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闫 妍 金国平

近代上海的公共租界内，有一支名为“万国商团”的准军事化组织，这一组织最早也被称作“上海义勇队”，其实质是近代列强在中国强占租界中维护自身利益的暴力机构。1853年，太平军占据镇江导致江南局势紧张，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侨民因此提出“武装中立”，将组织义勇队视为当时第一要事。同年4月8日，英国驻上海领事和美国驻上海领事共同召开会议组织建立了这支“以租界内洋人为主的民兵组织”。此后，万国商团逐渐发展成为永久性组织，并在1870年7月2日接受公共租界工部局管辖，成为其下正式的军事组织。在经过多次的扩充和改组后，万国商团的下设队伍不断增多，直到1942年9月被正式解散。(1)《万国商团事略》，《申报》1946年12月2日，第6版；薛勇理主编：《上海掌故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63页。在万国商团中，有一个由生活在上海的葡萄牙人所组成的编队。

到了近代，葡萄牙在大航海时期的荣光已经一去不复返，大西洋沿岸的葡萄牙人已经很少再像先辈一样远渡重洋到达亚洲，生活在上海的葡萄牙人基本上都是来自澳门的“土生葡人”(2)研究澳门土生葡人的学者李长森将这个群体概括为“葡萄牙东来的五个世纪中，欧洲人从印度到远东与一系列亚洲国家的人联姻而产生的后裔，并且最后在澳门定居繁衍发展”，并提出在澳门生活了四个半世纪的澳门土生葡人由四类人群构成：纯血统葡萄牙人后裔（极少数）；葡人与华人血缘混杂而产生的后裔（绝大多数）；祖上归化葡萄牙、认同葡萄牙文化的纯血统华人（极少数）以及其他种族血缘混杂后产生的后裔。参见李长森：《近代澳门外报史稿》，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页。的后代。(3)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1. Macau: Instituto Portugues do Oriente, 1996, p. 25.作为曾经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侨民中人数较多的群体，(4)葡萄牙侨民的人口数量曾在上海外侨群体中位列第二，后随着其他国家侨民涌入上海，排名有所下降。见汪之成：《葡萄牙人在上海（1845—1949）》，载熊月之、马学强、晏可佳编《上海的外国人（1842—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16—219页。上海葡萄牙人也和其他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侨民一样组建了队伍。葡萄牙队曾三次成立，在训练成绩和射击比赛中有优异表现，而且多次获得万国商团和葡萄牙政府颁发的奖章。葡萄牙队不仅以驻扎在澳门的葡萄牙军人梅斯奎塔（Vicente Nicolau de Mesquita，1818—1880）命名，队员还在退役后返回澳门参加葡萄牙驻军和澳门的警察部队。而葡萄牙人对于万国商团集体荣誉的追寻，也和他们先辈曾经生活过的澳门有着深刻的联系。

从学术回顾来看，目前学界对万国商团葡萄牙队的研究还较少，国内学者仅有汪之成、李长森在研究中对万国商团葡萄牙队有所涉及，国外学者则有葡萄牙年轻学者冈萨洛·阿尔梅达·加勒特（Gonçalo Almeida Garrett）和英国学者伊莎贝拉·杰克逊（Isabella Jackson）对葡萄牙队进行过研究，内容以对葡萄牙队概况进行梳理和引介为主，其他研究较少涉及。(1)《葡萄牙人在上海（1845—1949）》，第217页；李长森：《十九世纪澳门土生葡人迁徙侨居上海活动浅析：以上海租界义勇队混成旅第六步兵连为个案》，《人文论丛》2003年卷，第200—229页；李长森：《明清时期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发展与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Gonçalo Almeida Garrett, “A presença portuguesa nos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De Hong XiuQuan ao Imperador Hirohito” , Revista Militar 2575/2576. 8/9 (2016): 809—818.

本文以上海、澳门两地所藏的档案材料和近代上海的中英文报刊作为主要研究材料，对万国商团葡萄牙队进行考察。不仅对葡萄牙队的成立和在上海的荣誉、成绩进行梳理，还特别挖掘了万国商团葡萄牙队成员返回澳门参加的军事活动，并且将葡萄牙人特殊的血缘属性，作为对这一群体进行研究的关键因素，探寻他们在万国商团中所展现出的独特面貌。

一、万国商团葡萄牙队的变迁

万国商团葡萄牙队的成立与发展，经历了几次变迁。根据报刊记载，作为“第一个以队员国籍命名”连队的葡萄牙队，在1906年前就已经有过两次短暂的成立。(2)Isabella Jackson, “The Shanghai Scottish: Volunteers with Scottish Imperial and Local Identities: 1914–41” , The Scottish Experience in Asia, c.1700 to the Present: Settlers and Sojourners. Ed. T. M. Devine and Anglea McCarthy.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 2017, pp. 235—257.在《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的记录中，葡萄牙队首次成立是在1882年。此时万国商团总兵力不足200人，而居住在上海的葡萄牙人以300人口位列外侨人口中的第二名。(3)上海市文献委员会编：《上海人口志略》，1948年，第27页。于是为了扩充万国商团的兵力和“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葡萄牙人第一次组建了葡萄牙队，被编列为万国商团第四队。(4)“Summary of News” ,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9 Jun 1882, p. 614; “Summary of News” ,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24 Jul 1891, p. 103.葡萄牙队的首次成立时间较为短暂，仅有几年时间，具体的解散原由未被记载，时间应早于1891年。

到1891年，长江流域局势不稳，万国商团亟需再次扩充兵力。葡萄牙代表因此在纳税人会议上提出“复活”曾经的葡萄牙队以增强万国商团实力，并且得到万国商团司令官毛礼逊少校（Major Morrison，1840—1905）的同意。之后，葡萄牙驻上海副领事正式向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提交了一份由63名上海葡萄牙侨民署名的信件，要求参加民团或商团，在必要时刻保卫租界，特别是保卫大部分葡萄牙侨民聚居的北区。申请得到工部局董事会的批准后，采用英式操典的万国商团葡萄牙队正式恢复成立。(5)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47页；《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务处关于工部局万国商团从成立至解散的简史》（1942年），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14-865；夏伯铭编译：《上海1908》，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7—79页；Garrett, op. cit., pp. 809—818; “The Defence of Shanghai:Meeting of Residents” ,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9 Jun 1891, p. 763.但仅仅过去4年，第二次成立的葡萄牙队就因队员人数不足难以为继。仅余22名成员的葡萄牙队，被工部局评价为“处于一种很不好的状态”，遭到董事会解散。(6)《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12册，第476页；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通志》第10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6998页；I. I. Kounin, ed., Eighty Five Years of the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Shanghai: The Cosmopolitan Press, 1938, p. 231.

在这两次短暂的成队时期内，万国商团葡萄牙队留给外界的印象欠佳，队员违规使用枪械或是私自保存枪械的情况数次见报。(7)“Summary of News” ,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6 Sep 1884, p. 258; “READINGS FOR THE WEEK” ,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0 May 1895, p. 684.这些违反万国商团章程的行为，不仅影响了葡萄牙队的整体形象，也使得葡萄牙人希望再次成立葡萄牙队时困难重重。

1900年，上海的葡萄牙人因为义和团运动对上海的治安产生担忧，重新考虑起成立由自己人组成的队伍来协助和保卫租界的安全。(1)Kounin, op. cit., p. 231.葡萄牙驻上海总领事向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提交了一份组建万国商团葡萄牙队的通知书。但是显然葡萄牙队之前违反商团章程的经历给工部局留下了深刻的负面印象，董事会在对此事进行讨论时认为“组织任何商团分队，如果不能成为万国商团整体的一部分，而他们的队员若又不遵照万国商团的规章办事，那么，总的来说对全社会的利益是十分不利的”(2)《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14册，第548页。。这次申请未能如愿，总领事并未放弃组建葡萄牙队的想法，他再一次向工部局董事会呈送信件，并随信附带了大约150名葡萄牙人为登记参加万国商团编队而提出的申请签名。(3)同上，第550—551页。在这一时期约有1000名葡萄牙人生活在上海(4)《葡萄牙人在上海（1845—1949）》，第217页。，在男女侨民人数较为均衡的葡萄牙人中有150名男性提出加入万国商团编队，也足以体现葡萄牙人对参加万国商团的高涨热情。

葡萄牙人积极参与的同时，万国商团的反应却十分冷淡。在7月6日举行的工部局董事会上，和葡萄牙人的信件被一同宣读的还有时任万国商团总司令布罗迪·克拉克少校（Brodie A. Clarke，1844—1931）针对葡萄牙队复设问题向工部局董事会提交的报告。在报告中，克拉克少校明确表示了对成立万国商团葡萄牙队的“强烈反对”，并提出了6条葡萄牙队的设立会降低万国商团水准的理由：

第一，葡萄牙人曾经依照条例加入万国商团成为其下一支队伍，但每次都没能遵守相关的规定，在给工部局造成了沉重的损失后不得不解散。

第二，葡萄牙队成员在训练上非常懈怠，只有在外滩与跑马场举行的纪念游行上才积极参与。

第三，他们的长官知道自己无法在训练时维持秩序。

第四，这些人一直是商团指挥官指挥队伍的烦恼来源，我可以亲自作证在上一次葡萄牙队解散时那些关于立即收回武器装备的命令如何被轻蔑地对待，个人的申请也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第五，除了少数例外，这些人作为步兵并不可靠。

最后，他们绝对没有履行义务的能力。

除了上述内容，克拉克少校还提醒董事会，如果坚持设立葡萄牙队，则需要保证由董事会的高级官员担任葡萄牙队长官，并且此事需要得到董事会全体成员的认可；葡萄牙队的储库和文档必须由能够胜任此项职责的人员负责；要确保葡萄牙队成员执行万国商团的规章制度，不给公众带来任何损失；还要确保葡萄牙队的武器在仓库中保存。(5)《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商团关于控制弹药经费开支，筹建海关，美国、日本、葡萄牙等团队，设立长期服役奖章等文书》（1900年），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2-722。董事会在对这封措辞严厉的报告进行讨论后，总董以“坚持上述条件虽然会有效地获得预期的结果，但是防止伤害这部分社会成员的感情也许会有好处”(6)《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14册，第551页。为由，继续与葡萄牙驻上海总领事商讨建立葡萄牙队的具体事宜。

然而恢复设立万国商团葡萄牙队的道路并不顺畅，从1900年7月19日工部局董事会的记录来看，葡萄牙驻上海总领事与工部局董事会之间就是否由葡萄牙人控制军事训练，以及葡萄牙队的内部组织是否要依照万国商团的规章制度而产生了分歧。工部局方面认为满足“训练由工部局安排专人负责，并且葡萄牙队的内部组织要遵守商团的规章制度”是可以组建葡萄牙队的唯一条件。(7)同上，第553页。但这一轮讨论显然没有达成令工部局董事会和葡萄牙驻上海总领事双方都满意的结果，此后约有6年，工部局董事会没有再对设立葡萄牙队一事进行过讨论。

1905年，“大闹会审公廨案”导致租界的不安定，又一次引发了葡萄牙人对生活环境的担忧。(1)Kounin, op. cit., p. 231.1906年1月13日，上海葡萄牙人在他们最为核心的社交场所大西洋老总会（Club União）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再次成立万国商团葡萄牙队事宜。在这次会议中，不仅有近200名葡萄牙人报名参加万国商团，还决定由阿尔梅达（F. J.de Almeida）、马托斯（F. Mattos）、雷梅迪奥斯（J.M. P. Remdios）、查格斯（J. F. Chagas）、诺拉斯库施利华（J. Nolasco da Silva）和其他几个人共同组成委员会，负责正式向工部局提出成立万国商团葡萄牙队的申请。(2)“PROPOSED FORMATION OF A PORTUGUESE VOLUNTEER COMPANY” ,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Consular Gazette, 19 Jun 1906, p. 118; Kounin, op. cit., p. 231.1月23日，工部局董事会上宣读了万国商团司令官关于组建葡萄牙队的报告。据会议记录来看，司令官提出成立葡萄牙队需要由葡萄牙驻上海领事馆提供财政担保，但董事会认为这样的条件可能会引起葡萄牙侨民的不满，建议对这项要求进行修改，“消除一切财政担保问题”。(3)《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16册，第621页。2月21日，在工部局董事会上，万国商团司令官重新提交了为葡萄牙队准备的规则章程，正式提出“应该接纳该队为万国商团的一个分队”，“理应批准葡萄牙队的建立”。(4)同上，第627页。至此，葡萄牙队曲折坎坷的第三次设立过程完成，于1906年2月26日再次正式成立，成为万国商团的“永久编队”。(5)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189页；Kounin, op. cit., p. 231.恢复设立之初的葡萄牙队依据与工部局的商定结果持英式操典，到1908年逐渐完备后改为葡萄牙操典，指挥命令、队伍守则和戒律也随之改成以葡萄牙语进行。(6)《上海通志》第10卷，第6998页；Kounin, op. cit., p. 231.

葡萄牙队在第三次成立后，一直作为万国商团下设的编队活跃于上海，直到1942年日本控制了上海的公共租界，工部局认为继续保留万国商团“已没有实际价值”，将万国商团整体解散，万国商团葡萄牙队也随之一同解散。(7)《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8册，第715—716页。

二、葡萄牙队的成绩与荣誉

虽然如前文所述，葡萄牙队在前两次短暂的存续期间留下的声誉欠佳，在遵守商团章程方面有负面新闻见报，但是在1906年第三次成立后却取得了良好的训练和比赛成绩，这些在训练和比赛方面的努力也扭转了葡萄牙队获得的评价。

1906年4月，第三次成立后仅两个月的葡萄牙队就参加了当年举行的万国商团阅兵仪式，以69人组成了阅兵仪式中的第二大队伍。(8)“THE S. V. C FIELD DAY” ,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6 Apr 1906, p. 29; Kounin, op.cit., p. 231.这不仅反映了葡萄牙人对万国商团的热情，也在另一方面印证了克拉克少校对于葡萄牙人热衷参加在跑马场举行的游行活动的评价。

葡萄牙人除了延续对阅兵活动的积极性，在训练方面也一改之前“非常懈怠”的作风，在1906年就获得了“干得不错”的评价。(9)“The Volunteer Prize” ,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21 Dec 1906, p. 671.此后的葡萄牙队在训练方面也十分勤勉，甚至还登上了上海的中文报刊。1924年7月，万国商团总司令戈登（W. F. L. Gordon，1872—1931）命令商团各队在25日晚9时半举行夜间操练，并且强调全体队员都需到场参加演练不得请假，而葡萄牙队、中华队和炮队因为平时的刻苦训练而被特批免于参加此次训练。(10)《万国商团试演夜战》，《申报》1924年7月23日，第14版。从万国商团的年度报告来看，葡萄牙队在1906年复设之初的几年成绩较差，到1914年成绩就开始缓慢提升，到了1917—1918年度，葡萄牙队的训练成绩就已经是万国商团各个队伍中的首位了。此后葡萄牙队在1919—1920年度、1920—1921年度、1921—1922年度、1929—1930年度、1930—1931年度和1931—1932年度的万国商团队列排名中都位列第一名。(1)此项排名由“一等胜任团员之百分率”决定，以1932年为例，葡萄牙队117名队员均为“一等胜任团员”，因此与日本队、中华队等队伍共同位列第一。参见《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32年，第72页。在1919年至1921年、1926年葡萄牙队还三次获得万国商团为奖励优秀商团队伍而颁发的效率盾牌（Efficiency Shield）。(2)Kounin, op. cit., pp. 232—233.

葡萄牙人除了在日常训练中刻苦勤奋，还延续了他们在澳门就拥有的射击传统，(3)汤开建：《天朝异化之角：16—19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下卷，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83—1287页。在万国商团的各类射击比赛中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甚至从1906年9月起，葡萄牙队还开始举办自己的射击比赛，除了在革命和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下偶尔停办，葡萄牙队举办的射击比赛一直到1941年万国商团解散前夕都仍然流行。(4)Kounin, op. cit., p. 232;“ Portuguese Coy. Shoot” ,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9 Apr 1939, p. 117;“ Mesquita Day Observed” ,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28 Aug 1940, p. 323;“Annual Rifle Meet” ,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21 May 1941, p. 301.

从射击比赛的成绩来看，葡萄牙队可谓硕果累累。1910年葡萄牙队首次迎来了胜利，由J. M.迪尼士（J. M. Diniz）、阿尔梅达（F. de Almeida）和古拉苏（A. M. Collaço）组成的队伍赢得了“美国队杯”(5)上海万国商团“美国队杯”比赛，每年举行一次，商团各队派有丰富射击经验者参加比赛。射击比赛冠军。在1917—1918年出版的步枪比赛报告中，葡萄牙队成绩在万国商团中位居第一。此外，1919—1920年、1920—1921年、1921—1922年的步枪比赛中，葡萄牙队也连续三次取得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在来福枪类的比赛中，葡萄牙队也有所斩获，莱唐军士（Sgt. M.F. R Leitão，1921年，“金十字奖”）、冈波斯军士（Sgt. J. P. Campos，1923年，“银十字奖”）、卡洛斯·施利华下士（Lt. Cpl. Carlos Silva，1933年，“银十字奖”）、亚瑟·莱唐下士（Lt. Cpl. Arthur Leitão，1922年，“朱满杯”“银十字奖”）以及马里奥·费拉斯下士（Lt. Mário A. Ferras）和其他两名队员（1937年，“朱满杯”）都曾在万国商团举行的比赛中为葡萄牙队赢得荣誉。(6)Kounin, op. cit., p. 232.1921年，葡萄牙队获得配发刘易斯轻机枪，在1931年和1933年的轻机枪双人射击赛中获得冠军，在1931年的射击赛中获得亚军。(7)Ibid., p. 233.

万国商团葡萄牙队除了以刻苦训练和射击成绩优异获得了许多奖项，队员们还以获得“长期服务勋章”（Long Service Medals）而自豪。1922年，工部局决定向长期服务于万国商团的队员颁发“长期服务勋章”，以表彰他们在万国商团的服役，葡萄牙队有多位队员获得了这项荣誉（见表1）。(8)《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2册，第547页。

表1 万国商团葡萄牙队队员获“长期服务勋章”简表(9)资料来源：“S. V. C. Long Service Awards” ,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5 Apr 1922,p. 174;“ Volunteer Corps” ,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3 Dec 1924, p. 462;“ S. V. C.Orders” , The China Press, 27 Feb 1925, p. 6;“ Volunteer Corps” , The China Press, 31 July 1926, p. 4;“ MUNICIPAL GAZETTE NEWS: Volunteer Corps” ,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30 July 1927, p. 205;“ Municipal Gazette News: Volunteer Corps” ,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 Aug 1928, p. 288;“MUNICIPAL GAZETTE NEWS: Consul-General for Great Britain” ,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18 Feb 1930, p. 263;“ FROM THE SHANGHAI MUNICIPAL GAZETTE: Volunteer Corps” ,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5 Aug 1930, p. 209.

（续表）

葡萄牙人在上海参加的军事活动，除了获得公共租界工部局所授予的荣誉，还得到远在欧洲的葡萄牙政府的嘉奖。1932年10月5日，葡萄牙队因为“在（租界的）危急时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得到葡萄牙政府颁发的“基督勋章”（Order of Christ）。葡萄牙驻上海总领事作为葡萄牙政府的代表，与工部局就此事进行接洽，特别提出为了感念葡萄牙队队员的无私奉献与英勇保卫，希望在葡萄牙的国庆日向万国商团葡萄牙队颁发奖章。工部局方面认为葡萄牙队能够获得这项荣誉是至为恰当的，葡萄牙队队员在紧急时刻做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尽管葡萄牙队的大多数队员都居住在受到战事影响较为严重的（虹口）地区，战时动员让他们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除此之外，工部局认为获得“基督勋章”不仅是对葡萄牙队的褒奖，也是整个万国商团的荣誉。(1)Kounin, op. cit., p. 235；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处关于葡萄牙公使以基督勋章授与万国商团葡萄牙队事》（1932年），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U1-3-4279；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5册，第595—596页。

葡萄牙队还有多位成员也曾得到葡萄牙政府的嘉奖：安东尼奥·迪尼斯少校（Major António M. Diniz，1841—1938）和丹尼尔·古特雷斯中尉（Lieutenant Daniel M. Guterres，1847—1915）因为在万国商团的出色表现而被授予艾维斯骑士十字勋章；费尔南多·莱唐少校（Major Fernando A. R. Leitão，1891—1968）被授予功绩司令十字勋章；担任葡萄牙队随队神父多年的法国神父饶家驹（Father R. Jacquinot，1878—1946）也因为对上海葡萄牙侨民的贡献，被葡萄牙政府授予基督勋章。(2)Kounin, op. cit., p. 236.

葡萄牙人在商团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激情，不仅令他们获得了许多荣誉，也给同时代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还传播到了与他们交往并不密切的中国人之中。1929年上海《申报》曾经刊载过一篇名为《从客军讲到杂种人》(3)黄震遐：《从客军讲到杂种人》，《申报》1929年4月29日，第25版。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前一半的篇幅中对欧洲雇佣兵团的历史做了回顾，后一半的篇幅则记述和分析了上海葡萄牙人对万国商团的痴迷。作者黄震遐(1)黄震遐（1907—1974），笔名东方赫，曾任上海《大晚报》记者、《新疆日报》社长、《香港时报》主笔、《中国评论》副社长，代表作有《陇海线上》《黄人之血》等。详见《中国文学家辞典》编委会：《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4分册），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513—514页。认为葡萄牙人对商团的热情来源于他们的混血身份，这些混血儿因为血统的混杂而遭受人们的轻视，与外界交往并不和睦，因而产生了孤独、骄傲的性格，这也令他们与外界相隔绝，内部却更加的团结和密不可分。在黄震遐笔下，这些平日里身为银行打字员、进出口商行副经理，或者是大公司“二班”的混血儿，“一旦遇到市面发生变故，便都不约而同的荷枪徘徊于烈日之下，坚强不屈”，他们的入伍日期也大都是“十载至二十载不等”，从壮年到白发才肯停止。可以说，上海葡萄牙人作为“土生葡人”的特殊的血缘构成，激发了他们对万国商团独有的热情。

三、葡萄牙队与澳门

如前所述，“土生葡人”的混血身份让上海的葡萄牙人在生活中遭受了来自外界的轻视乃至歧视。生活在上海的英国、法国、美国等国侨民在文化上以优等民族自居，甚至英国人在观念中认为欧亚混血儿从父母双方继承的品质往往恶劣多于优良。美国人对欧亚混血的态度虽然较英国人宽容，但从根本上也并不赞同。(2)熊月之：《近代上海跨种族婚姻与混血儿问题》，《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17—26页。作为欧亚混血的上海葡萄牙人，在外侨社会中所处的境况并不舒适，可他们在被中国人或者其他外侨弄错国籍时，却总要澄清自己并不是中国人。(3)丽莲·威伦斯著，刘握宇译：《一个犹太人的上海记忆（1927—1952）》，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57页。欧亚混血的特殊血缘造成了葡萄牙人身份上的失落，他们不被白人社会真正的接纳，而华人社会也对这个自视高于华人的群体充满鄙夷。在这样的等级社会的夹缝之中生活，令葡萄牙人尤为关注上海葡萄牙侨民社团的内部。

因此，当葡萄牙队成员积极参加万国商团的军事活动时，万国商团葡萄牙队也成为了上海葡萄牙人中最为重要的组织之一。每当上海葡萄牙人庆祝属于自己的重大节日时，也总会出现万国商团葡萄牙队的身影。(4)《葡萄牙建国八百年纪念，葡侨筹备祝典纪念日程已全部排定》，《申报》1940年5月27日，第7版。无论是庆祝葡萄牙共和国建立，还是庆祝曾经的葡萄牙王国脱离西班牙独立，葡萄牙驻上海领事馆举行庆祝活动之余，万国商团葡萄牙队也会专门举办庆祝活动。(5)《葡领馆庆祝共和》，《申报》1930年10月6日，第14版；《葡萄牙建国八百年纪念，葡侨筹备祝典纪念日程已全部排定》，《申报》1940年5月27日，第7版。葡萄牙队的成立周年日，也是上海葡萄牙人的盛大节日，他们会为此举办隆重的庆祝活动。1925年万国商团葡萄牙队成立20周年时，上海的葡萄牙妇女还集体向万国商团葡萄牙队赠送了一面旗帜。(6)Kounin, op. cit., p. 235.1931年葡萄牙队成立25周年时，特别纪念活动的庆典仪式也盛大隆重。在2月22日上午的9时一刻，葡萄牙队的全体队员全副武装在阿尔盘弄（今蟠龙街）集合，队伍的前方有乐队前导，他们整队步行前往位于南浔路的虹口天主教堂(7)虹口天主教堂，亦作虹口圣心堂、耶稣圣心堂，其所在地产由旅沪葡萄牙商人施利华（Silveira）捐赠给教会，后正式修建为教堂，是近代上海葡萄牙侨民进行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进行祈祷。祈祷仪式后，葡萄牙队到教堂旁边的圣芳济学校操场举行检阅和颁发奖章的仪式。到了下午，葡萄牙队全体成员到靶子场打靶。在25日葡萄牙队成立纪念日的当天下午，全体队员再次到圣芳济学校操场进行检阅仪式，之后到天主堂祈祷，到了晚上则举办庆祝宴会。到了28日，庆祝葡萄牙队成立的庆典仍在继续，上海葡萄牙人为庆祝葡萄牙队成立25周年在大西洋总会举办舞会。(8)《万国商团葡萄牙队昨行庆祝礼》，《申报》1931年2月23日，第11版。

在地缘关系上，上海的葡萄牙人和其他国家侨民也有着极大不同，他们基本来自澳门，甚至很多人在一生中都未曾踏上过葡萄牙本国的领土。澳门，作为这群葡萄牙人在现实意义上的“故乡”，自然与这些生活在上海的葡萄牙人保有着强烈的联系。1908年中国和葡萄牙两国因为澳门勘界而发生冲突的时候，生活在上海的万国商团葡萄牙队队员就曾积极请战，希望能够返回澳门增援。(1)姜龙飞：《上海租界》，上海：文汇出版社，2014年，第332页。到1910年，在澳门被葡萄牙人奉为英雄的梅斯奎塔上校(2)据《十九世纪澳门土生葡人迁徙侨居上海活动浅析：以上海租界义勇队混成旅第六步兵连为个案》，梅斯奎塔原为澳门葡萄牙驻军的炮兵上尉。1849年6月，澳门总督阿马留（Amaral，1803—1849）在关闸附近遇刺身亡后，梅斯奎塔率32名士兵攻占关闸外的北山岭清军炮台并炸毁清军火药库，取得胜利。梅斯奎塔因此一役被澳门葡萄牙人誉为英雄并晋升为上校。去世后，有20名葡萄牙队队员全副武装返回澳门参加了转运上校遗体的仪式。为了纪念这位葡萄牙人在亚洲的军事英雄，万国商团葡萄牙队还向工部局申请将队伍名称改为“梅斯奎塔上校葡萄牙队”（Companhia Portuguesa do Coronel Mesquita），葡萄牙队的成立纪念日也改称“梅斯奎塔日”（Mesquita Day）。(3)《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17册，第679—680、692页。1922年，当中国与葡萄牙再度因为收复澳门问题产生冲突时，葡萄牙队再一次“急忙整理行装”，随时准备接受调遣开赴澳门保卫自己的故乡。(4)陈启明：《我们这样去抗日》，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121页。

然而时刻准备保卫澳门的葡萄牙队，作为一支“准军事组织”实际上并未直接参与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军事活动。许多葡萄牙队成员在完成万国商团的服役任务后，以葡萄牙公民的身份返回澳门加入葡萄牙驻军或警察部队。根据加勒特的研究，1937年的葡萄牙队曾经得到过里斯本方面的直接指示，要求解散万国商团葡萄牙队，队员直接前往澳门参加葡萄牙军队。虽然葡萄牙队并未解散，但有50名队员接受命令后离开了上海，葡萄牙队队员减少至93人。(5)Garrett, op. cit., pp. 809—818.从澳门和上海两地的档案材料来看，1937年的确有葡萄牙人离开上海返回澳门参加军队和警察部队，数据与加勒特的研究略有不同。1937年末至1938年初，工部局董事会决定向紧急时期的万国商团、火政处和捕房成员颁发奖章。为此，葡萄牙驻上海总领事和澳门通信，请求代表工部局向“在中日对抗的紧急时期保卫租界”的商团成员颁发奖章。从双方的通信内容来看，此时应该获得奖章的葡萄牙队成员中有25人在澳门服役，其中14人加入澳门葡萄牙驻军，11人加入澳门警察部队。(6)《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27册，第558、566页；《向上海的葡裔志愿者颁发奖章，以表彰他们在中日战争期间提供的服务》（1936—1939年），澳门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MO/AH/AC/SA/01/16835 (AH /AC/P-16763)。而根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的记录，在这一时期葡萄牙队有队员146名。(7)《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1937年，第105页。也就是说1937年仍在上海服役的146名万国商团葡萄牙队队员中，在次年就已有25人返回澳门参加驻军或警察部队，这也反映出万国商团葡萄牙队成员与澳门之间联系密切、往来频繁。

结 语

在万国商团的整个历史中，前后几十年间葡萄牙队经历了两次短暂的成立后，又第三次设立。尽管复设葡萄牙队的道路曲折坎坷，葡萄牙人仍然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这支队伍成了万国商团中最优秀的队伍之一。

这群葡萄牙人，在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为主导的上海租界中，是一个因特殊的混血身份而遭受轻视和歧视的群体，无论是在上海外人社会的经济活动还是政治活动中都毫无话语权。他们对万国商团这种准军事组织的参与热情，一方面体现出葡萄牙人对社团集体性活动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这一群体渴望得到上海主流外侨群体的接纳和认可的心理诉求。而澳门，作为上海葡萄牙人真正的故乡，因与上海之间较为临近的地理位置，故而和上海葡萄牙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