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场域理论视角下的易地扶贫搬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2021-07-01张蕾张梦琳罗滢

中国市场 2021年18期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场域资本

张蕾 张梦琳 罗滢

[摘 要]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政府主导的减贫工程,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困境,但也面临着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易地搬迁主体“缺位”等问题。作为一个由政府主导建构起来的场域,易地扶贫搬迁有其自有的运行逻辑及特殊的社会行动主体。要解决这一场域中的诸多困境,就必须从其建构的方式、规则、行动者的实践方式等方面进行分析来提出相应的策略,最终才能实现易地扶贫搬迁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场域;资本

[DOI]10.13939/j.cnki.zgsc.2021.18.045

1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七亿多人摆脱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为全球减贫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其中,易地扶贫搬迁更是脱贫攻坚时期破解“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重要举措。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明确:用5年时间对约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将其从自然条件严酷、生存环境恶劣、发展条件严重欠缺的地区搬迁至条件较好的地区,继而从根本上改善其生活方式,实现脱贫致富。截至目前,我国涉及“易地扶贫搬迁”的22个省(区、市)已建成集中安置区3.9万个,建成安置住房260多万套。

2019年,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现场会上指出:“统筹脱贫攻坚各类资金资源,切实加大对已搬迁群众的后续扶持力度,全力推进产业培育、就业帮扶、社区融入等各项工作”。现阶段,安置点教育、医疗、社区服务、产业园区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均已逐步完善,但在行政主导下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在高效的同时也使得安置点的后续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大量投入虽然帮助建档立卡户摆脱了贫困,但并不意味着该群体的自身发展能力得到了提升、发展机会匮乏的问题得到了根本性改善,政府“输血”式帮扶也不是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因此,扶贫成效能否“稳得住”,如何避免“返贫”问题的出现也是目前脱贫攻坚后续工作的重中之重。

2 理论解释框架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发生了一场影响广泛的空间论转向。在当代各种空间社会学研究中,有一条清晰可见的发展线索,即从实践出发或立足实践开展对空间变迁、空间矛盾、空间权利、空间治理和空间秩序等方面的研究。作为当代空间社会学理论研究代表人物之一的布迪厄,其社会实践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就是“场域”。在布迪厄看来,场域就是一个空间,要理解或解释空间内的人们的社会行为或者某种社会现象,就需要对这些互动、事务以及发生事件所处的场域进行考察,也就是要把种种实践放到场域中来进行分析,继而揭示其构成要素及矛盾运行的关系。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一项整体性工程,也是一个独特的空间,“搬迁”这一行为不仅从地理空间上打破了贫困户原有生存环境,也从制度、文化、社会关系网络、日常生活等方面为该群体重新建构了一个新的场域。

布迪厄认为,场域中的效果或有效资源,也就是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符号资本,是通过由前逻辑的“实践感”或作为身心图式的“惯习”支配实践活动来发挥作用。行动者在场域中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不仅取决于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源,还受到行动者的惯习的影响。惯习是一种结构的内在化,是由客观制造出来的主观性。惯习是受特定的生存条件所影响的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系统,在惯习的支配下,个体行为会表现出明显的结构化特征。作为搬迁主体的农民是基于乡土社会生长起来的一群人,对于他们来说,“乡土”既代表着赖以生存、维持生计的根本,也孕育了基于农耕作业之上形成的一整套社会关系网络。中国农民所依存的传统生计方式、认同的社会知识和文化观念皆源于土地及其之上的家族制度等社会文化系统。

从搬迁方式上来看,易地扶贫搬迁分为自然村整村搬迁和分散搬迁,虽遵从群众自愿的原则,但若农民原本居住生活的村落因自然条件恶劣贫困面积大需要进行采取整村搬迁的方式的话,他们也不得不在生计和生活方式层面面临着转型和改变。扶贫安置社区代表着一个按照新的规则建构起来的不同于“差序格局”秩序的场域,地理空间上的迁移并不能使得贫困户能够马上形成与新的场域相适应的惯习,原本的社会关系网络被打乱,生计方式被迫改变,其原来所积累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资本也发生了转变,搬迁户们因政策、物质性等原因自愿“离乡”,但如何帮助这群带着原有惯习的群体去适应、融入一个带有强制度色彩的场域,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中所要解决的重点。

3 场域变迁与可持续发展困境

3.1 政府主导生产出的场域

易地扶贫搬迁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为贫困户们带来了更加良好的居住环境、教育机会和医养保障,但需要看到的是,这一政策主要来源于国家行政和制度,而非社会文化和观念,在安置社区中所配套的社区服务、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包括商业等都带有很强的行政化色彩,政府规划建设远比社区自生力量要强大。就拿云南易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H县县城搬迁安置点来说,搬迁对象涉及20个乡镇(街道)、293个行政村,整村搬迁514个自然村约10万余名贫困户,建设楼房271幢,这一工程若没有国家自上而下的扶贫体系保障绝对无法实现。

在这一场自上而下的精准扶贫实践中,从顶层制度设计开始——贫困识别机制(“两不愁、三保障”)、易地搬迁的补贴标准、“挂包帮”“轉走访”等,便是由政府所主导,国家付出了大量超常规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才换来了贫困人口的大规模减少。就目前阶段来看,维系这一实践场域中各种各样行动者平衡的主要是制度性因素,但从长远来看,制度约束很难长时间持续,一旦后续的社会治理和社区自生力量培育跟不上,就会出现诸多的社会问题。

3.2 惯习、资本与社会融入

在这一由政府主导建构起来的场域中,搬迁户们不得不面临生产、生活方式的转换,移居城镇也给他们带来了更为高昂的生活成本、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支持网络的转变。惯习作为行为倾向系统作为历史的产物,它保留了既往经验以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的形式储存在每个人身上,与其他外在的制度规范和规则相比,惯习对人的实践活动影响更为突出。搬迁户基于熟人社会规则建构起来的实践经验,构成了他们的认知、思维、行动等一整套生活策略,而这些实践策略因为生活场景的变迁变得“水土不服”。居住地的改变只是易地扶贫搬迁的表面现象,更为深层的变迁在于搬迁户面临从传统农民到市民的转型。

在易地搬迁安置社区可以看到,以原有村名来命名的高楼小区代替了原有的因天然地理环境逐渐形成的自然村落。不得否认政府为此项工作规划实施付出了诸多思考与行动,但在实践操作过程中,行动主体的惯习形成并没能和场域的建构同步。社会融入程度还与行动者在场域中的资本积累息息相关,布迪厄在场域中描述了社会、经济、文化、符号四类资本,四类资本可以实现相互转化。对于搬迁户来说,符号资本已经本附上了贫困或弱势群体的烙印,而其他三类资本,需要回归到传统乡土社会中来看。社会资本也就是农民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基于“差序格局”构建出的熟人社会,经济资本是基于自然环境形成的传统耕作所积累的财富,文化资本则更多的是受到宗族文化、传统习俗等方面影响逐步形成的,这些原有的资本都由于生活环境的变迁,不得不为适应新的场域规则而发生改变。

3.3 易地扶贫搬迁主体“缺位”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关于扶贫的实践几乎都是采取行政化方式自上而下展开,中央制定政策,通过任务分解、层层落实,各级政府大力投入各类资源旨在更好更快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这一行政逻辑不自觉地助长了贫困户的“等、靠、要”思想观念,其直接导致了贫困户对国家过度依赖、“不愿脱贫”的窘境,更有甚者,将政府帮扶看作理所应当,认为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应当由政府来买单,这也导致了诸如医疗卫生领域出现的建档立卡户过多占用公共资源的情况。

易地扶贫搬迁住房大多是由政府全权买单,作为出让宅基地的补偿,政府在为搬迁户提供住房的同时还要给其提供经济补助,同时在搬迁后的就业保障方面,政府也考虑得十分周全——劳务技能培训、岗位对接、创业支持、扶贫车间以及兜底性公益性岗位设立。这全方位保障虽在很大程度上尽力避免了搬迁户因失去生计而出现“返贫”情况,但也抑制了作为脱贫主体的搬迁户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极易出现“养懒汉”的情况。这是由于在易地扶贫搬迁的场域建构过程中主体“缺位”所造成,搬迁户只是被动地接受了安排,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及机会参与到他们未来所要进行生产生活的场域构建中,主体的内在发展动力并没有被激发出来。最终,由于主体“缺位”,该场域的运行逻辑和规则自然无法很全面的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和需求,这就对安置社区的后续发展以及搬迁户们的社会适应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4 后搬迁阶段的思考

4.1 场域规则的重构

布迪厄认为,实践场域是一个动态过程,场域中充满了斗争和博弈,在场域中居于何位取决于资本的积累。在易地扶贫搬迁的场域中,政府占有主要话语权,而作为搬迁主体的贫困户反而处于被动。要去解决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的存在的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就必须要进行场域规则的重构,要让搬迁户更多地参与到安置社区的建设中,转变“等、靠、要”的思想,争取更多的话语权。行政所要做的是在安置社区建设过程中,为搬迁户提供从传统自然村落到全新的社区生活的一个过渡地带,让他们能够在原有惯习占行为主导位置的情况下,逐步在新的生产生活场景中积累资本,行政的逐步“放权”是为了更快地培育起安置社区的内生力量,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4.2 构建多元的社会支持网络

在精准扶贫工作的前中期,行政主导确实可以发挥其强大的组织动员作用,保证这项举国上下的大工程可以高效率的开展,但当该项工作进入到后期阶段,更应该去思考的是如何破除政府单兵作战的被动局面,“输血”并不是可持续的,构建多元贫困治理体系尤为重要。精准扶贫并不是政府单方面行动,更需要动员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形成合力,要用社会治理的视野看待精准扶贫。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一项综合性项目,也需要除政府之外的诸如市场、社会组织的力量积极参与其中。要动员尽可能多的扶贫主体,建立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最大化地整合利用社会资源,赋予贫困弱勢群体以权利,给予其社会支持,促进其发展。在目前诸多扶贫安置社区的实践过程中,可以看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社会公益组织参与其中,发挥各自优势,为安置社区建设提供更多的保障与支持,逐步形成了政府、社会、市场等多主体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

4.3 促进搬迁主体的社会融入

在场域中,惯习和资本的积累会影响社会行动者的决策,反过来说,行动者所采取的决策也会影响资本的积累以及新惯习的建立。搬迁户能否快速有效的融入新的社区,适应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是否成功的关键。而促进社会融入主要要从外部环境和价值重构两个方面去发力,外部环境主要是指安置点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社区文化建设以及社区自治制度等方面。政府在外部环境方面已经做了诸多工作,在帮助搬迁居民更好融入新社区确实也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在价值重构方面,就需要从去“符号化”入手,既要去掉“贫困户”这一标签,也要祛除“等、靠、要”的消极思想,在这一环节中,可以充分发挥社会工作的力量,帮助搬迁户深入了解自身处境、挖掘自身潜力、发挥自身优势,转换其思维方式,帮助他们去重建信心及其社会支持网络,从经济到精神都实现“脱贫”。

参考文献:

[1]汪永涛,荣娥.社会资本概念综述[J].法制与社会,2007(3).

[2]周恩宇,卯丹.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践及其后果——一个社会文化转型视角的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本),2017(4).

[3]王艳雪.场域理论视角下农村精准扶贫的困境及其原因——基于内蒙古B村的实证研究[J].社会建设,2019(5).

[4]张猛.社会空间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实践思考——基于贵州省J村的调研[J].湖北农业科学,2019(8).

[5]高强.重视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发展问题[J].开放导报,2019(8).

[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社会空间视角下的云南省H县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项目编号:2020J014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蕾(1992—),女,汉族,云南曲靖人,法学硕士,昆明医科大学团委组织部副部长,助教,研究方向:发展社会学、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通信作者:张梦琳(1991—),女,汉族,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法学硕士,昆明医科大学助教,研究方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罗滢(1980—),女,白族,云南大理人,管理学硕士,昆明医科大学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科科长,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猜你喜欢

易地扶贫搬迁场域资本
基于“自主入园”的沉浸式场域教研
民主论辩场域中的法律修辞应用与反思
信息化技术在扶贫工作中的应用
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识别:多维贫困测度及分解
组织场域研究脉络梳理与未来展望
VR 资本之路
“零资本”下的资本维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