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文，郑明贵

（1．江西理工大学矿业发展研究中心，江西 赣州 341000；2.江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一、引 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依托人口红利与政策红利所催生的叠加效应，短期内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取得强大国际竞争力，被誉为“世界制造业工厂”，并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1]。但在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结构产生重大转变，劳动与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消费结构调整加速，然而产业结构升级速度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区域发展差距扩大与地区收入差距恶化等问题也交织出现[2]。在此背景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需要聚焦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因此，如何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既是新时代下经济良性运行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题中之意。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作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领域，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融合深度与广度不断延伸，在刺激消费、拉动投资和促进就业等方面展现出强劲动力[3][4][5]。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显示，我国2019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6.2%，规模达到35.8万亿元。数字经济自带的创新驱动发展属性，使其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依托。如何有效释放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助推力量，进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成为一个极有价值的议题。

那么，数字经济是否能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其作用效应有多大？背后的传导机制是什么？产业结构升级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互联网已渗透进人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经济也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综合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两大要素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展开的实证研究却极为匮乏。相关文献主要聚焦于从理论层面阐述区域协调发展的子课题，如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6][7]、创新绩效提升[8][9]、空间地理格局优化[10]，以及包容性增长等[11]。而要切确回答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作用及具体机制，则需要在理论指导的基础上，考虑我国现实情境并进行实证研究，这也是本文尝试提供学术边际贡献的突破口之一。

已有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体现在多个层面。微观层面上表现为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突破了原有劳动形式中的时空壁垒，给劳动者自主创业、灵活就业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择，劳动资源市场化配置效率得到提高[12]，同时数字技术变革也提高了政府管理创新能力，提升了政府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效率[13]。中观层面上表现为产业体系优化。数字经济具备高渗透性，能够与众多领域深度融合，不仅可以推动数字产业化发展，还能够促进产业数字化升级，从而赋能区域协调发展[14]。宏观层面上表现为经济增长质量提高。数字经济通过提供新的发展动能，赋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15][16]。然而，关于数字经济通过何种方式影响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以往研究并未提供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基于此，本文选择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视角展开研究。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对满足日益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作用，从而能够助推区域协调发展。通过该视角，本文尝试建立一个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对完整的分析框架。

具体而言，本文结合数字经济自身特征，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研究视角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测度了2006～2019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综合水平，并进一步运用计量经济方法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有效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与空间溢出效应，同时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相关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历次技术变革都能带来社会生产力进步，并对原有生产关系产生深刻影响。数字经济所引发的技术创新与进步因其渗透性特征，能够改变要素比例与种类，逐渐替换传统落后生产要素，重构原有分工协作体系，提高生产力。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之后出现的新经济形态，不仅带来了生产力发展的信息化、数字化与智能化突变，还会改变传统产业结构布局并引发产业结构升级[17]，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同时，考虑到互联网存在“梅特卡夫法则”，表现为网络溢出边际效应递增特征，因而我们认为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可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本文将主要从作用机制与空间溢出效应两个方面剖析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

数字经济发展主要涵盖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等方面，三者均可以对产业结构产生实质性影响。在基础设施层面，我国在互联网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上速度较快，相应的配套产业发展需要与之相匹配的产业结构。在数字经济信息化的推动下，传统产业基础设施更新换代步伐得以加速，推动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实现了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使得各行业数字计算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极大地解决了传统产业结构与全社会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改善了产业发展效率；在产业发展层面，数字经济促使电子商务快速发展，面对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数字产业化催生了门类繁多的新业态产业，冲破了传统就业模式的禁锢，降低了发展门槛，提升了产业发展的市场化能力；在技术进步层面，移动电话、互联网使用涉及人群众多，平台经济发展迅猛，尤其在5G网络发展刺激下，劳动力资源的跨区域、跨行业流动更为便捷，灵活就业较为普遍，从而提高了产业发展的灵活性。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升级也有助于区域协调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必要路径，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18]、改善就业[19]、优化经济发展结构[20]等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而这些都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从而有助于克服传统发展模式的诸多困境。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协调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二）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能够高效压缩时空距离，明显增强区域经济联系的广度与深度。闫超栋和马静通过对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信息化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21]，国外学者则较早关注了信息化对区域经济的空间溢出距离问题[22]。区域经济活动存在空间相关性是不争的事实，互联网对区域经济发展在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等方面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23][24][25]。数字经济以互联网技术作为技术基础[26]，因此从理论上讲，数字经济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同样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数字经济对邻近区域协调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为验证研究假设，我们首先针对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检验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CRDi,t为区域协调发展水平，DEIi,t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Zi,t代表控制变量；μ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δ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为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影响区域协调发展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基于前文分析，我们对产业结构升级是否是二者之间的中介变量进行检验。具体步骤为：在数字经济发展DEI对区域协调发展CRD的回归模型（1）的回归系数α1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基础上，分别构建DEI对产业结构升级IS的回归模型，以及DEI与中介变量IS对CRD的回归模型，通过相应回归系数与显著性判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最后，为探讨数字经济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在（1）式基础上引入二者及控制变量的空间交互项，将模型拓展为空间计量模型：

其中，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采用邻接和经济地理矩阵两种方法进行回归，θ1与θC为核心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空间交互项的系数。（4）式包含了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空间交互项，被称为空间杜宾模型（SDM）。

（二）变量测度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区域协调发展水平（CRD）

本文采用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来表征区域发展水平。该指数由中国统计学会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其评价指标体系涵盖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发展、生态建设、科技创新与公众评价6大维度，涉及42项具体指标。将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代理变量已是学界共识，如杨志安和邱国庆将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27]。钟文等学者也采用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替代区域协调发展指标[28][29]。因此，参考已有文献，本文沿用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替代变量，并将指数拓展至2019年，从而得到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变量，记为CRD。

2.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EI）

参考已有文献的指标选择方法[30]，以及权威机构发布的数字经济相关指数，如国家统计局、中国信通院和腾讯研究院发布的相关数据，并遵循相关性与数据可获取性等原则，本文从3个维度选取指标评价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如表1）。第一，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与支撑，具体选取CN域名总数量、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与IPv4数量作为三级指标。第二，数字产业发展。数字经济具备高渗透属性，与多个领域都有较高融合度，形成数字产业。本文具体选取第一产业增加值、工业企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作为三级指标，一方面反映数字经济对上期产业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反映数字经济作为下一期产业发展的要素禀赋产生的作用。第三，数字技术进步。数字经济是创新驱动发展的业态模式，其高频迭代的技术创新变革决定了企业的发展潜力，具体选取ICT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独角兽企业总量、软件技术开发、数字人才总量作为三级指标。

表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3.机制变量：产业结构升级（IS）

本研究的机制变量是产业机构升级。如何衡量产业结构水平一直是国内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并形成了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测量方法。第一种是“产业结构升级度”测量法。徐德云通过三次产业加权法建立了“产业结构升级度”指标。三次产业加权法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传统的克拉克定律直接用“非农产业比重”作为产业结构度量标准的做法[31]，但这种方法相对简单。第二种是“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测量法。付凌晖设立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基于空间解析几何三维向量夹角思路研究产业结构提升程度[32]，该方法避免了简单粗糙的主观赋值，逐渐成为国内学界度量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方法，也称“空间向量夹角法”。本文分别采用两种产业结构水平衡量方法测算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记为ISI与ISII。

4.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基础条件、人力资本水平、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政府财政支出和创新水平。经济发展水平（ED）采用区域人均GDP来衡量；交通基础条件（TC）采用公路密度与铁路密度之和表示；人力资本水平（HC）采用各区域高校在校生人数表示；城镇化水平（LU）直接采用城镇化率衡量；对外开放程度（FDI）采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表示；政府财政支出（GS）采用地方政府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占地方GDP的比重表示；创新水平（RIC）采用专利授权量衡量。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本文针对2006～2019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展开研究，形成了434个区域-年的均衡面板观测数据。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EPS全球数据库、Wind资讯数据库，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数据。所有变量在纳入回归分析模型时均取对数，表2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数字经济发展水平（LnDEL）的均值为2.3095，标准差为1.7712，最大值为5.8336，最小值为-2.3026，表明我国不同地区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发现类似[33][34]。区域协调发展（LnCRD）与产业结构升级（LnISI与LnISII）同样呈现出区域差异大的特点。从控制变量看，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ln-ED）、交通基础条件（LnTC）、人力资本水平（LnHC）、城镇化水平（LnLU）、对外开放程度（LnFDI）以及创新水平（LnRIC）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差异。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四、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3是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在（1）列和（2）列中，数字经济发展水平（LnDEI）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自带的创新驱动发展属性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这一发现丰富了已有的关于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的研究成果[14][35]。接下来简要分析控制变量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作用。经济发展水平（LnED）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带动了区域协调发展；人力资本水平（LnHC）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人力资本发展有效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这反映出我国当前人力资本发展水平得到较大提高，有利于整体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交通基础条件（LnTC）与城镇化水平（LnLU）的回归系数为正，但后者不显著。交通条件改善有利于劳动力实现有序流动，提升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水平，从而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对外开放程度（LnFDI）、政府财政支出（LnGS）与创新水平（LnRIC）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外来投资未能有效促进区域经济质量提升，可能原因是过多的外来投资导致了投资依赖，不利于本土技术创新，而政府财政支出数量与质量不匹配，因而未能有效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水平不高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质量。

表3 数字经济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基准回归结果

前文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出发，从理论层面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可能传导机制。为验证这一作用机制，本文进一步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采用两种方法测算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表4是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在第（3）列中，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证实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积极影响。（4）列与（5）列验证数字经济是否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数据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即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最后，将产业结构升级（LnISI、LnISII）这一中介变量加入数字经济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线性回归模型中，并观察相关回归系数值与显著性变化特征，（6）列与（7）列中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影响的回归系数相比（3）列有所下降，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机制，研究假设1得到验证。

表4 数字经济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二）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在进行空间计量检验之前，需要对核心变量进行空间溢出效应初步检验，即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之间的空间自相关性，本文采用Moran’ I指数法进行检验，结果见表5。从表5可以发现，2006～2019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在空间权重下的Moran’ I指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2006～2019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

表5 数字经济水平与区域协调发展空间自相关性检验结果

接下来进行空间溢出效应分析。本文借鉴国际权威方法[36]确定最优空间回归模型，结合对数似然值及显著性情况，最终确定空间杜宾模型（SDM）为最优选择。表6是在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空间回归模型结果。表6显示，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自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数字经济发展空间交互项系数也显著为正，这说明我国不仅存在外生的数字经济交互效应，也存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内生交互效应，即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有利于区域发展质量提升；同时区域协调发展自身也存在邻近的空间溢出效应，对更大区域的协同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从而研究假设2得到验证。

表6 数字经济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回归检验结果

（三）进一步拓展：区域异质性分析

中国地大物博，地域差异巨大，不同地区区域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无论是数字经济发展，还是区域协调发展均可能存在区域异质性特征，有必要进一步讨论。本文结合国家统计局的区域划分标准，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东部、中部与西部。表7是数字经济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回归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协调发展虽然具有促进作用，但不显著。因此，考虑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效应更强。可能的原因是，我国东部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及要素市场化发展环境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红利更容易释放出来。

表7 数字经济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五、稳健性检验

（一）替换核心变量

为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首先采用替换核心变量方法进行检验，具体做法是借鉴郭峰等测度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替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37]。同时，基于张超等人的方法重新测算了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区域协调发展水平[38]，然后进一步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见表8第（13）列。数据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及显著性与前文相差不大，说明本文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8 数字经济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二）内生性处理

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协调发展影响的线性回归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即区域协调发展也反向影响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一方面进行了区域、时间双向固定效应回归，以缓解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宏观系统性变化；另一方面，选取区域协调发展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结果见表8第（14）列。考虑内生性后，数字经济发展依然能够有效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且在10%水平上显著。在工具变量识别检验中，LM统计量和Wald统计量均通过了检验，说明所选取的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主要研究结论

数字经济发展是新时代下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的重要依托，也是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手段。本文立足数字经济发展深刻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典型事实，结合数字经济自身特征，基于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6～2019年的区域面板数据，在从理论层面提炼数字经济影响区域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多维度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效应及作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数字经济发展有效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与引入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相关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积极影响效应高于中西部地区。第二，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得到证实。我国不仅存在外生的数字经济交互效应，也存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内生交互效应。第三，助推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途径。

（二）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为了持续发挥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积极影响，政府需要加大对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特别是要加快5G商用与人工智能的发展步伐，深入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布局，进一步提升数字技术为区域协调发展带来的红利效应。

第二，考虑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需要实施差别化、动态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让数字经济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应从顶层设计角度制定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政策体系，强化东部地区数字经济正向溢出效应，补齐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短板，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人才培养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培育区域局部数字经济增长极，从而形成数字经济对区域发展的协同效应。

第三，数字经济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及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培育新增长点和新动能，是新时代下区域协调发展的助推器。政府需要统筹各地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加快区域数字经济与产业融合的发展速度，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贡献力度。具体来看，需要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消除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现实障碍，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与供给，推动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产业数字化升级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