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叙事文学作者自身的立场、视角、思想、风格，常常在剪裁和拼接素材的过程中得到体现。如果所写对象是历史事实，这些作者主观能动性的表现，则很可能破坏史家叙事“直书”的传统。身处晋宋之际，谢灵运将自己的身世与情感，代入笔端与之遭际似是而非的陆机形象，以其经典作家的才华和地位，彻底扭转“华亭鹤唳”一典的内涵，流传至今。以此切入探索六朝时期文史的分界与社会功能，当能有所启发。

关键词：陆机;谢灵运;历史书写;六朝;《晋书》

作者简介：王尔阳，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古文学与思想史（E-mail：leticia008@qq.com，江苏 南京 210023 ）。

中图分类号：I206.2;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8）06

在今天，“鹤唳华亭”抑或“华亭鹤唳”，早已成为习见的文学典故。与之相关的题咏、引用，形态多样，历朝历代，不胜枚举。人们借此来谈论一类现象，即：士人贪恋红尘，执着功名，竞进不已，终于招致杀身之祸，欲重归故乡平淡生活而不可得。一旦需要论其本事，人们则常常引用唐修《晋书》的记载，抑或年代稍早一些的刘宋小说《世说新语》。在这两个著名文献来源之外，更早之前的故事版本，就不再追述。后世谈论者的心目中，这个典故背后的故事，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印象中出现频率最高、最常用于创作的那个。不过，事实上，明确提到“华亭鹤唳”却比《世说新语》等更早的记述，至少还有两个。

一  “华亭鹤唳”的故事版本与历史面目

这个故事，广为人知的《世说新语》版本，是这样的：

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

唐修《晋书》基本在这个基础上作了增删：

机释戎服，著白帢，与（牵）秀相见，神色自若……因与颖笺，词甚凄恻。既而叹曰：“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遂遇害于军中，时年四十三。

而梁朝刘孝标注《世说新语》至此，提到了两个早期故事版本中的一个：

《语林》曰：“机为河北都督，闻警角之声，谓孙丞曰：‘闻此不如华亭鹤唳。”故临刑而有此叹。

本处记作孙丞的，《晋书·陆机传》记作孙拯，而《三国志·吴书·宗室传·孙桓》裴松之注引吴韦昭《吴书》及西晋张骘《文士传》，也均作孙丞;他是“夷陵之战”中陆逊部将孙桓的孙子，在本次会战中，担任陆机的军事幕僚长“司马”。更早的文献中，此人面目当与刘孝标所见《语林》中的约略相若。《语林》作者裴启，则为东晋中后期活动的处士，和名相谢安执政年代基本同时;他是南渡河东裴氏家族的一员。

前述《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所引《语林》文字，在初唐虞世南所编、成书于隋代的类书《北堂书钞》卷一百二十一《武功部九·角》中，则更为详细：

《语林》云：“陆士衡为河北都督，已被间构，内怀忧懑，闻众军警角，谓其司马孙掾曰：‘我今闻此，不如华亭鹤鸣也。”

据《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家类著录，《语林》此书梁有隋亡。虞世南显然也是转引。然而《语林》版本的故事里，“华亭鹤唳”这句话最初出现的背景环境，并非当事人临刑之时;最初听到这句话的人，也不是后来监刑的牵秀，而是名为孙丞或孙拯的军事幕僚长。陆机同时代人葛洪的《抱朴子》逸文有言：“陆平原作子书未成，吾门生有在陆君军中，常在左右，说陆君临亡曰：‘穷通时也，遭遇命也。古人贵立言以为不朽，吾所作子书未成，以此为恨耳。”与这个故事版本能够对上。但它和《世说新语》及唐修《晋书》的说法，却有非常明显的出入。后二者的文献来源，实为《晋八王故事》。

初唐类书《艺文类聚·鸟部上·鹤》：

《晋八王故事》曰：“陆机为成都王所诛，顾左右而叹曰：‘今日欲闻华亭鹤唳，不可复得。华亭，吴国拳县郊外之野，机素游之所。”

《晋八王故事》，《隋书·经籍志》未题撰人，《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则并以为晋廷尉卢綝所作。卢綝，东晋初人，元帝时期曾留下与上司刁协冲突的记录。其可考知的活跃时段，与葛洪活跃时间后半段大致重叠。由其姓氏及官位推测，或为卢志族人;其称陆机为成都王所“诛”，也可显示其立场并非持中，而是明确倾向成都王颖。

对比《世说新语·尤悔》所记录的版本，我们可以发现，它和《晋八王故事》的剧情、语序，甚至“诛”这个措辞，都几无二致。明明早期记录中另有与《晋八王故事》相左的记载，也有其它文献可以互证，而《晋八王故事》明显存在主观倾向性，《世说新语》却仍然坚持采用《晋八王故事》的版本：作为陆机身后百余年才成书、撰作目的之一还是助时人谈资的志人小说，它或许更看重故事本身的戏剧性，也需要考虑到预期读者们的品味。基于以上两点，它更愿意收录一个士人沉溺功名之求、最后欲归不得的故事，希望收录内在情绪更为一波三折的故事，而不是闡释空间大小稍逊的、有志未酬的故事。为了增加波折和可看性，《世说新语》收录的故事版本虽只寥寥数行，但相比《晋八王故事》，甚至还增加了一点细节：开头那句“陆平原河桥败”，就是文学加工露了马脚的痕迹。

陆机此役之败，战场何处，诸家史籍颇有记载。亲兄参与战事、几乎直击现场的同时代人王隐，在其《晋书》中即作如下书写：

马隆子咸，为成都王前锋。王瑚率□讨咸于市。马咸军牢不可动，胡乃使十骑与战，□戟马头，放令向咸，又使数十骑各郏于放马。马惊奔咸，咸军即坏。（《北堂书钞》）

马隆子咸，为成都王前锋，统陆机，攻长沙王乂于石桥，将士器仗严利。长沙王所统冠军司马王瑚率众讨咸，咸坚不动，瑚乃使数十骑下马，缚戟于马鞍头，放令向咸。又使数十骑各刺所放马。马惊，奔咸军，军即坏。瑚因驰逐猛战，临阵斩咸。（《太平御览》）

由此，战场当在一临近洛阳“马市”的“石桥”，即建春门石桥，而非河桥。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对“建春门石桥”和“河桥”均有记载：

谷水又东屈南，迳建春门石桥下。即上东门也。……其水依柱，又自乐里道屈而东出阳渠。昔陆机为成都王颖入洛，败北而返。水南即马市也，旧洛阳有三市，斯其一也。

河水又东迳洛阳县北，……河水又东迳平县故城北。……河水于斯，有盟津之目。……《尚书》所谓东至于孟津者也。又曰富平津，《晋阳秋》曰：杜预造河桥于富平津，所谓造舟为梁也。

概而论之，所谓“石桥”，是汉魏洛阳城上东门（即建春门）近侧一处附属建筑，旁即马市;“河桥”则在孟津，是黄河上的浮桥，与其南边的洛阳城尚隔一段距离。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所叙略同。即以唐修《晋书》论，也称“（太安二年十月）戊申，破陆机于建春门”（《惠帝纪》）、“长沙王乂奉天子与机战于鹿苑，机军大败”（《陆机传》），不言河桥。这些文献能分清“建春门石桥”与“河桥”，皆因撰作者所属政权（北魏/唐）能实现对汉魏洛阳城地区的实际控制，对其周边地理有机会充分调查和了解。而高祖刘裕去世次年，即少帝景平元年（423年），刘宋即丢失义熙北伐刚刚夺回未久的洛阳。此后屡次北伐，始终未能实现重新控制，反而留下了“元嘉草草”的著名悲剧典故。终南朝之世，也不能真正“克复神州”，而山川形胜，又难以言辞描画，所以即便到梁朝时，南北通使已大体形成定例，但在《世说》此处，刘孝标也硬是没把地理讹误给注出来。《世说新语》署名的主持编撰者刘义庆，卒于刘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年），虽然不及目睹元嘉二十七年（450年）至二十八年（451年）北伐灾难性的惨败，但要他或他的《世说新语》撰作集体，清晰分辨出“河桥”和“石桥”的差别，或许也强人所难。正是这样的历史缺憾，使得他和他组织参与撰作的文人集体，最终无法抹尽故事遭遇过改造的痕迹。如此，他们却还是选择了改写过、又有明显倾向甚至偏见的故事：这提示我们应当继续追问深层原因。

二  “华亭鹤唳”与晋宋易代的记忆

比《世说新语》成书时间稍早，还有一些刘宋文献涉及“华亭鹤唳”或其相关故事，其中包括谢灵运名作《山居赋》。《山居赋》作于刘宋少帝至文帝两朝皇权更迭阶段，作者本人也恰因其背景、遭际与之前的人生抉择，置身湍急的政治涡流中。

以谢灵运身世和性格论，既然《语林》曾经引起谢安的严重不适，那他在自己创作中尽量避免明用来自《语林》的故事，本来合于情理。不过《语林》的故事版本有其渊源，也有旁证，《晋八王故事》则明显存在较为偏颇的预设立场，谢灵运作为一个“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很快也将获得文帝委任来撰写刘宋官修《晋书》的文学之士，不可能不知道正常的文献取舍原则，也完全可以从当时行于世的、比《语林》更早的类似记载中获取资源。我们需要回到《山居赋》起首这一段的完整语境：

谢子卧疾山顶，览古人遗书，与其意合，悠然而笑曰：夫道可重，故物为轻;理宜存，故事斯忘。古今不能革，质文咸其常。合宫非缙云之馆，衢室岂放勋之堂。迈深心于鼎湖，送高情于汾阳。嗟文成之却粒，愿追松以远游。嘉陶朱之鼓棹，乃语种以免忧。判身名之有辨，权荣素其无留。孰如牵犬之路既寡，听鹤之途何由哉！

其尾句自注则曰：

牵犬，李斯之叹;听鹤，陆机领成都众大败后，云“思闻华亭鹤唳，不可复得”。

可以看出，谢灵运的表述介于《语林》和《晋八王故事》之间。他所讲的“华亭鹤唳”故事版本，与《语林》的版本，并无本质上的冲突，至少它承认陆机此叹在其大败后，而非临终时。但《山居赋》上文用了李斯临刑“牵犬”之叹这一熟典与“听鹤”对仗，则难免诱导读者认为两者是同一类型故事，使人往《晋八王故事》的方面去联想。谢灵运认为陆机的慨叹和他所想表达的主题相关，借此能够准确强调他的心情与价值观“古今攸同”。但非常不巧，它们本身的相似程度，要低于谢灵运希望读者去相信的。与本文第三节的场景复现参照，我们将会发现，《语林》版本的故事里，陆机的慨叹更像一种类似“燕然未勒归无计”般的情绪。但这和谢灵运借用此典所希望表达的，可称相去万里。

对陆机及其故事的微妙情结，来自谢灵运本人生平际遇。

谢灵运作于东晋末年的《撰征赋》，在追述过江之后史事中，颇能见出其观察、描摹东晋历史的特有角度和思路。赋中对几次东晋内战多有涉及，唯独不提离之最近的刘裕攻刘毅江陵之战。桓玄政权被灭后，另一北府兵将领刘毅因其功勋，成为东晋朝中暂能与刘裕抗礼的权臣，二刘势力几成“敌国”，最终则以刘毅在义熙八年（412年）亡于刘裕之手告终;江陵之战也成为刘裕完全控制东晋实权的标志性战役。不便正面描写刘毅，或许基于作者对政治空气的警觉;不欲借此役赞美刘裕，则因为谢灵运本人正是刘毅故吏。“抚军将军刘毅镇姑孰，以为记室参军。毅镇江陵，又以为卫军从事中郎。”刘毅以抚军将军镇姑孰，事在桓玄平灭之后未久。至其覆亡，约略五年有余。记室参军与从事中郎，皆为权臣幕府中较为重要的高级幕僚（刘裕幕府中的傅亮后來身兼二者，当刘宋建立之后则成为新王朝的中书令）。从事中郎更有“录事”“三兵”等目，可以关涉机要，也可以参与指挥军事行动。谢灵运获得并长期担任刘毅幕府此类吏职，当与其“从叔混特知爱之”，而谢混是为刘毅重要盟友密切相关。彼时江陵之战，自昼入夜，战况极激烈，刘毅方面态度也极坚决，但最终无力回天;刘裕方面执行作战指挥任务的，是前秦丞相王猛的孙子王镇恶。战争伴随对刘毅旧人的择选和清洗。譬如谢灵运的从叔兼上司、刘毅卫军长史谢纯，“及毅兵败众散，时已暗夜……火光中为人所杀”。而谢灵运另一位上司、刘毅司马毛修之，“虽为毅将佐，而深自结高祖。高祖讨毅，先遣王镇恶袭江陵，修之与咨议参军任集之等并力战，高祖宥之。”无论谢灵运本人是否亲临战阵，无论从他的势力阵营归属，还是从他的家族荣誉，江陵之败都是难以名状的精神打击，很大程度上类似东吴灭亡之于陆机。

但是，西晋的皇族政治构架，和东晋的门阀政治、刘宋的皇权政治，均不相同。这导致陆机与谢灵运处境的根本差别。陆机兼为东吴将相子弟和江东大族的代表，对于西晋朝廷、宗王等，均为一类重要政治势力的领袖，仍具有笼络和联合价值;刘裕本身即为重建北府兵的一流名将，功业与人望均较谢玄当年更盛，则显著削弱了谢灵运身上的同类价值，以至刘宋建国后可以“灵运为性褊激，多愆礼度，朝廷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陆机尚有兄弟亲故相互扶持，谢灵运则遇上了身为刘裕佐命心腹、行事极张扬的从弟谢晦：

后因宴集，灵运问晦：“潘、陆与贾充优劣。”晦曰：“安仁谄于权门，士衡邀竞无已，并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闾勋名佐世，不得为并。”灵运曰：“安仁、士衡才为一时之冠，方之公闾，本自辽绝。”瞻敛容曰：“若处贵而能遗权，斯则是非不得而生，倾危无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常以裁止晦如此。

本段对话，无论谢灵运、谢晦，还是谢瞻，均有以潘陆喻灵运、贾充喻谢晦的倾向，各自争胜，气氛剑拔弩张。谢瞻更暗示亲弟谢晦：须从贾充家族的悲惨结局中吸取教训。昔年谢混尚在，悠然携诸侄作“乌衣之游”。一朝天地翻覆，从兄弟再聚，却骤成贾谧“二十四友”。谢晦是否因此收斂不得而知，但谢灵运有气难平显而易见。谢晦极反感庐陵王刘义真，是阻击刘义真夺得储位的重要因素，甚至参与组织了对刘义真的政治谋杀。而与此同时“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谢灵运则在少帝登基之后更为高调，“构扇异同，非毁执政”，遂至外放永嘉，乃至弃官归家。《山居赋》创作既然具有这样的背景，谢灵运解读“听鹤”的思路与角度，就不得不随之产生与之配套的主观滤镜，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扭曲甚至吞没周围经过的所有光线。

若究其原本，陆机建春门之败，是欲向外推扩而受阻，谢灵运江陵之败则是欲守既得而不能。谢灵运不便（或根本不想）以平吴之役中的陆机自拟，遂利用建春门之败中陆机“为宗藩谋夺储位而战”的故事元素，以映射与当国者争衡失利的自己。不幸在于，《山居赋》中流露的情绪，或许也只是作者一时兴之所至而已。谢晦等人被杀之后，刘义隆反复征召谢灵运，让他仿佛看到了希望，重新出仕——但是，作为成功夺取皇位的另一个宗藩，刘义隆依然无法把谢灵运看作完全、彻底的自己人：他对谢灵运的期待，也仍然是单纯的文学之士，“使整理秘阁书，补足阙文。以晋氏一代，自始至终，竟无一家之史，令灵运撰《晋书》，粗立条流;书竟不就”。此后谢灵运与君主和执政大臣皆冲突频发，不到两年，于元嘉五年（423年）再次免官。不过，裴松之在翌年完成的《〈三国志〉注》中，颇有与不题撰人的《晋书》相互印证之处，此《晋书》应该就是刘宋官修的谢灵运《晋书》。我们因此可以推定，虽然谢灵运《晋书》最终只是未完成稿本，但裴松之应该接触过并了解他的撰作计划。譬如《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中涉及二陆的裴注，便以“事亦并在晋书”为收束句。裴注记述二陆故事的方式，属于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而从裴注记录下的二陆故事，我们至少可以推测，谢灵运《晋书》大致会设计出一套怎样的剧情：它与《山居赋》的用典思路同中有异，具有后来唐修《晋书》机云列传的大部分主要情节，包括：吴亡之后二陆入洛，张华为之延誉，兄弟并历显位，文学才能突出，后来依附成都王司马颖，为之领兵向洛，并连遭败绩，又受谗构，遂被冤而夷族，时人感叹择君之难等等;细节互有出入，而且可能同样是一个措辞非常明显倾向司马颖阵营而非持中的故事。它和《晋八王故事》版本的“华亭鹤唳”，自然有更好的适配性。此外，谢晦叔侄、谢灵运临刑皆有诗，表达世路艰险、归去无门的悲凉情绪;谢综兄弟临刑执着表现镇定风度：都可以看出这一家族对刑死过程仪式性的普遍沉迷。他们下意识地精心设计，凸显戏剧张力，试图借此重塑自我，完成在大众记忆中的形象改造和升华，而且往往成功。当时的社会风气，也十分欢迎这样的审美对象，期待社会名人在临刑前“说些什么”，“名人被刑”因而几乎成为当时一类社会文化景观。由此，经过谢灵运改造之后，包括“华亭鹤唳”在内的陆机故事，都具有了顺应刘宋社会传播规律的新风貌，迅速取代早期文献中与之不符的各种版本。成书稍晚的《世说新语》，应该是在谢灵运的故事版本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改动，并留下了痕迹。

回观谢灵运本人与陆机生平际遇，我们会发现：这个故事版本里的陆机形象，实际上酷似谢灵运本人，甚至胜过谢灵运诗文勾勒的自画像。他将不能或不愿直视的那一部分自我，投射到笔端有一定相似经历的陆机身上，从而保持自己并不真实的自我认识和心理优越感。这是他在不利处境下本能产生的心理防御机制;但在文史边界暂时还不甚清晰、也没有现代心理科学辅助的六朝，人们无法分清他的讲述和历史真实。从此之后，最广为人知的陆机形象，渐渐被替换成一个挂着陆机名字的谢灵运。这类现象对史学的干扰是很难被直接觉察的。

平心而论，陆机生平与谢灵运生平，相看似是而非，也不无互通之处，确实容易引起诗人的文学联想，也足够帮助他在转述时不经意间完成大手笔的改造，借此一浇自己内心块垒。但在真实历史的时空中，发出“华亭鹤唳”之叹后，陆机的故事还没有立即结束。

三    唐修《晋书》陆机形象的二重性

当六朝的故事加工积累到足够程度，初唐人下意识地坚持成见，也就不足为奇。成见存在于文、史两个不同方面。作为侧重文学作品及其素材的类书，《艺文类聚》选择了《晋八王故事》的版本，本身合情合理，因为如前所述，有关“华亭鹤唳”的文学创作，多半以其滥觞。《艺文类聚》的编撰者，也并不介意这一创作趋势继续保持下去。与此同时，我们还能发现：稍晚成书的唐修《晋书》，讲了几乎一样的故事。史学和文学两个领域有着不同追求，而初唐贞观朝，正处在史学本身发展的一个相对重要的时期内。它上承六朝文史互渗余绪，下启《史通》为代表的唐代史学理论突破，乃至史学与文学最终边界的划定。当此酝酿变化的过程之中，《晋书》讲故事的方式，自然值得关注、思考，我们也还需要略作讨论。

在唐修《晋书》之中，关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爆发的洛阳会战，存在一些语焉不详但看起来有矛盾的细节。《长沙厉王乂传》记载“乂前后破颖军，斩获六七万人。……张方以为未可克，欲还长安”，但《张方传》提示，此人在战争前半段遭遇重挫的情况下，反而主动险处求生，《忠义传·嵇绍传附嵇含传》也指出战争后半程“颖军转盛，尚书郎旦出督战，夜还理事”，防御压力似乎陡然增强;《长沙厉王乂传》记载“战久粮乏，城中大饥，虽曰疲弊，将士同心，皆愿效死”，但同传也记载“东海王越虑事不济，潜与殿中将收乂送金墉城”，同卷《东海孝献王越传》则说“殿中诸将及三部司马疲于战守，密与左卫将军朱默夜收乂别省，逼越为主，启惠帝免乂官”，提示了长沙王乂部下内部客观存在分化，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同心”：这也使《长沙王厉乂传》“殿中左右恨乂功垂成而败，谋劫出之，更以距颖”这“功垂成而败”的说法，显得比较勉强。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唐修《晋书》之外，则会在《晋起居注》中找到这样的句子：

成都王讨长沙王，使陆机都督三十七万众，围洛阳四匝。夜鼓噪，京师屋瓦皆裂。

这就是《晋书》所谓“颖军转盛”。《晋书·长沙厉王乂传》中，摘录有一封成都王颖答复长沙王乂的书信，也留下了陆机战败之后并未立即被杀的痕迹：

前遣陆机董督节鉞，虽黄桥之退，而温南收胜，一彼一此，未足增庆也。

“黄桥”乃是司马颖前度起兵反击赵王伦篡位时遭遇失利之处，而其所部随后立即在温县之南的湨水一带，取得了决定性的战略胜利。此处“黄桥之退，而温南收胜”作为譬喻，所指也正是所谓“颖军转盛”，折射出陆机在此役后半程的持续指挥与战局逆转。本卷中长沙王乂致成都王颖的书信，虽然极称己方必胜，但“阻兵百万，重围宫城”之类无意识透露的战场信息，也与《晋起居注》所叙相合，其防御早已险象环生。

如果将前述这些与《晋书·陆云传》中江统、蔡克等人上笺所言“昨闻教以陆机后失军期，师徒败绩，以法加刑”“且闻重教，以机图为反逆，应加族诛”这两句话中陆机罪名相参，能够极其清晰地体现出机、云政敌对其陷害手法之低劣，同时体现成都王颖之昏聩：陆机是在本阵营已然反围宫城、成功扩大取胜几率的情况下，却因更早之前严重战败的缘故，被秋后算账式地处死，继而被追加诬枉罪名，形成夷族结局，并非战败之后被即时问罪。若将前述细节加入故事中，对于批判西晋的皇族政治，批判宗室权贵的昏聩贪婪，以及批判他们周围层层环绕着的嫉贤妒能者，都明显将更为有利。它和唐修《晋书》卷五十四的差异，似乎只是会让陆机乃至陆云在故事中的形象略有改变：机、云二人尤其陆机的军事能力将得到一部分肯定，文武之能更加全面。李世民所制本卷史论中“廊庙蕴才，瑚琏标器”的评价得到落实，乃至对其兄弟二人政治抉择的反思和批判，也将因此更加显得深刻。

虽然如此，《晋书》仍旧无视前述叙事策略，当然有其自身的考量。其原因主要有三。

• 六朝以降，此役中的陆机，已被较为普遍的观点，定义为支持藩王、攻伐中央的“犯顺之将”。君权逐步加强的南北朝，对其本阶段行为逻辑，尚且抱持高度警觉，而刚刚重归统一的初唐，必然对其参与此次军事行动更加忌讳。一旦明确指出陆机在此役后半程战术上表现的可道之处，则有可能削弱长沙王乂一方的正面高大形象，同时造成成都王颖“失道”之初还不够“失道寡助”的直观印象。如果这只是一个单纯的故事，那么无论人物关系、人物心理、人物和事件发展变化的过程，越复杂，越有味道;陆机本身的军事能力，对说明长沙王乂前期获胜的不易、后期坚守的意义，也有加持。但本时期官修史书的一大要义，是代表新王朝，集中确认一批历史问题的定性：需要有春秋笔法，也承担了意识形态任务。这就使得《晋书》编撰集体首先考虑的内容，是叙事能否令司马颖一流“乱臣贼子”惧。而陆机作为司马颖一方的将领，形象塑造上必然受到相应影响。《晋书》编撰者希望打消觊觎君位者哪怕暂时获得强援的幻想，也需要排抑那些支持觊觎君位者的能力和作用。
• 《晋书》的规划中，陆机就是被作为诗人而非名臣加以塑造的。李世民的史论就是本卷纲领。虽然他作为战略战术均属一流的名将，并不曾像评论司马懿一样，出现对传主军事能力大加嘲讽的段落，但其史论的重点，始终是机云的文学艺术成就和政治选择的失误。与此同时，列传撰作者采用了完全一致的方针。譬如《陆机传》所引其文，分别为《辨亡论》《豪士赋》和《五等论》，前二者为了说明他如何评论必亡之国和人臣出处，《五等论》则暗示他与藩王密不可分的关系。三篇文章共同说明其文学才能，并在撰作者暗中改换了的语境中另外形成了一种结构，用来隐指其知行不合一。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此传另有《晋书限断议》和陆机临终上成都王笺这两篇失传的文章，其本人对人生抉择的辩白必定跃然纸上，但《晋书》撰作者的意图则无法体现。“华亭鹤唳”之典的运用，也服务于前述整套方案。
• 《晋书》本身编撰相当匆忙，贞观二十年（646年）始修，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成书，历时不到三年，且问世之初即“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成于多手，时有纰漏。而正如前文已经讨论过的一样，在六朝时期，“华亭鹤唳”故事的文学形态已经基本定型，可以说，初唐人的集体无意识里，早就具有了这个故事的固定样式，甚至制约了他们对其他文献的细读和解析。所以，虽然他们在其他传记里，也抄录了可能来自这个故事其他版本的信息，但并不能及时识别出它们与“华亭鹤唳”故事文学形态的冲突之处，并从中发现更为接近真实情况的故事，对材料进行有效的重组或再演绎。他们更倾向于把此类信息作为本版“华亭鹤唳”故事的补充插入叙事。

由此，《晋书》中最终同时出现了两个陆机，并行不悖。一个由陆机本人生平留在史料中的痕迹构成，更接近他本人的历史面目;另一个是由六朝人逐步完善的文学形象，其核心精神来自谢灵运。吊诡的是，前者散见于其他人的传记，乃至《晋书》之外，后者却李代桃僵，占据了《晋书·陆机传》的主要篇幅。而与之配套的那个“华亭鹤唳”版本，自然成为整个故事戏剧性的最高潮，载入史册，完成对传主的盖棺定论。它和《世说新语》《艺文类聚》收录的故事版本相互呼应，彼此加强，三部书都广为流传，故事的主流版本也得以基本确定。当六朝之时，刘孝标可能已然无法区分《语林》版本和《世说新语》所收是两个故事，所以在引述《语林》版本之后，再加上了牵合二者的按语“故临刑而有此叹”。从唐代以后，出自这个系统的“华亭鹤唳”更稳居上风，成为文学创作与文学史中的熟典。

回顾其逐步定型的过程，我们还能获得超出这个故事本身的新启示。

四    余  论

可以发现，谢灵运等经典作家高度自我代入的创作，和六朝人叙事文史边界不清晰的学术发展局限，是造成本文所讨论这一类现象的两大主要原因。

前文已述，陆机本人真实生平际遇，与其所处三国乱世与西晋时期皇族政治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此二者都有历史特殊性，尤其西晋皇族政治体制，在整个中国古代史范围内，都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复古失败范例。而谢灵运所面对的皇权政治，则是中国古代史的常态。谢灵运版本的“华亭鹤唳”能引发持续而广泛的共鸣，从文学的角度，本在情理之中。但在中古时期，史学自觉并没立即跟上文学自觉。谢灵运在运用史典进行文学创作时，为了传情达意，固然可以作一定的改造，但当时信以为真的读者，并无写史时需要将其还原的概念，这就很大程度上影响后世对本时期的认识。谢灵运本人在史部撰作中也没有脱去文学创作的习气。他和他同类的行为，则扩大了此种现象给后世带来的困扰。在解读本时期文、史两类文本时，类似的写作现象及其背后原因的异同，都需要我们善加留意。

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史学（尤其史学理论）自身发展水平的局限，本阶段它暂时还未能与经学和文学划定较为清晰的边界。它和经学交叉的部分，通常能呈现“春秋大义”的传统风貌，譬如史例;但六朝以降文学主体性极强，并蓬勃发展它和发生交叉时，情况则较为复杂。历史文本中的叙事、议论，可能因为作者的主观滤镜受到干扰，也可能因为作者本身拥有独家信息来源，在其他方面得到意外的史料补充：总之摇曳多变，成为通常所言的史笔。然而，文史边界相对模糊，也使读者解码信息面临较大技术难点，很容易将史书中神出鬼没的文學成分（譬如素材拼贴、作者主观滤镜等），理解为史实本身，或产生相反的误解。划定史学与经学、文学边界的实际需求，可能是《史通》最终得以产生的重要内驱力。

我国传统史学侧重表现“春秋大义”，倾向对历史人物、事件依照儒家世界观与价值观作出裁断，也因此影响史料取舍、组织、叙事方式等诸方面。是否深入分析和批判思考事件本身的深层原因，很多时候属于第二义。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则难免使得史书成为收集故事、案例来证明某些既有观念的意识形态工具。史官一旦为了这些无视与既有观念矛盾的史料，历史书写过程本身，毫无疑问，也成为削足适履。为了保证史的“实录”，“载道”的任务就需要有“文”分担。严格意义上的叙事文学创作允许适度虚构，作者也因此获得更自由的主题表现空间。文人有意识创作的杂传式小说，正是在唐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两者间的内在联系，中古经学、文学两方面要求与史学的互动关系，也值得我们更进一步思考。

如果说对“史例”的探讨更多集中了当时学人的理性诉求，“史笔”本身则渗透了各种各样不足为外人道的微妙心思，是很好的无意识史料，记载了特定时代人们的心态、审美与价值观。“华亭鹤唳”这一故事的流变与定型，本身也是很好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人们内心深处的脆弱、回避、抗拒，以及恐惧。这是那些曾各怀心事讲过这一故事的人无法逆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