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灿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一、引 言

近年来，我国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均呈现较快增长的趋势，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高效率融合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经济转型的关键所在。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企业逐步由原来的单一生产方式调整为兼顾生产和提供服务的综合经营策略，这一调整过程称为“服务化”[1][2]。制造业企业服务化不仅为我国建设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支撑力量，同时也是我国现代经济体系中“先进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必然阶段[3][4][5]。

制造业企业是否选择服务化取决于投入成本与获得收益的权衡，服务化经营策略调整意味着企业将面临巨额的成本投入及较高的收益不确定性。所以，尽管在全球服务化趋势的大背景下，并非所有的传统制造业企业都选择服务化。在企业资源约束普遍趋紧的情况下，一方面，服务化所需较高的资金投入对原有的产品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6]；另一方面，服务化投入和产出的不确定性增加企业的沉没成本[7]，提高了企业的盈利风险，由此造成制造业企业对服务化策略持观望态度。在“深化外资开放政策及有效利用外资”的原则下，我国外资开放领域不断拓展，外资开放程度不断加深。首先，外资开放程度的提高通过外资引入为服务要素投入奠定资金基础，服务要素投入强度的提高促进了企业服务化。其次，多元化的外资投入在提高企业生产率、拓展企业利润空间的同时增强了企业服务化风险承受能力[8][9]，降低服务化产生的挤出效应和沉没成本效应，促进企业服务化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