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伟

一、导言

1970年代开始，组织制度环境和新制度主义组织研究在组织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Greenwood，2008）。梅耶和罗恩1977年发表的《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和仪式的正式结构》是新制度主义组织研究的奠基之作，梅耶文中提出了为什么现代组织具有高度相似性的问题。迪马吉奥、鲍威尔、朱可儿和斯科特等人进一步推动了新制度主义研究对该问题的回答。此后，组织趋同成为了新制度主义组织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然而1990年代开始组织趋同研究走向衰落，有不少研究对该研究范式进行了反思（Suddaby，2010）。首先，组织趋同研究的核心在于分析制度环境与组织结构的关系，但长期以来对制度环境与组织结构的内在互动机制挖掘不够。其次，为了凸显新制度主义视角的独特性，不少研究在弱化利益、权力等传统分析框架的同时，又难以建立一个对制度内涵有清晰说明的分析范式。总之，微观层次上解释力缺乏成为新制度主义研究长期面临的理论困难（周雪光，2003；曹正汉，2005；Powell，2008）。

通过对组织趋同研究的发展脉络和方法论基础进行分析，本文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组织趋同研究提出另外一种反思。本文认为在组织研究中存在着强调组织目标和组织理性的原子化方法论传统。为了克服这种方法论传统，梅耶提出了社会共享观念对组织的影响，进而发展出了新制度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一系列开创性研究中，梅耶始终贯彻了这一方法论主张。1980年代以后的新制度主义研究试图拓展研究分析的范围，将利益、权利等要素重新纳入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中，但没有对制度内涵给予清晰说明，导致新制度主义组织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被动摇，间接造成了1990年代以后新制度主义组织研究的混乱。

二、组织研究的原子化方法论传统

组织社会学研究在美国真正成为相对独立学术领域是在帕森斯将韦伯著作翻译进美国以后（Scott，1975）。受法约尔、泰罗等管理学传统的影响，组织社会学一直有很多研究强调科层组织是一种理性模型，其组织结构是基于某种组织目标设计而成的。Silverman将这种研究路径称为组织社会学的社会—技术研究（Silverman，1970）。社会—技术研究将组织作为由正式结构搭建而成的精妙机器（Scott，1975），认为根据组织规模、组织任务复杂度等组织要素的不同条件，可以进行最有利于组织目标实现的组织结构设计。这种研究在1960年代以后，受到经济学和帕森斯社会理论的影响逐渐发展成组织权变理论。而权变理论正是新制度主义组织研究兴起之前具有原子化方法论假设的组织理论的重要代表。

社会—技术研究最早开始于Udy对科层组织进行操作化研究的努力。他按照韦伯总结的官僚制特点，抽象出7个包括权威阶层、专业行政人员、办公分化程度等维度在内的具体测量指标，试图通过指标得分的方式建立起对组织正式程度进行测量的量表。量表得分越高，组织的正式程度也就越高。Udy的研究大都反映了这种研究旨趣，开创了社会技术研究的早期基础（Udy，1959a、1959b、1961）。社会—技术研究认为组织正式结构具有最优的效益结果，是应对组织规模扩大、任务复杂度等现实困难的重要手段（Bendix，1956；Anderson&Warkov，1961；Rushing，1967）。这种研究路径将组织看作封闭的资源和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个体，认为通过综合考量组织内的技术复杂度、组织规模和组织分化程度等因素，可以实现对组织目标最优的组织设计。

Udy开启的社会技术研究只关注组织内部要素对组织目标和组织结构设计的影响，将组织看做封闭系统。伍德沃德通过对92个企业进行调查，认为处于混乱和复杂环境中的企业更倾向于接纳组织原有结构，而在简单和稳定环境中的企业更易采纳理性的正式结构，组织环境和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应该得到研究重视（Woodward，1958）。与伍德沃德相似，詹姆斯·汤普森也倡导建立一种包括组织环境在内的组织理论（詹姆斯·汤普森，2007），他综合帕森斯、马奇等人的理论，将环境要素引入组织研究，为权变学派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6年，受汤普森邀请帕森斯在《管理科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组织研究理论的论文（Parsons，1956）。这篇论文中帕森斯认为组织包括三个主要系统层次：组织技术、组织制度和组织管理三个层次。帕森斯关于组织层次的区分对汤普森产生很大影响。在他看来组织技术层次是为完成组织目标而设立的，因此组织技术的需求是组织核心；组织的制度层次是组织为实现其技术需求，而设立的与外界沟通和交换资源的稳定渠道；组织管理层次居中协调，保障组织技术需求的最大化（汤普森，2007）。受到马奇、西蒙组织决策研究的影响，汤普森又将环境的不确定性引进理论框架。他认为任务环境越是动态，组织也就面对越多偶然事件。为实现组织目标、协调组织内部的技术需求与组织环境的变化，组织需要设立更多的制度。组织环境的不确定性越强，组织设立的制度也就越多（汤普森，2007：80-100）。组织技术目标的实现是综合协调组织内部技术需要与外界环境变动的产物。

与传统的社会技术研究路径相比，权变理论将组织环境引入分析框架，认为组织并非封闭的个体，而是受到变动环境影响。权变理论将组织看作一个开放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社会—技术研究中的封闭理性系统模型。但权变理论仍然认为组织是基于效率目标实现而设立的理性组织。新制度主义组织研究兴起前，理性组织模型预设在组织研究的传统中长期存在。在梅耶看来这些研究中根深蒂固地预设了一种原子化的组织行动者形象（Meyer&Jepperson，2000）。这些研究中组织作为目标导向的理性个体而单独存在。组织生活在一个无文化的理性环境中，组织和环境的关系仅是一定程度的技术和物质交换。组织以自我目标为核心，具有自我设计和利益最大化的能力。延续这种研究预设，现实社会中的组织无不具有基于自身需求的理性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组织也应具有不同的结构形态。那么为什么现实中的组织结构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呢？又怎样理解组织中不具有明显效率导向的正式结构的存在？这些问题是秉持原子化方法论传统的组织研究难以解答的。

三、共享观念与新制度主义的早期研究

梅耶和罗恩1977年发表在AJS上的《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和仪式的正式结构》一文针对上述研究的缺陷提出了组织相似性的问题，也开创了新制度主义组织研究的先河（Meyer&Rowan，1977）。根据文章研究重点的不同，梅耶在1970年代的组织研究可以分为：关于教育组织对学生影响的研究、学校教育活动相似性的研究和组织结构相似性研究三个方面。通过梳理梅耶这一时期的不同研究，可以发现纠正传统研究的原子化个体假设一直是梅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通过对共享观念在教育组织中作用的研究，梅耶进一步明确了制度环境对组织结构相似性的解释力，从而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当时主流研究中原子化预设的组织分析路径。

（一）发现共享观念：教育组织的观念影响

1970年代，梅耶最早的学术研究主题是学校教育对学生的影响。1969年梅耶关于学校的图章（charter）作用的讨论一般被认为是他最早产生广泛影响的文章（Dimaggio&Powell，1991）。在这篇文章中梅耶的研究主题是学校对学生产生教育作用的内在机制。受到社会化理论的影响，当时美国教育研究的主流认为，学校教育对学生的影响表现在塑造了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社会角色。除社会化的解释外，还有一种研究受到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将学校学习看作一个投资—回报的理性计算过程，认为学校对学生主要是一种知识和技能传授的作用，没有其他方面的影响。

既反对过度社会化的假设，又不认同人力资本理论的解释，梅耶认为学生在学校中学习，除接受学校正式结构传授的文化知识和取得学位证明外，更重要的是学生在学校中习得的包括知识文化、行为方式、职业选择等方面在内的混同影响。学校对学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学校提供给了学生关于职业、行为方式、社会地位等在内的一整套知识观念。梅耶将学校所提供的这一整套知识观念，称为学校的“图章”作用。学校“图章”作用的主要来源是学校所在的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不仅包括社会对学校教育应有样貌的认知，还来自学校所接触到校友群体、资金网络、政府规章的多种社会要素。值得注意的是，梅耶并不认为学校的“图章”作用与学校本身毫无关系，学校可以有选择性地使用一些“图章”要素，构成学校组织内部的特有“图章”。

《图章》一文中，梅耶的研究重点是试图展示学校在传授学生共享观念过程中的作用（Jepperson，2002）。1970年代初期，展示学校的观念传授过程是梅耶的主要研究目标。在一系列关于教育实际效果和学生教育选择的研究中（Meyer，1970a、1970b、1971），梅耶没有采取人力资本的解释方案。他试图指明教育组织从社会中获得共享观念，从而实现对学生和教育本身的影响。

（二）共享观念与学校教育活动的相似性

如果说1970年代的早期研究仅在说明共享观念在教育效果中的作用。1970年代中期梅耶从关注教育对学生的影响转变到对教育组织本身的反思，更进一步发掘了共享观念所具有的解释力。如何更加清晰地展示社会共享观念与教育组织的运行关系是他思考的重点。

长期以来，美国教育组织缺乏有效的内部协作和统一安排。虽然有一些表面规章，但是美国各州政府对授课活动和内容本身没有明确规定。梅耶发现很多不同学校中的授课活动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在缺乏明确规定的条件下，怎样理解这些实际授课活动的相似性（Meyer，1975）？这是梅耶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首先，梅耶否定了教师受到职业道德规范约束的观点。他认为实际经验中，很多老师并没有按照教师的职业规范在进行教学活动，很多教学活动中的即兴发挥也不符合教师规范的要求。他认为对老师们的实际教学活动产生影响的是一种共识观念。这些观念包含着社会对怎样上课、怎样讲课、怎样安排作业等教学活动的共识。因为是一种普遍共享的观念，这些共识为老师所知道（known），教学活动才能在没有受到教育组织约束的同时，表现出普遍的相似性。梅耶在对文章进行总结时认为①文中内容为作者翻译，英文原文为“Most organizations operate is in important respects like schools．These functions are legitimated within the firm by their legitimation outside it, not by known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 not really by the arbitrary controls of central authorities． If this is true, the shadow prices of many activities within the firm are established by their social meaning and value outside it．” (Meyer,1975:12)：

很多组织活动运行与学校具有相似性。这些活动和结构被组织外的社会环境合法化，而不是来源于组织内在的功能或控制权威要求。如果以上论证属实，组织活动的内在价值是来自于组织外的社会意义和价值（Meyer，1975：12）。

学校授课活动呈现广泛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来源于共识观念的合法化作用。在已有文献中，这是他第一次提出共享观念的合法化作用。与之前的研究仅仅强调共享观念的存在，并不论述共享观念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相比，在关于学校授课活动相似性的研究中，梅耶认为这些共享观念给授课活动带来了社会合法化的影响。在梅耶看来，社会环境对组织活动的重要影响在于它通过合法化赋予组织活动以意义和价值，这种合法化表现为在社会环境中人们关于授课活动的观念和共识。在后来的采访与论文中，梅耶多次提到他所认为的合法性是一种观念共识（Berger，2002；Jepperson，2002；Meyer，2008：840-870；Meyer，2010：35-45）。事实上，在1970年代中期的几篇论文中观念合法性成为梅耶理解社会要素对组织影响的主要概念工具。

（三）理性制度的“神话”：组织正式结构的观念基础

1975年以后，梅耶开始关注组织结构研究。延续已有研究中对社会共享观念的重视，他认为组织结构的相似性也是由于社会中广为流传的观念导致的。在梅耶看来，支撑组织正式结构合法性基础的是一种特殊的共享观念：关于理性制度的“神话”。首先，梅耶反对正式结构利益起源的传统解释，他认为现代组织中存在大量对组织来说没有实际利益的正式结构，权变理论影响下的主流组织理论难以解释这些非实效结构的存在。在他看来，这些非实效的正式结构具有更加广泛的观念共识基础。他将这些观念称为嵌入在制度化环境中的“理性神话”。因为采用了具有“理性神话”的正式结构，组织的合法性增强、生存能力提高。

《制度化的组织》一文中关于制度与组织结构的论述被认为是新制度主义组织研究的最早起源。实际上《制度化的组织》一文中梅耶并没有对制度给出一个完全的定义。他只在文章的导言部分，引用伯格和卢克曼的观点对制度化的过程进行了界定，认为“制度化的规则是类别系统，他们把社会建构成不断重复的类型或解释。这样的规则可能被广为接受、可能是公众舆论或法律力量所支持的。”梅耶在此处说明了制度化是使义务或现实在社会思考和行动获得类似规则地位的社会过程。在他同年同刊稍早一点发表的《教育影响作为一种制度》（Meyer，1977）一文中，他对制度的内涵有更加清晰的讨论。制度在这篇文章中被梅耶界定为社会中理所当然（take it for granted）的共识。在他看来，作为一种制度的教育系统本身就是一种意识观念。教育系统将社会中人人都视为理所应当（take it for granted）的共享观念作为制度，而制度的内容包括个人所认可的承诺和价值观念，也包括社会中运行的观念事实（Meyer，1977：65）。将制度作为一种共识观念，梅耶更加重视的是这种共识观念所产生的影响（Meyer，1977：66）。教育系统作为一种意识观念，不断再生产和合法化了美国的社会结构。梅耶的研究中从没有抽离共识观念，单纯讨论制度的存在和影响。事实上，在1999年的访谈中（Berger，2002），梅耶也认为他对制度和组织的研究坚持的是一种共享观念解释的路径。

延续观念解释的思路，梅耶对组织正式结构相似性的回答也诉诸于一种理性“神话”观念。理性“神话”与其他的制度观念不同，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Meyer，2010：73-77）。在《制度化的组织》一文中，梅耶的目的正是在于指明这种理性“神话”观念对组织结构的影响。理性“神话”作为众多制度共识中的一种，是真正推动组织正式结构相似性的动力。

（四）小结：共享观念、制度与组织趋同问题的提出

预设组织作为原子个体的权变理论在解释组织活动和组织结构的相似性时缺乏说服力。梅耶的研究旨趣正是建立在权变理论的这一弱点之上，他关注组织正式结构和组织活动中的相似性，认为这些相似性是社会中共享观念所形成的。一方面，共享观念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使组织和行动者处在与社会相连接的过程中，并非完全按照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行事。另一方面，组织和行动者又是这些观念的具体承担者，行为由行动者和组织自己决定，这给予行动者和组织一定的自由空间。而制度是一种相对固定成型，具有稳定影响的特殊共享观念。在对组织正式结构的解释中，梅耶将这种特殊共享观念称为“理性神话”。可见虽然对制度采取一种建构主义的定义方式（Meyer，1977），但在实际分析过程中，梅耶的制度概念从来不是抽象空泛的存在。社会共享观念作为制度的实质内容在梅耶的组织研究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解释作用（周雪光，2003；曹正汉，2005）。

梅耶的分析方式将组织结构和组织活动放在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中。通过对共享观念和制度环境的强调，梅耶为组织研究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原子化个体假设的新解释路径。他的研究围绕着共享观念与组织活动和结构的互动提出了很多值得进一步发掘的问题。既然理性的制度“神话”使得组织的正式结构越来越相似，那么关于组织结构的制度观念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在很多正式组织中，组织实际活动与组织的正式结构呈现一种松散结合的状态。这种松散结合究竟是共享观念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还是因为组织自身具有一定的利益需求？这些问题在梅耶1970年代以后的研究中常常被提及，也是值得进一步思考和发掘的研究主题（Meyer&Scott，1983；Meyer，2010）。

四、组织趋同研究的发展：原子化预设的回归

新制度主义组织研究在198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但直到1991年迪马吉奥与鲍威尔《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一书出版以后，“新制度主义”才正式成为一个组织研究学派的统称。1980年代，新制度主义研究一般被称为组织相似性研究或组织趋同研究（Fligstein，1985），可见组织趋同问题在新制度主义组织研究中的作用。虽然梅耶对于组织相似性的奠基性研究提出了很多重要问题，但是1980年代新制度主义组织研究者对这些基础问题并没有给予多少 关 注（Greenwood&Oliver&Suggaby，2008：13）。这个时期的新制度主义研究更加关注组织趋同变迁的具体机制（Dimaggio&Powell，1983）和过程（Tolbert&Zucker，1983），在推动新制度主义研究的操作化与经验验证中获得很大发展。但这个时期的组织趋同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这两种研究在扩展研究范围的同时，都强调弱化利益要素在新制度分析中的作用；其次，两种组织趋同研究（机制研究和过程研究）中对制度的内涵都缺乏清晰、统一的讨论，这对后续一系列经验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导致了经验研究中制度概念使用的混乱。

（一）组织趋同的过程分析

过程分析的视角认为组织结构趋同是一个逐渐变迁的过程。朱可儿和Fligstein的研究是这一研究视角的代表。首先，朱可儿对制度采取一种社会心理学化的定义方式，认为在梅耶的研究中过度强调了观念意识对组织结构的影响（Zucker，1977）。他将制度界定为保存社会秩序的一种心理认知过程。此外，在他看来组织结构的变迁受到组织内部的利益、技术需求和社会环境双重影响，他试图通过历史阶段分期的方式将这两种不同研究路径进行统合。按照这种思路，Tolbert和朱可儿（1983）对美国各个城市中公务员制度的推广历史进行了分析。在他们看来，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初期，很多城市是基于城市社会治安、人口管理和减少内部冲突等城市治理需求才采用公务员制度的。在这个阶段，城市内部的技术和利益要素决定了城市是否采纳公务员制度。而随着采纳公务员制度的城市越来越多，在对后来采纳公务员制度的城市来说，城市内的技术和利益因素就无法有效解释后来的城市中对公务员制度的接纳。他们认为因为城市的内部要素可以解释早期城市对公务员制度的接纳，而无法解释变迁后期的公务员制度变迁，所以在后期的公务员制度改革中存在着一种制度趋同的默认机制。除了Tolbert和朱可儿的研究外，Fligstein对多重事业部公司模式扩散的研究也是过程分析的代表。在他看来，1919年到1979年，美国大型公司中多重事业部模式的扩散是市场分化、组织策略与消费和金融领域兴起等多重动力互相影响的结果，而在事业部模型扩散的后期，大型公司间的相互模仿也是导致多重事业部模式扩散的动力。

这些研究的过程分析视角不仅推动了对组织趋同变迁的一系列经验研究，还提出了趋同过程的两阶段模型。这种将组织趋同划分为不同时期的两阶段模型，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但是过程分析的视角也存在两方面的重要缺陷。首先，过程分析在组织结构变迁的阶段划分中存在任意性，对划分原因交代也不够清晰。以Tolbert和朱可儿的研究为例，他们认为美国公务文件不再讨论公务员制度就代表着公务员改革进入了后期。这种划分方式，显然过于简单表面。其次，这些研究将组织趋同作为组织结构变迁后期的一种默认选择。对同形变迁的原因缺乏深入分析。与之相比，机制分析在分析趋同变迁的内在机制上更有深度。

（二）组织趋同的机制分析

1980年代，推动新制度主义的另一奠基之作是迪马吉奥与鲍威尔于1983年合写的《关于“铁笼”的再思考：组织场域中制度性同形与集体理性》一文。围绕什么使组织如此相似的问题，迪马吉奥和鲍威尔接受了过程研究中提出组织趋同的两阶段模型。首先，他们区分出两种组织趋同：竞争性趋同与制度性趋同。迪马吉奥等人就制度性趋同的变迁机制又作了进一步细分。在他们看来，制度性趋同包括：强制（coercive）、模仿（mimetic）和规范要求（normative pressures）三种细分机制。强制机制是对国家、法律以及组织场域中强制力量的回应。模仿机制是指对组织面临不确定技术、目标和环境时，组织的无意识模仿。规范要求是指组织受到专业化规范道德的约束。在组织结构趋同变迁的同一过程中，这三种机制可能共同发挥作用，也可能由某一种机制主导。除了区分组织趋同的变迁机制，这篇文章还提出了组织场域作为组织环境，其结构化也会对组织趋同的变迁产生影响。随后他们提出了需要经验证实的12个假设，鼓励后来的研究进一步验证组织趋同的不同机制。《关于“铁笼”的再思考》一文产生广泛影响，到2008年这篇文章成为美国社会科学史上影响力最大的十篇文章之一（Greenwood&Oliver&Suggaby，2008：3-7）。

与过程分析的视角过于关注具体组织结构的变迁、缺乏原因解释相比，迪马吉奥等人的机制分析更关注组织趋同背后的制度动力机制。但是迪马吉奥等人放弃了梅耶强调的制度作为一种共享观念的解释，转而区分出制度动力的强制、模仿和规范三个发生机制。这三个发生机制一定程度上深入阐释了组织趋同变迁的内在过程。以模仿（mimetic）机制为例，文章认为当组织技术条件、目标和组织环境模糊时，组织倾向于采用模仿行为。在他们看来，模仿是组织无意识的行为，很多时候模仿可以通过组织中成员或者咨询机构等得以间接实现。受到机制分析视角的启发，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组织研究学者的很多研究都致力于分析组织趋同变迁的具体机制（Jennings&Dobbin，1988；Pfeffer&Cohen，1984）。

但是组织趋同的机制分析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仅仅指明组织同形过程中存在不同发生机制无助于对现实问题的解答。这些同形机制发生的内在制度动力究竟是什么？《关于“铁笼”的再思考》一文对制度和制度环境缺乏有效说明，导致同形机制的内在动力也不够清晰。在对强制性机制进行讨论时，这种机制的内在动力是国家、法律和场域规定给予组织的强制性制度。而模仿同形中，组织无意识的模仿行为是在说明认知观念对组织同形的影响。规范要求性同形中，专业化的道德要求是组织同形的内在动力。如果三种机制同时存在，同时发挥作用，那么国家和法律的强制性制度、社会认知观念和专业化的道德规范也就都是机制分析中制度内涵的一部分。这显然扩展了梅耶强调社会认知观念的制度定义。事实上，梅耶也认为迪马吉奥等人区分的三种机制中，只有模仿性同形最接近他原来的制度定义（Meyer，2008），与制度内涵的含混相伴，在文中对组织制度环境的讨论也缺乏实质内涵。组织环境制度化与组织场域结构化一同发生（Dimaggio，1983：26），组织场域中互动程度增加、权威出现、信息沟通和共识出现等过程都成了组织环境制度化的过程。

其次，梅耶认为制度作为一种共享观念，既约束组织的行动、推动组织趋同的变迁，又内在于组织和行动者，受到组织行动的影响。而迪马吉奥与鲍威尔1983年的文章中不仅放弃了对制度的共享观念式定义，还忽略了在组织同形过程中组织本身所具有的能动特点。1988年迪马吉奥在《制度理论中利益与能动性》一文中认为应该重新考虑组织的利益因素与组织的能动性问题。迪马吉奥强调应该关注组织的生存利益和制度环境中衍生出的利益这两种利益形式，以保持制度分析反对理性利益个体的研究初衷。但正如Suddaby指出的这种恢复“利益分析”的倡导在经验研究中又引起了新的混乱（Suddaby，2010）。

（三）制度内涵的混乱与原子化假设的回归

组织趋同的过程分析和机制分析关注的重点在于如何处理组织趋同过程中的组织利益和制度要素。过程视角把趋同作为一种逐渐演变的历史过程，趋同往往发生在演变的后期。而演变前期，组织的内部利益、组织间权利斗争和组织技术要素等利益模型往往是解释组织趋同的重要因素。这种视角试图通过发展阶段的方式，将组织趋同的不同解释角度进行整合。过程分析本身不关注制度的具体内涵（Zucker，1987），而是更加强调一种经验导向，认为应该在制度和组织结构变迁的具体过程中，发掘制度和组织趋同的互动机制。组织趋同的机制视角强调趋同是一种内在的因果机制。迪马吉奥等人的机制分析并非经验导向的讨论，而是希望对组织趋同内在的原因机制进行更加详尽的说明。与梅耶的制度定义相比，在对趋同机制进行讨论时，迪马吉奥将国家、法律、规范道德和认知观念等要素都作为一种制度形式予以接纳。梅耶的研究中强调的是国家、法律和规范道德等作为一种认知观念的影响。而迪马吉奥等人的机制分析，是将三种机制并列，没有对制度的核心要素给出说明。这造成了制度理解的混乱。此外，迪马吉奥认为应该倡导将利益要素重新引进制度分析框架，这客观上与过程分析中强调利益要素等诸多要素的实证倾向互相结合，造成了理解上的混淆。

从1983年到2000年，发表在比较主流美国社会学和组织研究刊物上关于组织趋同研究的文章中，将过程与机制分析混合，对制度内涵界定不清的研究有很多。本文总结了18篇研究文章，具体内容见表1。

表1 组织趋同研究举例汇总

（接上表）

这18篇研究文章中有10篇研究组织的某项决策的相似性，剩余3篇强制组织关系和场域对组织的影响，2篇强调公司利益是组织决策的基础，还有3篇认为制度是一种来自外界或国家的政策压力。在这些组织趋同的研究中，组织本身往往被作为理性决策的个体。组织根据自身的内在结构和需求，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采取某种流行的组织决策。加上迪马吉奥等人对组织趋同机制讨论本身就没有对制度要素的含义给出明确说明，在经验研究中制度的内涵就变得非常宽泛。甚至很多研究只是把组织趋同作为某种相似性的代名词，对于趋同背后的制度动力机制根本不加以讨论。经验研究对制度环境中组织趋同的理解，逐渐演变成验证某种组织决策究竟是模仿产物、还是命令或专业规范产物（Greenwood&R.Meyer，2008）。这显然与新制度主义组织研究反对过于强化的组织理性人形象背道而驰。1995年，Scott根据迪马吉奥等人的区分在《制度与组织：思想、利益与个体》一书中将规制（国家、法律）、规范（道德）和文化认知并列为制度分析的三大要素，认为在使用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时应该注意不同制度要素背后的方法论背景。

五、组织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社会—技术路径将组织作为一种封闭的理性系统。权变理论重视组织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强调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理性系统。在梅耶看来这些研究对组织都有一种原子化的假设。社会—技术的研究将组织作为一种理性计算的封闭原子个体，而权变理论虽然将外部环境纳入分析框架，却仍旧将组织作为实现组织目标最大化的理性个体。梅耶对组织相似性的关注是在对当时主流组织研究的方法论缺陷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在美国组织研究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原子化假设，这种原子化的假设把组织作为理性决策的行动者，忽视了组织所在的社会环境。

从共享观念出发对组织制度进行分析对于突破组织的原子化形象具有独特的作用（Meyer，2008、1981）。首先，除组织目标的实现以外，组织更是一个由社会人组成的文化体。生活在组织中的行动者不单单是围绕着组织目标行动的原子化个体，更是受其所处社会情境的文化观念和历史风俗深刻影响的社会人。组织目标的实现过程必然涉及到组织成员基于既有观念对组织目标和行动方式的具体理解。而这种既有观念的重要来源恰恰是新制度主义所强调的共享观念。注意到共享观念作为组织制度的基础，新制度主义研究也就避免了已有研究中将组织作为封闭的原子化个体的倾向，并进一步将组织的运转过程向更加广泛的社会要素开放，形成了一个开放的组织研究基础。其次，与原子化的理性组织假设不同，共享观念从一开始提出就意味着组织制度的引进和执行要建立在群体化观念的基础上。作为由某一个社会或共同体中所接受的文化观念，从分析的出发点开始，新制度主义研究就将组织运转建立在群体化的文化基础上。组织内成员的行动都是受群体文化的影响，而组织内部制度的落实也与不同文化观念之间的差异和成员的认知程度密切相关。但是在后来的研究中，迪马吉奥等人更加关注如何处理组织中的理性要素和制度要素的关系，对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方法论立场强调不足。1988年迪马吉奥在《制度理论中利益与能动性》一文中也认为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分析试图弱化以利益为核心的解释范式，其背后是为了打破原有研究中根深蒂固的目标理性人形象，但是迪马吉奥的观点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新制度主义组织研究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逐渐衰落，很多经验研究将组织外部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影响都理解为新制度主义组织研究的内容。这与后来的研究没能坚持梅耶的制度定义和方法论立场密切相关。共享观念在梅耶的研究中始终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关于教育影响和教育组织的研究中，他使用共享观念的传授，反对原有教育影响研究中人力资本和帕森斯式社会化理论的主流解释（Meyer，2008）。而在对组织趋同的关注中，梅耶认为作为一种特殊的共享观念，理性神话对组织正式结构的相似性产生了很大影响。理性神话在社会中的蔓延，导致了组织正式结构的相似性。这也是梅耶《制度化的组织》一文所要阐述的主旨。梅耶正是在共享观念的意义上理解制度的。作为一种特殊的共享观念，制度既对组织产生约束作用，又被组织实践影响。后来的新制度主义研究出现两种关注组织趋同视角。迪马吉奥等人开创的机制分析视角中，组织受到法律、国家权力、道德规范和文化认知的共同影响。朱可儿等人的过程分析视角认为应该将组织趋同具体过程通过经验研究展示出来。但是这两种视角都放弃了对制度内在共享观念的关注，国家强制力、法律规定、认知观念都成为新制度主义组织趋同分析的内容。扩展制度的内涵本身并没有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后来的研究没有充分注意到共享观念在打破原有组织研究中原子化方法论假设中的作用。实际上，Scott（2008）也认为制度三大要素基础的区分来自不同的方法论立场，如何将认知观念与其他两个要素进行统合是新制度主义分析面临的重要挑战。

主观上区分制度所具有的不同要素无助于组织研究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发掘不同制度要素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梅耶研究中将制度作为一种共享观念的研究方式具有较好的适用意义。既然理性的制度“神话”使得组织的正式结构越来越相似，那么关于理性制度“神话”的观念究竟如何塑造了组织结构？在松散结合的组织中，组织的正式结构和组织实际活动受到不同共享观念的影响，如何理解不同共享观念的相互作用？为什么理性神话这种制度观念可以具有比一般观念更强的影响力？也许只有继续对这些核心问题进行回答，才能重塑新制度主义研究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