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 恕 梁 辰 孙雅娜

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就秉承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初心与使命，带领全国人民吹响了反贫治贫的号角。中国共产党百年治贫，砥砺前行，乘风破浪，成就斐然。2021 年2 月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治贫历程与卓越成就，总结其宝贵经验与伟大贡献，不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贫困治理理论与实践具有历史价值，而且对中国共产党未来继续深化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将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治贫历程

百年来，立足于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中国共产党就农村治贫进行了策略上的科学谋划与政策上的战略布局，带领中国从弱小走向强大、从极端贫困走向全面小康。中国共产党的治贫实践先后经历了6 个发展阶段（见表1），每个阶段都有符合时代特征的不同治贫目标、治贫对象和治贫特征，配套实施了有针对性的不同治贫策略。

表1 中国共产党百年治贫历程

（一）建党后伴随中国革命与制度变革的治贫初起步（1921-1948 年）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成立，时下西方列强肆意掠夺，封建统治贪婪剥削，人民大众极端贫困。在国内外双重打压遏制下，中国共产党治贫艰难起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意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北伐期间创建农民协会，土地革命时期，将农业生产扩展到社会分配，完善土地产权，解放发展土地要素生产力[1]。如：1928 年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法》、1929 年没收地主土地的 《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1931-1947 年一系列与土地斗争相匹配的土地规制等，为深入推进反贫困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面对日本侵略军与国民党的包围封锁，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释放伟大的革命潜力，开展治贫与革命政权建设，治贫的行动空间得以延展。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广义的扶贫战略与曲折探索（1949-1977 年）

1949 年新中国伊始，我国处于全面贫困状态，积贫积弱，百废待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反贫工作。首先以土地为抓手，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其次，实施广义的扶贫战略。《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出台，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在20 世纪60 年代大饥荒肆虐下开展广义式扶贫，采取自上而下的民政救助体系。同时，致力于解决造成规模性致贫的城镇职工失业问题，对其妥善安置，提供就业培训，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这一阶段我国治贫成效主要依靠经济发展下的“涓滴效应”，治贫指向性并不明显，贫困瞄准较为粗放，主要是保障生存性需求的广义式扶贫，扶贫内容主要是物质援助与生产经营帮扶，具有“兜底性质”与“救济性质”。虽然“救急不救穷”，但契合了当时人口多、底子薄的中国国情，阻断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等贫困诱因，消除贫困的制度性根源，防止了绝对贫困大大增加，为中国共产党后期治贫提供了制度和物质保障。

（三）改革开放后救济式与开发式扶贫（1978-1993 年）

1978 年，开启改革开放后体制改革推动下的救济式与开发式扶贫。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意识到，不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是贫困的主要诱因，明确了要发展经济以消除贫困。第一，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开启中国特色扶贫模式。1982-1986 年先后开发建设“三西”地区①、划定18 个需要重点扶持的贫困地带②、成立国务院扶贫办，扶贫机构与职能增加，计划性和目标性渐强，救济式扶贫效果显著。第二，完善市场经济，充分解放生产力。1992 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解放生产力，要求释放农民生产活力，激发中国经济发展动力，提升消除贫困的能力。第三，实施区域开发式扶贫战略。加强特色产业培育，瞄定贫困县，以区域开发带动减贫，注重开发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源，提升农民总体收入水平。

这一阶段党中央扶贫战略紧跟体制改革，突出“区域发展带动”与“开发式扶贫”，符合贫困人口集中、贫困综合问题突出的中国国情。治贫主要内容为制度变革激励生产的贫困救助，持续优化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减贫，重视发展问题。贫困标准得以量化，治贫任务得以明确，治贫效率得以提高，治贫重心也开始从救济式向开发式扶贫过渡。

（四）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下解决温饱目的的攻坚式扶贫（1994-2000 年）

1994 年，我国开启解决温饱目的下攻坚式扶贫阶段。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我国国情与治贫实践，采取如下举措：第一，出台《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坚持扶持到村到户，以开发贫困地区经济与人口能力为重点，进一步深化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第二，针对日益突出的地缘性贫困，将治贫重心向偏远的中西部贫困区转移，引领积极的减贫效应[2]。第三，构筑综合扶贫战略。加大扶贫投入，调整贫困县标准，推行入户项目援助、科技文化扶贫、就业保障、生态移民等措施，大幅提升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的生存能力。

这一阶段党中央扶贫战略主要以“输血”为主，大力开展扶贫攻坚。明确贫困瞄准方式、增加扶贫资源、加大全社会动员力度，采取多元化与综合式配套措施，助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虽然集中连片贫困现象显著减弱，但区域性贫困仍然存在。中国共产党的扶贫路径也逐渐由单一的救济式扶贫转向综合的制度性开发式扶贫。

（五）新世纪常态化扶贫下整村推进与双轮驱动式扶贫（2001-2012 年）

2001 年进入新世纪，我国步入常态化扶贫下整村推进与双轮驱动式扶贫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的扶贫新目标，，主要采取如下举措：第一，改革扶贫方式与工作，推进开放式扶贫，进一步提升扶贫动能。持续缩小贫困面，减缓贫困等级，强化市场机制在扶贫工作中的特有作用，多元扶贫。第二，以人为本，提高贫困人口自身脱贫与发展能力，治贫兼顾科学发展与综合发展。第三，联动乡村治理与参与式扶贫。贫困靶向由县到村，战略政策整村推进，构建产业发展与就业保障，缓解区域、城乡差距[3]。第四，开发式扶贫与社会保障“双轮驱动”。从2003 年的“新农合”到2006 年的农业税全面废止，再到2007 年的义务教育在农村推广，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共同推进，互为补充，促成了扶贫战略的“双轮驱动”。“一体两翼”、统筹推进，形成减贫合力。

这一阶段党中央扶贫战略以保障性策略与开发式扶贫相结合，将扶贫开发作为共同富裕的主要抓手，逐步建立了常态化治贫机制。瞄准到村、整村推进，缩小区域间经济差距，强调贫困人口在治贫中的主体作用。推动形成政府主导、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多主体参与的“大扶贫”格局。国家扶贫行动更具体系、科学，开启新世纪综合扶贫战略，形成扶贫合力。

（六）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与相对贫困治理（2013 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步入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与相对贫困治理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对马克思主义治贫理论进行深化与发展。第一，精准扶贫。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战略，凝聚“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四个问题”[4]，构筑精准扶贫长效工作机制。第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把扶贫开发视为治国理政的突出要义，内源式扶贫、制度扶贫、综合扶贫丰富了中国治贫理论，为脱贫攻坚持续释放改革红利。2020 年答好新冠疫情“加试题”，扶贫更扶智，确保精准扶贫，打好收官战。第三，乡村振兴战略与相对贫困治理。继绝对贫困与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相对贫困治理和与农村治贫高度衔接的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这一阶段党中央扶贫战略以多元式与精准式扶贫为主，着眼于多维减贫目标，结合开发性与保障性扶贫并举，凝聚了以经济发展为动力、以综合治贫为合力、以社会保障为托底的中国特色减贫体系。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治贫瞄准靶向也随之由区及县、由村到户。治贫理念也从政府包揽的经济性扶贫过渡到社会参与的内生性拉动扶贫，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治贫实践与时俱进。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治贫的宝贵经验

（一）卓越成就

1.绝对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现行标准下，我国贫困人口以每年1000 万人为平均数逐年减少。2015 年“打赢脱贫攻坚战”至今，实现了4335 万人口的脱贫和832 个贫困县摘帽，贫困发生率降至0%（见图），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共产党治贫实践中的又一里程碑。

图 2016-2020 年全国贫困人口数量、贫困发生率与贫困县摘帽比例

2.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

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区域性整体性贫困特征显著。中国共产党根据国情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进行由区到户、层层下分的减贫治理。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加大了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政策倾斜力度，进行东西协作、对口帮扶、产业合作、社会力量参与和区域性减贫。2013 年精准扶贫战略实施后，区域性贫困变化更为明显，详见表2。

表2 2013-2019 年区域性贫困变化情况

从表2 可以看出，2013-2019 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均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分别累计减少了3.2、8.3 和13.6 个百分点。到2019 年，东部地区各省市已基本率先走出贫困，贫困人口减少比率高达96.0%。但从绝对量来看，6 年来西部地区贫困数累计减少最多，为区域整体脱贫贡献了重要力量。此外，2013 年中西、东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分别相差1340 万人和3038 万人。而到2019 年，这两个比较值分别下降到142 万人和276 万人，贫困发生率也分别下降到0.4%和0.8%，足以证明东、中、西部地区差距大为减少，贫富差距缩小，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

3.贫困地区居民收入快速增长

贫困地区居民收入快速增长（见表3）。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整体上呈逐年上涨态势。按照收入水平划分，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 年的0.288 万元上升到2019 年的0.426 万元，涨幅达47.9%。2019 年中等偏下、中等、中等偏上和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实现63.3%、65.6%、66.9%和69.1%的涨幅。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2019 年人均分别可支配1.999 万元、1.529 万元、1.304 万元和1.536 万元，增幅分别达68.5%、70.3%、75.3%和57.3%，总体增幅均值为69.9%。

表3 2013-2019 年农村居民不同组别下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万元/人）

在表3 中，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但仍显著高于低收入组，说明即便是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也会有局部贫困区域，东北地区基本上与农村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持平，几年来增速减缓，未来有较大提升空间。总的来说，农村居民不同组别下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得以显著提升，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差距不断缩小，居民生活质量明显提升，贫困地区扶贫成效显著。

（二）宝贵经验

1.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百年治贫的政治基础和组织保障，也是我国贫困治理的首要宝贵经验。第一，中国百年治贫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脱贫攻坚是谋求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执政为民，在治贫实践中向人民分享发展经验和成果，引领人民脱贫致富。第二，中国百年治贫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向。中国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向来保驾护航。要坚定政治方向、强化政治担当、从严从实、较真碰硬，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第三，中国百年治贫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定力。脱贫攻坚战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需要持续、长期奋斗，而中国共产党“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的“赶考精神”有效保证了治贫策略的承续，减少了不同治理理念的适应和磨合期，使扶贫事业得以“螺旋式上升”，把握治贫格局的“全过程”，实现治贫力量的延续和广泛覆盖，有效提升了治贫合力。第四，中国百年治贫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能力。全党统一意志、统一思路，为百年治贫开展顶层设计；全党统一部署、统一谋划，为百年治贫规划时间表和路线图；全党统一节奏、统一步伐，为百年治贫制定行动纲领和落地举措。统筹谋划、精准施策、持之以恒、强力推进，切实提高了执行力和扶贫实效。

2.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

脱贫攻坚战的彻底胜利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治贫宝贵经验之二。其一，中国共产党百年治贫得益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性。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展路径着眼于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为人民群众求幸福、谋福祉是其本质要求和价值取向。其二，中国共产党百年治贫得益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平性。“蛋糕”既要做大，又要分好。中国共产党积极促进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做好普惠性民生建设与兜底性社会保障，为治贫提供稳定保障。其三，中国共产党百年治贫得益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源自人民，出自实践，具有强大的优越性与生命力。“中国之制”是打开“中国之治”大门的核心秘钥，凝聚各方、整合资源，转制度优势为治理效能，形成治贫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其四，中国共产党百年治贫得益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凝聚性。首先，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与首创精神，大力弘扬“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其次，将人民对美好生活之向往凝练成脱贫攻坚之强大动能。多元创新、智志双扶、盘活要素、互通互动，激发人民造血能力与脱贫内生动力，为减贫治贫提供强大发展动能。再次，将中华传统美德孕育出民族精神、民族品德、民族意志。凝聚爱国主义、时代精神、中国价值的民族精神，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衷共济的民族品德，凝聚人心、汇聚民力、不断激发乡村善治与社会向上的民族意志。最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成广大人民群众自发向上的发展力、战斗力与创造力，激发人民智慧与力量，坚持上下同心、形成意志行动、凝聚团结伟力、共助济困治贫。

3.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贫机制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贫机制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治贫的宝贵经验之三。第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贫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治贫提供理论保障。首先，马克思从人的“现实属性”出发，指出“需求属性”是摆脱贫困的实践动因，提出兼具现实性、客观性和实践性的人的全面解放逻辑与治贫理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梳理我国的致贫因素、制度局限与治理趋向，拓展多元治贫，阻断农村贫困循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这既是对当下已有的救济保障、涓滴效应等反贫理论的超越，也是对马克思贫困治理理论的丰富和深化。其次，把握治贫规律。贫困问题具有阶段性、特殊性和灵活性。中国共产党采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重治理逻辑，用动态、发展的眼光构建了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治贫道路，书写中国治贫故事。最后，创建中国特色治贫道路。中国共产党充分调动治贫的一切积极因素，系统治贫、协同治贫、合力治贫，构建大治贫格局，构建中国治贫的话语体系。第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治贫机制，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治贫提供机制保障。中国治贫特色在操作上的可落实、落全、落细。落实是指党中央出台了一套权责分明、任务到人、考核到位的工作机制，保障治贫的上下贯通、明晰落实；落全是指东西互助、政企对接、社会组织等参与主体的全面，既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又关注其教育、生活、医疗等发展问题的治贫内容的全面以及贫困识别、救济、治理、退出等治贫全过程的全面；落细是指政府财政投入多样化、科学化、渠道化，看好路，打好靶，确保治贫资金与政策精准落户、落人、落地[5]。第三，发展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协调，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治贫提供智囊保障。发挥政府的主导力量，做好顶层谋划，发挥方向识别与政策导向的重要作用，提升治贫整体效能。同时，加强基层创新，激发扶贫合力。第四，发展政府与市场的联动，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治贫提供动能保障。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化治贫机制，拓宽扶贫开发资源，在贫困户中间构建内外两种资源，促使竞争机制透明化、公平化，既给予其税收减免与政策奖励，又严格绩效考评与减贫退出机制。加强金融机构的金融扶持引导，合理吸收利用社会资金，切实提高扶贫效率与精准度，协同推进稳定“输血”与高效“造血”，促使治贫效果最大化。

4.积极开展国际减贫合作

积极开展国际减贫合作，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治贫的宝贵经验之四。第一，积极开展国际减贫合作，彰显了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共产党百年治贫的巨大成就既证实了精准扶贫战略的正确性，坚定了全球减贫的信心，又有力回应了发展中国家治贫所面临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有利于加快其脱贫进程和治贫效果。第二，推进世界减贫进程，发挥中国在全球治理话语权中的特殊作用。2020 年我国提前10 年实现联合国2030 年减贫目标，大大推进世界减贫历程，更增强了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用“东方力量”冲破现有的资本主义下不均衡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为推动全球贫困治理话语权的公平优化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中国话语权的增加也有利于优化我国治贫外部大环境，加强国内国际联动，从而反哺我国的治贫实践，使扶贫软实力效能最大化。第三，参与国际治贫合作，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参与联合国“消除贫困联盟”、开展南南合作、开设中国减贫国际论坛等分享减贫历程与经验，采用全球化视野与大国担当，为世界减贫作出突破性贡献，拓宽并升华了中国治贫的全球价值。第四，坚持“一带一路”倡议，发展国际治贫大格局，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减贫事业提供底线共识与目标方向，“一带一路”倡议助推沿线各国和地区强化交流，务实合作，突破“单边化”不利格局，超越传统治贫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重塑全球正义秩序，开拓全球减贫事业新局面，助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长足发展。

四、中国共产党治贫的前景展望与对策建议

（一）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夯实治贫根基与保障

未来在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上，本研究提出将从以下方面进行治贫：一方面，保成果。第一，防返贫。加强对潜在的返贫治贫态势、失志贫困户、贫困“边缘户”的有效动态监测，强化返贫预警机制，防止因政策间断、因病因灾引致的返贫，克服贫困治理的短期效应，将治贫重心从速度向质量转变。第二，防新增。除了及时防止脱贫户返贫外，更应有效防止非贫低收入户转贫。深化综合扶贫体系，着重增强低收入人口抗逆力，防止因其自我认识不到位、发展内生性不足、突发事件或风险承受力低下等造成的贫困增加，使脱贫基础更稳、成效更持续、真正经得起时间和人民的检验。另一方面，拓成果。第一，贫困标准再识别。脱离绝对贫困后，应及时调整、提高贫困线设定标准，不断充实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机制，实现质量型治贫。第二，治贫计划新制定。明确新阶段的治贫政策、依照治贫实践更新治贫计划。健全乡村振兴领导体制，深化产业扶贫、人才扶贫、生态扶贫、文化扶贫。同时，解决好脱贫攻坚时期的部分遗留问题，如：发展动力问题、政策依赖问题、支持公平问题等，激发不同参与主体与要素间活力，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夯实治贫根基与保障。

（二）实现从消除绝对贫困到治理相对贫困的完美过渡

要做好实现从消除绝对贫困到治理相对贫困的完美过渡。首先从定位上看，虽然我国绝对贫困问题已经消除，但是相对贫困因其复杂性、多变性而仍会不同程度地存在，我国治贫重心亟待转移至相对贫困上来。我国相对贫困呈现多种类型，包含个体收入、教育、生态环境、医疗等多个维度[6]。相对贫困治理标志着中国治贫的高质量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今后治贫的主要攻坚方向。其次从内涵上看，相对贫困认定标准更高、涵义更丰富、形式更多元，具有基数大、涵盖广、致贫风险高等特征[7]。未来既要防止因“兜底保障”而脱贫的“贫困边缘户”以及抗风险能力低下的低收入人群的返贫治贫，又要帮扶因东西区域发展不均衡引致的相对贫困人口，还要重视城市的相对贫困现象。最后从措施上看，加强对贫困治理的宏观调控和整体把握，注重不同相对贫困人群的贫困致因与兜底保障。因需扶持、适度倾斜、精准牟定、综合施策，构建相对多维贫困线，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创新治贫理念，建立包容共生的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让人民共建共享治贫成果。

（三）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未来在治贫工作中要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保护好、利用好可持续治贫形成的新生资源和长效内生动力，做好二者的有机衔接，形成长效治贫机制。第一，发挥组织优势、凝聚红色力量。吸引基层群众、乡贤志士、行业达人集思广益、汇聚民心，深化自治实践，分享致富经验，化被动为主动，凝聚治贫力量。第二，对接可持续治贫、坚持政策引领。坚持人民性，强化补短板，构建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联动机制，促进治贫政策的平稳转型与过渡，将帮扶、共享、包容、普惠融入乡村振兴的总框架下统筹推进，以政策力量守牢底线，做好监管兜底衔接，因地因人因时治贫，提高乡村治理的精准度和匹配度，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兜住、兜好。第三，做好产业衔接、增强主体优势。发挥农业比较优势，增加乡村振兴资源要素投入，完善全产业链，盘活贫困户资产，同步人才振兴[8]。拉动产业发展后劲与提档升级，嵌入农民群众的权益诉求，焕活乡村发展活力，增强主体优势。第四，落实农村建设、促进乡村善治。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提升宜居水平，提高生态意识，消除精神贫困；畅通要素流动,打破制度壁垒，营造区域发展潜能，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协同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关注社保兜底与“互联网+护理”模式[9]。顺应乡村发展规律，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助推乡村善治，使乡村振兴战略践之可行、行之有效。

（四）结合发展理论与治贫实践，坚定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

在治贫工作中要结合发展理论与治贫实践，坚定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第一，坚持发展理念与开发式扶贫。把发展放在首位，因地制宜，坚持综合开发与社会帮扶，激励协同可持续，促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第二，开发人民自我发展能力与内生动力。积极开发人力资本，打造低收入群体能力建设平台，激发内生发展取向，阻绝贫困代际转移。问需于民，以需定培，落地实践，精准培训。逐步改变坐等兜底、安于现状的心理与精神贫困，提升“我要脱贫”的主动造血观念与能力，不断向边缘贫困和相对贫困人口赋权，激发外源帮扶的内生效应，真正实现群众的贫困治理自觉。第三，坚持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促进人口与资源的良性循环，融合与形塑乡村治理，对接乡村社会与现代社会，建设好山好水好家乡[10]。第四，发展长远眼光，关注治贫的长期效应。既要关注当下的治贫实践，做好可持续治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又要重视治贫的连贯性与长期效应，使政策举措真正为民利民。在贫困治理中保持清醒和冷静的头脑、历史审慎的眼光、宏观长远的意识，联动国内国际大循环，打造新时代的治贫大格局，升级贫困治理体系与能力，协同推进，整体优化，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

百年承诺，千年目标；八年攻坚，千年梦圆。回首百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展望未来，我们必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再铸中国奇迹，谱写中国辉煌！

注：

①甘肃的河西、定西和宁夏的西海固，被称作“三西”地区。1982 年作为全国第一个区域性扶贫开发实验地，国家每年拿出2 亿元对其进行开发式扶贫，计划用10 年时间使其彻底告别贫困。

②1984 年9 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划定18 个需要重点扶持的贫困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