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珊珊 黄晓

1 从热爱到排斥：中国园林的海外形象变化

对中国园林在海外的传播，学界已有长时间的讨论。陈志华在《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中关注中国园林对欧洲造园艺术，尤其是造园实践所产生的影响[1]；李晓丹梳理了17—18世纪中国园林传入西方的过程[2]；冯仕达（Stanislaus Fung）系统整理了研究中国园林的西文文献[3]；赵纪军和何梦瑶梳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学人的园林研究成果[4]。

中国园林的海外传播是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2次转变。西方在经历过与中国园林文化的“蜜月期”之后，在19、20世纪之交转变为贬抑、排斥的态度，又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逐渐回归理性。这2次转变背后的原因一直备受关注。柯律格《西方对中国园林描述中的自然与意识形态》详细梳理了19、20世纪西方针对中国园林的负面舆论，指出西方对中国园林是否自然的观点经历过完全的转变，当时西方正处于帝国主义全盛时期，在欧美意识形态与中国政体交锋的大背景下，这种转变体现了欧美对“自然”概念解读的变化[5]87。郭凌认同柯律格的观点，认为园林艺术作为上层建筑，研究的兴衰由其所在的经济基础决定[6]。笔者认为，除以上原因外，中国园林海外传播的背后还有更加复杂的影响因素，西方、日本和中国的学者都起到了特定的作用。

西方对中国园林的最早认识来自探险家和传教士。16世纪以前，《马可 波罗游记》介绍了元大都的御花园。17世纪，西方传教士对东方的艺术与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自然而然地关注到中国独特的园林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