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远

有句老话叫作“八十还学吹鼓手”，我就是应了这句话，过了七十来学写大歌剧。

这得感谢上海歌剧院，他们挑中了拙作话剧《李大钊》，想要尝试改编为大歌剧。当时我是“畏喜”交加。高兴的是，《李大钊》是我1992年的旧作，时间已经过去了20余年，居然还有继续生存的价值，这是令人欣慰的；令人生畏的是，我从未搞过歌剧，况且，像李大钊这样的人物是不是能构成一部歌剧，我是感到头皮发麻的。遥想当年，我接受总政话剧团的邀请，要将王朝柱先生的报告文学《李大钊》改编成话剧，也是这种心情。伟大人物固然是伟大的，但是，他具备戏剧性吗？但在当时，之所以愿意做这样的尝试，一是因为历史走到了当代，革除了许多的条条框框，可以对历史人物进行独立的艺术表达；二是，戏剧舞台的变革，也更加扩充了舞台剧的艺术表现手法，允许在戏剧舞台上进行多种多样的探索与尝试。所以也就斗胆地将李大钊这样一位我党的创始人搬上了话剧的舞台。而时隔20余年之后，又要将李大钊重新搬上歌剧舞台，这又将踏上一条新的“畏途”。但是，当时的心情是：怕——怕的是我从未搞过歌剧；不怕——反正我从未搞过歌剧，也许可以给歌剧带来一些新的尝试。于是，我便“横冲直撞”地贸然闯进了歌剧创作领域。

写话剧时候的创作冲动来自哪里？是那一年我到北京万安公墓去瞻仰李大钊夫妇的陵墓。那陵墓上的痕迹历历在目，这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震动。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