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维 赵益晨 万婷婷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要实现“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这为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社区作为生活共同体、治理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复合型空间，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刘建军，2020）。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武汉乃至全国的社区承受了莫大的考验，尤其是在武汉封城后，社区站到了舆论前台，成为在疫情防控、管理服务等各类问题的集合点。笔者及其团队密切关注这一特殊时期的社区治理实践，参与观察和调查了武汉市7个区16个街道的23个社区，通过对不同主体的访谈，了解了疫情期间不同社区的抗疫过程。在访谈中，笔者观察到一个共性特征，即社区治理在疫情背景下集中体现为社区服务能力，而社区的服务效果体现了治理效能的差异。这一特征引出了本文的问题意识，即社区治理效能究竟是如何通过服务得以展现的？而社区服务能力具体受到哪些要素的影响和支配？

针对第一个问题，国内学界目前主要从理论上阐释了社区治理与社区服务的内在关联。曹海军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时代背景，提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下沉，将治理寓于服务之中，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曹海军，2018）。潘屹则从社区本身出发，认为社区治理本身就包括社会管理与服务，就与民众日常生活最为贴近的社区而言，承载的最基本任务、最核心功能就是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