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宛潼

摘 要：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它最根本的观点，就是实践的观点。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书中，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同时，将实践的观点引入唯物史观和认识论当中。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的著作中所表达的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其考察历史、分析问题的方式与思路，创新性地将中国具体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有机融合在了一起，对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革命进程起到了关键性的引导作用，对于现代中国的发展也有着战略决策、动力挖掘上的推动与指导意义。

关键词：《实践论》 唯物史观 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A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21）05-222-02

一、毛泽东同志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移至认识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30年代时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唯物辩证法运动，中国意识形态世界将原来在唯物史观的重心转移到了辩证唯物主义上。在这一场势头十分强劲的唯物辩证法运动中，在为了能够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形态而努力的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仅翻译，并同时学习了大批量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时，与中国哲学浑然一体，成为了不可分割的有机内容，由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被进一步推入进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之中。在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残酷环境条件中，毛泽东同志需要莅临前线，无法参与到这次规模宏大的唯物辩证法运动;但当他率领红军在长征中取得胜利并顺利到达陕北后，便利用相对稳定的环境仔細研究并积极地吸收了这一哲学运动的成果，并利用它对中国共产党在武装斗争革命战争的全过程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同时总结了该运动的战争经验和教训，《实践论》哲学体系由此形成了。从这个层面上进行讨论的话，《实践论》也是唯物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哲学，是极为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产物，最突出地体现在中国分外特殊且错综复杂的现实环境中，将马克思主义付诸实践所必须的实践智慧，以及对这种实践智慧的理论研究和反思。为了对中国革命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讨论，需要将中国革命理论与现实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进行了系统且深入的研读，将政治军事著作作为基础，结合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形成了《实践论》——实践智慧升华后的哲学表达。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所指出的“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这一基本结论。毛泽东同志通过研读认为，社会实践的范围不应该只是涉及生产和生活实践，它的范围应当是十分广泛的，其还应该包括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活动以及各种其他类型的实践活动，而认识是来自各种实践活动的产物。人类的认识不同，分为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归根究底，一切真知都来自直接经验，为了能够直接看到和分析事物的根本性质，只能亲身参与到现实实践活动，因为只有参与其中才能获得真知。

与其他的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都是来源于对人类历史发展观察的总结。其核心在于抓住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趋势及其本质，所以，只有在充分融合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及现实实际之后，才能够将其改造为符合中国现阶段特殊环境的指导理论，从而为我所用。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对于中华的传统文化，我们可以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形式来继承，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具有民族内涵的新式文化。以当下的境况来思考，在马克思哲学的实践中还掺杂着各种复杂的影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代落差。要在当时处于复杂和特殊情况的中国社会大环境下实现这一特殊的时代任务，对于当时理论基础及实践经验尚不够完善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并不容易。事实上，在革命过程的初期也连续不断地出现过各种失败的尝试，左倾、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蒙受了巨大损失。在党内也出现了各种思想路线的碰撞和斗争，为了适应这种现状，毛泽东同志适时提出了“两论”，这也是结合了他实践智慧的两大经典哲学理论。同时也是由于这一理论诞生于特殊环境中，其理论与实践双向结合的优势使得它一改其他哲学专著一般晦涩死板的学究面孔，而是以灵活鲜明的特色在总结革命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及历史经验的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特点，为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性理论基础。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对革命矛盾因素的协调与驾驭中的实践智慧。

二、《实践论》深化了知行观在中国的现代开展

《实践论》详细地阐述了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是一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实践”的著作。以“实践—认识—实践”这样循环往复的上升过程，在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中都得到了详细且完整的创造性阐述，认为必须把对真理的终极认识返回到实践中去;并且，感性认识的重要性也是他特别强调的一点，他还指出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上升才是认识的全过程。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为了能够让人们更积极地开展社会实践，向社会学习和更新认识，对理解和实践的详细步骤进行了明确而细致的计划和指导。实践性最直接的证明在《实践论》中的体现，在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其巧妙地运用实践性更有效地反对了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对于党的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的选择也具有战略指导意义。

最初，毛泽东同志认真研究了人类认知活动的基本问题，并且在《实践论》中探讨了有关人的认知和实践之间密切的联系，由此得出并且详细阐述了什么是“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这个研究问题在中国哲学的历史上，是知行关系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的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对其进行了十分鲜明的解释。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的论断中，运用了他提出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来概括他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同时表明了中国知行观与“实践论”是相关的，存在内在联系的。然而，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是通过发展现代中国知行观而建立的，而不是对古代中国知行观的直接继承和简单延续，这种联系里面包括许多不同方向的选择和相当复杂的思想联系。

在20世纪上半叶，因为近代中国在知行认识论观念有全新的创造性的进展，以至于中国知行观的发展出现了崭新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形成了知行认识论和知行伦理观两个方向的发展，但由于伦理学知行观的成就和影响远远不抵认识论知行观，所以中国现代认识论路向知行观成为主流发展方向。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期间，发生了认识论知行观。在著名的反清革命的名篇《警示钟》中，陈天华不仅继承了王夫之和魏源的知行观理论的同时，还详细地分析了他对“知行关系”的理解。

毛泽东同志就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知行观开展的不同方向做出了：继承和延续了知行观的发展道路上前人魏源、陈天华、王夫之、孙中山等的创举，同时又继续深入了解“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为了更加详细地认识论方向的阐述这一严肃决定。毛泽东同志在少年和青年时期受到的湖湘学风影响对做出这种决定有着直接关系。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举行，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三、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毛泽东同志继承和发扬了从王夫之到孙中山的知行观，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哲学史上长期讨论的 “知行关系”，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知行统一观”。他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知”和“行”即认识和实践进行了明确的解释，赋予了它们新的含义。实践被毛泽东同志确切地定义为“社会实践”，并更进一步指出，生产活动、阶级斗争、政治生活和科学艺术活动都应该包括在社会实践中，这是在《实践论》的开篇清晰表达的，尤其是被中国共产党人从事的中国革命战争。所以对吃饭这样的日常生活活动来说，就完全不属于《实践论》的范畴。对他而言的“认识”，着重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是指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正确认识和科学理论。至此，从王夫之到孙中山对“知”和“行”的得到了新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在对这种实践和认识拥有全新认识的基础上，不仅认为脱离社会实践谈人的认识活动不正确的同时，也不赞同孙中山提出的“分知分行”思想，他认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提出了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认识发展理论，主张“知行合一”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带领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由此可见，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知行观的发展路线就非常清晰了：一条以对王阳明的知行观进行了继承和延续，为实现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认识，从伦理学开始一路向重建“知行合一”;另一条路，来自陈天华、孙中山和毛泽东。继王夫之、魏源的知行观之后，又发展了“知難行易”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观”，以指导中国人民在认识论意义上改造客观世界。通过“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现代认识论做出的重要研究，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的，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从原来的本体论转移到由认识论发展出来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军事、革命、国家、文化、群众路线等。

《实践论》所清晰阐述：真理是相对的，由于事物不断变化的属性，认识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必须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才能作出系统的回答。尤其要强调的是，即使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以及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国际地位，是没有改变的。

因此，不仅要结合我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同时还要清晰明确地认识到，现存的最大的现实问题是中国基本国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加明确并清晰的双向判断。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9.

[2] 陈剑.毛泽东实践观的历史哲学意义[J].探索，2002（04）

[3] 张莎莎.国内毛泽东实践观研究述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06）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00）

（责编：若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