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张裕葡萄酒公司建立拉开了中国葡萄酒现代化的序幕。此后，中国经历了朝代的更迭、翻天覆地的变化，葡萄酒，也在时代的变迁中兴衰起伏。

In 1892, the establishment of Changyu Wine Company opened the prelude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wine. Since then, China has undergone earth-shaking changes, and wine has also risen and fallen in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从1892年到2021年，从衰败腐朽的清末、动荡的民国时期到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香港回归、加入WTO……中国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葡萄酒，这一小小的品类，见证了中国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而葡萄酒也同样在时代的变迁中兴衰起伏。

让我们追随前辈的脚步，在书籍中、交谈中，努力还原一段属于中国葡萄酒人的历史。

在战乱中萌芽的现代中国葡萄酒厂

“葡萄酒是舶来品。”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定论。

三星堆出土的酒杯、河南发现的八千年前的酒液，都证明了我国酿酒历史的悠久。而关于葡萄酒最早的文字记载，则是《史记》中记录的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葡萄藤和酿酒技术，汉武帝还亲自把葡萄藤栽种在宫廷中。

中国葡萄酒现代化的发展则开始于清朝末年。出生在广东梅州的客家人张弼士，在南洋经商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山东可以酿造出很好的葡萄酒。经过考察，1892年张弼士共投资300万两白银在烟台兴建葡萄酒厂即张裕酿酒公司。当时他从国外引进了优质葡萄品种，还购进大量橡木桶，这也是中国首次将贮酒容器从瓮改成橡木桶。几经波折，他聘请了奥地利驻烟台领事拔保男爵担任第一位酿酒师，并且花费巨资修建了地下酒窖。从此，拉开了中国葡萄酒现代化的序幕。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市场萎缩，张裕的葡萄酒严重滞销，经营状况不佳，到新中国成立，张裕只剩下5名职工支撑门面。所幸在新中国成立后，张裕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篇章。张裕作为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的葡萄酒厂 ，对于中国葡萄酒行业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自张裕建立以后，新中国成立前，各种机缘之下，青岛、北京、清徐、吉林长白山和通化相继建立起葡萄酒厂 ，而这些酒厂大多数是由外国人建立。

郭其昌在其著作《新中国葡萄酒业五十年》中曾提到，1947年春天，青岛啤酒厂并入了一个葡萄酒厂 ，他开始进入这个酒厂工作，从此便踏入了葡萄酒行业。书中提到的青岛葡萄酒厂其实早在1914年便有了雏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山东青岛湖南路一个经营杂货的德国人，收购了一些鲜食葡萄在橡木桶中酿造，售卖之后广受欢迎。数年后，德商福昌洋行老板克劳克将其收购，并扩大了规模。1930年，克劳克将酒厂卖给了德商Melchers& Co，酒厂中文名为“美口酒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葡萄酒进口再度困难，为了满足当时的市场需要，美口酒厂再次扩大生产，并且外销到其他城市。1947年，美口酒厂与啤酒厂、植物油厂等一起被齐鲁公司收购，依附于青岛啤酒厂 。

民国时期，因为天主教会的活动需要葡萄酒作为弥撒酒，从而也促进了葡萄酒产业的发展。1921年，山西人张治平在清徐西关菜市街创办了清徐露酒厂 ，建厂的最初动机是振兴民族工业。后来所酿的葡萄酒，供应山西各地教会。该公司酿造的炼白酒、高红酒还曾在巴拿马国际酒类品尝会上获奖。抗战时期，清源沦陷，酒厂损失严重。

新中国成立前，东北也是葡萄酒产业发展较快的区域。不过，当时东北的葡萄酒厂并不仅仅是用来酿造葡萄酒。

1936年，日本资本家饭岛庆三在吉林长白山老爷岭山脚下一个农场的基础上，创办了老爷岭葡萄酒厂。当地山葡萄资源丰富，为酿造山葡萄酒提供了原料。1943年该厂由日本关东军“石久”部队管辖，除生产葡萄酒之外，还利用酿造葡萄酒的废弃物生产化工产品“酒石酸”。战争期间厂房遭到破坏，吉林解放后才得到恢复。差不多同时建立的，还有如今的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1938年7月，日本人木下溪司创建了通化葡萄酒酿造公司，酿酒师是日本人饭岛城。1939年便收集了山葡萄约45吨，以生产高级葡萄酒为主，大部分销往日本，厂名后来改为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随后又选址重建并扩大规模，并改名为通化葡萄酒株式会社。1944年日本军命令将酒厂改为军用工厂 ，生产酒石酸钙。新中国成立后由当地政府接管。

在北京，也有一家酒厂一开始由日本人担任酿酒师，这便是北京东郊葡萄酒厂。虽然它正式建立于1954年，但在1949年时却已经可以生产20吨葡萄酒。当时原酒从石家庄露酒厂和清徐露酒厂运来，到厂后灌瓶、包装。1950年和1951年扩建，开始自酿自产，酿造技术由日本人樱井安藏指导。1957年时，年产量已经达到了2800吨。除此之外，在北京，早在1910年时，依附于圣母文学会创建了一个葡萄酒厂 ，创始人是法国修士。当时被称为“上义学校酿造所”，后来改名为上义洋酒厂 。1949年时，处于停产状态。

新中国建立前夕，尚有经营活动便是这7个厂 ，总产量商品量不到120吨，而折纯汁酒量仅80多吨。百废待兴的中国葡萄酒业急需要走出低迷，而新中国的成立便是一个最好的开端。

建立母本园、制定标准、培养人才，中国葡萄酒产业雏形初现

时至今日，仍然会有调配葡萄酒、非全汁葡萄酒出现在一些报道里作为反面教材。而这些“假酒”，其实是历史的产物，非全汁葡萄酒一开始是合规的产品。

东北生长的山葡萄颜色较深、酸度很高、籽大汁浓，破碎后非常黏稠，需要加糖加水，才容易入口。因此从1949年开始，东北地区的商品量中占有的纯汁量在50%左右，称为“折全汁”。1952年，华北区与山东区都开始出现“商品量”高于“折全汁量”的现象。

资料显示，由于葡萄供不应求，酒厂会用原汁调配（加糖、酒精等）来增加酒的产量，通常这种酒的价格较低。刚开始，这些调配酒的含汁量较高，消费者也能接受这种情况，但却为后来埋下了隐患。一些商家将葡萄酒中的纯汁量越调越低，甚至出现了完全配制、不含葡萄汁的葡萄酒。

共同市场委员会曾在1970年4月规定：只有新鲜葡萄或葡萄汁经过全部或部分发酵的产品才能叫葡萄酒。郭其昌在其书《新中国葡萄酒业五十年》中提到，“可以考虑低于一定百分比（比如60%）葡萄原酒的配制酒另起一个名字，不要叫葡萄酒”。（注：该书出版于1998年）

1974年，在烟台召开了第一届葡萄酒和酿酒葡萄品种研究技术协作会，会议中梳理了工艺流程，而全汁葡萄酒、半汁葡萄酒、30%汁的葡萄酒的工艺都涵盖其中。可见，非全汁葡萄酒在当时是合规的商品。根据会议内容，还可以得知，当时我国的产区划分为：北部严寒地区、渤海湾地区、黄河故道地区、西北黄土高原地区、新疆及河西走廊干旱地区、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与现在的主要产区划分区别很大。

1973年，在河北怀来，郭其昌等人开始了“干白葡萄酒新工艺”的研究。1976年，新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和半干白葡萄酒上市。不过当时，我国的葡萄酒各方面依然很落后。1976年我国葡萄酒的产量达到2.6万吨，但与国际总产量3230万吨相比，差距依然很大。意大利和法国人均葡萄酒消费已经有100多斤，而我国每人只有0.055升的消费量。葡萄酒工业设备也还停滞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水平，技术薄弱，有的厂甚至没有技术员。

不过，当时我国的葡萄酒已开始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资料显示，香港的屈臣氏公司在1975年给恒达公司的函中，曾谈到沙城葡萄酒的品尝情况。而日本的三得利公司与中国也有葡萄酒贸易的往来。郭其昌在其著作中提到：“1976年，美国对资本主义国家葡萄酒进口关税是0.37美元/加仑，而对共产主义国家则是1.25美元/加仑。”

1979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年。这一年，国家借助沙城项目的契机，原轻工业部派出考察团对法国进行葡萄酒技术考察，这是我国第一个政府级的葡萄酒出国考察代表团。

同年，郭其昌提出了建立母本园的想法。1980年，从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引入国际名种29个，这些品种先后在北京通县、河北沙城、河北昌黎、新疆鄯善、山东禹城、甘肃武威、宁夏玉泉以及山东胶南和山东曲阜等地，进行种植和酿造实验，形成酿酒葡萄名种园（即母本园），为后来我国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另一个现在的大型葡萄酒企业中法合营王朝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在1980年建立，这是中国第二家中外合资企业，合资的外方为法国人头马亚太有限公司和香港国际贸易与技术研究社。

这一年，第二届葡萄酿酒和葡萄栽培技术协作会呼吁，成立全国葡萄酿酒和葡萄栽培研究所及其所属的分布在我国华北、山东、黄河故道、西北四大葡萄酒产区的实验站，加强科学实验，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并呼吁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学院、山东农学院、轻工大学（学院）设葡萄酿酒和葡萄栽培专业院或系，为葡萄酒行业培养专业的高素质人才。

后来在河北沙城母本园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在的中粮长城桑干酒庄。而新疆鄯善的母本园则是如今楼兰酒庄的所在地。1982年，从新疆石河子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毕业的陈洪斌来到了鄯善工作，由此开启了他的葡萄酒人生。也是这一年，后来中国葡萄酒产业的领军人物之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创始人李华奔赴波尔多第二大学葡萄酒学院，攻读葡萄与葡萄酒学博士学位。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期，葡萄酒也不例外。陈洪斌在新疆鄯善县园艺场，管理着母本园以及葡萄酒的生产技术。当时这里并没有形成规模化生产，只是一个“作坊”。陈洪斌回忆，那时一瓶500ml的全汁葡萄酒，售价在9毛钱左右。每个酒厂的产量也是国家在分配任务，鄯善园艺场的产量在1万吨左右。由于干型葡萄酒面世不久，因此，市场上基本都是甜型葡萄酒。

就当时来说，酿造葡萄酒不仅具有经济意义，同样具有政治意义。地处偏僻地区的葡萄酒产区的发展，不仅可以改造荒地，而且可以造福于当地人民，增加了当地人的收入。改革开放的政策，鼓舞了各地企业生产的积极性，葡萄酒厂在各地开始建立起来。工艺的科学研发、标准的逐渐建立、人才的系统培养，经过漫长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葡萄酒开始迎来它的高光时刻。

独领风骚的中国葡萄酒

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90年代初期和中期，葡萄酒行业经历过几次浪潮，一大批其他行业的企业跨界进入葡萄酒行业，比如各类外资企业、煤矿行业等。这个时候，计划经济也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迎来了市场经济，老百姓开始对品牌有了一定的认知。

1994年，已经学成回国的李华开始在西北农学院（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任教，并建立葡萄酒学院，这是亚洲第一所葡萄酒学院。此后，这里作为葡萄酒行业的黄埔军校，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各类人才，遍布在全球不同的企业。这一年，GB15037-1994颁布，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葡萄酒标准诞生了。

当时市场上的葡萄酒仍然以甜型葡萄酒为主，但产量短缺，市场混乱。陈洪斌提到，那时国内市场上能够坚持酿造真葡萄酒、好葡萄酒的企业并不多，最多的时候也就30多家，包括河南民权、安徽萧县的葡萄酒厂。

1996年，鄯善葡萄酒厂改制，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企业进行经营。当时实行招商引资政策，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一位叫吴航龙的香港人，注入了一部分资金，鄯善葡萄酒厂变成了外资控股，改名为楼兰酒业。楼兰酒业改制后，陈洪斌离开了新疆。2000年以后楼兰酒业升级为楼兰酒庄，几经易主。不仅仅是楼兰酒业，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外资的带动，中国各个产区掀起建立酒庄或者酒厂的风潮。比如河北怀来的马丁酒庄、瑞云酒庄、怡园酒庄等都是这个时候建立的，中国与法国两国农业部的合作项目—中法酒庄也在1999年落户怀来。

1997年，香港回归。那个时候，干红葡萄酒的潮流开始在内地涌现。楼兰改制以后，便不再做甜型酒了，产量从1万吨减少到了1000吨左右，便宜的葡萄酒也不再酿造。市场上还是大量的甜型葡萄酒，干红葡萄酒的价格由10多元钱一瓶上涨到100多元。陈洪斌回忆，当时只要广告跟上去，品牌的影响力就能无限大。大部分企业也都意识到了广告的重要性，没有实力进行广告宣传的企业便在这个浪潮中消失了。而注重广告宣传又能够坚守品质的，就剩下王朝、长城、张裕等几家大型企业。

1997年，新疆西域酒业有限公司成立，陈洪斌从天津回到了新疆，担任西域的总经理。现在丝路酒庄的庄主李勇也在这个时候进入了葡萄酒行业。据李勇回忆，1998年参加公司培训时，当时新疆最大的不锈钢罐才120吨。后来公司耗资200多万元从意大利进口了气囊压榨机，又被天津企业借走，想要通过研究模仿，制作一台国产的。

西域的干型葡萄酒在1999年春节前一个月上市。“为什么选择做干红、干白？为什么不抢占更多的市场？我们在会议上也有争论，当时的董事长最后还是拍板决定：要做就做好酒，满足高端场合的饮用。”李勇说道，当时西域的产品线很单一，就二三款酒。尽管团队只有30人左右，但西域的发展很迅速，主要做上海的市场，包括超市、酒店等渠道，也有佛山、大连、成都等地的客户。2001年西域就已经做到了3000万元的营业额。

“西域做到几百吨以后再想做大就很难了。一个是资金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市场认可度不一定到位。生产规模扩大很容易，但是市场的销量想要一下子做大则有些难度。”陈洪斌回忆起当时的想法。2002年西域酒业和新天酒业合并，后来被中信国安收购。这一年，李勇离开西域，创建丝路品牌。这时，国产酒处在高速发展的轨道上。丝路最早的客户是夜店以及一些大型酒店，格鲁吉亚的葡萄酒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进入新疆市场。但是新疆依旧人口较少，以饮用白酒为主。于是，丝路在疆外主要扩展了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城市。

在1997年进入葡萄酒行业的，还有现在深圳智德葡萄酒营销机构的创始人王德惠。1995年，王德惠大学毕业后，从北京南下来到深圳。王德惠回忆道，20世纪90年代末，市场上基本都是国产酒，从市场格局上来看，国产酒的第一阵营和第二阵营也初步形成。张裕、长城、王朝这三家企业统领着中国葡萄酒市场，销量加起来是整个中国葡萄酒产量的一半左右，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了2010年左右。威龙1999年崛起，是第二阵营的领头羊，同时，位列第二阵营的还有莫高酒业以及通化酒业等。如今，第一阵营有了很大变化，第二阵营整体变化并不是很大。

国产酒进入高光时刻，进口葡萄酒崭露头角

当2000年新年钟声敲响，新的世纪开始了。

进入新世纪以后，市场经济开始全面发挥作用，竞争越来越激烈，消费者越来越理智。进口酒开始与国产酒形成竞争关系，同时国产酒的品质有了大幅度提高，国产酒也依然主导着国内市场。据王德惠回忆，2001年左右，在政策等各种原因的促进下，再一次掀起了酒庄热，大量的资金涌入葡萄酒行业。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加入了WTO。经过调整、发展，国产酒开始起势。

“1999年，长城庄园（即现在的桑干酒庄）的第一瓶庄园酒正式上市，在此之前中国市场上并没有庄园酒这个概念。”2002年，张裕卡斯特酒庄建立，带动了中国葡萄酒酒庄建设热浪，也兴起了业外资本投资葡萄酒的高潮。山东的南山集团、香港索菲特公司等都纷纷投资建设酒庄。外界资本的介入，也带动了明星代言。当时香港索菲特便邀请了唐国强作为代言人，而新天酒业在2003也开始了中国葡萄酒的普及风暴，成为当时的标王，大手笔地邀请梁朝伟、张曼玉作为代言人。

同年，通化产区“三精一水”的造假案被央视曝光。后来，2006年的河南民权、2010年的河北昌黎相继爆出的假酒案，接二连三地给国产葡萄酒带来信誉危机。而随着中国加入WTO，2005年各项关税开始降低，进口葡萄酒开始频繁进入消费者视线。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口酒就已经进入中国市场。现在汉凯菲斯奈特中国区负责人顾育平在1992年进入保乐力加工作。后来的北京龙徽葡萄酒最初便是保乐力加的合资公司，当时规定外资的比例不可以超过49%，而进口商都是国外的公司，如保乐力加、香港的洋行、人头马等10多家在中国的办事处，也还没有民营的进口葡萄酒公司。后来才开始诞生了两家中国的进口商代理公司：隆仕达、名特。

而活跃在市场上的品牌主要是一些比较便宜或者商业化的品牌，比如法国的知名酒庄、意大利的卓林、德国的汉凯、西班牙的桃乐丝等，每个国家也不过一两款具有代表性的酒款。顾育平回忆道，由于当时关税很高，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进口酒在中国的市场非常小，进口酒主要的销售渠道是在五星级酒店，消费者主要是老外，中国人几乎不喝进口葡萄酒。而进口葡萄酒中主要是红葡萄酒，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的比例大约在8:2。“那时卖得最好的葡萄酒品牌是杰卡斯，后来保乐力加直接收购了这个品牌”。顾育平回忆其当时的情况，当时市场上普通的龙徽葡萄酒在30元左右，而高档的龙徽则达到了130元。

1995年，顾育平担任美国嘉露的中国区销售经理，开始操作后来广为人知的葡萄酒品牌加州乐事。加州乐事是最早采用在每个城市与一个进口商合作的模式的品牌，并且在每个省设立省代表，1996年加州乐事的销量就达到了20万箱，与其他品牌不同的是，当时加州乐事的最大市场是在福建。当年，加州乐事和法国的圣达威两个品牌在中国掀起了热潮。

1996年，市场开始开放，普通老百姓可以进行贸易。中国的民营进口商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冒出，富隆酒业、骏德酒业等都是在这个时候创立的，打破了外资以及国企垄断的局面。对此王德惠也有深刻的印象。他提到，1999年左右形成了中国第一批大酒商的阵营，但当时的大酒商主要是以做国产葡萄酒为主，比如龙程酒业、吉马酒业、商源酒业等，以进口酒为主的美夏酒业也是1999年成立的。后来，又涌现了朝批、北京海复星、上海海燕物流、石家庄桥西、陕西天局、深圳的宝丰等葡萄酒大商。

1997年曾经对进口商品降税过一次，2001年加入WTO后又开始降税。顾育平提到，智利葡萄酒就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逐渐进入中国市场的。“十六七年前，很多中国人还不知道智利在哪里”。当时，进口葡萄酒中法国份额最大，澳大利亚第二，而意大利、西班牙、美国等国家占比都非常小。但进口葡萄酒已经开始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顾育平回忆起当时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是澳大利亚葡萄酒，得益于杰卡斯、黄尾袋鼠、奔富等品牌的推动，澳大利亚葡萄酒在中国有比较好的发展。而智利早期主要以红魔鬼品牌为主。澳大利亚、法国、美国加州很早在中国就有推广活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则少之又少。

早期负责智利葡萄酒推广的吴晓蕾（现在为Choy品牌联合创始人）对此记忆非常深刻。2002年，吴晓蕾在商务处工作，到智利去参加培训。那个时候，中国人对智利几乎没有什么概念。在中国进口数据中，智利葡萄酒也排在了进口来源国中的10多位，大概一年出口到中国的量不过两个柜。而当时智利葡萄酒在韩国、日本的市场占有率很高。作为离中国最遥远的国家之一，如何把智利推广到中国？当时他们确定了两个推广方向：第一个是智利的农产品：红提、葡萄酒和三文鱼；第二个是当时智利的总统是位女性，这是否是一个可以宣传的点？最终他们确定了第一个方向。但没有想到的是，智利的车厘子后来异军突起。2006年，两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关税逐渐递减，直到免税。对于进口商来说，高性价比的智利葡萄酒无疑是非常好的一个契机。于是，当时他们又邀请了两位葡萄酒作者到智利旅游，通过文字的方式向国内消费者普及智利葡萄酒，带动智利葡萄酒在中国的发展。2008-2011年，智利葡萄酒在中国市场有了一个质的飞跃。2012年，便成立了智利葡萄酒协会，专门负责葡萄酒在中国市场的宣传推广。

高歌猛进的进口酒迎来爆发

2003年，非典暴发。很多旅居在中国的外国人离开中国，进口葡萄酒的消费真正转移到以国内葡萄酒客户为主。进口葡萄酒的稳步发展使得国产葡萄酒与进口葡萄酒在当时出现了平衡状态。顾育平回忆，SARS对于葡萄酒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大事件，改变了中国葡萄酒市场的格局。名庄酒开始快速崛起，更多消费者开始接触葡萄酒，大型国有企业也参与到葡萄酒行业中，比如建发集团、中粮集团，而法国的卡思黛乐也开始在中国获得广泛的市场。

关税的降低直接促进了运作进口葡萄酒的酒商增多。王德惠提到，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也对进口葡萄酒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自2000年国产葡萄酒被爆出假酒案例，导致消费者对国产葡萄酒信心不足，一些国产酒企业也开始做进口酒。2005年到2009年，进口葡萄酒迎来了第一轮的高速增长。李勇想起2006年5月份的时候，在亚洲食品展览会上，一参展的澳大利亚葡萄酒酒商想要把酒卖到中国，但是因为请不起翻译，从而并没有达成交易。

如果说2003年以前是国产葡萄酒的高光时刻，那么2004-2010年之间，则是国产酒与进口酒相互平衡的阶段。2010年之后，进口酒开始了疯狂的发展。不过，2010年爆出的假拉菲事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进口酒的增长。

现在的法国巴赫业酒商公司大中华区总经理夏燕，当时是波尔多酒商第一个派驻在中国的酒商代表。2006年名庄酒在中国刚刚起步，法国酒商开始试探中国市场。后来各大波尔多酒商都陆续开始在中国推广名庄酒。直到2010年达到了爆发的状态。当时很多进口商都能够从名庄酒产品获得很高的利润，一些进口商希望能够签独家代理，比如建发酒业签了一些名庄的代理权。现在名庄在市场上的表现很好，签独家代理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此后，法国名庄以外的精品名庄酒，比如美国的作品一号、智利的活灵魂也都进入了成熟的波尔多酒商系统，随之进入中国市场。

2009年份以及2010年份的名庄期酒达到了一个很高的价格，但是中国市场依旧供不应求，当时进口商认为只要拿到配额，就可以坐等升值。2011年出现了井喷现象。随着名庄市场在国内不断成熟，价格趋于合理化，进入中国市场的产品增多，进口商的选择也不断增加，躺着赚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购买期酒主要是从三方面考虑：一是后期增值，但现在酒庄不缺流动资金，期酒放出的数量比以前减少了很多，价格也日益渐长，期酒与现酒的价格差距没有几年前大了；二是锁定稀缺酒品的数量，有些酒庄产量小，如果不买期酒，现酒很难找到；三是根据客户要求，个人喜好选择装瓶容量”，夏燕提到。

虽然假拉菲事件使得进口酒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随着新经济的变化，互联网影响了消费习惯、形态以及信息的传播，对进口酒来说，宣传推广更加便利。王德惠提到，2008年左右，电商增长的势头开始明显，带动了线上消费。当年的金融危机，对内需的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2012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触摸屏手机的出现，线上销售迎来了持续的高速发展。2014年自媒体的疯狂发展，也改变了品牌传播的渠道。

“从市场营销这个角度来看，线下招商的重要据点糖酒会差不多在2015年、2016年的时候效果开始大不如从前。”以前只要去参加，招商效果特别好，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信息已经很对称了，糖酒会的职能开始发生重要的变化，与此同时，各地巡展越来越多。

2013年国产酒达到了顶峰，进口酒表现也不错。但不同的是，进口酒此后几年依旧保持着不错的增长状态，而国产酒开始了下滑。各种商标之争、假酒事件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市场的变化。2016年，进口葡萄酒也达到顶峰，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开始有下降趋势。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中澳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中国葡萄酒市场又迎来了一次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