览无余地展现在想要在历史雾霭中寻觅其读者的眼前。

四、余论

“什么东西是无法遗忘的？”这是每个人无时无刻不面对的问题，亦是集体所面临的关乎存亡的灵魂拷问。但身处此刻的所有人永远无法回应这仿佛从虚空中抛出的问题——记忆本就意味着遗忘，因而才有了藏书阁里数不胜数的历史书籍去等待着后世之人翻阅。而《洛阳伽蓝记》在其中的独特之处恰在于以空间开启历史叙事，赋予历史更多的可能。不论是投射在洛阳城废墟之上渴望寻找归宿的回忆空间，还是那不同空间维度之上各个伽蓝里流转不息的历史，抑或是似地图般指引读者的绝妙的空间布局，都印证了空间在历史叙事中的重要作用。当诸多关于洛阳、关于北魏的历史书籍在藏书阁布满灰尘之时，《洛阳伽蓝记》里保存的那段历史却依旧立体鲜活，它亦是一道连接过去和现在的入口，给予那些想探究北魏洛阳城40余年波澜岁月的人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