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源伟

百年前仁人志士敲响了复兴中华的“晨钟”，今天我们有责任把“晨钟”敲得更响。

打造艺术精品

好戏要不断修改打磨。我仔细研究了2018版《晨钟》的几次专家座谈会的意见，归纳下来有三条：戏剧性不够，文本风格政论体太强，不像戏；歌剧性不够，舞台呈现像清唱剧，不像歌剧；情感过于单一，激越昂扬一贯到底。

2018版《晨钟》是一部“政论体”歌剧。政论体戏剧无可厚非，作为“百花园”中的一品，聊备一格、独领风骚。“政论体”的歌剧《晨钟》是有特色的，只是立体呈现在舞台上后，失去了通常大歌剧固有的品相，像是一部“清唱剧”了——可能是“政论体”阻滞了“戏剧性”的呈现与“歌剧化”的发挥，阻滞了“歌剧化”所必需的“情感表达”的渠道。“情感表达”，无非是“家国情怀”与“儿女情长”，2018版在抒发“家国情怀”时，由于太“政论”，思辨色彩过重，情感色彩削弱，而且“政论”还多少挤压了“儿女情长”的“水分”，在抒发“儿女情长”时有所违隔、力不从心；在形式上，歌剧的“情感表达”通过“咏叹调”来完成，而在“政论体”笼罩下的“咏叹调”，思辨有余而情感不足，一味高亢而深情不足，流于单调而色彩不足。说到戏剧性，2018版的第一幕，事件进展略嫌空泛笼统，缺少李大钊思索前行的脉络。第二幕则表现了“二七”大罢工、白坚武反目、张作霖捕人，最后展现牺牲，事件又太繁多。我们需要理清一个思路。放弃“政论体歌剧”的追求，回归到正歌剧的本体上来。

我们这次打造的新版《晨钟》，正好从上述三方面入手：一是要讲故事，写人物、写情节，从“政论体”回归戏剧性叙述；二是演出样式要从“清唱剧”回归到正歌剧，做一个“正儿八经”的歌剧；三是在情感的表达上，要加强抒情的段落，从一味抒豪情到兼及亲情、爱情、友情，丰富全剧的情感色彩。

《晨钟》是红色题材、主旋律题材的歌剧，如何把主旋律题材打造成艺术精品，而不是宣传品，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解决的课题，也是中国舞台艺术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必须要做好的课题。

新版《晨钟》的戏剧结构

2019年10月，我根据上海歌剧院的要求，对文本结构进行了梳理，提出了一个框架性的修改意见——从“寻道”到“殉道”。第一幕的中心事件是“寻道”，李大钊等先行者苦苦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推动“建党”大业；第二幕是“殉道”，李大钊为信仰、为理想视死如归，最后壮烈牺牲。剧作家姚远在“寻道”与“殉道”之间增加了一个“行道”，践行救国救民之道，发展成现在的三幕戏：寻道—行道—殉道，构成了全剧的脉络。书写中国先驱者们的求索之路，反映中国近代社会的道路选择，讴歌中国知识分子的浴火涅槃。找到了这样一条戏剧脉络，全剧的戏剧结构“眉清目秀”了，整部戏的精神高地也就清朗坚实了。100年来中华民族历经巨大变革，从一个积弱积貧的国家走到今天，这个变革起始于五四运动。历史变革的核心力量是文化，如果没有“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有泱泱中华的奋然崛起。

《晨钟》的追求

对于红色题材、主旋律题材，我们一定要秉持磨砺出精品的决心，这次主创全是上海的艺术家，上海艺术家全力打造出一部代表上海歌剧院、代表上海水平的原创歌剧，是责任，更是使命。

《晨钟》是历史题材，历史题材要赋予当代意识，《晨钟》的当代意识就是呼唤信仰。我们的剧中人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琴君，宇剑都是怀抱信仰的，有了信仰，就有敬畏，就有虔诚，就有约束，就有奉献。在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我们通过一出戏来呼唤信仰，我们的声音可能微弱，我们的声音可能渺小，但是如果有无数的艺术家都来呼唤信仰，我们的社会就会向前推进一点。今后我们可以说，在艰难前进的脚步里，我们曾经出过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