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筱萱

(青岛大学 历史学院，山东 青岛 266000)

传统家庭和社会的话语权与决定权主要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处于社会权利的边缘地带。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对女性问题的根源和女性解放的路径进行了探讨，包括戊戌变法时期倡导废除缠足，辛亥革命时期倡导女子教育，五四运动时期倡导女性独立，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1]作为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刊物，《新青年》在女性解放方面的探讨更是深入到了人格和阶级层面，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社会思潮。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女性解放思想的受众范围其实不广，且女性角色并未处于主导地位，推进男女平等存在若干障碍。不过，《新青年》的相关探讨仍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2]，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梳理近代妇女解放的发展轨迹。

一、自宏观视角切入，倡导男女平等

辛亥革命后，受尊孔复古逆流的影响和纲常礼教的束缚，女性解放进展艰难。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以《新青年》为阵地，关于女性解放问题的讨论日益广泛和深入。[3]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出刊6期后因护国战争的爆发短暂停刊，1916年9月1日以“新青年”为名复刊。

(一)初次提出

《青年杂志》以改造青年的思想为己任，力图唤起青年的觉醒，宣扬彻底清除封建思想毒瘤，彻底摆脱封建专制束缚，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新的社会。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4]随后，陈独秀还译介了Max O’Rell的《妇人观》。《欧洲七女杰》则介绍了西方七位杰出的女性，向国人展示了欧美女性的自强，同时指出，“居恒以为男子轻视女流，每藉口於女子智能之薄弱”，“此皆蔽於一时之幻象，而未尝深入求其本质也。”[5]《青年杂志》对于女性解放的认识处在宣传西方先进思想的阶段，尚未对中国女性受压迫受束缚的原因进行深层剖析。知识分子以男性居多，他们对女性角色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缺失以及女性人格的独立内涵也没有形成明确的认识。

(二)产生冲击

陈独秀于《一九一六年》中首次提出男女青年要“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6]陈东原将其视为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解放的第一篇宣言，认为“新妇女的诞生，也是这篇论文作始的。”[7]孟明翻译了《女性与科学》，从人类学和解剖学的角度对女性的生理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直接展现了男女的性别差异，对传统的纲常礼教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由于传统思想影响的延续性，女性缺乏有力的思想武器，难以对封建传统礼教作出有力的抨击。探讨女性问题的学者以男性为主，他们大都从宏观的角度审视女性解放，缺少对女性视点的关注，忽略女性在解放运动中的主体作用。《新青年》第二卷开辟《女子问题》专栏后，关于女性解放思想的讨论逐步进入新阶段。

二、聚焦家庭角色，倡导人格独立

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并在封面、内容、结构等方面作了较大的改动。女性知识分子开始发表女性解放方面的文章，改变了只有男性探讨女性问题的局面，女性的独立人格日益受到关注，探讨主要涵盖恋爱、婚姻和贞操等多个方面。

(一)“贤母良妻”观念

“贤母良妻”的思想出现于维新时期。梁启超公开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认为“贤母良妻”是资产阶级社会所需要的女性，女子既要有德也要有才。“贤母良妻”观念以国家和社会为本位，以“母”为先，认为女性才德兼备，才能培养出有文化的孩子，社会才会进步，国家才会富强。陈钱爱琛在《贤母氏与中国前途之关系》中对贤母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展开了详细的论述。作者对于“贤母”的标准作出了明确的界定：“何为贤母氏？曰有道德、有学问、有经济之女子是也。三者缺其一亦不可。”而对于道德、学问的培养，教育处于第一位。作者大力呼吁发展女子教育，“吾之目的所在者，非争政权与执干戈之役也。所论者其在女子之教育问题，与养成贤母氏。”[8]作者认为欧美各国发展迅速的主要原因是男女教育的平等。女子受到了平等的教育，可以培养出有知识的孩子，进而为国家的发展注入了新鲜力量。从女性的思想改造出发，发展女子教育，对于女性主体的独立具有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梁华兰在《女子教育》中提出：“女子教育应以贤母良妻为主义也，女子治内，男子治外，吾国无论已。”[9]孙鸣琪在《改良家庭与国家有密切关系》强调国家的强弱要以家庭的发展为标准，家庭“清洁快乐”，国家才能发展。这一时期对于女性问题的认识仍然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鲜有对女性人格的关注。一些知识分子将女性解放与国家发展联系在一起，赋予女性强烈的社会责任。在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对女性解放的探讨呈现出深刻的矛盾性，一方面主张女性要摆脱封建纲常礼教的束缚，培养独立的人格，成为真正的“人”，另一方面又从国家命运与社会责任的角度将女性束缚在家庭中，束缚在贤母良妻的形象中。吕思勉认为“贤母良妻，只是贤奴良隶”[10]，要使国家进步，女性权利就应该得到伸张。“如果女子在产育上多尽了责任，男子就该在别一方面多尽些义务，这是公道”。[10]国家应该宣传男女平等、天下为公。真正的女性解放，指的是女性应具有独立的人格。

(二)恋爱、婚姻与家庭观念

中国自古以来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作为女子婚姻的道德标准。在第二卷第三号开始连载的小说《碎簪记》中，作者苏曼卿讲述了男女主人公——庄湜与灵芳，因受封建思想的束缚无法“有情人终成眷属”，以至于皆死于非命的悲惨故事，表现了封建礼教对于青年男女的戕害。高素素在《女子问题之大解决》中提出，“二十年以来，新旧相竞，一消一长，一进一退，稍稍观察，足见其趋势所在。竞争之剧烈，就中女子问题尤其显著者”，“恋爱为结婚之第一要素，则毫无疑义”，“故无爱之结婚，不如其已。由吾之论，则结婚当始于男女之恋爱”。[11]在影响力颇大的《新青年》上公开倡导自由恋爱，认为自由恋爱是婚姻的基础，对包办婚姻无疑是一次有力的冲击，对未婚男女的思想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女性解放思想也在逐步地走向女性问题的核心。震瀛通过翻译引入了高曼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婚姻以爱情而配合者有之矣，而以爱情相终始者，亦有之矣。然与婚姻无涉，不得谓爱情由婚姻而致也。”[12]男女之间要以爱情为前提进行交往，婚姻是爱情的结晶，而不是女子的枷锁。自由恋爱可以使男女双方体验到爱情的幸福，这种幸福是非常宝贵的。破除传统婚姻的陋习，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纯粹与和谐，甚至促进国家的进步与强大。

陈华珍在《论中国女子婚姻与育儿问题》中指出传统社会中早婚问题的弊端。男女身心未发展完全便成婚，所生儿女便不强壮，早婚之风祸害后代子孙，造成中国社会落后封闭。郑佩昂在《说青年早婚之害》中提出，“(父母)以图早了儿女之孽债，卸家室之权责，而享抱孙之乐，供晚景之娱。夫岂知因一人之缪见，而贻青年莫大之害，种国家无穷之祸耶？”[13]孙鸣琪在《改良家庭与国家有密切关系》中提出了改良家庭的具体措施：“一、应解除男女早婚之事。盖男女当十余岁妙龄时，童心为化。科学不知，一旦使之家，微特不识爱情为何物，娇痴性成，不能操持家政。二、男女宜知生命之要旨。亦宜教授高尚之生命与思想，盖男子必须有职业。”[14]

(三)贞操观念

在封建社会中，伦理纲常要求女子要为男子守节，遵从“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甚至要求素未谋面的少女为其去世的未婚夫守寡，做贞烈女子。夬庵发表了《一个贞烈的女孩子》，小说主人公阿毛是一位十四岁的少女，因未婚夫在婚前去世，阿毛被父亲王举人要求做贞烈女子。阿毛所在乡镇的习俗则是女性在绝粒而死后，会被评为贞烈女子。[15]在阿毛奄奄一息之际，县官来到了其家中作揖，并准备了“贞烈可风”的牌匾，小说在此戛然而止，没有说明阿毛的结局。这反而更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真面目，女性的生命、人格、尊严被践踏得面目全非。以贞操问题对于女性进行绑架，使女子丧失了人格的自由与完整，正是封建礼教对于女性最残忍的迫害。

周作人、胡适、鲁迅等人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探讨女性贞操问题的文章。周作人翻译的《贞操论》原作者为与谢野晶子，提出“贞操是否单是女子必要的道德，还是男女都必要的呢？贞操这道德，是否无论什么时地，人人都不可不守，而且人人都能守的呢？”[16]作者以全新的视角建立了现代的贞操观念，认为贞操作为一种道德约束，不应该只要求“女子当守，男子宽假”，进而完全地压制女性，而应该是男女在实际生活中都应有的一种自制力。

胡适在《贞操问题》中对与谢野晶子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贞操是男女皆应该有的一种交往态度。他认为那些要求妻子为他们守节，保护贞操，自己却“公然嫖妓，公然纳妾，公然‘吊膀子’”的男子，是非常不合理的。针对于法律褒奖女子守贞操的问题，胡适认为，“法律既许未嫁的女子夫死再嫁，便不该褒扬处女守贞。至于法律褒扬无辜女子自杀以殉不曾见面的丈夫，那更是男子专制时代的风俗，不该存在于现今世界。”[17]贞操是男女相待的态度，不是偏于女子一方面的道德。胡适实质是主张对贞操观念进行改造，而不是单纯消灭。

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指出，“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这种节烈观在“人心日下，国不将国”的状况下被鼓吹、被提拔，并且与封建的忠君思想相辅相成，“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守节很难很苦，是对女性的无形枷锁，既不利于别人，也不利于自己，无益于国家，也没有人生价值。[18]他强烈谴责封建道德的虚伪，批判以牺牲女性人格自由来维护父权、夫权社会的传统观念，并他以反节烈观为突破口向封建礼教发起了猛烈抨击，对于女性解放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着力社会分析，倡导经济独立

《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把人的解放放在首位。第四卷第六号特别推出了易卜生号，女性解放思想的发展进一步深入。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新青年》开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刊登了大量介绍苏俄妇女状况以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文章，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教育领域

在封建礼教的禁囿下，中国社会一直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丧失了受教育的权利，逐渐成为了男性的附属品，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宣扬和推动女性独立，必须要从女子教育入手。《新青年》多次刊登过关于女子用书的广告，表明当时女子教育已有了一定的发展，社会对此的接纳程度逐渐提高。

图1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刊登的女子用书广告

梁兰华在《女子教育》指出了女子社会权利平等与其受教育之间的关系：“女权愈发达，其教育愈趋于平等，将来之鹄的，必至两相平等而后止。此趋势可见者也。然所谓男女教育平等者也，非教育种类之平等，乃教育人格之平等也。男子能受大学教育，女子亦能受大学教育。男子能受学位，女子亦能受同等之学位。男子能受教育上之尊荣及权利，女子亦能受同等之尊荣及权利，此所谓教育平等也。”[9]

高素素在《女子问题之大解决》中也提出：“故所受教育方针，当为女子自身计，当为国家前途计，非以供男子私人之役使也。良妻贤母之说，盛唱于日本，吾国近日亦稍稍有其趋势……依其教育方针,达其极峰，不过造成一多知识之顺婢良仆，供男子之驱策耳。有良妻贤母之名，无良妻贤母之实。”[11]知识分子对于“良母贤妻”式的女子教育的认识逐渐理性，超越了维新时期。《新青年》中所倡导的男女教育的平等是对女性人格、价值和社会权利的认同，极大地冲击了“男女有别”和女性应当“相夫教子”的传统观念，对普及“女子教育”、推动女性解放运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职业领域

女子在进入社会接受教育后，势必要考虑其职业发展问题。女性的工作过程既是寻求社会认同的过程，也是自我认同的过程。高素素在《女子问题之大解决》感叹道：“方今物质文明锐进之际，生活程度日趋日高。八口之家，其负担之巨，男子营之。女子乃困守家中”，“世之主张女子治内，不须职业，方嚣然张甚。呜呼!吾欲无言”。[11]陶履恭在《女子问题》中对女子就业进行了深入分析：“眼界既开，知识斯长。藩篱一破，女子遂登社会之大舞台矣……故今日之女子，不仅从事于家庭之职业，更从事于社会之职业，不止于良妻贤母之国民，更兼为良工巧匠、诗人、学士之国民。此职业发达之结果。女子活动之范围，殆与男子活动之范围相吻合，工场、市廛、学校、政府，无往不见其足迹也。”[19]高陶二人对于女性职业问题的讨论，开社会之先风。只有经济不断发展，女性才能获得足够的工作机会，冲破传统家庭的束缚，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角色与定位。此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五四运动前夕，女性解放思想相对于前一阶段有了较大的发展，《新青年》关注点逐渐向社会阶级和女性本身转移。

(三)经济领域

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新青年》逐渐找到了女性解放的正确途径，明确了妇女问题的社会根源。对女工的健康、医药、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问题，陈独秀提出，“如果明白‘纺织业与民生之关系’，如果可怜‘平民生计不宽裕’，……如果懂得‘救国爱群之要道’，就应该主张减少工作时间，好教做工的人多失业的人少才是！”[20]他主张解决“牺牲了无数的穷苦工人，利益都集中到少数资本家个人手里”的问题，调节工作时间和工资间的关系。在遗产继承方面，陈独秀针对李超事件论述了女子继承权问题，主张在遗产继承方面也应实现男女平等。[21]李大钊在《战后妇人问题》中，从男女人口比例、男女工之间的竞争和劳动阶级的母亲等角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女性问题展开了论述。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积极探索女性解放的经济因素，这是之前的女性解放思想所不具备的特征。[22]汉俊希望“将来社会的女子，在社会上，在经济上，都是独立的，伊是一点都不会再受别人的支配和利用，伊是自由的，与男子是同等的，是自己的命运的支配者。”[23]《苏维埃共和国的产妇和婴儿及科学家》也向大众介绍了布尔什维克政府对于产妇和婴儿的保护，强调产妇具有产前产后各两月不做工的权利，并且政府也会对产妇进行生育知识的普及。[24]李达介绍了俄国妇女解放的思想与方法，认为俄国的婚姻制度是“富有很自由的人情”的。

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性思想已经显现出了初步的轮廓。中国传统社会的女子贞操、夫妇关系、伦理道德等问题皆与小农经济有关，变革生产关系是改变中国社会落后局面、促进社会进步的迫切要求。[25]《新青年》中围绕女性解放的探讨已经不限于从倡导妇女反抗压迫、追求男女平等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而是开始向社会生活的根源性的问题深入。

《新青年》译介了大量有关女性知识的西方著作，引导国人了解了国外女性的生活，进而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反思。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知识分子对于女性解放的认识也日益深刻。女性作者数量的增加尤其表明《新青年》对于女性解放的理解水平在提高，毕竟女性解放是男女两性的责任，任何一方缺席，女性解放都无法完成。《新青年》创办初期，广大知识分子站在国家和民族的角度看待女性解放，推崇“贤母良妻”，缺乏对于女性人格的认识。《易卜生专号》推出后，《新青年》的女性解放探讨发生了变化，开始剖析封建专制对女性人格的压迫，这是女性解放的一大进步。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逐渐成为《新青年》中女性解放思想的主流，对女性社会权利的呼吁日益引发广泛的关注。女性解放本质是解除束缚，实现自由和发展。中国的女性解放是伴随着旧民主主义革命而产生的，经历了一个逐步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义无反顾地扛起了妇女解放的大旗，与同期的女性报刊一起推动了女性解放的发展，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