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秋伟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一、引言

在技术创新和社会变迁两个层面上，人类社会已迈入网络时代。在交往行动方面，行动者之间已建构起技术交往网络和社会交往网络，这在极大程度上动摇了交往行动的线性构成逻辑，使行动者及其交往组织化变得更加多元和交互。然而，在社会和行动者组织化上，人们却迟迟未见到与这种网络结构相对应的、具有明显技术优势的组织形式的广泛应用。尽管涌现出一些推动其积极建构的意图和努力，例如任务型组织[1][2]、学习型组织[3]、网络组织[4]、无边界组织[5]、合作制组织[6]，甚至“云组织”[7]等，但在治理实践中广泛存在并发挥主要作用的，依然是代表着线性逻辑、等级制、封闭体系的官僚制组织。在公共领域，政府是最重要、最常见，也是最具有资源整合能力的治理行动者，而支撑其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承担合法的政策和组织功能的组织形式，依然是官僚制。与此同时，多元行动者（如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治理力量）在不同时空、情境和组合下构成的社会治理网络，也因其承担的具体事务或拟解决的具体问题不同而呈现多样性和差异性。其实，在行动者组织化的意义上，网络的多样性主要表现为它们在组织方式上存在的差异性。准确地说，行动者的组织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官僚制的，但他们之间却会因构成方式的线性或立体、单一或多元、严谨或松散而存在类型差异。

当我们将观察的棱镜聚焦于交往行动网络相关研究时会发现，按照对行动者处理方式的不同，可以将这类研究成果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关注作为组织的行动者。在许多复杂组织环境中，交往行动网络得到了很好地建立[8]。多数文献倾向于直接探究公共组织与私人部门之间建构起来的网络[9]，而专门分析公共部门交往行动网络的文献则相对较少。且已有文献的研究焦点几乎完全在组织间网络上，作为独立分析单位的个体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第二类关注作为个体的行动者。对于决策者和管理者而言，人际交往网络在问题识别、方案制定、专家咨询，以及协商决策等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10]。它可以通过跨越组织内外行动者的专业化协作和角色设定，增强人际信任，促进信息流动，帮助行动者模糊化决策过程的组织边界，促进社会学习，扩展组织的知识基础[11]，当然这个过程也会增加不确定性。整体而言，当前学术研究的重点已从网络重要性宣示走向了合作网络的内部运作。然而，当我们尝试性地去回答合作治理网络中多元行动者是如何开展交往行动这一问题时，却很难从现有研究成果中获得更多直接启发。

与个体可以直接使用判断—抉择—行动连续体开展决策与行动不同，包括个体和组织在内的多元行动者之间则必须以交往网络为桥梁来实现抉择与行动之间的有机协调（如图1）。尽管不可武断地认为在技术和社会网络关系中已经存在或行动者之间已然构成合作治理网络，但它却向人们展现了一个美好前景：多元行动者通过网络开展交往行动，把优势资源整合起来，将治理行动组织起来，积极建构合作治理的话语体系和行动体系。实际上，在从多维界面、质疑反思、影响因素等角度去揭开交往行动网络内幕时，我们便发现，行动者之间交往互动方式的逻辑转换与技术创新，催生了交往行动网络的形成以及行动者对它的积极建构[12]。基于已有研究基础，我们将进一步探索在合作治理体系中，行动者之间正在萌生的交往行动网络是如何通过具有交往流动性、行动灵活性、抉择容错性等特征的行动主义路径而得以积极、主动、自觉建构的。

图1 交往行动网络行动主义建构逻辑图

二、合作交往的流动性：数据、信息与知识

正如罗萨所说，“在当前的时间诊断中，它的新的现实性赢得了‘流动性’ 和‘液化的’ 这样的比拟……流动性作为几乎没有阻力的、以迅速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人流、信息流、货币流和货物流的特征，这个特征能够迅速地蔓延到各处。”[13]既然仅有政府作为治理主体的时代已经过去，官僚制作为政府的基本组织形式也出现了结构性松动，那么，社会治理创新的未来发展前景将主要体现为合作治理及作为其结构基础的“行动者网络”的生成和积极建构[14]。事实上，强调网络及其重要性的宣称已经不再是困扰合作治理理论建构和实践创新的首要任务，即它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并被作为一项基本前提去服务于合作治理的理论建构。当前，网络运行的内幕才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关键议题。与官僚制组织通常是由人为地进行科学设计不同，网络时常是行动者自组织的复杂系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脱离了某种结构的支撑，反而更需要能够反映其知识追求和信息流动倾向的交互结构。换言之，行动者及其网络也有其组织化的方案，它需要像组织——尽管我们不否认行动者仍然会以官僚制来组织自己——一样运行起来，因为这是多元行动者能够采取有效合作行动的结构性基础。然而，在高速流动性、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总体特征和现实条件下，社会治理创新已不能仅依靠官僚制及其科层结构来使得日益兴起并积极参与治理的多元行动者实现组织化了，它的组织化方案应当朝向合作的、非等级制的、开放灵活的运行方向进行系统建构。

在合作交往网络结构的内幕中，行动者之间的交往互动是基于技术网络和社会网络特殊的“数据—信息—知识”功能而得以拓展的。在网络结构逻辑下，行动者是构成网络的节点，而能使这些节点连接起来的则是数据流、信息流和知识流在行动者之间流动而构成的交互运动。比较而言，官僚制组织及其科层结构是一种控制导向的等级制复杂系统，它并不追求行动者之间有较强的交互性，而是采用线性、等级、封闭，甚至单向运行的命令—服从体系，并以提高行动效率为名，建构其信息垄断机制。与之不同的是，“由于网络内部‘密集’ 的互动，合作网络中的行动者可以更快地了解新技术、机遇、挑战以及交易结果等”[15]。网络更加强调基于数据流、信息流、知识流而构成的交互性，合作治理多元行动者及其交往网络形成了一种新的交往结构形态和组织化方案——“行动者网络”。这正是我们意图为合作治理创新方案建构的结构性基础[16]。在交往行动及其组织化的意义上，合作治理之所以区别于以官僚制组织及其科层结构为基础的传统治理模式，就在于其高度依赖这种强调数据流、信息流和知识流的“行动者网络”，而这又是在高速流动性、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现实条件下进行社会治理创新所必需的逻辑前提和结构基础。

相对于官僚制组织及其科层结构适合低速流动性、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总体特征和现实条件，“行动者网络”更适合高速流动性、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总体特征和现实条件，以及面向这一社会现实而建构起来的合作治理方案。在合作治理的网络化交往行动中，行动者对于在这一网络中流动的“数据—信息—知识”连续体的处理和运用可分为3个层次（见图2）。

图2 交往行动网络中“数据—信息—知识”连续体示意图

一是现实的数据化。按照人类认识和理解社会现实的行动与既有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之间的联系，行动者——特别是那些承载科学研究任务的研究者——在观察和认识现实条件时，总是通过定量、定性或二者混合的方法去反映现实条件的客观面貌，并将其呈现为经过特定编码技术处理的数据资料，而这种观察和处理的结果就构成了现实的数据化[17]。当行动者为了某个共同目标而进行交往时，并不需要每个行动者都亲自去观察、认识和理解现实条件的全貌，而只需要利用已经被数据化了的现实去观察现实条件。配合人脑智能和人工智能的数据“编码—解码”技术，这种对现实条件进行观察、理解、传递的交互过程，也就构成了在行动者之间高速流动的现实数据流。在某种意义上，经过特定科学方法观察并数据化的现实，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客观性和普遍认可度，行动者也会更加相信这些数据化的现实就是现实本身，尽管观察者并不知道这些数据化了的现实与真正的现实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对于行动者和观察者而言，只要在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中设定一个使数据无限接近社会现实和反映社会现实的基本原则即可。

二是数据的信息化。广义而言，那些由现实条件而来并作为现实的数据化呈现、具有主客观二重属性的数据本身也是一种信息，只不过对于观察者和研究者而言，它们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原始的、粗糙的信息。对此，行动者要想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现实，就要使数据进入信息化加工、处理和共享的过程，即对这些现实数据进行进一步加工和处理，并在广泛共享中获得关于社会现实的更加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是隐藏在那些反映现实不同面向、不同层次的大量复杂数据背后的，它们同时也是现实及其规律的主客观反映，因此，需要行动者对其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处理。事实上，行动者利用各种信息分析处理工具、技术和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深度加工和挖掘，形成了比原始的现实数据更复杂也更有用的大量信息，而在数据的信息化以及信息的加工、利用、共享过程中，行动者实现了信息在彼此之间的高速流动和交往互动。

三是信息的知识化。数据化了的现实以及深度加工和处理后的信息只有被行动者转化为可用的知识之后，才能实现其最终的价值。在行动者采取的行动与客观现实条件之间，便经常性地经历着数据、信息和知识的转化过程。换言之，信息的知识化构成了行动者对现实条件的基本认知，也只有这种认知才可以确保行动者所采取的治理行动是基于现实并反馈给现实的。如果行动者获得的知识以及基于这些知识对现实展开的认知是虚假的，不是基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现实而知识化的，那么，它们所采取的治理行动将是十分危险的，不仅不能解决现实的治理问题，更可能导致问题复杂化并滋生出更多棘手的难题。而对于不同行动者而言，数据、信息与知识是不同的，即行动者所获得的现实及其数据化、信息化、知识化都是现实的一部分，而非现实的全部。“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知识本身可能就是流动的和分散的，行动所面对的是偶然事项，所需要的知识并不是先验的，而是处于随时集结和调用之中，是在创新中获得和加以利用的。”[18]当承载不同数据、信息与知识的行动者之间进行交往互动时，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对现实片面性认知的缺陷，从而越来越可能展现出现实的全貌。在交往网络与合作行动的关系上，二者是相互建构的，交往网络构成了多元行动者开展合作行动的连接条件，而合作行动也为交往网络的形成提供了更好的行动基础。

对于“数据—信息—知识”连续体而言，行动者之间的交往是合作治理多元行动者进行判断—决策并采取实际行动的信息流基础和关键因素，而抓住流动性特性则是交往行动及其网络建构的关键。“行动者也是流动的，会因任务的特性而决定什么人进入合作行动中而成为行动者。在任务未出现之时，不仅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而且也不知道什么人会参与到承担任务的行动中来。”[18]尽管在合作治理体系建构中，学者们极力主张并积极倡导将一切合作的因素都吸纳进来，然而，在实际治理行动中，多元行动者的合作关系构成是有选择性的。行动者会根据具体治理问题和社会事务的实际需要选择性地搭配能够积极参与合作的行动者，尽量确保这些行动者能够携带更加多样的数据流、信息流和知识流来展现更加全面的社会现实，使行动者所具有的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和行动优势更能适合于棘手问题的解决和复杂事务的治理。然而，在交往行动中人们最大的担忧则是，如果行动网络本身是官僚制组织及其科层结构那样的相对封闭、控制导向、等级制的组织体系，那么就会造成数据、信息、知识的内部流动和外部流动双重受限。在内部流动性受限上，封闭的系统控制着关键的数据、信息和知识，使之为上级部门或核心部门的关键行动者所拥有，从而强化系统的命令—服从体系和决策—执行二分的行动策略。在外部流动性受限上，由于内部流动性的限制，不仅使得内部数据、信息和知识的外流出现障碍，同时还致使外部数据、信息和知识的流入遭遇选择性障碍。从表面上看，外部流入应当是积极、畅通的，而实际上并不总是如此。特别是在控制导向的封闭系统的意义上，处于边缘地带的非关键行动者由于经常受到中心地带关键行动者的挤压和威胁，为了自身能够在组织中持久生存或挤进中心地带，会利用手中掌握的微弱权力和有限资源，建立起外部数据、信息和知识输入的“门槛”，并通过这些门槛谋利，甚至是向外部行动者“寻租”。

在交往行动网络建构中，当这种思维逻辑和文化氛围扩散到行动者之间的交往过程之后，就会在行动者之间树立起各种各样的边界和“篱笆”。事实上，这就是官僚制组织及其科层结构逆向建构的后果，它使原本具有开放性、流动性和合作性的交往行动网络变得和自身一样封闭、僵化和充满竞争。这种逆向建构使我们无法实现设计并采纳一种更具弹性、灵活性的全新治理方案的目标，而是退回到以往那些已被宣告失败了的治理模式。在交往行动的意义上，交往的流动性障碍最终导致了交往行动网络建构的崩塌。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交往行动网络的建构已无能为力，实际上，行动主义建构方案给人们提供了这样的前景：在合作治理的“行动者网络”中，当多元行动者进入合作治理体系后，以流动性为基本运行方式的数据、信息和知识在行动者之间进行传递，构成了交往行动网络，促进和增强了个体间、组织间、个体与组织间的彼此信任与合作互动。因此，在积极建构交往行动网络的层面上，行动主义建构方案要求我们分别在行动者个体和行动者之间两个层面上打破封闭、僵化、竞争的思维窠臼，建构起开放、流动、合作的行动逻辑和交往互动体系。如果行动者是组织层面上的，就会存在自身组织化的问题。对此，应在合作的话语体系和行动体系中推动其打破官僚制的组织化方案和科层制的结构化方案，建构起合作制的组织化方案与“行动者网络”的结构化方案，因为只有这两种方案才是最具开放性、流动性与合作前景的，才能够支持弹性、灵活性的合作治理体系的积极建构。而当这种逻辑延展到行动者中间，也自然会使行动者之间的交往与合作行动不再受官僚制建构思路的禁锢，从而径直走向支持合作治理的交往行动网络的积极建构。

三、合作行动的灵活性：开放、有机与协调

要想实现“行动者网络”的积极建构，从交往行动网络切入是必要且意义重大的。在概念上，“行动者网络”并不是将泛化的“行动者”与当下时髦的“网络”叠加在一起那么简单，它具有实实在在的内涵和外延，并体现为合作治理的一种新的组织化现象和结构性方案。在合作治理体系中，不是通过简单的算术加法就能使多元行动者共同行动起来并达到预期合作目标的，而是要将其积极有效地组织起来，使其能够像完整的有机体一样协调、高效地行动起来。交往行动网络为“行动者网络”建构起来的便是这样一种“链”，它使数据、信息和知识能够畅通无阻地在参与合作的每个行动者之间自由往来，它所建构起来的是合作行动体系的神经系统，它使数据、信息和知识能够在传递和反馈的交往行动中实现交互流动，这样，每个行动者凭借各自的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和行动优势所采取的行动才能有机协调起来。按照分工—协作体系的特征，治理体系中的每个行动者都承担着特定的分工任务，通过完成各自被分配的任务，履行岗位职责，行动者被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方案协同起来以达到共同行动的预期结果。不同的是，通过交往行动网络的建构，“行动者网络”的组织化方案要比分工—协作体系更加开放、有机，更加追求协调互动的积极效果。其中，行动者不再只是决策—行动二分原则下的执行者，而首先是信息采集者、决策者。通过这种有机协调，交往行动网络将每个行动者都调动起来为整个合作治理有机体提供积极有效的数据、信息、知识资源，并在交往互动中实现治理行动的灵活性。如此建构起来的行动者之间的“链接”关系才是牢不可破的。

正如布罗克曼所言：“各种专业词汇使得该学科外的大多数人不知所云，从其他学科借鉴来并赋予了新内涵的术语会在对外交流时引起微妙的误解。专业期刊，各种会议、新成立的院系，对新设备的投资和宣传会接踵而来，这些举措加深了对新方法的应用。所有这一切会形成一种孤立的亚文化，其交流将越来越远离更广泛的科学领域。”[19]事实上，在分工—协作体系下，交往通常是沟通意义上的，它并不代表某种互动，而主要体现为特定形式的数据、信息和知识的流动，互动则更多地体现为在数据流、信息流和知识流的高速流动下，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和相互协调。因此，作为行动者之间互动的交往，其建构应摆脱制度主义、行为主义、工具主义的思维窠臼，因为它们更多地主张静态的交往建构，即沟通交流上的你来我往而已；而交往行动网络的建构应当积极地走向行动主义的建构方向。

制度主义路径强调通过规则体系和条条框框来规范和约束交往行动，其局限通常会导致行动者束手束脚，甚至持一种“明哲保身”的交往思路。行为主义路径强调借助应激—反应机制来预测、判断和控制行动者的交往行动，其局限通常会导致通过某种心理预设形成对行动者判断、决策和行动的提早或过度干涉，致使行动者主观刻意地隐藏或随波逐流地使用数据、信息和知识。工具主义路径强调目标—工具一致性原则下科学设计的理性工具对行动者实现交往目标的工具性作用，其局限通常会导致行动者过度依赖工具、技术和方法，而逐渐背离原初的交往行动目标，即交往目的被工具、技术和方法所俘获。“当一项新技术成功后，就会出现频率依赖问题，因为已有足够多的用户使用该技术。这种模式起初听上去让人十分沮丧，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意味着成功的技术是在一张完全空白的蓝图上独立建构起来的。”[20]为此，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进程中，掌握并按照增强了的流动性的基本特性和积极效用去进行治理创新和变革，能够帮助我们打破单纯从个体或组织层面去对行动者及其行动进行制度主义、行为主义、工具主义分析的理论局限，摒弃过去那种自上而下“命令—服从”式或自下而上“报告—反馈”式的正式组织沟通交流（或信息流动）体系，而是从行动主义建构方案出发，在多维度上呈现多元行动者之间的网络化交往方式。

在理论建构目标上，这一交往行动体系能使合作治理如同一个有机体那样协调、灵敏地行动起来。按照生物科学、行为科学、复杂性科学、认知科学等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有机体各个部分和中枢神经系统之间进行的数据、信息、知识流动是复杂、双向且有机协调的。而当人类社会想要组织化和结构化共同行动时，也希望使分工—协作体系中的各个行动者都能像有机体的构成部分那样协调起来共同行动，达到预期目标。其实，有机体的整体是被人类分解了之后再去加以认识和理解的，而不是各个构成部分本身就是分离的。相反，人类社会的组织化、结构化则是意图将本身相对分散、独立的各个部分进行协调和组合，以期形成具有有机体复杂系统特性的整体效应。按此逻辑，官僚制组织建立了两种能够将分工了的、专业化的各个构成部分重新协调起来的体系。

一是自上而下的命令—服从体系。在分工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组织中的决策者与执行者也是分离的。当处于上级或核心部门的决策者形成政策或行动计划之后，便将它们作为具有强制执行特性的命令发布给整个组织中的每一个行动者，特别是处于下级或执行部门的执行者。执行者按照接受到的命令的相关要求采取执行行动，不需要知道或理解命令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什么要执行这些命令，而仅仅需要明确应当如何准确无误地服从命令，以保证履行其岗位职责并避免被追责。这是自上而下命令—服从体系在交往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基本逻辑，尽管它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去人格化”以提高组织共同行动的机械效率，却同时带来了组织沟通上的极大障碍。决策者和执行者越来越发现，真正掌握着最有价值的决策信息的依然是那些处于底层和前线的执行者，并且伴随着执行者专业化程度的提升，他们越来越多地掌握着决策者通常无法掌握的数据、信息和知识，直至形成专业人员将具有政治家特性的决策者架空的局势。因此，在官僚制组织中，命令—服从体系在显著提高了组织沟通效率以及分工—协作体系的行动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数据、信息和知识流动的功能性障碍，使得自上而下的命令发布和执行通畅的同时，信息反馈的回流路径却出现严重障碍，即便处于上层或核心的决策者强行要求下级执行者提供数据、信息和知识，也会因官僚制信息反馈回流路径的不畅通而遭到破坏。

二是自下而上的报告—反馈体系。当发现单纯的命令—服从体系在提高机械效率的同时却造成信息反馈回流路径障碍之后，处于官僚制组织分工—协作体系上级或核心的决策者便想要从更加专业化的执行者那里夺取更多的数据、信息和知识资源，以期能够迅速地在中心—边缘争夺战中占据优势地位，巩固其作为决策者的核心地位，于是便造就了自下而上的报告—反馈体系。在民主治理框架中，下级报告和上级反馈形成了一种对话式的沟通机制，在形式上打破了命令—服从体系的单向性，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沟通方案，形成了双向沟通，并且体现了更多的民主价值。然而，这种民主背后却是非常明确的上级对下级、中心对边缘、决策者对执行者加强控制和进行信息资源争夺的逻辑。在治理实践中，自下而上的报告—反馈体系确实为决策者提供了更多数据、信息和知识资源，并提高了决策者利用更加准确有效的信息进行科学决策的能力。但同时，它在事实上强化了组织的中心—边缘结构以及命令—服从体系的实际效力，其结果则是下级或执行者在进行数据和信息报告时加以隐瞒和篡改等，使得上级或决策者可能越来越脱离现实本身，而沉浸在“虚假的繁荣”当中。换言之，官僚组织体系中发展出来的报告—反馈的回流机制具有两面性。

尽管通过自上而下的命令—服从体系和自下而上的报告—反馈体系，官僚制组织在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建构了双向沟通体系和数据、信息、知识的双向流动体系，然而，这种双向性依然不能达到交往的互动性要求。毕竟按照还原论的化简逻辑建构起来的这种双向性，仅仅是一种机械性构图，既不能体现复杂系统的系统性，更不能反映其复杂性的本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管理过程不再能够以稳定的分工—协作体制去获得效率，面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或任务，组织自身应当是一个有机性的合作体系，组织之间也需要通过合作去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21]官僚制组织的构图是机械性的，尽管具备有机体应该有和能够有的基本功能，但仍是缺乏“灵魂”的。即便在官僚制组织的这种沟通体系中存在某种形式的灵魂，也是一种基于不信任、相互竞争的逻辑而产生的“灵魂”。在复杂组织中，信任与合作才是其善的、活的“灵魂”。组织复杂系统中的一切共同行动——特别是交往行动——都应当以信任与合作为基础，才能真正实现对上述沟通机械双向性的超越，实现充分体现行动者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交往行动网络的积极建构。在建设合作治理的“行动者网络”过程中，积极建构有机协调的交往行动网络可以帮助培养一种以信任为基础、合作为行动逻辑的“善”的“灵魂”。它将向人们呈现一个不同于官僚制组织及其科层结构的分工—协作体系、命令—服从体系、报告—反馈体系，并由相互信任、地位平等、真诚合作的多元行动者构成合作行动体系。

四、合作抉择的容错性：判断、决策与行动

不可否认，不论是无生命的“机器”还是有生命的有机体，都会经历形成、成长、成熟、衰退这样的生命周期。在沿着其生命周期轨迹成长的历程中，它们都要在正确与错误之间进行抉择，都要在体验“试错”“犯错”“纠错”中逐渐走上正确的道路。不同的是，机器以及像机器一样运作的官僚制组织是在人类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不完全认知的基础上进行科学设计而来的，“试错”基本只能出现在实验室或试验场当中，不会直接应用于机器操作实践或组织运行实际中。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在对科学设计结果尚不明确的前提下，通过实验、试验等方式不断祛除那些人类不想要的“错误”结果，使科学设计无限接近完美或完全理性，进而促进机器、组织、规则等不断完善。在科学设计的完美世界里，“犯错”是不允许出现的，尽管人们不得不承认在实验、试验阶段错误始终存在，然而一旦进入到应用阶段，科学设计则严格要求被创造物即便不完美也不能犯错。因为一旦犯错，就意味着各种消极影响的出现、创制秩序的目标失去控制、组织和制度的合理—合法性遭受质疑、运行规则得不到执行者认可等。所以科学设计预设了设计者在一定程度上的完全理性，并能够预料到或至少在实验和试验过程中便能够知晓可能出现的最好结果。哪怕是按照西蒙对完全理性的批判，转向承认人类的有限理性，它也同样追求某种不“犯错”意义上的决策“满意原则”。

在科学设计应用层面上，“纠错”并不是一个改善机制或反馈机制，而是一种控制机制，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经过科学设计的组织和制度是不允许出现错误的。在更广的意义上，在祛除冗余的模型化过程中，科学设计会将一切冗余都排除在封闭系统之外，避免冗余对设计结果的“不必要”干扰，进而追求完美的因果关系和结构模式。例如，一旦官僚制组织出现错误，不会被认为是科学设计产生的不良结果，而会被认为是因掺杂了人为因素而导致的。因此官僚制组织的纠错做法几乎都走向了排除不必要冗余、建制封闭空间的控制方向，例如非人格化、祛除“价值巫魅”、纯粹技术优越性等。通过祛除的方式来实现控制导向的纠错，既是官僚制组织最基本的组织方案，也是其认为的最有效的行动方案。

对于作为生命有机体的人类行动者而言，“试错”过程是复杂且实时的，虽然试错可以基于数据、信息和知识而在人类理性的头脑中进行推演或模拟，但它却不能像科学实验和试验那样仅仅存在于实验室或试验场中，人类行动者始终都要处于某种行动状态中，其一切行动都是在具体情境和时空条件下做出的。尽管人类可以通过科学知识的学习和演绎排除掉已知的或大概率会发生的错误，可以通过拟定尽可能详尽的行动计划预备下一步行动，但仍无法解决行动的未知性带来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可以说，人类行动者的每一项行动几乎都是在执行某种形式的试错。在人类理性认知范畴内，或许只有通过试错，才能够在某个特定行动情境和时空条件下采取某种被认为好的、符合预期目的的正确行动。“犯错”则是人类行动者经常做的事情，它几乎是和“试错”同时存在的。不同的是，试错是朝向寻求正确行动目的的，而犯错往往表现为明明存在着更好的行动方案，却因行动者的能力水平不足、知识储备不够、相互信任缺乏、信息不对称等各种原因，导致行动者做出差的、不符合预期目的的错误决策。这些错误决策往往会对行动者自身、其他行动者、组织和制度等造成或多或少的损害。即便行动者在主观上并非有意为之，但在客观上却已然造成了不必要的甚至是惨重的损害。如果这种损害得不到及时纠正，甚至被认为是一种正确的行动选择，将会对人类社会中的组织、制度以及为实现某个目标而采取的共同行动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或形成一种不良的组织文化氛围。因此，尽管人类行动者的“纠错”在组织和制度范畴上依然是控制性的、规制性的，然而就行动者本身而言，它则是某种反馈路径。通过这个反馈路径，行动者能够迅速地领会并深刻反思行动的有效性、合理性、科学性等，并借此积累经验。对于行动者而言，“试错”“犯错”“纠错”形成了一个能够使其在错误中不断学习如何做出正确决策的循环路径。

在交往行动网络建构中，如果说信任与合作是其努力寻求的活的“灵魂”，与之相呼应，其生命力的获得以及走向成熟的历程则会通过“试错”“犯错”“纠错”的循环路径来实现。在区分无生命的机器和有生命的有机体时，尽管“试错”“犯错”“纠错”的方式和路径是不同的，但是要想保证交往行动网络建构既具有科学性、有效性，又具有弹性、灵活性，其强大生命力的获得必然来自于两种具有辩证关系的不同建构思路的共同合作、协同增效，即平衡和结合崇尚理性精神的科学性与追求想象特质的灵活性。这也就是要在科学性之外打开一个具有较强开放性的通道，让一切具有无限创造性、体现人类无穷想象力的合作因素都流入或被吸纳到交往行动网络的复杂系统当中来，同时它也意味着要在充分发挥人类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开放系统中寻求严谨的科学路径来转化和实现它们。科学性的创造物（如组织、制度、治理、规则等）是人类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载体，而不是要俘获或限制它们的“紧箍咒”。在以往那种支持竞争、相对封闭的制度和规则情境下，这似乎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一切被标榜具有科学性的创造物，尽管在表面上也承认人类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但实际上却始终以科学性的“紧箍咒”来捆绑创造力和想象力。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面对高速流动性、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总体特征和现实治理条件，我们需要充分发挥人类创造力和想象力去寻求社会治理问题的创造性解决方案，而科学和技术、组织和制度等那些被认为是科学性创造物的内容，都应当成为人类发挥其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有效路径、正确方式和恰当工具。因而，在朝向“行动者网络”建构的道路上，作为交往行动创新的一种积极方案，交往行动网络将首先在信任和合作的指引下，通过科学性与灵活性的辩证关系重构，来建构其适应于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社会总体特征和现实治理条件的强大生命力。

当然，在正确与错误之间进行抉择与行动时，行动者以及由它们之间的交往互动构成的网络，必然会面临由高速流动性、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引发的判断、决策和行动难题。即便行动者通过努力调用过去的经验和知识能够暂时性地解决尚不成熟的治理问题，然而一旦这些问题再次以风险的面目来临时，行动者便会深感无力应对。而如果他们强行压制或掩盖这些治理问题，甚至会将人类社会引入更大的风险。因此，我们越来越发现，行动者以及将其加以组织化的官僚制在以往与低速流动性、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治理问题进行斗争中所积攒下来的经验和知识，作为一种科学性和技术性的力量式微了。事实上，从各类组织日益强调人才及其创新的积极作用中可以间接反映出来，部分过去的经验和知识开始失效了，必须不断更新和创造新的知识，才能支撑起组织在面临高速流动性、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问题时的实际需要。因而，当经由科学设计而来的官僚制组织发现自己不得不通过新一轮甚至更多轮的“试错”“犯错”“纠错”来创新时，就预示着人类再次需要一场启蒙运动，它将引领我们朝着充分挖掘人类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方向砥砺前行，将引领我们创造一个全新的时代——创造时代。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伴随着社会流动性的迅速增强、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推进，以及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快速增长，问题情境和时空条件都发生着深刻变化，创造时代正在来临。我们需要在这种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变革中积极创新社会治理，寻求交往行动网络的创造性建构。

勒庞曾说，“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行动”[22]。面对低速流动性、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现实治理条件，行动者可能还有时间去冷静地学习理性知识并进行逻辑推理，而面对高速流动性、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治理条件，行动者既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充分的耐心去进行逻辑缜密的推理，更不用说去学习大量复杂、系统的理性知识了，他们必须即刻采取行动。对此，行动者及其交往行动网络需要充分发挥人类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在具体行动情境和新时空条件下生成合宜的制度和规则，通过选择性试错积攒新的经验和知识，在非主观刻意的犯错中继续寻求解决问题的创造性方案，建立纠错的积极反馈路径，提升行动者在正确与错误之间进行选择的综合能力，以成功应对未来将会出现的更大的治理挑战，更复杂的公共问题，更棘手的社会风险。为此，交往行动网络内在地要求其判断—决策—行动体系能够区别于以往决策—执行二分法下判断、计划、决策、执行、反馈的线性设计路径。在没有预设性的、经由科学设计的制度和规则束缚的条件下，多元行动者形成判断、做出决策、采取行动的全部行动选择，都将基于一整套复杂的、网络化的交往行动体系，而不是某种线性的沟通交流方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急切地需要通过这一交往行动方案来与当前的社会总体特征和现实治理条件相契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出治理失灵和改革失灵的双重困局，走出风险社会的深渊。因此，当前的首要任务便是紧扣交往行动网络建构的核心，即增强数据、信息和知识的流动性。然而，交往行动网络的建构也正面临着新旧两股力量之间博弈的影响：一方面是阻碍因素产生的逆向建构作用，另一方面是促进因素发挥的积极建构作用。在建构交往行动网络时，我们必须正确引导阻碍因素和促进因素之间的消长关系，取长补短，以实现交往行动网络的建构朝向更加支持合作治理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的良好方向推进。总之，当我们对多元行动者的交往行动提出如此高的要求时，也必须尽可能地通过积极建构交往行动网络，为合作治理行动建立良好的沟通交往机制以及数据流、信息流和知识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