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子凡，胡小勇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江苏 无锡 214121）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文化需要走出去，就要将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平、反映时代先进性理念的优秀出版物推广出去，以提高各国读者对中国的文化、政治、社会的认同感，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因此，中国出版“走出去”既是出版业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也是国家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出版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现状

2003年1月15日，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宗源提出新闻出版业要“走出去”，号召和鼓励国内出版业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1]此后，国家陆续出台了各项政策和开展了多项活动，以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2006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中提出积极推动、实施中国出版业“走出去”。[2]2011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制定了《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八大重点任务。[3]2012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该意见从国家层面对出版业“走出去”进行了全方位的部署。[4]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制定了《关于加快推动中国新闻出版业国际布局的实施意见》。2016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等。

另外，国家以重点工程和计划为抓手，不断加快中国出版“走出去”。国家新闻出版署先后实施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外图书互译计划”“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计划”“边疆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扶持计划”“图书版权输出普遍奖励计划”“丝路书香工程”等，通过这些工程或计划的实施，我国打开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物市场。[5]

（一）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例结构不断优化

据国家版权局官方网站发布的数据，对2003——2018年我国出版物（包括图书、报纸、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等）版权引进和输出的情况进行统计、比较发现，引进图书版权227794项，占引进总数235641项的96.67%，输出图书版权84355项，占输出总数92980项的90.72%，可以看出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数量占比最大，直接影响我国出版物版权的引进、输出情况。如图1所示，2003——2018年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呈现增长趋势①本文图1——4的数据来源均为国家版权局官网：http://www.ncac.gov.cn/。。

图1 2003——2018年图书版权输出与引进情况

2003年把出版“走出去”上升到国家层面后，2004年图书版权输出增长率显著提高，达到62.02%，16年中有12年处于增长状态，平均增长率达到16.87%，如图2所示。

图2 2003——2018年图书版权输出年增长率

（二）版权输出区域结构不断优化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03——2018年我国共输出图书版权84355项，其中，输出到台湾地区的最多，有19925项，占总数的23.62%；美国第二，有7608项，占总数的9.02%。此外，我国图书版权的主要输出国家和地区还有韩国（7.48%）、香港地区（5.78%）、英国（5.28%）、日本（3.77%）、德国（3.69%）、新加坡（2.97%）、俄罗斯（2.43%）和法国（2.43%）等。

从区域分布情况来看，2003——2018年中国输出至欧美地区（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加拿大）的图书版权共19769项，占总数的23.44%；输出至亚洲地区（包括新加坡、日本、韩国及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的图书版权37292项，占总数的44.21%；输出至其他地区的图书版权共27294项，占总数的32.35%。数据表明，中国的图书版权输出多集中于亚洲地区，这是由我国的地理位置和文化性质决定的。但是数据也表明了我国图书越来越受到欧美和其他地区的认可，如输出至欧美地区的图书版权占总输出图书的比例由2003年的2.47%上升至2018年的24.11%，如图3所示。我国图书版权逐渐从亚洲走向世界，中国出版“走出去”已见成效。

图3 2003——2018年中国图书版权输出至欧美和亚洲地区的占比情况

（三）图书版权输出内容和语种不断优化

1.图书版权输出内容丰富，主要有领导人著作、政治文献、社会历史、传统文化与文明、汉语教材、经典文学和少儿读物等多种图书。如“解读中国共产党”系列丛书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关键词》等一批反映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讲好中国故事”的图书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起到了重要作用。[6]

2.图书版权输出语种不断增加，英文版权输出不断增长，而其他语种版权输出也实现了较快增长。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丝路书香工程”的实施，输出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多语种图书数量显著增长。2017年，我国图书版权输出语种排名前十为英文、繁体中文、阿拉伯文、越南文、韩文、泰文、法文、俄文、日文、尼泊尔文，其中，英文达到2300多种，阿拉伯文、越南文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语种输出达到2600多种，占24.3%，比2016年多900种。[7]2019年以来，我国已使用40多个语种向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了八万余种图书，[7]不断推进中国出版向纵深发展。

二、中国出版“走出去”存在的问题

中国出版“走出去”虽然成效显著，但问题仍然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版权输出基础薄弱，版权贸易逆差明显

2018年，我国图书版权输出10873项，引进图书版权16071项，引进与输出比为1.48，[8]虽然相比于2003年的15.43，有了明显下降，但图书版权贸易逆差仍然明显，尤其近几年，我国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下降缓慢，处于瓶颈期，如图4所示。

图4 2003——2018年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比

（二）语种种类资源贫乏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瓶颈

语言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是决定中国出版能否“走出去”的关键因素。目前，作为开设语种最多的中国高校，北京外国语大学也仅能开设85种语言课程，而美国高校则可以提供200种语言课程。[9]

中国出版“走出去”必须通过语言关。将中国的学术、科技和传统文化等优秀出版物传播出去，就要将其翻译成各国读者能看得懂的语言，这对译者的专业背景、学术水平等都提出了较高要求，中国不缺少优秀作品，但缺少优秀的专业翻译人才。翻译人才的匮乏导致中国的出版物不能及时有效地在全球传播，更无法得到国外读者的认可。作家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特别提到了把他的作品翻译成世界各国语言的翻译家们，称“他们的劳动让文学可以变成世界的文学”[10]。因此，中国出版要想“走出去”，需要突破语种限制，破除语言障碍。

（三）缺少国际化出版人才队伍

国际化出版人才是指熟悉国际出版业务的专门人才。国际化出版人才是复合型人才，既要懂得出版专业知识，还要懂得国际企业经营与管理、国际经济贸易、国际市场营销等相关知识，也要具有熟练的外语交流能力。[11]目前，中国出版缺乏这样的人才，中国出版“走出去”面临困境，因此，要高度重视人才队伍的建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难题。

（四）缺少国际知名企业的引领

据“2019年全球出版五十强”排行榜，中国出版企业共有5家上榜，分别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第12位）、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23位）、中原出版传媒集团（第27位）、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第33位）、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45位）。[12]从国家层面看，美国共有9家企业上榜，占了前15名中的8家，综合实力最强；德国有8家上榜，位居第二；中国、英国、法国、日本各占5家。从排行榜来看，前10名均来自欧美国家。如知名的培生集团、企鹅兰登书屋、阿歇特出版集团和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分别位居第2、4、6、9位）等。

“2019年全球出版五十强”排行榜主要基于2018年各企业的营业收入数据进行排名，从数据来看，我国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虽然占据第12位，但营业收入与第5名相比差距明显，只有其三分之一。我国出版企业总体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知名度和影响力相对较弱，能引领全球的出版集团可谓是少之又少，因此，中国出版特别需要打造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企业，引领中国出版“走出去”。

三、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对策与建议

（一）强化精品意识，提高翻译水平

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先生曾经要求译者“拿到任何一个文本都要本着名著名译的精神去做”[13]。译者只有秉承精品意识，才能翻译出更加切合原著的优秀作品，中国出版“走出去”才能得到更多读者的认同。翻译质量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生命，它直接影响中国文化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播。译者要强化质量意识和精品意识，提高翻译水平，打造翻译精品。

（二）扩大语种出版范围，提高跨文化出版能力

跨文化、跨语种出版是中国出版走向世界、扩大全球影响力的必由之路，世界上那些极具影响力的出版集团莫不如此。例如，美国的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拥有世界最大的德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等语料数据库，每年能以20多种语言出版近万种新书；法国的埃蒂迪、阿歇特等跨国出版集团能大规模出版英语、意大利语、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20多种语言的图书。[9]

中国出版“走出去”，一定要加大跨文化建设力度，扩大语种出版范围，积极开发多种语料数据库，提高跨文化、多语种的出版能力，以实现中国出版海外传播的质的跨越。

（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引进来”与“走出去”的人才机制

“引进来”是指充分利用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把高水平的国际化出版人才引进中国，以培养本土出版人才队伍，提升国际化出版水平，打通国际出版通道。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最大障碍是缺少国际化出版人才，这些人才的培养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的，那么“引进来”就是解决人才短缺的好办法。

“走出去”即鼓励或支持国内优秀的出版人才走出国门，学习外国经验，提升国际化出版能力。一是去国内出版社（集团）驻外机构进行学习和工作；二是去国外出版企业开展交流与合作。

（四）知己知彼，积极主动对接国际出版市场

中国出版要积极主动“走出去”，对接国际出版市场，就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既要熟悉国内出版市场，又要了解国际出版市场，才能够及时准确地判断出新时代出版的发展方向，把握机遇，扬长避短，积极主动融入国际出版市场。例如，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明确自身特色，重点开展“汉语教材”的国际推广，三年时间内该出版社的资产、出版码洋和销售码洋均翻了一番，实现了突破性发展，荣获全国新闻出版“走出去”工作的最高奖项——国家新闻出版“走出去”先进单位称号。[14]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经过不断地探索与实践，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出版之路，实现了突破性、跨越式发展。

（五）突出特色，精准定位，提升内容质量

内容质量决定中国出版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和话语权，没有内容质量便没有读者群和市场，更谈不上版权输出。中国出版“走出去”，必须要重视内容质量，提升内容质量应注意以下两点：

1.要挖掘中国文化的优质资源，注重内容的原创性和创新性。中国出版要利用自身的民族特色和文化优势，打造具有中国气息、中国元素、中国特点的品牌化出版物。如将民间传说、传统习俗、武侠故事、诸子百家、京剧等中国本土化题材进行创造性转化，并注重内容的原创性和创新性，这样的出版物一定会受到读者的喜爱和欢迎，中国出版的品牌效应就会得到彰显。

2.要了解和熟悉国外受众的文化习惯和审美需求，中国出版要有的放矢、精准定位。在这方面，美国、日本等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日本游戏、动画大量引用了《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等的故事情节和元素；美国动画电影《花木兰》和《功夫熊猫》等作品均有大量中国文化的素材，这些作品在世界范围获得了好评。

（六）中国出版“走出去”“三步走”的构想与实践

李朋义曾提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构想，他认为“三步走”发展规划符合我国出版“走出去”的国情和实际，其所言的“三步走”即“借船出海”“造船出海”“买船出海”[15]，此观点得到国内出版人的高度肯定。

“借船出海”即通过与国际出版企业合作，加大国内出版物版权输出，实现产品走出去。如2010年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与全球第二大出版巨头法国阿歇特出版集团合作成立了凤凰阿歇特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这是我国以国际资本合作形式建成的第一家出版合资公司。[14]作为联接中国与国际出版产业双向互通的平台，凤凰阿歇特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既能将国际优秀出版资源引进来，又能推进中国出版“走出去”，使更多读者了解中国文化、共享中国文化，进而喜欢中国文化。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通过“借船出海”构建了属于自己的全球市场销售渠道。

“造船出海”即在境外投资或设置分支机构，拓宽国际化出版传播渠道，实现中国出版品牌“走出去”。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在境外投资或设立分支机构的出版企业有400多家，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的出版机构超过100家。[16]中国出版企业可以通过“造船出海”构建全球化业务的网络平台。

“买船出海”则是通过资本输出，收购国外出版机构，实现资本“走出去”。如2014年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8000万美元收购美国出版国际公司（PIL）的童书业务及其海外子公司的全部股权和资产，这是中国出版界最大的一次海外并购。[17]

四、结语

中国出版“走出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任。十几年来，通过实施中国出版“走出去”，我国已经成为出版输出大国，但还不是出版强国，版权贸易逆差仍然明显，专业翻译人才和国际化出版人才短缺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国际知名企业较少。中国出版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创新发展，加快与国际出版市场的深度融合，要进一步推进人才工程，提升内容质量，落实好“三步走”，推进中国出版真正地“走出去”和“走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