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琦

摘 要：新媒体的迅速普及改变了大众获取信息的方式，部分媒体在利益的驱使下也改变了撰写新闻的方式。在这样的环境下，教师群体必须在品质德行与教育能力两方面严格自我要求：一方面，教师要符合于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退而居其后既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也有悖于为人师表的精神气度;另一方面，教师必须更加严格地要求自身的德性言行，这是应对媒体偶发不良影响时最根本的措施。新媒体环境下，教师教学伦理应保证教师将治学与师德紧密结合在一起，教师自身在延伸多元治学方式的同时严格规范自身的道德素养。

关键词：新媒体舆论;教学伦理;师德建设;治学方式

中图分类号：G6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995（2021）03-0014-05

教师作为人类文明延续的重要载体，必须是道德示范与教学能力的综合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教育制度一直以较高的道德水平与教学水平要求教师行业的从业者。但是近些年来，新媒体的迅速普及使得教师所处的教学环境以及面临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给教师行业带来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危机。教育与其说它是一个行业，不如说它更是一种事业。教育系统的良好运转和发展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根基。新媒体环境下的现代教育事业发展，不仅对教师的道德与教学水平提出更高要求，还要求“教师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教师具有筹划和预见自己行为结果的本领，创造性的开展工作”。[1]教师唯有积极自觉地提升这些素养才能抵御当下由新媒体舆论環境造成的教育困境。新媒体舆论环境中的危机与挑战，实际上需要教师更高的道德水准与教学水平来予以应对。

一、教师在新媒体时代面临的伦理困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新媒体定义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而它之所以被称为是一个新时代，正是因为如今的社会已经与新媒体一起为人类的生活塑造出了一个新的环境或样态。在这样的境遇中，传统的教学伦理理念与教学行为必然会遭遇新的挑战。教育事业与教师行业因其自身之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必须被视为新媒体时代伦理问题探索的重中之重。

（一）现实问题和道德困境

新媒体关涉教育伦理的新闻事件可以按照社会利弊影响大致分为两类：

首先，有益的方面是，新媒体作为工具为一些权益受损的教师和学生维权发声。近些年，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校，都有学生或教师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求助的事例。这些事件的发生、演变与处理都关乎学生的健康成长、教师行业的公平正义，以及整个社会的舆论氛围。新媒体对于教师和学生中的“弱势”群体而言是一种可以维护自身权利的工具。遭遇不公的教师和学生有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和保护。无论是出于现实需要还是内心需求，这样的保护机制都是必要的。除了保护弱势群体之外，新媒体也起到了连接教师与社会的作用。新媒体时代涌现出一大批教师，他们能够紧跟时代，利用新媒体技术拓展教学方式。新媒体上相关信息的增多，让大众看到了教师群体的活力与积极性。

其次，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开放性和高效率也使它具有较强的舆论鼓动特性。原本，教育作为国之重任就备受人们关注。一旦有人运用新媒体对有关“教师”的事件进行不实的信息传播，那么就会导致恶劣的舆论导向，其产生的后果以及对教育事业造成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近十年，新媒介层出不穷，缺乏行业规范，各媒体平台早已是鱼龙混杂。普通人很难通过新媒体传播的信息明辨是非：自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发生之后，部分由新媒体传播的不实信息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甚至导致整个幼师行业的公众信任度大打折扣。众多类似事件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教师的言谈举止被一步步地暴露在社会多方的“监视”之中。表面上看，这种方式可以监督教师的言行、便于事件的定责追责。但它使得教师丧失了自身职业的自豪感，只能在工作中小心谨慎地避免犯错误。助推教师群体向市场利益导向妥协，对于整个教育系统的发展而言并非有利。

新媒体环境的教师教学伦理困境是由新媒体和教育伦理两方面共同导致的。互联网本身具有信息普及速度快、碎片化的特点。近年来在舆论导向上的影响加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网民辨别是非的能力;在教师行业中，则出现了对教师的道德约束力逐渐减弱、教师职业的神圣感日渐磨灭、教师教学的本然目的被抛弃、教师受利益驱使追名逐利等众多社会问题。这些教育伦理问题同新媒体环境相结合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打击必须加以重视，教师行业一旦披露出任何负面新闻都会被放大，所以教师自身德行与能力的提升就成为应对当下社会环境的关键。

（二）新媒体时代教育伦理学研究现状

我国学界关于新媒体环境下师德建设的研究在2010年左右已经初见端倪，当时正值中国互联网新媒体爆发前期。通过相关研究文献发表的时间线可以获知，2015年以后该领域才成为教育伦理学研究中的热点。目前关于新媒体时代教师教学伦理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阵：一方面，利用新媒体的优势，相信新媒体能够帮助师德建设。学校可以借助新媒体技术手段提升教师培训、评价、评定等实际需要，例如学者国晓华认为新媒体的即时性、丰富性、个体性与互动性的特点可以为以往师德建设中的难点注入新的活力，教师可以通过新媒体的途径参与师德规范的建设;[2]另一方面，对新媒体运作所导致的师德下滑以及负面的舆论导向抱有深深的担忧。由李敏、檀传宝发表的《师德崇高性与底线师德》一文指出，新时代教师道德底线随社会道德变化而下移的问题，主张将师德的崇高性与底线适当整合起来，以此应对社会环境的变化。陈晓慧等学者认为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被重视，而不应该按照“先污染、再治理”的思维模式去处理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问题，在《信息技术教学应用的伦理失范及其治理》一文中将信息技术在教学中运用所导致的伦理失范主要概括为信息工具在教学过程中的影响，比如多媒体课件的运用产生了部分教学无互动、教师敷衍教学等等，指出了信息技术教学伦理规范不完善等问题。[3]

实际上，舆论对教师教学伦理的影响在社会上被大家关注、思考、评论得较多，但学术性的研究文献较少。除上述研究以外，多数同新媒体相关的教学伦理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师德建设以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上，这主要源于我国高校的“新媒体”用户群体比重较大，所以高校成为应对新媒体环境的重要主体。但随着新媒体影响的逐渐增大，多次发生的幼师虐童、猥亵幼童，教师辱骂、体罚学生等极度恶劣的违法犯罪行为，敲响了教育行业的警钟。因而，必须将“新媒体”舆论境遇下的教育伦理问题展开到全教师行业进行研讨。

二、教師在新媒体时代的道德内修

教育是一个国家甚至是全人类最伟大的事业，教师群体作为教育的担纲者必须肩负起为整个民族延续文明的使命与责任。在理想状态中，每一位老师都应该拥有严格的职业操守和高尚的道德情怀。师德的缺失不是新媒体带来的问题，媒体的披露让我们认识到教师行业内部存在者众多道德失范者，这是每位教师个体都必须正视的问题。所以要从教育伦理学的微观层面，即“从教育工作的个体角度，对教师、学生、教育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教育相关者的教育道德实践和人格完善进行科学的教育伦理引导与培育。”[4]

（一）切合时代的师德意识

教师是伴随人类发展历史最为久远的角色之一，当它还没有成为一种明确的社会身份时，师教必定已经为人类传承发展产生了作用。所以“师”必有使其延续至今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是师德的根本。“师德所调节的各种关系一般并不违背个人的一般道德原则，它是个人一般道德原则的自然延伸。”[5]这种关系也适用于师德与新媒体环境下的师德建设，后者是前者随环境变化的延伸。

《北齐书》中的“为人师表”是中国自古以来教师教学的宗旨和原则。所以面对新媒体所塑造出来的不可逆转的新环境，因其可能的负面影响而排斥拒绝、固守传统并不符合“为人师表”的精神要求。真正具有师德的教师群体应该迎难而上、聚焦难题、摆脱困境。在新媒体时代，教育行业面对的最严峻挑战是在某些纠纷事件发生后，利益相关者或不明真相的围观人员仅凭借自己的主观感觉，借助自媒体或新闻平台传播失实的信息，从而对另一方形成舆论压制。无论舆论的焦点集中于教育过程中的哪一个角色，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对教育事业的打击都是巨大的。所以，新环境下的教师群体必须意识到，减少教育纠纷已经成为了每位教师的责任，为了让教育行为能够与“外松”的媒体环境达到一种平衡，教师要相应的进行道德“内紧”，谨言慎行，避免因自身不当的言行举止给整个教师行业带来负面影响。这既是对教育事业的守护，也是为教师自身建设良好的工作环境。

教师教学伦理在新媒体时代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信息技术与现代性的相对主义所伴随的危机是共生的。在一定程度上，新媒体的普及助长了现代虚无主义的风气，使师德建设与当下环境相契合：一方面要深刻了解社会环境现状所需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就要对新环境有足够清醒的认知，否则就会陷入新媒体给教师教学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难以自拔。

（二）珍视教师职业身份

新媒体的流行使得个人身份在社会新闻中变得尤其敏感。在利益至上的媒体市场中，点击率意味着一切。所以当社会新闻出现时，原本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纷，在新闻中就变成了身份与身份之间的对立。比如将特殊的教育伦理案例直接放大为教师与学生、学校与家长之间的对立，这样的新闻处理方式很容易使人对号入座，自动将自己的社会身份带入到案件中，从而引导舆论方向。原本这应该是媒体职业道德应该加以严格规范的问题，但教师必须意识到，在新媒体流行的当下，一个具有社会身份的个体有时代表了整个行业。

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不得不对当下部分提倡“底线师德”[6]的主张进行进一步的反思。随着现代社会多元的走向以及对儒家传统的批判，教育伦理学开始对师德的崇高性进行反思：他们一般认为儒家的师德观将教师圣人化，教师要在道德的实现上接近完美，而现代社会的教育伦理应该避免这一倾向，要将传统儒家的教师伦理要求转变为现代职业伦理，还原教师作为一名社会个体的真实本性。但是，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保持职业道德的底线并不意味着就能够万事大吉，学生在受教的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未来的人生走向，并且对于当下的社会现状而言，师德底线的确立本身就是一个难题。

无可置疑，教师在现代社会是一个职业，保障教师的个人权益是社会应为的。但是教师也因其职业特殊性不能直接与其它行业相提并论。同医生、消防等职业一样，教师与人的生命直接相关，在塑造民族精神、引领民族未来的事业上，教师是社会的担纲者。所以在自愿地肩负起这个职责之前，教师就应该意识到这个职业的重要意义，而一旦决定承担这个艰巨的责任，就必须爱惜教师的职业身份，把自己视为教育事业的建设者。

（三）维护教师行业的崇高性

教师职业的崇高性在现代社会的缺失使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对“天、地、君、亲、师”（《荀子·礼论》）的崇拜和敬畏是儒家“礼”与“仁”的直接体现，它们既是传统社会中的百姓道德行为的约束力量，也是社会大众的精神依托。所以“教师”这个身份本身就具有一种权威性和神圣性。[7]但是，现代社会经过启蒙以后开始反思“神圣”与“权威”，对秩序的维护被视为是一种对自由的压制，这就使“师生”关系的合理性遭到审视，康德之所以在启蒙运动中强调人自身要勇敢的运用理性，正是防止教师成为学生的绝对权威。

对权威的适当反抗具有正面的意义。但是由于人类难以把控“度量”，现代社会正在面临着虚无主义的苦果。原本教师因其道德与知识高于受教者从而自然地拥有社会大众的敬畏和尊重。但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教师群体的知识优势被现代教育削弱，加上新媒体纷繁复杂的信息传播，教师的知识优势和教学能力甚至开始被大众质疑。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除了迅速地扭转人们看待教师职业的方式之外，也让部分教师转变了对自身工作的认知。教师的神圣性在行业内部逐渐减弱，这对教师行业职业信念的建构而言具有负面影响的。

所以，作为教师不仅要以自身的言行举止维护教师行业形象，还应该参与到教师教学伦理的建构当中来，加强自身职业的信念感。“尊师重教”是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发展的必要氛围，轻视教师的作用只会使人类陷入更大的囫囵之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师之不存，道将焉附”？[8]这样的匹对亦是成立的，师道尊严，就在于师先为尊与严而后得尊严。教师职业的神圣感和崇高感一旦消失，教育事业也难以为继。个体教师与社会大众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一个社会的教师群体虽然是由教师个体组成的，但神圣与崇高“教师”的身份与道德的个体是互相成就的，并非擁有教师职业身份的个体都拥有教师的神圣感与崇高感。虽然当下有学者将个体有限性作为切入点反思教师圣人化，但是由于职业特殊性，教师必须要具有一定的超越性，至少要在精神高度和专业技能两个维度上超越普通大众，这是保有师道传承的关键。

三、教师在新媒体时代的治学外推

当我们把教师教学作为伦理问题加以讨论，意味着新媒体环境下教师教学涉及到了更多关乎是非善恶且难以解决的道德问题。对新媒体时代教师教学伦理的探讨本质上依然是师德的建设问题。师德与道德的差异就在于师德要求教师必须将治学与德行高度结合：一是自身的道德素养必须高;二是必须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所以面对新媒体环境的挑战，解决困境只是现代师德建设的任务之一，更为根本的是建立不会轻易坍塌的师德传统。纵使时代变化，教师教学已然能够从容不迫地应对环境的变化。其前提则需要保证教师职业的崇高感、建立牢固的教师教学道德规范。

（一）认知高阶化

重拾教师职业的神圣感，除了道德修养上的高水平，也需要拉开教师与受教育者之间在知识水平上的距离。所以现代社会虽然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反思教师圣人化，但实际上却是对教师的要求变得更高了。“师”在中国古代原本就意味着具有某种特殊技能的人。在现代社会，教育的普及在需求和成果两方面造成了教师威信的下降。西方启蒙运动以后现代教育让每个人相信自身可以运用理性思考问题，教师原本的知识水平开始被学生家长质疑和评判，多元意识的影响更是将传统的教学模式与教育标准打破了，在对传统教学伦理的反思中教学标准变得相对化和虚无化。

在这样的环境下，提升教师标准，教师认知水平的提升就成为了重塑师道威严的一种方法。这种高标准表面上看是在应对新媒体环境下的教学危机，但它实际上是人类教育伦理中的基础问题，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学校教育中的教师标准就会降低，这是导致教师队伍鱼龙混杂的原因之一。就理想状态而言，学校教师的标准应该是严苛的，并且这种严苛不是评估数据或量化绩效的。

教师应该努力提升自身的认知水平。除了教学能力以外，也要“将‘研究者内化为自身的角色要求，自觉而严肃地从事教育科学研究”[9]，“使教学工作的模式由‘经验型转向‘科研型，使教师角色的模式由‘教书型转向‘专家型与‘学者型”。[10]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教师的教育水平。除去高质量的教学科研能力，教师还应该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而新媒体恰如其分地成为了教师进步的渠道：一方面它成为教师获取知识的工具，是教师教学的辅助;另一方面，它也是教师教育科研的对象与新角度。但教师要意识到教学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教学的前提是人与人的相处，学生只有在良好的人际氛围中才能真正将知识与道德内化于心。否则知识会变成傲慢的武器、道德会变成荒谬的空谈。二者无法融洽地整合也就难以塑造出一个更好的人。这也意味着，仅仅拥有高水平的知识能力还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最为优先的标准依然应该是道德素养。

（二）方法多元化

在传统社会，教师教学的方法论本身就具有很多种。比如《周易·蒙》中指导君子（师）如何对幼童进行发蒙;《论语》中关于如何引导学生“好知”的方法;韩愈的《师说》虽然目的在于针砭时弊，批判当时社会青年“耻学于师”的陋习，但它明确了教师的作用、地位和身份的独特意义。在现代社会，教师教学与现代科学紧密关联在一起，教师通常需要从认知心理学、儿童心理学、现代教育学等学科体系理论中获取教学方法。

21世纪以后，互联网作为先进的教学工具逐渐在学校教育中普及，但新媒体的方式并非仅仅指教师将新媒体作为教学的辅助工具。新媒体作为社会大环境，教师必须认识它、了解它、并将这种环境面临的是非问题、生活方式教授给学生，它既是教授的工具，也是学生需要学习实践的内容。尤其教师应该意识到，新媒体发展的速度过快，对于教师而言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经历体验，而对越来越年轻的学生而言，新媒体可能是一个先于他存在的事物与环境。这就意味着不同年代的人对待事物、环境的心态与观念是不同的。教师应该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新媒体教学，它应该是一个能够长久发生效用的环节，而非仅仅局限于当下。

新媒体开拓了教师教学的思维模式，既是方法上的拓展，也是内容上的丰富。但在教师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是一对一甚至是一对多的。教师因其自身个性的原因，会坚持自身的教学理念，比如更信任传统教学方法或完全抛弃传统等等。这些对学生都会产生正向或反向的影响，如何把控教师教学伦理中的问题，值得继续探讨。

（三）德教一体化

德育与教学的融合并非仅仅指一个教师既具有道德素养又有治学能力，而是指在教学的过程中就自然地融合着道德教育。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愈发表明，人的言行举止时刻伴随着伦理与道德，没有人是孤立存在的，在社会秩序的维护问题上，知识也不可以和道德脱节。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科学反伦理案件的发生已经向我们昭示了这一现代性危机，如果科学失去伦理的管控、科学家没有道德的自觉，对于人类而言，未来很有可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所以知识的教育必须同德育相融合，这样才会使一个人的行为有底线、使知识的拓展有边界。

中西方伦理学的源头都认为，一个有德性的人、一个君子是能够长久地符合道德的人，“一只燕子或一个好天气造不成春天，一天或短时间的善也不能使一个人享得福祉。”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是与他被何种教育理念塑造出来的道德意识息息相关的。可以这样说，新媒体环境的负面影响在人为的原因上就是德育失败的部分印证，心怀不轨之人在进行媒体运营时可以运用自身的专业技巧获取巨大的关注度，但他们却没有建立起一个行业应有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

“人文化成”才是教育成功的体现，中国重道德的传统价值认知曾经一度被当阻碍经济、科技发展的绊脚石。但是现代性危机已经向人类昭示了，没有道德的科学和知识只会增加社会的不确定性，它无法给人带来安全感，人类的精神寄托还是要依赖于道德之上。如果新媒体的继续发展没有受到道德的约束和规范，人类就会陷入更大的恐惧与迷茫之中。所以德、教的统一与实现才是保证人类在现实发展的进程中精神富足与安定的关键。

新媒体时代教师教学的伦理困境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无法完全避开将来未知的各种教育伦理困境，但对于已经出现的道德困境，我们应该勇敢应对。教师教学伦理如何应对新媒体时代的困境，最根本的方法还是让教育回归教育的本质。教育本应使人在道德和文化上成为更好的人，新媒体舆论下教育危机内在的根本问题实际上还是教育本身的问题。教师行业和教育事业如果意识不到环境变化中的负面因素，肆意地改变教育的初心，教师成为市场经济中追名逐利的一员，那么他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自然会与之相应，这就违背了教育的本质目的，并不利于社会长远的发展。不可忽视的是，新媒体行业也必须加快计算机或互联网的伦理建构进程，良好的媒体环境能够为所有行业的发展提供便利和生机。但目前新媒体环境杂乱不堪，这本身就足以印证市场经济下教育乱象的结果。所以教师教学倫理的建构应该逐渐发展和增进学生职业道德的了解，无论是媒体行业还是教师行业，从业者应该遵循自身的行业道德。

参考文献：

[1][9][12]王正平.教育伦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25+340+145.

[2]国晓华.对新媒体背景下师德建设实效性的思考[J].教学与管理，2015（30）：57-59.

[3]陈晓慧，卢佳，赫鹏.信息技术教学应用的伦理失范及其治理[J].开放教育研究，2019，25（03）：54-55.

[4]王正平.教育伦理学的基础理论探究与建构[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6（6）：24-33.

[5]傅维利.简论师德修养[J].中国教育学刊，2001（05）：40-43.

[6]李敏 檀传宝.师德崇高性与底线师德[J].课程·教材·教法，2008（06）：74-78.

[7]刘海波.从神圣化到妖魔化：教师媒体道德形象的变迁[J].中小学德育，2016（07）：21-24.

[8]张慧远.教师神圣性的消弭与回归[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2，28（04）：5-9.

[10]黄连平.谈师风建设与与时俱进[J].教育与职业，2005（15）：73-75.

[1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