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靖宇 赵彬

摘 要：当今社会，流行病传播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社会公共秩序及公民健康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其短期致病性、传染性以及不可预见性导致众多丧失亲人的家庭。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而解决困境家庭问题与社会工作的工作方法、价值观高度契合。文章基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通过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并结合流行病学的特殊性特点，分析丧亲家庭的困境，探索社会工作针对流行病爆发期间丧亲家庭的介入策略。

关键词：生态系统理论 社会工作 流行病 困境家庭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21）05-231-03

一、研究背景

自有传染性流行病爆发之日起，每一次的重大傳染性流行病的爆发最终都成为人类社会的重大灾难，如：1348年欧洲爆发黑死病，导致欧洲一般人的死亡;19世纪爆发的霍乱疫情，夺取了数百万人的生命;1918年爆发的西班牙流感，在短短几个月内带走了2000万人的生命。进入本世纪，在我国已曾陆续爆发2003年非典、2009年甲型H1N1流感、2014年的中东呼吸症和埃博拉病毒疫情，以及2019年底爆发的且目前仍在不断发展的新冠疫情，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也让流行病的防治进一步复杂化，不仅是对公共卫生体系的挑战和威胁，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公共秩序和生命健康安全的重大灾难。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爆发，在关注疾病治疗的同时，也应关注到因疫情爆发产生的大量丧亲家庭。而丧亲事件轻则可能导致其家庭成员心理、生理、情绪以及社会功能的失衡，重则可能导致社会秩序的不稳定。本文基于生态系统理论，通过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维度，分析疫情期间丧亲家庭的困境，试图探究社会工作在重大传染性流行病爆发这一特殊时期针对丧亲家庭的介入途径。

二、生态系统理论概述

生态系统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融入了不同时代的理论概念，所以生态系统理论是一个具有折中性和综融性的理论。而生态系统理论注重人与环境的关系，即人在情境中，并将人与环境的交互关系分为微观、中观、外部和宏观四个层面，微观系统指的是与个体直接互动和交往的环境;中观系统则强调各个微观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外部系统是指个体并未直接参与但能影响其自身发展的环境，如：父母的工作环境等;宏观系统指的是以上三个系统中的文化、亚文化以及社会环境。以传统核心家庭为例，即便是由父亲、母亲、孩子组成的家庭也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其中包含者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同时还涉及多重角色，故亲人的离世无疑是对系统的破坏。

生态系统理论强调提升服务对象的个人能力以及加强或建立社会支持网络，从而通过介入服务对象所在环境的层次，以促进服务对象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在实务上面，生态系统理论并非循规蹈矩，而是通过整合各方支持网络的方式对服务对象进行干预，一旦确定其问题发生的环境系统层次，则任何有利于服务对象摆脱困境的方法和技巧都可采用，并不强调仅限专门的方法，比较强调整合的实务观点。

综上所述，生态系统理论是通过准确评估案主宰当前环境中的不足，运用多元化和多面向的工作方法，通过改善人与周边环境及各系统之间的关系，帮助案主增强与环境的适应性，降低环境对案主的阻碍。

三、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疫情期间丧亲家庭困境分析

（一）微观层面

1.家庭成员的身心失调，精神慰藉缺乏。由于传染性流行病其突发性、不可预见性以及极强的传播性导致的亲人离世，给家庭成员的打击更强于生老病死等自然死亡。《乙酉年夏至夜思父》中写有“夏至亲人离，凄雨传悲音。玉盘犹在手，甘露何处寻？”足见丧亲对家庭成员的心理影响及对今后事物看法产生的变化。亲人离世给家庭成员带来的打击是致命的，尤其是对于失去了生活心理依靠的未成年人、鳏寡孤独者和老年人而言。这种情况下极易造成情绪消极、身心失调、自我封闭，甚至导致自我认同不完整、精神崩溃或抑郁，长此以往，他们极易变成边缘群体。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愿主动寻求专业的心理辅导与哀伤辅导，严重影响正常生活。不同错综复杂的心理问题构建出了一个个多维度的抑郁者、失眠者。对于这样的沦陷，他们又无法自救，而针对社会心理救助机制在我国目前还尚且不完善，特别是对于老年人群体的心理救助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心理救助机制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2.家庭结构与功能失调。在疫情期间，一些家庭一下子失去了一位甚至几位亲人。家庭成员与其父母、子女、配偶之间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瞬间转换为悲痛的情绪，导致原先良好的家庭结构遭到破坏，其家庭成员的情感联结丧失平衡。

在疫情中丧生的以患有基础性疾病且年龄偏大人群为主，他们绝大多数已为人父母或配偶。依附理论认为，如果彼此的关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子女就会建立安全感，父母能在子女身边回应他们的需要，子女就会产生稳固的依附感并且得到内化发展到潜意识里去，对于配偶也是同样。而在丧亲事件发生之后，家庭成员的安全感和依附感丧失，可能会怀疑自我价值，甚至发展出不健康的行为，导致家庭陷入困境。

首先，亲人死亡带来的是丧亲家庭的直接角色丧失。家庭成员失去了原本的角色（如夫妻、兄弟、子女等），同时与这些角色相关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丧失。其次是间接角色的丧失，在一些家庭中，也可能造成角色混乱：离世者作为整个家庭的核心成员，在物质方面、精神方面等起着重要作用，一旦逝世，可能会造成家庭矛盾如：爆发及财产纠纷，甚至彼此不再承担权利、义务，陷入情感指责的模式。再次，家庭成员死亡造成现存家庭成员之间彼此沟通不畅，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悲伤自责等情绪，出现沟通的敏感性减弱，较难察觉和回应家庭成员的感受或诉求。而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一些因疫情而产生的孤寡老人、留守老人家庭则情况更为糟糕，各省积极采取一级响应，对交通及社区的通行管制极强，使其难以得到子女的关怀，独自承受老伴去世的事实。

3.丧亲家庭的经济困难。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死亡人群主要集中在患有基础性疾病的中老年人。以及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民警辅警、社区工作者等，有些是中年人群。产生了许多丧偶家庭、失独家庭、独居家庭及孤寡老人家庭。造成了其家庭收入的锐减，导致其家庭的经济困难。其中部分还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在走出丧亲之痛后，有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缓解经济上的困难。但对于本不具备劳动能力的失独或孤寡老人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二）中观层面

1.丧亲家庭的双向排斥。丧失亲人之后，部分家庭成员会由于缺乏安全感与依附感，导致自我认同感缺失，导致自卑、敏感等心理，长期处于自我封闭和精神痛苦之中，不愿与人交流，社交范围仅限当前的亲人，加之疫情期间，各地政府根据疫情情况采取不同程度的封闭措施，断绝与外界的联系可能持续相當一段时间。因此这类家庭成员很可能在社会中被边缘化，甚至与社会脱离。

2.社区活动停滞，社区参与度降低。疫情爆发期间，丧亲家庭家属沉浸与悲伤之中，不能自拔，并且作为病毒逝世人员的密切接触者，必须强制隔离，导致部分非正式支持系统丧失，疫情期间人人自危，身边的邻居亲友亦不会主动接触丧亲家属。而应防控需要，全国各地区积极响应疫情防控，对疫情严重地区限制一切聚集性活动，导致原有的社区活动（如广场舞、读书、书法、打球等）停滞，也降低了丧亲家庭的社会参与度。

3.老年人智能设备运用不熟练。在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为防止更大范围的传播，会采取“封城”的措施。该地区会出现短期物资紧张，中央宏观调配、全国各地紧急调配以及各地爱国人士踊跃捐助，物资紧张得以缓解。各个社区纷纷采取线上下单，超市直接与社区对接，由志愿者直接配送的方式。而对于部分孤寡老人而言，尚且存在对智能手机运用不熟练等情况，导致无法及时获取物资，只得被动等候社区工作人员上门走访。在疫情常态化的今天，出行受健康码、行程码的影响，也给部分老年人带来诸多不便。

（三）宏观层面

1.对患者及家属的社会排斥。在疫情攻坚战的关键时期，有些社会民众对患者及其家属表现出较强敌意，对其横眉冷对、指责、排斥、避之不及，甚至出现污名化的现象。病毒因其较强的传染性和致病的严重性，极易诱发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当人们被恐惧笼罩，亟待寻找一个宣泄点，病毒感染者及其家属就成了他们的发泄对象。而因疫情的发展，大多数人民已居家隔离了较长时间，加之生产生活的影响，对外界产生了敌意，以此缓解内心的焦躁与不安。一些民众忽略客观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将责任过多归咎于个体过错，认为患者及家属咎由自取，进一步加深对患者及家属的排斥态度。

2.政策解读有待明确，工伤认定模糊。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疫情爆发至今，一大批医务人员、辅警民警、社区工作者不顾自身安危，踊跃投身在“抗疫”一线，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杰出的贡献。他们当中有些人也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出生于1970年的刘文雄，是湖北省仙桃市三伏潭镇卫生院的一名门诊内科医生，在疫情初期，所有医务人员被要求全天候待命，1月12日至2月12日期间，刘文雄共诊治3506人次。于2月13日凌晨，出现胸痛、气喘等症状，经抢救仍不幸离世。医学推断为“急性心肌梗死”。仙桃市人社局认为死亡情形不符合法定条件，第二天出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理由为刘文雄的死亡时间与地点不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此外，心肌梗死不属于职业病。因此刘文雄的死亡不能被认定为工伤。经刘文雄所在单位及家属复议，仙桃市政府撤销了此前的决定，重新认定为工伤。并且在《仙桃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表示：“刘文雄的工伤认定应综合考虑抗疫特殊时期的工作情形，不应机械界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四、社会工作介入的策略研究

（一）针对丧亲家庭的个案辅导

由于处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社会工作视角下的工作方法受到一定的制约，不便开展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等聚集性的社会服务。此时个案服务显得尤为重要。社会工作者在确保自身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应与当地社区取得联系，了解该社区的疫情情况，收集当地丧亲家庭的详细资料，并尽快与度过隔离期的服务对象取得联系，在社会工作价值伦理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准确评估与诊断现存的问题，对有必要的服务对象进行危机介入，以防过激行为，同时为服务对象限定目标，输入希望。运用共情、会谈、接纳、无条件关怀等技巧，帮助服务对象辨识非理性信念，提升服务对象的自我认知，缓解丧亲带来的悲痛情绪。为服务对象链接社会资源与协调服务，帮助困难家庭依照当地的社会保障制度申请社会福利，以改善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适应状况。

（二）重塑丧亲家庭动力

对于丧失亲人而引发的哀伤情绪，对每个家庭都是不小的冲击，但每个家庭的反应与适应能力是有差异的，而哀伤情绪所延续的时间也有长有短。社会工作者在家庭介入的过程中，要根据服务对象实际情况进行干预。对于一般性的情绪障碍，要采用陪伴、倾听、引导等方法，帮助服务对象缓解当前的情绪，协助家庭成员接受逝者已逝的事实，提升家庭抗逆力，重塑家庭动力。对于因丧亲事件而悲痛难以自释、几近崩溃的家庭，首先，关注家庭功能失调的评估，尤其每个丧亲者的感受、需要、行为和想法等的回应能力。引导家庭成员面对现实，帮助服务对象外化问题，通过叙事治疗等手段帮助家庭成员重构生命意义。其次，是对自尊的强调。困难本身并不是问题，真正导致问题的是人处理困难的方式。提高人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才是治疗的目的，通过改善个人沟通方式和家庭规则使人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最后，注重服务对象感受的变化，帮助服务对象逐步恢复正常，以达到重塑家庭动力的目的。

（三）个人、家庭层面的支持

在社会工作者介入之初，对服务对象进行家庭社会支持网络的评估，充分了解家庭的社会支持结构，发挥非正式支持网络在疫情期间的重要作用。联络家庭中支持性较强的人员（如亲戚、兄弟、朋友等），通过电话、微信的方式提供一些表达性和工具性的支持，对于一些丧偶且无法获得生活物资的老人，近邻应提供一些物质性的支持（如将物资放于门口，门外告知等），帮助丧亲家庭尽快接受现实、回归生活、走出丧失亲人而带来的阴影中来，避免陷入延长哀伤障碍的情形。对于已经陷入延长哀伤障碍的个人及家庭而言，为防止丧亲者出现精神方面的病症，必要时社会工作者要为服务对象转介更为专业的精神健康服务等正式支持网络。

（四）社区层面的支持

社区是个人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场域，脱离社区将导致个人参与感、效能感降低，社会支持网络渐趋稀疏。但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社区活动停滞，社会工作者可以同当地社区协商，为渴望通过参与社会活动来缓解哀伤情绪的丧亲家庭成员，在度过隔离期且无症状的情况下可以安排一些志愿者岗位，让他们在帮助别人中外化哀伤情绪，感受社会的正能量，体悟生命意义。

充分发挥“社区——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的联动作用，以社区为平台，社会工作者提供专业辅导，志愿者发挥辅助作用。疫情爆发以来，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湖北地区出现了大批志愿者，广泛服务于各个社区，在社会工作者辅导之外，志愿者应对丧亲家庭进行定期跟踪服务，感受服务对象的情绪变化，积极了解服务对象的需求，并将结果汇总至社会工作者，为进一步帮助服务对象起指导作用。同时，针对独居丧亲家庭，志愿者应当采取更高频次的电话疏导，对身体不便的老年人家庭采取上门配送物资的方式，让丧亲家庭感受到来自社区社会的温暖。

（五）社会层面的支持

利用微信平台建立丧亲家庭支持组织，相似的经历使他们更能了解彼此的感受和需求，抱团取暖，互助疗伤。同时，广泛吸纳疫情期间的丧亲群体，丧亲群体扩大也增强了群体的话语权，有助于共同维护自身权益，在社会上发声，吸引社会大众的关注，提高获得政策倾斜的可能性。

引导全社会的积极舆论，利用媒体、短视频平台、自媒体与网络推文，强化齐心协力共同对抗疫情的积极意识，无论是新冠肺炎患者及家属还是每个居家隔离的人，疫情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丧亲家属更需要包容、理解和关爱。应充分认识到此次新冠病毒潜伏期长、传染性强等疫情传播的不可控因素，并非是人的错误。从而消除人们的排斥和抵触情绪，让丧亲家属感受到社会温暖，推动社会形成关注关爱丧亲家庭的良好社会氛围。

在社會政策方面，政府应当加强对在疫情中丧亲家庭的社会保障支持。首先，应对丧亲家庭的数量进行精确的统计，在实际情况中，个人的死亡可能导致一个甚至几个小家庭产生丧亲事件，父母失去子女，同时子女也失去父母。政府应当建立起丧亲家庭的电子档案和数据库，有助于政府的动态化管理以及精确帮扶。其次，应出台针对疫情期间丧亲家庭的社会保障政策，保证困难家庭的经济收入在温饱线以上。同时注重对丧亲家庭的人文关怀，不至于陷入抑郁、孤独等情绪深渊。社会工作者作为政策的倡导者，针对“抗疫”一线奋战而因公殉职的英雄们，倡导获得政策上的较大倾斜，一方面，明确工伤认定的标准，应综合考虑抗疫特殊时期的工作情形，不应机械界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让每一位因公殉职的英雄都能获得工伤认定。另一方面，为回应他们在疫情防控攻坚战中的杰出贡献，政府可为其家属提供额外的政策帮扶，如：为在家待业无工作岗位的家属提供工作;当家庭发生重大困难时，政府向其提供一笔救济金;子女教育入学优先原则等。同时有助于弘扬社会正义。

五、总结

社会工作者作为以“利他主义”价值观指导的专业人员，有责任也有义务参与到这场疫情攻坚战当中，社会工作对于介入丧亲家庭群体有着独特的优势，具有科学的工作方法以及多元化的理论指导，帮助服务对象走出当前的困境，把握他们的需求，链接相关的正式或非正式社会资源，帮助案主挖掘自身潜能，乐观积极地面对生活。同时对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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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王靖宇，山西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赵彬，山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0）

[作者简介：王靖宇，山西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通讯作者：赵彬，山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院长，教授。]

（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