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苏艳的专著《从文化自恋到文化自省：晚清中国翻译界的心路历程》从文化心态嬗变的视角审视了晚清翻译史，以翻译界文化自恋程度的强弱为基准对其进行了分期描述，考察了洋务派、维新派以及新兴知识分子三个群体从文化自恋到文化自省的心路历程，揭示了晚清翻译界投身于国民性思潮的来龙去脉，分析了近代译者种族自恋和性别自恋对翻译实践的影响。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丰富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文化心态;晚清翻译史;文化自恋;文化自省

作者简介：丁如伟，硕士，山西农业大学基础部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晚清，一个与当代相隔似亲似远的时代，世界上的“他者”从四面八方涌来，中国社会面临着层出不穷的各种挑战。这时期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比以往更为深刻，影响更为深远，而翻译无疑在交流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在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源头时，晚清国民性思潮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晚清国人立足于文化中心主义立场，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充满优越意识，而视他者文化为“蛮夷”，这种文化自恋积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甲午战争后，有识之士从反思民族精神中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希望借助翻译从异域文化中搜寻思想资源。苏艳的专著《从文化自恋到文化自省：晚清中国翻译界的心路历程》从集体自恋的视角观照晚清翻译史，聚焦译者文化心态，描述了晚清社会在翻译作用下从文化自恋走向文化自省的心路历程。通过探讨晚清翻译实践，审辨晚清社会文化心态变迁的主要线索及其历史动因，为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提供历史借镜，为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提供历史经验。

1.主要内容 全书从文化心态嬗变的视角将晚清翻译史划分为文化自恋松动期、转变期及反转期三个阶段，依据译者的种族和性别两个基本文化身份，聚焦晚清洋务派、维新派及新兴知识分子三大译者群体的种族自恋与性别自恋。各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是对晚清翻译史的分期描述。通过介绍林则徐展开的各类翻译赞助活动，指出晚清文化自恋进入了松动期。在洋务运动时期，官方翻译机构建立、人才培养、翻译人才选拔、学术性科技翻译队伍建设以及留学生派遣等活动凸显了译界“文化自恋”的转变。甲午中日战争后传统的文化自恋有所反转。

第二章考察晚清国人世界观和文化等级观的变化，再现其心理转变轨迹。逐步论述了从“天下”到“世界”到“国际”、从“夷学”到“西学”到“新学”以及从“夷务”到“洋务”到“外务”的话语转型，反映出传统夷狄观渐次变更的历程。

第三章着眼于晚清译者形象的研究。本章历数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和地区的通事，勾勒出译者形象、地位和职能随着国际社会形势改变而改变的过程。书中探析了清末通事地位低下及负面形象的成因，阐述了清末外交困局及译者消极的身份认同。

第四章论述了晚清译者的职业化。翻译工作职业化促成晚清社会职业结构的新变化，其历史背景主要有：报业传媒的發展、新型翻译赞助人的出现、翻译市场的拓展。第二部分探讨了译者职业化的完成途径。

第五章从国民性焦虑和新国民的塑造两方面对翻译界种族自恋进行深层反思。书中介绍清末译界改造国民性话语实践的代表性主张有：严复的启蒙癒愚、梁启超塑造国民参政意识、林纾的驱除奴性以及鲁迅从“科学救国”到“文艺转移性情”的转变。基于四人对国民素质培养的不同侧重点探讨了“国民性”改造纲领。翻译界有选择地开展翻译活动，以求塑造科学尚智、自由独立、自立务实等理想新国民品质。

第六章是对林译《迦茵小传》的个案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而“性别关系是更大范围内社会权力关系再分配的缩影”（苏艳 107），因此本章以林纾爱情小说译本《迦茵小传》为例，展现其中父权和男权两种形式的性别自恋从显现到解构的过程。该译本藉以不同改写方式凸显父权，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西方文化的非父话语，冲击了晚清社会的父权制。本章从尊男、厌女、尚武三方面的译例说明男权思想显现的问题，与之对应，林纾对“尚武”精神的推崇也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男权危机，译本中对原作男性媚雌行为和骑士精神的移植一定程度上触动了传统的男性自恋观。

第七章延续第六章话题，描述了男性自恋反转与女性解放运动。在晚清兴女学、办女报、建女社等历史契机下，女性译者登上历史舞台，译界性别结构由此调整，思想界性别观念有所转变。作者举例展现了女性译者能动性的发挥和主体性的张扬。介绍了女性启蒙者对异域女性形象的译介活动，包括参照西方女性镜像和挖掘本土经典女性品质论的历史资源。章末概述了男性译者对女性叙事的改写和操控。

2.简要评述 本书是苏艳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精耕细作、纵深挺进的成果，体现了作者一脉相承的学术思想。在其论著《回望失落的精神家园：神话—原型视阈中的文学翻译研究》（2014）中，苏艳教授依据神话的无意识特征探讨译者的精神结构，揭示了英美国家集体无意识深层的精神自恋现象。作者将这一研究成果运用到中国翻译史研究当中，从集体自恋的视角关照中国晚清的翻译现象。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译者精神结构中的文化自恋作为聚焦点独立研究，界定了其概念和内涵，探讨晚清翻译史中的文化自恋现象。研究表明，晚清翻译界对国民性反思与新国民重塑意识的形成是文化自恋反转的标志，更确切地说，国民性反思是反思种族自恋的深层体现。在反思的基础上，严复、梁启超、林纾等思想启蒙者身体力行地通过翻译初步制定了“国民性”改造纲领。除了种族自恋之外，书中还探讨了性别自恋对翻译实践的影响。两种形态的自恋并非毫无联系，作者认为性别自恋是种族自恋的一个隐喻，性别自恋是种族、民族、阶级、职业等各种形式的自恋的心理基础，父权制话语模式贯穿到包括翻译在内的多个文化场域，考察翻译中的男性自恋是研究翻译中其他政治权利关系的基础（苏艳 107）。在西方文化的关照下，晚清的男性自恋心理经历了从显现到解构的过程，传统的性别秩序受到挑战。

本书主要特点及重要建树有：首先，凸显了翻译学跨学科的特性。本书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有破有立，借鉴精神分析学研究成果探讨翻译现象。精神分析学认为，译者的文化自恋心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译者的文化无意识造成的，要改变其文化自恋必须使译者充分认识到其错误的文化无意识（转引自张景华 39）。华夏民族中心主义早已沉淀为集体文化无意识，在晚清翻译活动最初阶段，参与其中的相关人士，无论是译者还是赞助者，处处受到文化无意识的钳制。对于晚清国人而言，华夏民族中心主义早已沉淀为集体的文化无意识，而这种文化无意识正是引起文化自恋的始作俑者。作者通过概念推衍，架构了翻译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其次，提出了晚清翻译史研究的新思路。从精神分析学“自恋”角度对晚清翻译历史进行探讨，并对文化自恋现象追根穷源，使得翻译实践中翻译策略使用动机有迹可循，为参与到晚清翻译活动的各类对象提供了新的品评标准。以书中对林纾翻译的小说《迦茵小传》的研究为例，与以往多关注于译文女性观或者女性形象建构的研究大为不同。作者另辟蹊径，从性别自恋视角开展研究，向读者展现了“男子中心主义”的书写，揭示了以林纾为代表的男性译者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性别焦虑，以小中见大的方式展示了中国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过渡的历程。第三，重新审视了翻译活动中的文化交流史。在历史中定位中国文化身份，对不同文化本质进行科学合理的辨识和把握，可有效地应对多元文化冲突与碰撞。晚清翻译界是一个充满了内在矛盾和张力的场域，它既维系着本土与西方的承接，又无处不显露传统与现代的较量，兼具古今中外双重品格，蕴藏着巨大的思想能量。本书基于文化心态观照晚清翻译界的镜像，构建了从“文化自恋”到“文化自省”的思想图谱，解释了翻译事件与内在思想的关联，描述了译者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游弋的心灵挣扎，再现了社会转型和文化心理嬗变的互动关系。

本书研究直抵译史深层，富含现实意蕴。本书纵横考察晚清翻译史，搜寻“国民性”早期集体记忆。以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士人承担了国民性话语建构重任，借助翻译引介异域文化，颠覆了传统价值规范。作者从原本选择、翻译动机等层面审视国民性思潮的发端、国民性话语错综复杂的思想内涵以及背后盘根错节的权力关系。本书将晚清翻译界国民性重构设定为研究视点，与以往多围绕文学创作而展开国民性话语的研究不同，在学术界另开一扇窗，让学者们欣赏到了别样的“风景”。加之近年来全球化触角伸及社会各个领域，随之裹挟而来的各方文化交互杂糅，形成多元文化大格局。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了文化强国战略，以期提高国家软实力和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然而，一个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直观指标是国民素质。本书对晚清翻译史深层次的文化心态的系统研究和思想内涵的全局把握，可为当今中国国民素质的提高路径提供历史经验和战略支撑。由是观之，本书研究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

3.總结 本书通过大量晚清翻译史料的爬梳剔抉、条分缕析、奋其独见，从晚清翻译史的三个阶段、三个群体以及两种形态的划分而进行的三大板块的研究，为读者呈现了晚清译界从文化自恋到文化自省的心路历程，研究内容和成果可为中国翻译阶段史和心态史研究提供借鉴。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苏艳：《从文化自恋到文化自省：晚清中国翻译界的心路历程》。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Su， Yan. From Cultural Narcissism to Cultural Introspection： The Mental Journey of Chinas Translation Circl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uhan： Central China Normal UP， 2018.]

张景华：从文化自恋到文化自觉——论中国近代西学术语的译名演变。《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6（2015）：37-42。

[Zhang， Jinghua. “From Culture Narcissism to Culture Awareness： On the Evolution of Translated Terms of Western Knowledge in Modern China.” 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6 （2015）： 37-42.]

责任编辑：胡德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