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兵，彭 洋

（1.重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2.重庆大学 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重庆 400044）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我国农村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目前农业内卷化、农村空心化、农民原子化的态势日趋明显［1］。面对这一形势，政府长期奉行的是一种单线型行政推动逻辑［2］，即依托行政权力的话语权推行自上而下的政策布局，发挥其在目标规划、资源动员、项目整改等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外部的推力来拉动乡村振兴。单线型的政府主导又会诱发外敷化效应撤离后的乡村振兴动力缺失、发展成效反弹的“钟摆效应”，导致部分乡村出现政策动力效率低、村民增收乏力、现代化农业合作组织发展缓慢等现象［3］。在此背景下，如何激发内生动力，实现乡村振兴的长效发展成为重要的研究命题。

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即推进和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因或内部条件［4］。乡村的发展应在内部寻找源泉和根本动力，且必须是从该群体内部中创发出来的，而不是简单地从外部转移过来的［5］。具体来说，内生动力源于乡村社会中的个体成员，个体成员在特定的利益规则下自发采取有针对性的、持续性的行动策略。为了更好地解释内生动力的生成条件和双向互动性，本文将乡村发展的场域分为：以村民主体、资源禀赋、乡土文化等要素组成的内源系统和以行政力量为主要结构的外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