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武华 杨晓光

(1.浙江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2.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宣传部，浙江 杭州 310018)

2018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委下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被誉为史上对校外培训机构整治最严的重拳出击。校外培训机构针对广大学龄段中小学生实施的是与学校内教育性质、内容以及目标高度一致的教育(国外形象地称为“影子教育”)，故此，本文将其称为“校外培训教育”(以下同)。校外培训教育在中国已成为颇具中国特色、构成一大社会热点问题的教育现象，且近年持续升温直至成为棘手难题。校外培训教育作为教育问题旷日持久，作为社会问题引起了全社会关注，作为政策问题已成为政府专项治理行动。专项治理工作实施两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从问题的关注来看，涉及校外培训机构的“增负”“超纲教学”“退费难”等方面的问题。如，有研究基于对北京市学生的调研，提出“学生对校外教育的依赖程度较高，存在‘应试+素质’教育的双重压力”的问题[1]。多数研究是基于价值判断和推理性分析，认为校外培训教育在教育公平、过度教育及教育资源浪费等方面存在问题，甚至有研究认为“影子教育给学校教育带来了不可小觑的冲击，如，影响学生的课堂表现、增加学生负担、使学生养成不良学习习惯、分散教师的教育教学精力等”[2]。从专项治理行动与效果来看，一些地方的政策行动与实效开始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