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蛟 张子林 彭小兵

一、引言

地摊经济是面对后疫情时代国内经济增长受抑和解决民生就业问题提出并加以引导发展的一种经济形式。鉴于地摊经济在特殊时期发挥的积极作用，国家层面给予了高度关注，制定并出台相关政策予以引导：2020 年3 月20 日，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中提及“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合理设定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管理模式，预留自由市场、摊点群等经营网点”[1]；2020 年5月27 日中央文明办发布消息，“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2]；2020 年6 月1 日，李克强总理指出，“地摊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①”。地摊经济的兴起也是响应党中央国务院所提出“六保”工作中“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的需要。

实践证明，在当前特殊时期地摊经济的发展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促进了就业。一方面，地摊经济作为围绕中小企业以及门店而诞生的衍生经济和补缺经济，能有效帮助其降低库存、缓解资金压力；另一方面，地摊经济作为最后100 米创业经济，也能有效释放草根创造力，调动民众消费积极性与增加底层者收入。但是，由于地摊经济发展存在天然缺陷，如商品质量问题、对门店经济冲击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市场管理秩序问题等，与高质量经济、集约化经济的转型不相适应，传统意义上被定义为一种低端的商业经济模式。因此，如何寻求科学合理的地摊经济最优发展路径及对关键因素进行干预与引导，显得尤为重要。并且从经济生态的视角而言，“地摊现象”作为整个经济生态的一部分，理应得到尊重、扶持、培育和优化。鉴于此，研究在甄选出地摊经济发展主要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运用ISM 解释结构模型厘清因素间作用路径，并借助于MICMAC分析法确定重要管理因素。本研究的开展既有利于为政府合理引导地摊经济发展以融入城市治理提供理论参考，亦有利于为各地区地摊经济发展模式提供逻辑思路。

二、文献综述

新中国成立70 多年来，城市地摊经济治理思想经历了由干预、放任、取缔、包容再到当前开放引导的演变过程[4]。“地摊”作为被治理对象在国家政策变化中不断转变经营方式和业态。从地摊经济历史发展脉络可知，地摊经济具有稳固的现实基础，它不仅承载着底层民众的“糊口”功能，也实现了个体户向民营经济的蜕变[3]。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地摊经济发展相关探讨主要集中于政府的治理理念、治理模式和执法力度三方面。在治理理念方面，姚文胜（2014）借助利益均衡的理念提出政府应该转变管理理念，改“禁止摆摊”为“可有条件的摆摊”，将摆摊由不法行为改变为有条件的合法行为，并实施科学合理规划来破解城管与摊贩间的冲突[4]。刘升（201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城管与摊贩为了各自利益会产生“合谋行为”，因此，提出政府应该转变理念与认识，承认摊贩存在的必要性，变“清理”为“管理”[5]。在治理模式方面，王晓燕（2016）阐述了国外部分国家及国内部分城市关于摊贩治理新模式的做法和经验，提出倡导“以人为本”服务理念、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强化科学管理手段和促进城市交流合作能推动流动摊贩有效治理[6]。叶敏（2016）基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经济结构与政治体制上的差异，解释了两国大城市政府分别实行“行政化排斥”和“政治性接纳”差异化的摊贩治理路径[7]。在执法力度方面，杨亚南（2014）提出优化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需要强化规则化治理，加强对执法人员失范行为的制度监督和伦理约束[8]。崔占峰、王剑锋（2018）提出强化政府、城管与摊贩组织之间，组织与其内部成员之间各种直接或间接形式的交互活动，推行柔性执法将利于多元治理主体形成共同意识与公共价值[9]。还有部分学者对城管与摊贩间的关系演进进行了分析，如韩志明、张朝霞（2018）提出现行城管和摊贩的关系已从广泛的冲突迈向了合作，在揭示城管与摊贩之间三个层级的合作性关系基础上，对其冲突与合作及其转变背后的深层次逻辑进行探寻[10]。综上可知，关于地摊经济发展相关研究，国内学者更多偏重于“如何将地摊经济融入城市治理”的定性描述，而对“地摊经济发展影响因素”进行正面探讨的定量分析则较为鲜见。

三、影响因素选取及评价

（一）因素的选取

在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专家意见和实际调研，从供给者、支持者和购买者三个角度共计收集18 个备选影响因素（见表1）。并经研究小组讨论与咨询专家意见，将“商业意识”和“商业行为”划入“经营素质”；地摊经济中“商品特征”很难因购买者消费偏好而发生变化，所以将“消费偏好”纳入“消费能力”，并补充“集聚效应”为衍生因素。至此，初步甄选出16 个因素为地摊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要素，在此基础上对16 个因素进行评价。

表1 备选因素统计表

（二）因素的评价

1.问卷设计。在初步确定的16 个因素基础上，设计地摊经济发展影响因素调查问卷。问卷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4 个题项的被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第二部分为地摊经济发展的16 个具体影响因素测量量表。调查数据评分规则遵循LIKERT 五分量表法，“非常不重要”记1 分，“不重要”记2 分，“重要”记3 分，“比较重要”记4 分，“非常重要”记5 分。

2.问卷情况说明。在2020 年6 月1 日-20 日期间，本研究通过实际走访、微信、QQ 与电子邮件调查方法，对重庆地区部分高校公共管理专家、学生地摊创业者及本地地摊经营者进行问卷调查。本项调查共计收到问卷233 份，剔除其中用时较短、前后逻辑矛盾与选项缺失的问卷样本，最终有效问卷为213 份。并对调查问卷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构予以说明：被调查对象男性占比为54%，女性为46%；70 后占比37%，80 后占比45%，90 后占比18%；被调查对象摆摊年限1 年以下占比21%；1～3 年占比43%（包括1 年）；3～5 年占比25%（包括3 年）；5 年及以上占比11%；就受教育程度而言，高中、中专以下学历占比69%，专科与本科学历占比26%，硕士学历及以上占比5%。

3.探索性因子分析。从213 份调查数据当中，随机抽取128 份样本数据运用SPSS 软件对16 个要素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结果如下：KMO 值为0.859，表明变量间信息的重叠程度较好；Bartlett’s 球形检验值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示极度显著，说明样本数据能够进行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法验证，显示16个因子载荷系数均达到0.5 以上，说明问卷调查结构效度较好；问卷整体Cronbach’s α 系数均高于0.8，证明调查问卷信度较高。选取特征根大于1 的五个因子，其总体方差解释变量达到74.568%，表明所选取因子较好的代表了原有各个变量的信息。

综上可知，所选取的16 个因素较为可观合理，并对16 个因素予以编号，给出具体定义。Q1商品质量：包括商品品质的优劣和服务质量的好坏；Q2经营素质：个体经营者在摆摊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经营能力和文明程度，如环保意识、安全意识等；Q3商品特色：兜售商品的类别与特征，以及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突出的印象；Q4经营成本：地摊经营者在一段时间内摆摊所花费的精力、时间及费用；Q5摊位规划：政府为促进地摊经济发展而进行的总体规划，如地摊的选址、布局、划分等；Q6信息备案：城市管理者对地摊经营者进行的相关信息登记，以便后期进行信息核查与追踪；Q7交通管理：政府为促进地摊经济发展所采取的交通规划与管理；Q8协商机制：城市管理者为协调摊主之间或摊主与顾客之间的纠纷与矛盾所制定的一系列协商制度；Q9资金支持：政府为解决摊主资金压力，所制定的资金支持政策；Q10治安管理：城市管理者为维护地摊经济市场秩序，所采取的治理行为；Q11准入门槛：入驻地摊经济的主体所应具备的条件或资格；Q12消费距离：强调消费者离地摊经济聚集区的物理距离；Q13消费能力：由消费者收入所决定的消费购买水平；Q14购买频率：在单位时间内消费者进行商品购买的次数；Q15购买评价：消费者对所购买商品质量或者服务给予的售后评价，也包括对区域地摊经济整体的印象评价。

四、影响因素模型

（一）解释结构模型

解释结构模型法（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Method，简称ISM 方法）是美国J.N.沃菲尔德教授于1973 年提出，用于解决复杂社会经济关系的系统建模方法。它是利用专家的系统知识与实践经验，基于各因素间内部逻辑机理进行定量分析，最终实现各因素科学合理的层级划分[11]。具体建模步骤为：（1）明确研究目标及确定影响因素；（2）在专家评分基础上确定邻接矩阵A；（3）由邻接矩阵A 推导出可达矩阵B；（4）对可达矩阵B 进行层级划分，并通过排序后的可达矩阵B0 得出缩减可达矩阵B1；（5）根据缩减可达矩阵B1 绘制解释结构模型图。

③通过上面复式消力池的工程应用分析以及对三八江水闸工程实例的分析计算可知，复式消力池的消能效果更加明显。如重庆斑竹园水电站泄洪冲沙闸消能率可达75%左右，三八江水闸的消能效果也相当高，消能率可达到42.3%～79.4%。

（二）交叉影响矩阵相乘法

交叉影响矩阵相乘法（Cross-Impact Matrix Multiplication Applied to Classification，MICMAC）是应用影响矩阵相乘的原理，使得影响矩阵达到一种稳定状态，用于观察识别影响系统中具有动力性和依赖性的变量。该方法是ISM 分析方法的补充和延伸，在ISM 分析法可达矩阵的基础上，计算出各因素的驱动力和依赖性。其中驱动力是指各变量的可达集，以其能到达的变量个数表征；依赖性是指各变量的先行集，以其到达它的变量个数表征。计算结果可由二维坐标呈现，纵横坐标分别代表驱动力和依赖性，通过二维坐标可划分为I 自治、II 依赖、III 联系、IV 独立要素4 个集群象限，各变量依据驱动力与依赖性依次划入对应象限。通过MICMAC 计算鉴别影响变量中的驱动力因素和依赖性因素，从而有助于找到重点干预和管理的影响变量[12-13]。

本文使用ISM-MICMAC 相结合的方法可以更加全面系统地研究地摊经济发展影响因素整体相互关系，从而使研究过程更具完整性、合理性与科学性[14]。

五、地摊经济发展影响因素模型分析

（一）建立邻接矩阵

经ISM 小组讨论，并咨询公共管理专家意见，判断影响因素间是否存在直接关联。当Qij=1 时，表明Qi对Qj有直接影响或者有显著影响；当Qij=0 时，表明Qi对Qj无影响或者无显著影响，依此逻辑建立邻接矩阵A（见图1）。

图1 邻接矩阵A

（二）计算可达矩阵

利用布尔代数运算规则（即0+0=0，0+1=1，1+0=1，1+1=1，0*0=0，0*1=0，1*0=0，1*1=1），将邻接矩阵A 与单位矩阵I 之和进行矩阵幂运算[15]，直至（A+I）r=（A+I）r+1，则有（A+I）r=B，利用Matlab 软件计算，得到可达矩阵B（见图2）。

图2 可达矩阵B

（三）进行层级划分并求出缩减矩阵

承上，对可达矩阵B 进行区域划分，由表2 数据可知，该连通域中最高集要素L1=｛4，5，7，9，10，14，16｝，即影响地摊经济发展的第一层级要素。从可达矩阵中剔除Q4、Q5、Q7、Q9、Q10、Q14和Q16进行第二级划分，由第二级划分得到的可达集与先行集可知，该表中的最高集要素L2=｛3，8，11，12，13，15｝，同理进行第三与第四级划分，可知：L3=｛1｝、L4=｛2，6｝。通过级间划分，可以得出按级间顺序排列的可达矩阵B0，并通过对可达矩阵排序简化处理即可得到缩减可达矩阵B1。

表2 可达集与先行集

（四）绘制解释结构模型图及归类分析图

根据缩减可达矩阵B1 绘制地摊经济发展影响因素解释结构模型（如图3 所示）。此外，在可达矩阵B 的基础上，依据交叉影响矩阵相乘法，以横坐标数值表示依赖性强弱，以纵坐标数值表示驱动力强弱，将地摊经济发展各影响因素对应的值标注于四个象限中，绘制出地摊经济发展主要影响因素的归类分析图（如图4 所示）。

（五）结果分析

1.通过ISM 解释结构模型明确地摊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层级关系及作用路径。从图3 可知，16 个影响因素可划分为四个层级，从上至下依次为：直接层、关键层、基础层和根源层。用有向箭头表征因素间作用路径，据此可知因素间能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图3 地摊经济发展影响因素解释结构模型图

2.运用MICMAC 交叉影响矩阵相乘法识别地摊经济发展主要影响因素的驱动力与依赖性。从图4 可知，16个因素被划分为四个象限，“Q1商品质量”、“Q2经营素质”和“Q6信息备案”隶属独立象限，表示依赖性较弱、驱动力较强，具备根源性驱动力特征，是重点管理与干预对象；“Q4经营成本”等七因素位于依赖象限，其依赖性较强，属于表层的直接影响因素；“Q8协商机制”等五因素位于自治象限，需要单独考虑；没有变量位于联系象限，代表所选取因素都比较稳定。

图4 地摊经济发展主要影响因素归类分析图

六、研究结论、对策建议及展望

（一）研究结论

在文献资料与专家意见基础上，结合问卷调查客观确定出16 个因素为地摊经济发展主要影响因素，借助于ISM 解释结构模型实现了对主要影响因素的科学层级划分，明晰了主要影响因素间的作用路径，并应用MICMAC 交叉影响矩阵相乘法识别出驱动力较强因素，以此确定重点管理对象。研究表明：“经营成本”“摊位划分”“交通管理”“资金支持”“治安管理”“购买频率”“集聚效益”为直接影响因素；“商品特色”“协商机制”“准入门槛”“消费偏好”“消费距离”“购买频率”为关键影响因素；“商品质量”为基础影响因素；“经营素质”和“信息备案”为根源影响因素。其中“商品质量”“经营素质”和“信息备案”为重点关注因素。

（二）对策建议

通过对地摊经济发展影响因素较为系统科学的分析，提示城市管理者应站在系统全局的高度认知各因素的作用路径，需对不同层级的因素采取不同程度关注，并对驱动力较强因素“商品质量”、“经营素质”和“信息备案”实行重点管理，故提出以下建议：

1.力保商品质量,维护消费者利益。（1）提升货品质量。通过货品质量的提升，可以改变消费者对“地摊货”的固有偏见。因此应使地摊经营者意识到，地摊商品不仅要价廉，更要物美，否则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生存空间将越来越窄。政府可以帮助地摊经营者对接优质供货平台，以提供品质货源。（2）保证食品安全与卫生。提升地摊经济的食品卫生水平，不能仅仅依靠经营者的自觉，还需专门的管理机构依法监管、合理监管，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3）提升商品服务质量。以往消费者在地摊购买的商品缺乏售后服务等相应的服务措施，为满足现在消费者对服务质量的更高要求，地摊管理者与经营者应有意识地完善相关服务，用更好体验吸引更多消费者。

2.加强引导管理，提升经营者素质。当前地摊经济中普遍存在经营者素质偏低现象，如环保意识较差、占道经营、销售伪劣产品等，因此相关主体应加强引导管理以提升经营者素质。（1）实施柔性执法，提升环保意识。一方面市场管理者与地摊经营者签订环保协议，对于破坏市容环境行为，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警告、限制经营、列入黑名单、取消经营资格等处罚；另一方面倡导地摊经营者之间建立行业协会来提高共识、相互督促，共同提高服务水平及经营文明意识。（2）利用网络平台，执行网络监督。市场管理者可以建立相关网络平台，让消费大众参与监督和评价，通过网络反馈对地摊经营者行为进行评优罚劣。此外，政府应为提升地摊经营者素质提供“大环境”保障，如地摊集聚区的合理布局、交通管理、摊位规划、治安管理、协商机制等。

3.完善信息备案,规范主体行为。地摊经济是草根型创业经济，所以对于地摊经济入驻主体，不应采用严格的审核制，而应运用简便的备案制。（1）主体应为自然人。地摊经济的兴起最主要的是解决底层收入者生活刚需和就业需要，所以地摊经营者应该为自然人，而应尽量降低企业法人或者其代理人入驻比例。（2）身份信息备注。目前地摊经济发展缺乏规范的运行和保障机制，难免会出现纠纷、不诚信经营等问题。因此,应实行身份证登记取号摆摊经营，借助面部识别、指纹识别等技术对地摊经营者进行身份备案，一旦发生相关问题，便于管理者进行进一步信息追踪与问责。

（三）展望

本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基于主客观原因还存在以下不足：如调查样本量比较偏小；调研范围不够宽泛，致使所选取的地摊经济发展影响因素不够全面；只是模糊地推理出因素间作用路径，没有引入实证数据对具体作用路径的权重进行分析。将来可以从以下几个视角进行拓展研究：因地制宜探讨不同城市间地摊经济发展与管理模式；运用博弈理论对地摊经济相关利益群体进行研究；对具体地区展开实证研究并推演出最优发展路径，以协助城市管理者制定精准帮扶政策。

注：

①李克强称赞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人间的烟火，是中国的生机[EB/OL].http://www.gov.cn/premier/2020-06/01/content_5516569.htm，2020-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