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宜泽，胡鞍钢

（1.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2.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北京 100084）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之一即是“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1]。作为这一显著优势的集中体现，举国体制曾经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科技攻关、抢险救灾等领域发挥过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是中国取得当今发展成就的制度法宝之一。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曾在短时间内取得“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果，以及在“一穷二白”的极低初始条件之下迅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在航空航天、高速铁路等领域的飞速发展，以及在对口支援、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等民生工程和应急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也都是举国体制发挥作用的生动写照。

然而，目前关于举国体制的认识，不仅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探索，而且还有不少人对其存在偏见和误解。比如，将举国体制等同于计划经济体制，认为举国体制意味着一刀切、不计成本、劳民伤财、不惜一切代价、政府大包大揽，与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或者认为举国体制是特殊阶段的特殊手段，是在安全面临威胁和资源相当有限的情况下不得已的非常举措，它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如今中国时代发生改变，举国体制的老派做法已经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