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磊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241)

中华认同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观念基础。多民族统一国家既是中国整体历史的发展结果，也是历史上中国王朝的一般存在形态。(1)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见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8页。林超民：《整体性：方国瑜的理论贡献》，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无论统治者的民族出身有何差异，当其在中国范围内建立统治时，所面临的都是多民族共存的现实格局，必须以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为首要目标，这便决定了他们对大一统法统的主动继承，也决定了他们选择传统政治符号来表达政治理念，建构正统性。

此前的研究将羯族视作一个血缘共同体，研究族源及其风俗，后赵统治者虽出身羯人，但建立政权后，面对的是如何巩固统治的问题，因此须将正统性深植于社会意识中，所依据的，除了本身习俗与外来文明元素外，主要是大一统的政治符号，这便决定了后赵的中国王朝性质。

在政治观念史的视域中，后赵政权的建立具有开创性。如果说刘渊建汉尚有汉朝与匈奴的双重法统可以依傍，(2)蒋福亚：《刘渊的“汉”旗号与慕容廆的“晋”旗号》，载《北京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罗新：《从依傍汉室到自立门户——刘氏汉赵历史的两个阶段》,载《原学》第5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159页。那么石勒建立后赵，则缺乏可资利用的历史资源。诚如石勒使者王子春对王浚所言，“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