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磊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241)

中华认同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观念基础。多民族统一国家既是中国整体历史的发展结果，也是历史上中国王朝的一般存在形态。(1)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见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8页。林超民：《整体性：方国瑜的理论贡献》，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无论统治者的民族出身有何差异，当其在中国范围内建立统治时，所面临的都是多民族共存的现实格局，必须以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为首要目标，这便决定了他们对大一统法统的主动继承，也决定了他们选择传统政治符号来表达政治理念，建构正统性。

此前的研究将羯族视作一个血缘共同体，研究族源及其风俗，后赵统治者虽出身羯人，但建立政权后，面对的是如何巩固统治的问题，因此须将正统性深植于社会意识中，所依据的，除了本身习俗与外来文明元素外，主要是大一统的政治符号，这便决定了后赵的中国王朝性质。

在政治观念史的视域中，后赵政权的建立具有开创性。如果说刘渊建汉尚有汉朝与匈奴的双重法统可以依傍，(2)蒋福亚：《刘渊的“汉”旗号与慕容廆的“晋”旗号》，载《北京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罗新：《从依傍汉室到自立门户——刘氏汉赵历史的两个阶段》,载《原学》第5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159页。那么石勒建立后赵，则缺乏可资利用的历史资源。诚如石勒使者王子春对王浚所言，“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石将军非所以恶帝王而让明公也，顾取之不为天人之所许耳”(3)《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21页。。石勒从称赵王到称赵天王、再到称皇帝，历时11年，三易君主名号，其间的过程可谓艰难。(4)李磊：《石勒的政治名号与政权建构——兼论十六国法统之汉晋复归》，载《江海学刊》2019年第1期。然而石勒称帝不到三年便崩殂，控制朝政的石虎在清除政敌后废黜皇帝石弘，于延熙二年(334)登上君主之位。(5)《晋书》卷105《石勒载记》(第2754页)载后赵改年“延熙”在咸和七年(332)。陈勇认为改元之事在咸和八年(333)。见所著《〈资治通鉴〉十六国资料释证·汉赵、后赵前燕国部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98页。《资治通鉴》卷95《晋纪十七·显宗成皇帝中之上》“咸和九年”条，记载石虎杀石弘、称居摄赵天王的时间是在咸和九年(334)。参见《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998页。由于石虎得位非正，他的政治名号经历了称居摄赵天王与称大赵天王两个阶段。从石勒到石虎，君主号的一再改易反映了后赵政权的内在困境，即正统性的缺乏已经严重影响到政权的稳定性。石虎即位以后，不仅仍须与东晋展开正统性竞争，同时还须营建自身的“天人之望”，以使其夺位行为合法化。正因如此，石虎用以建构正统性的途径较之石勒更加广泛。本文拟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对石虎的正统性建构方式展开研究，以期借以探索中古时期政治观念的运用之于政权建构的关系。

一、石虎即位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化解方式

延熙二年(334)，石虎废黜了后赵皇帝石弘，自称“居摄赵天王”。之所以称“居摄”，按照石虎的自述是：“朕闻道合乾坤者称皇，德协人神者称帝，皇帝之号非所敢闻，且可称居摄赵天王，以副天人之望”(6)《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62页。。意即在“道”“德”不足的情况下难以称“皇帝之号”，其“天人之望”只够得上以“居摄”的方式担任赵天王。这当然不是石虎内心的想法，太和三年(330)二月石勒称大赵天王、行皇帝事，以其子石宏为大单于，石虎对此愤愤不平，他说：“成大赵之业者，我也。大单于之望实在于我。”并为此下定决心：“待主上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7)《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62页。废黜石弘后，石虎将他与太后程氏、秦王石宏、南阳王石恢一同杀死。可见石虎并不认为自己不能称皇帝。之所以“居摄”赵天王，乃与后赵内部的民情有关，《晋书·姚弋仲载记》记载：

及季龙废石弘自立，弋仲称疾不贺。季龙累召之，乃赴，正色谓季龙曰：“奈何把臂受托而反夺之乎！”季龙惮其强正而不之责。(8)《晋书》卷116《姚弋仲载记》，第2960页。

姚弋仲时任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为关陇“戎夏”流人的重要领袖之一。建平四年(333)石勒死后，姚弋仲率部众数万迁于清河。清河归于石勒是在汉嘉平四年(314)，(9)魏俊杰：《十六国疆域与政区研究》第二章《后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6～107页。石勒以二十四郡建赵国，清河便名列其中。(10)《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第2730页。清河相去襄国、邺城并不远，姚弋仲的政治态度成为石虎称天王或皇帝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故而在姚弋仲称疾不贺的情形下要“累召之”，迫使其表明政治立场。上引姚弋仲的回复表达了他对石虎“把臂受托而反夺之”行径的不满。《十六国春秋·前赵录》载，南阳人赵明，“虎摄位，拜为尚书，及诛勒诸子，明谏曰：‘明帝功格皇天，为赵之太祖，安可以绝之？’虎曰：‘吾之家事，幸卿不须言也。’以直言忤旨，故十年不迁。贞固之风，时论拟之苏则。”(11)《太平御览》卷454《人事部九五·谏诤四》引崔鸿《前赵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2087页上栏。赵明以石勒对后赵的开创贡献为根据，反对石虎诛杀石弘等人，石虎无法在后赵国家层面解决这一道义问题，只能用“吾之家事”来搪塞。正是由于石虎夺权、篡位在国家层面的道义缺失，所以他不得不顾忌到姚弋仲这类政治势力的态度，以及赵明等“贞固”清流的舆论，只能以“居摄赵天王”自称。

居摄期间的石虎并未放弃对“天人之望”的营造，“季龙以谶文天子当从东北来，于是备法驾行自信都而还以应之”(12)《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62页。。信都为冀州治所。石勒病危时，石虎密遣其子冀州刺史石邃率骑三千游于广阿。石勒死后，这三千骑随后入宫宿卫，在政变夺权中起到关键作用。(13)《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第2751、2753页。石虎备法驾行至信都，虽有广泛意义上的应对谶文、宣扬天命的一面，却也有在冀州展现天命的特定意图，指向的便是时居清河的姚弋仲这类冀州势力。在此次巡幸中，石虎“分廮陶之柳乡立停驾县”(14)《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62页。。廮陶县属巨鹿郡,(15)魏俊杰：《十六国疆域与政区研究》第二章《后赵》，第104页。石虎于此分立出停驾县，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宣传，用以彰显其帝王的地位。建武元年(335)九月，石虎将都城由襄国迁至邺城，此时距离石虎称“居摄赵天王”不到一年，或许也反映了石虎居摄期间政治安全感的缺失。建兴元年(313)石虎夺取邺城三台、任魏郡太守后，“基谋之萌，兆于此矣”(16)《太平御览》卷120《偏霸部四·后赵石勒》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赵录》，第578页下栏。。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石虎都将家室安顿在邺城，并以邺城为政治根基。迁都邺城后，石虎随即“如长乐、卫国，有田畴不辟、桑业不修者，贬其守宰而还”(17)《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64页。。长乐郡信都县即冀州治所所在。卫国原名顿丘郡，改名于延熙二年(334)。长乐、卫国分别位于邺城东北与东南，石虎迁都后巡幸二地、贬其守宰，其实也是为了掌控要地、策应邺城安全。

除了以谶文宣扬天命之外，石虎还充分利用佛图澄的宗教影响力，“及季龙僭位，迁都于邺，倾心事澄，有重于勒”。石勒将佛图澄视为通晓吉凶的“道人”，“事必谘而后行”(18)《晋书》卷95《艺术传》，第2487页。。石虎则给予佛图澄政治上的地位与参政权力，下书“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上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上至，众坐皆起，以彰其尊”(19)《高僧传》卷9《神异上·佛图澄》，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9页。，“又使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其太子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与为比”(20)《晋书》卷95《艺术传》，第2487页。。常侍以下举舆、太子诸公扶翼、司空旦夕亲问、太子诸公五日一朝，石虎之所以给予佛图澄这些尊荣，主要是借他“言吉凶，莫不悬验”在神通方面的威望为自己的即位作合法性证明。《高僧传》载佛图澄曾向石虎讲述其在晋地为王是由前世因缘决定的：

王过去世经为大商主。至罽宾寺，尝供大会。中有六十罗汉,吾此微身亦预斯会。时得道人谓吾曰：“此主人命尽当受鸡身, 后王晋地 。”今王为王，岂非福耶。(21)《高僧传》卷九《神异上·佛图澄》，第350～351页。

当时，“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佛图澄已经是“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的精神领袖，(22)《晋书》卷95《艺术传》，第2487～2488页。他对石虎王位合理性的论述势必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除了佛教，石虎用以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还有祆教。《邺中记》云：“石虎正会，殿庭中、端门外及阊阖门前设庭燎各二，合六处，皆六丈。”(23)《太平御览》卷871《火部四·庭燎》引《石虎邺中记》，第3859页上栏。端门在太武殿前，阊阖门在端门之南。阊阖门为入宫正门，端门为殿庭正门。(24)牛润珍：《后赵邺都城制建筑考——中世纪东亚都城制度探源之二》，载《河北学刊》2008年第3期。石虎于阊阖殿前、端门外、庭中三处所设庭燎，正位于邺城的中轴线上，由南至北直通太武殿，其政治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十六国春秋·后赵录》详述了庭燎的设置过程：

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余丈，上置燎，下盘置人，絙缴上下。虎试而悦之。三年，太保安夔等文武五百九十人上皇帝尊号劝进，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盘，死者七人。虎大怒，腰斩成公段于阊阖门。(25)《太平御览》卷120《偏霸部四·石虎》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赵录》，第580页上栏。

成公段造庭燎的时间在建武三年(337)石虎正式称天王之前。庭燎的设置主要是在群臣劝进称尊号的场合中使用，故而在建成之后石虎要事先检验一番，“试而悦之”。然而在文武590人劝进的盛大场合中，庭燎发生意外，致死7人。庭燎的形制源自祆教。(26)王青：《石赵政权与西域文化》，载《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后赵羯人中有相当部分是西域胡等各类杂胡，(27)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之《魏晋杂胡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82～450页；陈勇：《后赵羯胡为流寓河北之并州杂胡说》，载《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石虎将其宗教文化引入后赵国制，显然是为了争取这些杂胡的政治支持。除了庭燎之外，邺城西部临近后宫之处还设有“胡天”(28)《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下》，第2791页。，即祆教祠庙。(29)牛润珍：《后赵邺都城制建筑考——中世纪东亚都城制度探源之二》，载《河北学刊》2008年第3期。

综上可知，围绕着即位合法性问题，石虎调动了多重思想资源以增强后赵治下不同族群、人群的政治认同。建武三年(337)正月石虎称“大赵天王”。小野响认为佛教、道教、周制中均有天王号，石虎以天王号为君主号是为了建构跨越汉与非汉族群的合法性。(30)小野响：《五胡十六国时期“天王”号的意义——以石虎与冉闵为中心》，载《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石虎即位之所以称天王而不称皇帝，按其自述，“过相褒美，猥见推逼，览增恧然，非所望也”(34)《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66页。，仍然是出于缺乏皇帝名望的缘故。石虎称天王后，“武乡长城县民韩强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玺一，方四寸、厚二寸，与玺同，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虎以为瑞”(35)《太平御览》卷682《仪式部三·玺》引《石虎别传》，第3045页上栏。。按《晋书·石季龙载记》所述，“季龙以石弘时造此玺，彊遇而献之”(36)《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66页。。玉玺为石虎自己所造，韩彊遇见这枚玉玺并诣邺献之，极有可能是安排好的既定程序。韩彊献玺后，邺城开始了一场政治表演，“中书令王波上《玄玺颂》以美之”，夔安等又劝进“上皇帝尊号”(37)《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66页。。从石虎拒绝劝进可知，这场舆论操作的目的不在于称皇帝尊号，而在于巩固石虎的大赵天王位置。这表明石虎即位后仍然担忧合法性不足，故而要以献玉玺之祥瑞来作补充论证。尤其是玺文“受命于天”更直白表达了造玺者石虎的诉求。

值得注意的是，献玺者韩彊是武乡郡人。石勒出自上党郡武乡县，赵王三年(321)石勒置武乡郡，辖武乡、长城等四县。(38)魏俊杰：《十六国疆域与政区研究》第二章《后赵》，第116页。武乡在后赵政治中居于十分特殊的地位，石勒曾说：“武乡，吾之丰沛，万岁之后，魂灵当归之。”(39)《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第2739页。玉玺得自武乡郡西山岩石间，既出自石氏郡望所在地，又与石氏姓氏相合。这表明石虎的权力源自自身的“受命”，而非承袭自石勒。献玺化解了姚弋仲等人“把臂受托而反夺之”的政治责难。

二、“好治宫室”与石虎的正统性建构

与石勒将天王号视作通往皇帝宝座的阶梯不同，石虎是以大赵天王作为最高君主号使用。尽管从建武三年至十五年(337—349)的12年间，天王号稳定地成为后赵的最高君主号，但石虎的天王号仍然是在资望不足情况下作为皇帝号的替代物。正因如此，石虎在即天王位后仍须继续建构合法性。

《资治通鉴》对石虎的评价是“好治宫室”(40)《资治通鉴》卷95《晋纪十七·显宗成皇帝中之上》“咸康元年”条，第3000页。。石虎“好治宫室”首推邺城的宫殿建设。在“居摄赵天王”时，石虎便重修了观雀台，“倍于常度”(41)《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63页。。牛润珍先生认为石虎于邺城城内的宫殿建设在建武元年至八年之间(335—342)，此后并未停止土木工程，其对城外的营建直至建武十三年(347)(42)牛润珍：《后赵邺都城制建筑考——中世纪东亚都城制度探源之二》，载《河北学刊》2008年第3期。。《晋书·石季龙载记上》：

咸康二年，使牙门将张弥徙洛阳钟虡、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邺。钟一没于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系以竹絚，牛百头，鹿栌引之乃出。造万斛舟以渡之，以四轮缠辋车，辙广四尺，深二尺，运至邺。季龙大悦，赦二岁刑，赉百官谷帛，百姓爵一级。(43)《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64页。

咸康二年为石虎建武二年(336)，此时石虎尚为“居摄赵天王”。石虎命人将洛阳的钟、铜驼等礼器及装饰器运送至邺城，正是为邺城的宫城建设作准备。按《赵书》所述，“将军张珎领郡县民丁万人，徙洛阳六钟，猛簴、九龙、翁仲、铜驼、飞廉”(44)《太平御览》卷575《乐部一三·钟》引《赵书》，第2596页上栏。。张珎即《晋书》中的张弥，为汲郡人，永嘉之乱中与西晋冠军将军梁臣同戍河内郡武德城，被俘后投降石勒。(45)《太平御览》卷386《人事部二七·健》引《后赵录》，第1784页下栏～1785页上栏。石虎任命张珎为运输洛阳器物的负责人，正是由于他曾为洛阳西北方面守将的缘故，熟悉洛阳情况及洛阳通往邺城的交通。洛阳六钟中至少有四钟安置于邺宫。“铜钟四枚如铎形，高二丈八寸，大面广外一丈二尺，小面广七尺，或作蛟龙或作鸟兽绕其上”(46)《初学记》卷16《乐部下·钟第五》“旋虫 绕兽”条引陆翙《邺中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6页；《太平御览》卷575《乐部一三·钟》引陆翙《邺中记》，第2597页上栏。。铜驼则用于中阳门的建设中。据《邺中记》记载，“二铜驼如马形，长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长二尺，脊如马鞍，在中阳门外，夹道相向”(47)《太平御览》卷901《兽部一三·橐驼》引陆翙《邺中记》，第4000页上栏。。中阳门为邺宫三个南门中的中门，直通阊阖门、端门、太武殿。

洛阳器物用于邺宫最重要的礼仪建筑上，其政治意义在于绍续西晋正朔。事实上，石虎的做法也是取法于石勒，石勒曾将洛阳日晷影迁徙于襄国。(48)《太平御览》卷590《文部六·铭》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赵录》，第2655页下栏。《邺中记》记载，“石虎正会，虎于正殿南面临轩，施流苏帐，皆窃拟礼制，整法服，冠通天，珮玉玺，玄衣纁裳，画日月火龙黼黻华虫粉米”(49)《太平御览》卷29《时序部一四·元日》引《邺中记》，第138页上栏。。所谓“窃拟礼制”是指石虎以正朔自居，居于天子之位。按《晋书·舆服志》，“(汉)明帝采《周官》《礼记》，更服衮章，天子冠通天而佩玉玺”，魏明帝“服色尚黄”，“晋氏金行，而服色尚赤”(50)《晋书》卷25《舆服志》，第752～753页。。太和三年(330)石勒称赵天王、行皇帝事时，“以赵承金为水德，旗帜尚玄”(51)《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第2746页。。石虎“玄衣纁裳”乃是以水德自居的表现。

《晋书·石季龙载记》云：“季龙虽昏虐无道，而颇慕经学，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校中经于祕书。国子祭酒聂熊注《谷梁春秋》，列于学官”(52)《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74页。。除了器物外，石虎通过“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继承洛阳的文教传统。《邺中记》又云：“太学行礼，公执珪，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一如旧礼。”(53)《太平御览》卷29《时序部一四·元日》引《邺中记》，第138页上栏。除了在朝会上“窃拟礼制”，石虎还“一如旧礼”地恢复“太学行礼”。在邺宫正殿的太武殿上，石虎“图画自古贤圣忠臣烈士”(54)《太平御览》卷369《人事部一〇·肩》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赵录》，第1700页上栏。。这些皆是石虎承接汉魏晋王朝文教传统的表现。

正因洛阳器物用以邺宫建设事关石虎政权的正统性，故而在运送途中不惜人力物力，不仅要动员万人的规模进行运输，而且还专门建造万斛舟与四轮缠辋车。当运输途中发生意外、一钟沉没于河时，募三百人入河打捞。在洛阳器物顺利抵达邺城后，石虎“赦二岁刑，赉百官谷帛，百姓爵一级”(55)《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64页。，由此可见获取洛阳器物对于石虎的重要政治意义。

此外，石虎还将政权合法性寄托于邺城自身的神圣性上。金凤台、凤阳门都是石虎取“邺中有凤皇”的传说，以凤凰为祥瑞所兴建、所修复。《二石伪事》记述:“石昆降，说邺中有凤皇，将九雏，在延明门外道西。”(56)《太平御览》卷915《羽族部二·凤》引《二石伪事》，第4056页下栏。石昆当为石琨，是石虎之子，石祗称帝以石琨为相国。(57)《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下》，第2794页。石琨对石虎时期的邺城自是异常熟悉，所言延明门或为金明门，金明门临近金凤台。“邺中有凤皇”的传说与漳河有关。金明门为邺宫西门、凤阳门为西南门，二门相邻，皆临近漳河。凤阳门为邺宫南面三门中的西门。《邺中记》云“邺宫南面三门，西凤阳门，高二十五丈，上六层，反宇向阳，下开二门”“未到邺城七八里，遥望此门”(58)《太平御览》卷183《居处部一一·门下》引《石虎邺中记》，第890页上栏。。邺宫南面三门中，如果说中阳门占据中轴线，代表历史正统性，那么凤阳门的建设则彰显了邺城自身的神圣性。

正因石虎将其天命与“邺中有凤皇”的传说相联，凤阳门也便成为石虎政权兴衰的象征。“时白虹出自太社，经凤阳门，东南连天，十余刻乃灭”，石虎下书自责称“中年已来变眚弥显，天文错乱，时气不应，斯由人怨于下，谴感皇天”。白虹经由凤阳门被看作是“谴感皇天”的表现，“于是闭凤阳门，唯元日乃开”(59)《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75～2776页。。《邺中记》云凤阳门“安金凤皇二头，石虎将衰，一头飞入漳河，会晴日，见于水中，一头以铁钉钉足，今存”(60)《太平御览》卷915《羽族部二·凤》引陆翙《邺中记》，第4056页下栏。。凤阳门上金凤凰的遗失被看作“石虎将衰”的征兆。

在现实的政治中，石虎死后的几次兵变都与凤阳门有关。石虎死，石世即位，彭城王石遵“曜兵入自凤阳门，升太武前殿”(61)《太平御览》卷120《偏霸部四·石虎》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赵录》，第581页上栏。，随即夺位。石鉴夺位后，龙骧将军孙伏都、刘铢结羯士三千人谋杀冉闵，“屯于凤阳门”(62)《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下》，第2791页。，“自凤阳门至琨华，横尸相枕”(63)《太平御览》卷120《偏霸部四·石虎》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赵录》，第581页下栏。。冉闵“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64)《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下》，第2791～2792页。。如前引《邺中记》所述，凤阳门在邺宫南面三门中为西门，并不直通太武殿。无论是石遵曜兵，还是孙伏都集结羯士，亦或是冉闵班杀胡令，均以凤阳门为地标，这反映出凤阳门在后赵政治中具有政治正当性的独特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石虎“好宫室”并不限于邺宫的建设。“石虎在时，自襄国至邺二百里中，四十里辄立一宫，宫有一夫人，侍婢数十，黄门宿卫，石虎下辇即止。凡虎所起，内外大小殿、台、观、行宫四十四所”(65)《太平御览》卷173《居处部一·宫》引《邺中记》，第846页下栏～847页上栏。。从襄国到邺城，石虎皆建有宫殿，这其实是将襄国至邺城间的二百里地视作了广义上的王城。这片地域间有良好的交通，“襄国邺路，千里之中，夹道种榆，盛暑之月，人行其下”(66)《太平御览》卷956《木部五·榆》引《石虎邺中记》，第4243页下栏。。石虎的宫殿不止是居所，邺城正殿太武殿就具有军事功能。“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綷之，下穿伏室，置卫士五百人于其中”(67)《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65页。。《邺中记》记载，“石季龙左右置直卫万人，皆五色细铠，光曜夺目”(68)《太平御览》卷356《兵部八七·甲下》引《邺中记》，第1635页上栏。。石虎巡幸各宫，随行规模庞大的直卫，宫殿及附属建筑其实就是兵营。正因行宫具有行营的功能，选址亦注重军事地理因素。“紫陌浮桥在城西北五里”“赵王虎时，于此济置紫陌宫”(69)《太平御览》卷354《兵部八五·槊》引《邺城故事》《邺中记》，第1627页下栏。。紫陌宫设置在邺城西北的浮桥边、渡口处，正是出于对战略要地的控制。

联系石虎在襄国政变、诛杀石勒诸子的政治情势，自襄国至邺二百里中建宫殿、修道路，其实旨在对襄国进行控制。除了邺城、襄国宫殿外，石虎还在幽州置行宫。《赵书》云：“从幽州大道滹沱造浮桥，植行榆五十里，置行宫。”(70)《太平御览》卷956《木部五·榆》引《赵书》，第4243页下栏。石虎击败幽州段辽势力是在建武四年(338)。石虎先进屯金台，后进据辽西郡令支宫。击败段辽后，石虎随即亲征慕容氏。此后赵燕战争陷入持久战。建武八年(342)，“季龙将讨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具船万艘，自河通海，运谷豆千一百万斛于安乐城，以备征军之调”(71)《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70页。。安乐县属渔阳郡，(72)魏俊杰：《十六国疆域与政区研究》第二章《后赵》，第112页。石虎以安乐为军调囤积之所。置于滹沱河渡口附近的行宫正位于邺城通往幽州的大道上，是石虎亲征幽州、平州途中的重要据点之一。

按《通鉴》所述，石虎“作台观四十余所于邺”的时间是建武八年(342)。同年，“营洛阳、长安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73)《资治通鉴》卷97《晋纪十九·显宗成皇帝下》“咸康八年”条，第3051页。。与邺城、襄国间宫殿营建并举的，还有洛阳、长安的宫殿。洛阳、长安宫殿营建时间较长，建武十一年(345)，石虎“发雍、洛、秦、并州十六万人治长安未央宫”“发诸州二十六万人修洛阳宫”(74)《资治通鉴》卷97《晋纪十九·孝宗穆皇帝上之上》“永和元年”条，第3062～3063页。。石虎营建洛阳、长安宫殿的行为遭到冠军将军苻洪的批评：“今襄国、邺宫足康帝宇，长安、洛阳何为者哉？”(75)《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78页。苻洪为关陇氐羌流人领袖，所部聚集于枋头，他的抗议或许与雍、秦故地的民意有关。《晋书》云“季龙省之不悦，惮其强，但寝而不纳，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76)《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78页。。出于对苻洪势力的忌惮，石虎作出了停止洛阳、长安宫殿营建的决定，但这并非石虎本心。

营建洛阳、长安宫殿与石虎随即展开的南征东晋、西征前凉的计划有关。在营建洛阳、长安宫殿的同年，石虎“又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并、朔、秦、雍严西讨之资，青、冀、幽州三五发卒，诸州造甲者五十万人”(77)《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72页。。建武十年(344)，“既将讨三方，诸州兵至者百余万。太史令赵揽私于季龙曰：‘白雁集殿庭，宫室将空，不宜行也。’季龙纳之，临宣武观大阅而解严”(78)《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74页。。建武十年(344)的集兵是建武八年(342)“具南师之备”“严西讨之资”“青、冀、幽州三五发卒”进行军事动员的后继。若无太史令赵揽劝谏，石虎将发动百万人规模的战争。

三方，指的是东晋、前凉、慕容氏。三方之中，石虎与慕容氏的战争已于建武四年(338)爆发。与东晋的关系在建武五年(339)开始恶化。该年，庾亮准备率十万之众移镇石城、准备伐赵。(79)《晋书》卷73《庾亮传》，第1923页。此举虽为朝议所阻止，(80)《晋书》卷77《蔡谟传》，第2037页。但庾亮使毛宝、樊峻戍邾城，石虎“以夔安为征讨大都督，统五将步骑七万寇荆扬北鄙”(81)《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69页。，在沔阴、白石、邾城、邾西、胡亭击败晋军。建武八年(342)石虎“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河南四州是指洛(治洛阳)、豫(治许昌)、荆(治上洛)、扬(治寿春)四州，(82)魏俊杰：《十六国疆域与政区研究》第二章《后赵》，第98～135页。石虎的主攻方向正是颍川庾氏控制的荆州，营建洛阳宫殿与这一战略方向关联甚密。建武九年(343)，东晋获得一次胜利，“赵汝南太守戴开帅数千人诣(庾)翼降”(83)《资治通鉴》卷97《晋纪十九·康皇帝》“建元元年”条，第3055页。。赵、晋双方矛盾的升级使石虎在建武十年(344)的战争计划中，将东晋列为打击对象之一。后赵与前凉的战争爆发于建武十二年(346)，由石虎主动发起。从前引太史令赵揽之言“宫室将空，不宜行也”可知石虎原计划亲征。建武八年(342)开始的长安宫殿的营建很有可能是为石虎亲征作准备。

可以说，“好治宫室”反映了石虎政权的统治方式，即以天王临幸的方式加强对战略要地的控制。这其实也反映出石虎的统治合法性建构依赖于大一统的天下观。

三、大一统的天下观与石虎的正统意识

石勒建立政权，在正朔上的最大问题是司马氏政权的存续。他曾对徐光说：“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绝于丹杨，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籙。每一思之，不觉见于神色。”(84)《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第2753页。石勒认为东晋政权的存在，让后赵的正统性难以被承认。除了东晋外，蜀地的成汉政权也是后赵建立大一统的障碍。石虎得位非正，除了继承石勒的正统性困境外，他还须解决夺位的合法性问题，从石虎政权随后的发展倾向来看，对外征战与内部政权建设紧密相联。

就赵、晋关系而言，石勒晚年已经调整了政策，试图与东晋建立和平的关系。建平四年(333)正月，“石勒遣使致赂，诏焚之”(85)《晋书》卷7《成帝纪》，第177页。。石勒遣使修好与东晋的关系，或许是为太子石弘即位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不使石虎等军功贵族获得更多的军事权力，但也未尝不是在两强对峙的情形下作出的合理选择。石虎居摄赵天王后，随即以新君主的身份震慑东晋。建武元年(335)，即石虎居摄赵天王的次年，石虎南游，临江而还。(86)《晋书》卷7《成帝纪》，第179页。这次行军给东晋造成了巨大压力，原本只有游骑十余人进至历阳，历阳太守袁耽上表没有言及赵军数量，东晋朝廷震惧，(87)《资治通鉴》卷95《晋纪十七·显宗成皇帝中之上》“咸康元年”条，第3001页。进行了全面的军事动员。“加司徒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御之。癸丑，帝观兵于广莫门，分命诸将，遣将军刘仕救历阳，平西将军赵胤屯慈湖，龙骧将军路永戍牛渚，建武将军王允之戍芜湖。司空郗鉴使广陵相陈光帅众卫京师，贼退向襄阳。戊午，解严”(88)《晋书》卷7《成帝纪》，第179页。。从东晋的反应来看，石虎已经在周边政权中树立了军事权威。

建武五年(339)后赵、东晋双方的军事对峙情况已见上文所述，对于石虎征战东晋的目的，慕容皝使者刘翔对东晋中常侍彧弘说：“石虎苞八州之地，带甲百万，志吞江、汉，自索头、宇文暨诸小国，无不臣服；惟慕容镇军翼戴天子，精贯白日，而更不获殊礼之命，窃恐天下移心解体，无复南向者矣。”(89)《资治通鉴》卷96《晋纪十八·显宗成皇帝中之下》“咸康七年”条，第3043页。虽然刘翔的说辞旨在为慕容皝获得东晋的礼命，即求大将军、燕王的授、封，(90)《资治通鉴》卷96《晋纪十八·显宗成皇帝中之下》“咸康七年”条，第3042～3043页。但他的判断如实反映了当时的状况。其一，石虎的主攻方向在于荆州(“志吞江、汉”)。其二，后赵臣服了诸小国，已经在正统性上挑战了东晋，且未来的趋势很可能使东晋“天下移心解体”。

关于索头的降赵，《晋书·石季龙载记上》云，“索头郁鞠率众三万降于季龙，署鞠等一十三人亲通赵王，皆封列侯，散其部众于冀青等六州”(91)《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64页。。《通鉴》系年于建武二年(336)(92)《资治通鉴》卷95《晋纪十七·显宗成皇帝中之上》“咸康二年”条，第3007页。，大概索头后来又叛，故《晋书·石季龙载记上》又载石虎“遣征北张举自雁门讨索头郁鞠，克之”(93)《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73页。。关于宇文的降赵，“镇北宇文归执送段辽之子兰降于季龙，献骏马万匹”(94)《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74页。，当在建武四年(338)征段辽后。《通鉴》则将之系年于建武九年(343)(95)《资治通鉴》卷97《晋纪十九·康皇帝》“建元元年”条，第3056页。。按照刘翔出使的时间推断，或在建武七年(341)之前。

显然，石虎是以军事为后盾臣服诸小国。这一方式对于彰显后赵声威是有效的，在诸小国发生内乱、受东晋册封的君主被推翻后，获得石虎支持便是自立者通常的选择。如仇池君主杨毅称蕃于晋，被除授为征南将军，建武三年(337)“毅族兄初袭杀毅，并有其众，自立为仇池公，臣于石虎”(102)《宋书》卷98《氐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04页。。可见后赵的声威已远及于仇池，对东晋的正统性形成了挑战，以致于刘翔说“惟慕容镇军翼戴天子”，认为东晋的天下会“移心解体”。

在建武八年(342)进行军事动员，准备南伐、西讨、东征的对象中，东晋、慕容氏早已与石虎开战，前凉张骏惮季龙之盛，于建武六年(340)遣其别驾马诜朝见石虎。石虎之所以准备在南伐、东征的同时要对前凉开战，《晋书·石季龙载记上》的说法是：“季龙初大悦，及览其表，辞颇蹇傲，季龙大怒，将斩诜。”(103)《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71页。“辞颇蹇傲”牵涉的是正朔名分。张骏于建平四年(333)被东晋除授为镇西大将军，延熙二年(334)进为大将军。(104)《晋书》卷7成帝纪》，第177～178页。石虎以前凉为征战对象，后赵与东晋的正朔之争或许是一个重要背景。事实上，东征的对象慕容皝也在名义上为晋臣。建武七年(341)，“晋使鸿胪郭恡持节拜皝侍中、大都督河北诸军事、大将军、燕王，余如故”(105)《太平御览》卷121《偏霸部五·慕容皝》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第583页下栏。。建武八年(342)石虎准备南伐、西讨、东征的三方其实都属于东晋阵营。

同后赵并峙的政权除东晋、慕容氏、前凉之外，还有位于西南的成汉。与慕容氏、前凉不同，成汉并未加入东晋阵营。(106)李磊：《〈华阳国志〉成汉史叙事中的“晋朝认同”》，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0期。石虎试图建立与成汉的联盟，共同对抗东晋。建武六年(340)，“季龙遗寿书，欲连横入寇，约分天下”(107)《晋书》卷121《李寿载记》，第3045页。。在与成汉的交往方式上，石虎也有较为深远的考虑。最初，李寿给石虎的致书“题曰赵王石君”，这一称谓否定了石虎的正统性，“季龙不悦，付外议之，多有异同”。中书监王波认为“寿既号并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诏，或敢酬反，则取诮戎裔。宜书答之，并赠以楛矢”(108)《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第2771页。。石虎最后采纳了王波的意见，暂与李寿以平等方式交往，但这是建立在后赵尚未攻灭东晋的前提下。对于石虎的连横方案，成汉龚壮并不认为会达到“约分天下”的结果，他对灭晋后的局势作了预判：“晋既灭，不得不北面事之。若与之争天下，则强弱势异。”(109)《晋书》卷121《李寿载记》，第3045页。成汉群臣赞同这一研判，认为石虎志在一统，与成汉的连横只是利用关系。石虎与成汉的交往其实也体现了他的大一统意识。

总体而言，石虎的正统性建构以取代东晋为目标，主要方式是在军事上征服东晋及受其除授、册封官爵的诸政权。这固然是后赵政权建构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石虎本人即位合法性的实现方式。张骏曾在建平元年(330)石勒称帝后“称臣于石勒”(110)《晋书》卷7成帝纪》，第175页。，这与对石虎的“辞颇蹇傲”形成了鲜明对比。即位合法性问题本就是石虎的逆鳞，张骏的态度更彰显了石虎的软肋，或许这是石虎执意西讨的心理动机。

结 论

延熙二年(334)，石虎废黜皇帝石弘后自称“居摄赵天王”。3年后，即建武三年(337)石虎称大赵天王。之所以有3年的“居摄”期，与石虎夺位非正有关。尽管石虎在政治上扫除了石勒一系，但是人心并未归附，无论是姚弋仲所代表的六夷势力，还是赵明等“贞固”清流，都对石虎夺位的方式提出了质疑。因而，合法性问题对于石虎而言，关乎政权的稳定。

从“居摄”期开始，石虎利用多重政治观念建构合法性。诸如应“天子当从东北来”之谶文，备法驾自信都而还以宣扬天命；安排武乡人献“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玉玺；利用佛图澄的宗教影响力，宣扬其在晋地为王的前世因缘；在朝仪中引入祆教因素。围绕着即位合法性问题，石虎试图以不同的思想资源增强后赵治下不同族群、人群的政治认同。

在正朔观念上，石虎延续石勒继承西晋法统的政策，将洛阳宫殿器物用于新都邺城的宫殿建设中，并沿袭汉魏晋的舆服形制。石虎继承洛阳的文教传统，不仅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还“一如旧礼”地恢复“太学行礼”，并在邺宫正殿太武殿上图画自古贤圣忠臣烈士。

此外，石虎将政权合法性寄托于邺城自身的神圣性上。取“邺中有凤皇”的传说，以凤凰为祥瑞兴建、修复金凤台、凤阳门等设施。凤阳门由此在后赵政治中具有政治正当性的独特意义，石虎死后的几次兵变都均以凤阳门为地标。

石虎将宫室视作展示强权、构建统治权的场所。在从襄国至邺城间的二百里地之间，石虎建设有宫殿四十多所，不少宫殿在战略要地，并兼具军事功能，旨在加强对石勒时期都城对襄国的控制。在滹沱河渡口至幽州的通道上，及洛阳、长安皆营建宫殿，这与东征段氏、慕容氏，南伐东晋、西讨前凉的军事扩张有关。可以说，“好宫室”既反映石虎君临地方的统治方式，也反映出石虎的统治合法性实有赖于地域的大一统。

石虎以东晋为正统性竞争的对手，其所采用的方式是以军事为后盾臣服索头、宇文、拓跋、铁弗匈奴、仇池等势力，并策动对东晋、慕容氏、前凉的战争。慕容氏、前凉长期以东晋为正朔，石虎对二者的攻击以及连横成汉，均与瓦解东晋正统性的战略构想不无关联。重构大一统，既是后赵政权建构的内在要求，也是石虎即位合法性的建构方式。

从石虎对其“天人之望”的营建可见，十六国时期的君主在建构合法性方面虽援引了佛教、祆教等新因素，并以军事暴力为后盾，但仍以传统的正朔意识、大一统观念为主要思想框架，这使得十六国的政治发展仍然在汉魏晋王朝的历史延长线上。由此可见，包括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时期的中国历史，正是在这样的整体史之中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