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宜泽，胡鞍钢

（1.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2.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北京 100084）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之一即是“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1]。作为这一显著优势的集中体现，举国体制曾经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科技攻关、抢险救灾等领域发挥过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是中国取得当今发展成就的制度法宝之一。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曾在短时间内取得“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果，以及在“一穷二白”的极低初始条件之下迅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在航空航天、高速铁路等领域的飞速发展，以及在对口支援、脱贫攻坚、疫情防控等民生工程和应急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也都是举国体制发挥作用的生动写照。

然而，目前关于举国体制的认识，不仅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探索，而且还有不少人对其存在偏见和误解。比如，将举国体制等同于计划经济体制，认为举国体制意味着一刀切、不计成本、劳民伤财、不惜一切代价、政府大包大揽，与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或者认为举国体制是特殊阶段的特殊手段，是在安全面临威胁和资源相当有限的情况下不得已的非常举措，它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如今中国时代发生改变，举国体制的老派做法已经不合时宜。诚然，不可否认，举国体制过去确实存在体制运行效率递减、聚合协同能力薄弱、市场和社会参与不足、多元综合功能发挥不畅等不容忽视的问题[2]。但是，举国体制作为一种植根中国大地、彰显制度优势的组织协调机制，它并不简单地对应于计划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体制，也不简单地对应于某个时代，它的存在显然有着更深刻的合理性。因此，当前的关键在于坚持制度自信的同时与时俱进，创新举国体制的应用场景和实现方式。

那么，如何创新举国体制，将举国体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治理效能？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嫦娥四号探月工程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曾指明了一个方向，“嫦娥四号任务，坚持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是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的又一生动实践”。除此之外，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再次强调，“要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加快推进人口健康、生物安全等领域科研力量布局”[3]。其中，新型举国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史方位下创新举国体制的发展目标，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项基础工作，如何认识新型举国体制成为当下亟需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比如，为什么提出新型举国体制，它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它与传统举国体制有什么异同，它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应当如何运用新型举国体制，它的适用领域是什么？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试图进行探讨。

一、新型举国体制的时代背景

举国体制的做法早在农业社会时期便已存在，长城等军事防御工程以及京杭大运河等水利漕运工程即是典型案例。不过，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与举国体制实践所必须的广泛社会动员和分工协作存在着天然矛盾，因此，漫长农业社会时期的举国体制实践只零星地发生在大型工程修建等个别领域。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确立之后，生产资料私有制转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之相伴的政治、社会、文化体制也相应地发生改变[4]，举国体制的普遍实践才具备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基础。当然，即便都发生在社会主义背景之下，不同历史时期的举国体制实践也存在着明显区别。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属于计划经济占主导的时期，举国体制实践也附带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特点；党的十八大之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举国体制实践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加以区别，可称前者为传统举国体制，目前正在形成且不断完善和创新的后者为新型举国体制。改革开放后至党的十八大之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发展和不断完善的时期，也是举国体制实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磨合的时期，可称作是传统举国体制向新型举国体制转变的过渡期。

虽然举国体制的实践早已存在，不过，举国体制的概念却出现得较晚。有研究指出，“举国体制”一词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洛杉矶奥运会之后，国家体委对我国优势体育项目迅速崛起的经验总结，尔后逐渐演化成为我国体育体制的代名词[5]。除了在体育领域，科技创新、危机管理、超大规模工程项目建设等领域随后也出现了举国体制的提法。举国体制主要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给予政策倾斜、资源倾斜和精神支持，动员和运用全国财力、物力、人力达成国家既定目标的运行机制和制度安排。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一方面继续肯定举国体制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提出新型举国体制的概念。2009年国家提出“把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市场配置资源的竞争优势有机结合，探索健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6]。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首次明确提出“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重要思想[7]。为何此时国家如此重视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安排？除了它契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集体主义的价值逻辑、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逻辑以及举国体制长期实践的历史逻辑之外，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它还契合时代发展的现实逻辑，即深刻反映了当前我国所处的严峻国际发展环境以及国家发展阶段的时代要求。因此，只有以国家竞争的国际视野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视野，才能充分认识和理解新型举国体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一）新型举国体制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有效应对大国竞争的客观要求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加速演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两股大趋势：一是以美国、英国等传统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北方国家加速衰落，以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的南方国家加速崛起，世界经济格局由南北大趋异走向南北大趋同。仅以中国和美国GDP（购买力平价法，2017年国际元）占世界总量比重为例，1990年中国和美国的比重分别为3.16%和19.75%，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达到16.59个百分点；经过20余年的持续发展，2019年中国这一比重已经上升至17.36%，超出美国（15.81%）1.55个百分点①。事实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世界经济舞台中心，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举足轻重的国家。二是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量子通信、生物技术、清洁能源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加速兴起，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已有研究指出，新工业革命将重塑国家间竞争格局，为后发国家的竞争与赶超提供窗口期[8]。在两股历史趋势汇合的时代大潮之下，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未来10年，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10年，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9]。机遇千载难逢，稍纵即逝，能否抓住未来10年大有可为的时代机遇，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抢占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制高点，改变关键技术被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卡脖子”的局面，实现整体科技实力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领跑世界科技前沿，进而在大国竞争中率先取得优势地位，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已经成为决定未来中国前途命运的分叉口。因此，创新举国体制，以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创新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的需要，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我国迈向世界科技强国，引导资源和要素流向关乎国家竞争大局、国计民生事业的领域，是我国抢占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先机、应对国际力量演变和参与全球治理重塑的必然选择。

（二）新型举国体制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顺利实现的重要制度保障

当今中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也处于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换时期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启动阶段。在民族复兴伟业胜利在望之际，我国依旧长期面临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乡村振兴等系列难题。仅以乡村振兴为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缓解相对贫困，成为下一步“三农”工作的重点。作为脱贫攻坚的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成为新时代继续推动农村繁荣发展的主导战略。然而，与脱贫攻坚类似，若要实现乡村产业、乡村人才、乡村文化、乡村生态和乡村组织的全面振兴，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改善、传统村落保护、社会保障救助等，仅仅依靠市场力量或者慈善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必须继续发挥政府在对口帮扶、资金支持、土地规划、政策倾斜、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引领推动作用，动用全国力量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体制机制，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的良好局面。总的来看，目前我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是第一要务，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当前我国还面临着许多目标明确、不得不做、时间紧迫、必须自力更生而无法寄希望于他国、影响全国发展大局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大事，新型举国体制是解决当前特殊发展阶段众多难题的制度法宝。

二、新型举国体制的基本特征

新型举国体制是举国体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从组织理论的视角可视之为一次组织域的变革。它不仅需要继承传统举国体制的优点，而且应当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赢主义经济全球化等时代大势（见表1）。

表1 传统举国体制与新型举国体制的基本特征和运用领域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新型举国体制传承传统举国体制的领导核心特征

举国体制作为一种强大国家能力的体现，它根本上解决的就是“团结”的问题，或者说是在复杂环境下的网络协作问题[10]。团结的首要现实问题就是由谁来领导和组织的问题。1949年之前的旧中国曾经长期处于“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状态，最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可以整合广大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如今在波诡云谲的国际环境和日趋复杂的国内环境面前，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坚定全国人民的信心，也只有中国共产党具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权威和领导能力，进而统筹协调动员全国的物力、财力和人力，调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使全国人民共同朝着一个目标持续奋进。因此，关于举国体制的领导和组织核心问题，新型举国体制和传统举国体制一脉相承。

（二）坚持人民至上是新型举国体制传承传统举国体制的价值取向特征

发展依靠人民的重要前提是发展必须为了人民、发展成果必须由人民共享。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发挥人民的主体地位，关键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两弹一星、月球探测等科技工程，南水北调、脱贫减贫等民生工程，抗击非典、抗震救灾等应急工程，凡举国体制所办之事无一不是与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密切相关。任何发展方式都是手段，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才是最终目的。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举国体制的出发点，也是它的落脚点。举国体制的最终目的乃是举国受益，脱离了这一原则，任何形式的举国体制将丧失最坚实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对于举国体制办人民之大事这一根本性问题，无论是新型举国体制“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还是传统举国体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是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充分展现。

（三）充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新型举国体制区别于传统举国体制的资源配置方式特征

改革开放之前，举国体制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计划经济的行政指令，政策目标更多遵循的是政治逻辑。在特殊情况下，基于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国家甚至不时打破制度、常规和专业分际，强力动员国家所需要的社会资源[11]，形成运动式治理特征。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经过20余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作为社会主义独特的政治制度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产物，新型举国体制必然要求突破传统举国体制以计划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转向以市场为主的资源配置方式，在政策目标上兼顾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更加尊重经济规律、科学规律和市场规律。以举国体制的资源动员能力弥补市场机制的无秩序和盲目性短板，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能力弥补举国体制的弱激励和低效率短板，扬长避短，实现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优势互补。实践也表明，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两手合力优于市场一只手之力。因此，尊重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是新型举国体制不同于传统举国体制最显著的特征。

（四）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力量是新型举国体制区别于传统举国体制的参与主体特征

传统举国体制的参与主体比较单一，主要是政府以及政府动员下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等个人。组织域的中心化程度很高，政府同时扮演了生产者、组织者和监管者的多重身份。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以及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基金会等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其中，各类市场主体数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49万户，增长至2020年7月底的1.32亿户，增长了269倍。其中，企业4110.9万户，个体工商户8834.8万户。截至2020年底，各类社会组织总数达到899759个，民政部登记的社会组织数量达到2276个②。一言以蔽之，当前组织域结构逐渐走向分散，政府的网络协调成本大幅度增加。因此，在新形势下，新型举国体制必然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组织域的适度去中心化，重点突出政府的核心职能，形成政府组织、市场生产、社会监督、个人参与等多元主体协同配合的参与格局，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各方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五）充分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是新型举国体制区别于传统举国体制的外部环境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苏形成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因此，传统举国体制面对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外部环境，展现了在极其艰难的特殊历史时期全国人民为保卫国家安全和政权独立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民族斗志和精神风貌。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之后，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走向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成为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势，我国融入世界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深和扩展。2009年我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之后，2013年进一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除此之外，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截至2020年底，已经得到全球138个国家和31个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③，成为逆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推动合作共赢新型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平台。国内外要素合力显然优于国内单要素之力。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使得新型举国体制可以在充分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种市场，以打破资源、技术、人才等要素的瓶颈和制约，呈现出与传统举国体制不同的开放发展特征。

总而言之，新型举国体制是对传统举国体制的扬弃，是面向国家和人民重大战略需求，在党的领导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综合运用政府和市场等资源配置手段，凝聚各方力量以完成既定任务的一种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在领导力量和价值取向等根本性和前提性问题方面，新型举国体制与传统举国体制一脉相承；在资源配置方式、参与主体和外部环境方面，新型举国体制进行适应性变革，呈现出与传统举国体制不同的时代特征。

三、新型举国体制的适用领域

新型举国体制是成就中国现代化伟业的国之利器，是强大国家意志和国家能力的有机结合。新时代我们在坚持和发扬它的同时，还必须特别重视对方向和边界的合理把握。已有研究指出，举国体制虽在理论上拥有一般协作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属性，但它并非适用于所有治理领域，正确识别它的应用对象是其决策重点和成功前提[12]。依本文之见，新型举国体制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制度安排，主要解决的是市场经济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主要提供的是具有巨大外部性、巨国规模效应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性、尖端性、长远性、公益性和重大性公共产品，它主要适用于以下领域。

（一）涉及国家发展战略的前沿科技领域

当前国家竞争的主战场已经转移到科技竞争，科技创新能力不仅是企业竞争的核心能力，更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能力。然而，随着科学研究所需要的资源投入规模不断扩大，许多前沿科技创新早已不是凭借某个个人或独立机构可以完成的事业，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从科技发展规律来看，二战后科技发展模式逐渐从传统欧洲式的“自由探索”模式演变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大科学工程”模式与以市场为主体的“需求牵引”模式相结合[13]。从各国科技发展实践来看，许多人或许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发展型国家才有举国体制，而宣扬分权制衡和新自由主义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举国体制。事实并非如此，在航天航空方面，欧洲航天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就是典型的举国体制机构设置④。为了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14]（P1-62）。因此，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当前必须牢牢掌握科技创新的主动权，以新型举国体制构建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国家科技发展体系，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坚战，积极引入民间资本探索各类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在战略必争领域打破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潮流。

（二）涉及普惠兜底性质的民生工程领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教育、养老、医疗、就业、住房等民生工程就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体现。根据卡尔·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理论，市场社会包含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即自由放任的运动以扩展市场，以及反向而生的社会保护运动以防止经济脱嵌[15]。如何在发展过程中保护脆弱的个体免遭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侵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关键是以国家的力量构建覆盖全民、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计划经济时期，针对民生领域的突出短板，举国体制的积极作用突出表现在开展扫盲运动、迅速降低文盲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防治各类传染病、推行农村医疗合作、提供基本卫生服务等方面，为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人口红利、健康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民生问题的解决假若单纯依靠市场力量进行补救不仅不会得到弥合反而可能会有所扩大，只有继续发挥举国体制的积极作用，创新举国体制的形式，运用新型举国体制形成合力，才有可能在短时间内相对高效地补齐重大民生短板，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三）涉及国家国防安全的军民融合领域

国防安全是最典型的公共产品，它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使得国家成为国防安全的天然垄断者和唯一供给者。何虎生认为，新型举国体制以实现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为最高目标[16]。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与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不过，从国际比较看，相对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而言，国防实力还显不足，为此，党中央明确提出强军目标，要求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实现这一目标，有赖于有效地将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转化为国防实力，努力走出一条国家主导、需求牵引、市场运作相统一的军民深度融合之路[17]。那么，如何实现军民之间的深度融合？关键是利用独特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有效整合军队和市场的力量，打破军用系统和民用系统相互封闭的隔离状态，促进科技系统、经济系统和军事系统的跨区域跨领域协同合作，形成“军转民”、“民参军”和“军民通用”的军民融合渠道。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战略支援部队时特别指出：“要扭住军民融合不放松，善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举国体制优势。”[18]新型举国体制在军民融合领域不仅应当有所作为，而且完全可以大有作为，从而在国家安全环境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之下，推动新时代强国强军目标更快更好地实现。

（四）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应急管理领域

偶然性和突发性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是人民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直接威胁，它们具有高度危险性、高度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以及信息不完整、不准确、不及时等特点，与它们的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无数的实践证明，举国体制是独具中国特色并行之有效的应急管理手段。仅以2019年末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其传播速度之快、感染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史无前例，属于对广大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以及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的突发紧急公共卫生事件。正是依靠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迅速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部门协调、专业救治的“全政府—全社会”联防联控、群防群控防疫模式。举全国之力对口支援湖北和武汉防疫工作，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不仅以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促使疫情防控形势向积极向好的态势转变，而且还为世界其他国家抗击疫情争取了时间和积累了经验。在疫情防控的同时，为了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建设，保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国家综合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等逆周期调节措施，全力支持和推动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企事业单位有序复工复产。事实一再表明，举国体制在短时间内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性灾害事故方面具有制度优势，它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地降低原生或次生灾害损失。新型举国体制作为举国体制在新时代的延续和升级，它理所应当而且完全可以在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中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五）涉及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生态文明建设领域

绿色发展是中国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在中国的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实践过程中，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举国受益的重大生态工程建设方面。以三北防护林工程为例，它从1978年开始启动，计划持续至2050年，覆盖北方13个省级单位，建设总面积407万平方公里。目前三北工程已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3014.3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由5.05%提高到13.57%，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称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植树工程⑤。在诸多国家重大生态工程的共同作用下，2019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2.96%⑥，比1978年（12.7%）提高了10.26个百分点。不过，从世界范围看，人均资源紧缺、生态环境脆弱依然是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绿色发展之路任重道远。针对绿色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14]（P258-265）。为了顺应绿色工业革命的世界趋势，寻求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道路，在全局性、基础性、公益性的生态工程建设方面，借鉴历史经验，依然可以合理地采用新型举国体制模式，协同住建、交通、水利、教育、气象等系统，广泛吸收“蚂蚁森林”项目、腾讯和京东网络募捐平台等社会力量，在全社会倡导绿色低碳理念，实现绿色发展、绿色投资、绿色消费、绿色创新，为下一个5年乃至未来更长时期的经济社会生态永续发展夯实基础。

（六）涉及体育强国目标的竞技体育领域

体育强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女排代表时曾指出：“实现体育强国目标，要大力弘扬新时代的女排精神，坚持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举国体制的概念最早出自于竞技体育领域，竞技体育也是举国体制运用最充分、最系统、最悠久、最成功的领域之一。我国参加的历届亚运会、奥运会等国际体育竞技赛事证明，举国体制在为国争光、振奋民族自信心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英国过去20多年的奥运历程也充分说明了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价值。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英国仅摘得一枚金牌，世界排名第36位，处于历史最低位次。次年英国以财政拨款和博彩基金为资金支持成立国家级的高水准体育管理机构，即英国体育协会（UK Sport），将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动员全民力量发展竞技体育项目。在随后的悉尼、雅典、北京、伦敦和里约奥运会，英国竞技体育实现重大突破，分别取得11枚（第10位）、9枚（第10位）、19枚（第4位）、29枚（第3位）、27枚（第2位）金牌，英国竞技体育的巨大成功也带动了群众体育的推广和普及。面对体育强国建设的新征程，钟秉枢认为，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至少可以在体教融合、全民健身、科学训练、大型赛事举办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9]。因此，未来应当立足本国国情和国际经验，遵循体育运动的客观发展规律，以重大体育赛事为契机，运用新型举国体制推动竞技体育发展，通过竞技体育带动校园体育、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四、结 语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关于举国体制的实践，它早在古代农业文明时期就已经开始。新中国成立之后，凭借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制度优势，在科技发展、民生改善和国防建设等方面，举国体制更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对于人口规模巨大和国土面积广袤的“广土巨族”而言，举国体制可谓是极富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安排和治国智慧，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渠道，也是在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方面可供广大发展中国家借鉴的中国方案。然而，对于举国体制的认识，理论界的讨论却大都停留在竞技体育领域，不仅落后于现实丰富实践的需要，甚至陷入了对举国体制的认识误区。事实证明，举国体制仍然没有过时，举国体制过去的弊端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没有因时制宜、与时俱进，受制于所处的特殊时代，缺乏对市场的有效运用和对边界的合理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举国体制的概念，对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及其取得的实际效果予以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认可，并提出了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的时代任务，赋予了举国体制新的时代内涵。

新型举国体制是传统举国体制在新时代的转型升级，它不仅契合集体主义的价值逻辑、社会主义的制度逻辑和长期实践的历史逻辑，还契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现实逻辑。在领导力量和价值取向方面，新型举国体制继承了传统举国体制的优良基因；在资源配置、参与主体和开放发展方面，新型举国体制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转变，又呈现出不同于传统举国体制的重要特征。简言之，新型举国体制的“新型”最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市场化、参与主体多元化和外部环境开放化方面。在当今国家竞争日益加剧和民族复兴胜利在望的关键时期，在理论层面，应当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站在大国竞争的国际格局和民族复兴的历史纵深认识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价值和独特优势；在实践层面，应当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主动探索新型举国体制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在涉及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前沿科技、民生改善、军民融合、应急管理、重大生态工程以及竞技体育等领域，应当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积极作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注：

①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PP.KD?locations=CN-US-1W。

②市场主体数量数据来源于郝鹏：《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载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58页；社会组织数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组织网：http://data.chinanpo.gov.cn/。

③数据来源于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155114.htm。

④欧洲航天局（European Space Agency）成立于1975年，是欧洲20余个国家参与、致力于探索太空的政府间组织，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成立于1958年，是美国联邦政府负责制定、实施民用太空计划和开展航空科学研究的机构。

⑤数据详见2019年9月2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报道：《重大工程彰显中国力量》。

⑥数据源自2020年3月11日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2019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