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芳，王兆峰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湖南 长沙410081)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凭借其优越的旅游资源禀赋已逐渐成为区域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和惠民生的有力支撑[1]。2018年，长江经济带旅游总收入高达9.25万亿元，占GDP比重高达10.28%，旅游业已成为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性支柱产业[2]。但长江经济带在旅游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其生态环境负面效应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强，影响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甚至威胁其生态安全。而旅游活动是追求身心放松和精神愉悦的过程，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会降低游客的旅游体验，进而引发旅游投入产出失衡，造成旅游投入冗余，压缩长江经济带旅游效率的提升空间。我国《“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指出: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绿色发展贯穿到旅游规划、开发、管理、服务全过程，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旅游业新格局[3]。鉴于此，在保护区域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转变旅游发展方式、调整旅游产业结构、提高旅游发展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和问题的提出

国外学界侧重于从可持续旅游、旅游生态效率和旅游低碳化发展策略等角度研究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其中，部分学者从可持续旅游的角度来研究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如Miller将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作为可持续旅游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4]；Brahmasrene等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不合理的旅游开发行为对东南亚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5]。部分学者通过测算旅游生态效率来研究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如Kytzia等基于达沃斯的实证分析，发现空间规划、建筑设计和设施管理在提高旅游业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率上具有积极影响[6]；Niavis等以地中海沿岸国家为例，研究发现地中海沿线国家的旅游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7]。部分学者通过分析旅游低碳化发展策略来研究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如Suh等研究发现，提高传统休闲娱乐活动的资源利用效率，以及开发低碳、环保、节能的休闲活动，有助于加速旅游景区低碳化进程[8]；Holding研究发现，通过减少停车位等举措限制私家车进入景区，以及在景区内提供绿色代步工具等，有助于提升景区低碳化水平[9]。

国内学界侧重于从旅游生态效率、耦合协调等角度研究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其中，部分学者从旅游生态效率的角度对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展开研究。如刘军等测算了2000—2013年中国各省(市、区)的旅游生态效率，发现旅游业具备资源消耗低和生态环境破坏小的特点[10]；王兆峰等研究发现，跨行政区域的各主体应加快推进旅游合作，促进旅游与生态协调发展[11]；卢飞等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中国省际旅游生态效率，研究发现政府对旅游的干预力度能有效促进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同发展[12]。部分学者从耦合协调的角度对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展开研究。如丛小丽等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发现吉林省仅少数地区的生态旅游与旅游环境存在耦合协调[13]；刘庆芳等引入解耦模型展开研究，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压力之间的耦合程度较高[14]；王振波等采用双指数模型展开研究，发现青藏高原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存在交互胁迫关系[15]。

综上所述，学界对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关系的研究集中于旅游与生态两个系统内部的交互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取单一比值法、数据包络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灰色预测模型和门槛模型等经济学方法；在研究视角上，聚焦于国家、流域和省域等宏观层面。而对于旅游效率这一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及旅游效率与生态环境质量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同时，由于部分数据仅统计至2016年，以及部分统计口径更新，研究时段选取2007—2016年。鉴于此，本研究采用综合指数法测算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及各维度得分，并基于产出导向的SBM模型测算长江经济带旅游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一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生态禀赋、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等3个维度探析生态环境质量对旅游效率的影响，以期为长江经济带提高旅游效率和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区域概况

长江经济带是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也是东、中、西部互动协作示范带和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带。其地域范围贯穿上海、安徽、四川等11个省(市)，面积约205万km2，总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旅游资源的富集区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前沿区域，但其旅游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游客数量激增、旅游建设用地扩张、旅游交通拥堵等问题，导致原本优越的生态环境面临巨大的安全隐患。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长江经济带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科学探析生态环境质量对旅游效率的影响，对优化长江经济带的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和提高旅游产业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二)指标设计

1.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生态环境质量的测度需要对生态环境的内涵和概念进行深刻审视和明晰认知，甄选和构建科学系统的指标体系。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和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党的十八大作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应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建设美丽中国。本研究依据生态文明建设“优、节、保、建”的四大战略任务，基于指标体系构建的系统性、代表性和数据可获取性等原则，参考马勇、高扬、荣慧芳和王兆峰等的研究成果[16-19]，将生态环境质量分为生态禀赋、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等3个维度，选取14个指标，构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2.旅游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在经济活动中，效率的测算主要包括投入和产出两大指标体系。且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知，土地、劳动和资本是经济活动的最基本投入。其中，投入指标方面，由于在旅游效率研究中土地投入的统计数据缺失，且鲜有学者将土地要素纳入投入指标体系内，加上星级酒店数量和3A级及以上景区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土地要素的不足[20]，本研究未将土地纳入投入指标体系；劳动投入选取旅游从业人数来表征[21]；资本投入选取旅行社数量、星级酒店数量和3A级及以上景区数量来表征[20]。产出指标选取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来表征[22]。

(三)研究方法

1.生态环境质量测算公式。本研究参考王兆峰等的研究[19]，采用熵值法赋予各指标权重并结合综合指数法，从生态禀赋、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等3个维度对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测算。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ρ*0表示决策单元当前的效率值；xi0、yr0分别表示当前决策单元的第i个投入变量和第r个产出变量；xij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的第i个投入变量；yrj表示第j个决策单元的第r个产出变量；λj表示参照集中各要素的权重；si、s＋r分别表示第i个投入和第r个产出的松弛变量；m、s分别表示投入和产出的种类；n表示决策单元个数。

为了更好地明晰长江经济带旅游效率内部的基本构成，本研究进一步基于产出导向的SBM模型测算长江经济带旅游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其中，综合效率反映长江经济带旅游投入的配置水平、利用水平和规模集聚水平，纯技术效率反映长江经济带旅游投入的配置水平和利用水平，规模效率反映长江经济带旅游投入的规模集聚水平。综合效率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共同影响，具体关系如下:

其中，θK、θT、θS分别表示旅游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3.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本研究基于生态禀赋、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等3个维度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生态环境质量对旅游效率的影响。将生态禀赋、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作为解释变量，旅游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y表示旅游效率；x1表示生态禀赋；x2表示环境污染；x3表示环境治理；ε表示常数项；a、b、c分别表示生态禀赋、环境污染、环境治理的系数。

(四)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2008—201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网站(https://www.mct.gov.cn/)，以及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的统计年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针对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完善。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生态环境质量

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多数省(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处于中等水平。由图1可知，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基本可以分为3个阶段。其中，2007—2011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峰值出现在2009年；2012—2014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较上一阶段有所下降，到2014年达到最低值；2015—2016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呈现出显著上升的趋势。具体来说，研究期内，江苏、浙江、湖南和江西处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最佳前沿面，而贵州的生态环境质量相较于其他省(市)略显滞后。从具体维度来看，生态禀赋基本位于0～0.327，研究期内整体变化趋势不大；在各省(市)中，江西的生态禀赋较为突出，研究期均值高于其他省(市)，上海的生态禀赋则较为落后。环境污染基本位于0～0.312，研究期内整体变化趋势不大；在各省(市)中，上海和重庆的环境污染相对突出，上海在2013年达到0.312的峰值，江苏则始终处于环境污染的低值区。环境治理基本位于0.2～0.966，研究期内整体呈现出高效治理的趋势；在各省(市)中，江苏和浙江等东部发达省(市)位于环境治理的高值区，而贵州和云南等西部省(市)则位于环境治理的低值区。

(二)旅游效率测算及其分解

本研究基于产出导向的SBM模型测算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旅游综合效率，并将其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由表2可知，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的旅游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整体呈现出先增长后降低的倒U型发展趋势，而规模效率则呈现出波动下降趋势。具体来看:综合效率由2007年的0.618上升至2013年的0.712，增速为15.21%，随后出现小幅度下降，到2016年下降至0.662；纯技术效率由2007年的0.662上升至2013年的0.754，增速为13.90%，随后出现小幅度下降，到2016年下降至0.721；规模效率在波动中升降，2007年为0.942，2010年下降至0.939，2013年上升至为0.956，到2016年再次下降至0.934。这表明长江经济带亟须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走依靠技术创新驱动的集约式发展道路。从变异系数的变化趋势来看，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变异系数整体呈现出先增长后降低的倒U型发展趋势，区域差异呈现出显著的波动敛缩态势。其中，综合效率的变异系数由2007年的0.509下降至2010年的0.461年，然后继续下降至2013年的0.407，到2016年再上升至0.433；纯技术效率的变异系数由2007年的0.493下降至2010年的0.434，然后继续下降至2013年的0.391，到2016年再上升至0.405。而规模效率的变异系数不断增长，由2007年的0.121上升至2010年的0.125，然后继续上升至2013年的0.140，并持续上升至2016年的0.164，区域差异呈现出离散状态。可见，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旅游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高效利用促使旅游收益达到较高水平，但到研究期末，随着旅游产业结构升级的约束趋紧和生态旅游发展需求的日益旺盛，单纯依靠旅游产业规模扩张带来的高效率趋于饱和，从而导致旅游规模效率开始波动下降，旅游产业发展开始寻求更加集约高效和绿色环保的发展模式。同时，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区域差异有所敛缩，表明旅游产业发展渐趋均衡；而规模效率的区域差异有所扩张，表明旅游产业发展规模存在区域不均衡的情况，不同地区旅游产业发展处于不同发展阶段。

表2 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的旅游效率Table 2 Tourism efficiency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07 to 2016

(三)生态环境质量对旅游效率的影响机理

由上述分析可知，长江经济带旅游发展的综合效率主要受规模效率驱动，发展模式仍以传统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投入为主，这表明长江经济带旅游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的二元矛盾。同时，东、中、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与旅游效率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鉴于此，本研究进一步采用Stata 14.0软件探索长江经济带整体及东、中、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对旅游效率的影响机理，具体采用面板广义最小二乘法以消除异方差和数据相关性的影响。其中，以长江经济带及东、中、西部地区的旅游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生态禀赋、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具体分析结果详见表3。

表3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质量对旅游效率的影响Table 3 The impact of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on tourism efficiency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1.生态禀赋方面。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其旅游效率与生态禀赋均呈现出正相关。这主要是缘于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充分利用区域生态禀赋，创新旅游产品业态，打造集生态观光、休闲旅游和康养游憩于一体的旅游综合体，从而促进了旅游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了区域旅游效率。长江经济带整体和西部地区也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但其旅游效率与生态禀赋呈现出负相关。这主要是缘于长江经济带整体旅游发展的起步阶段以资源型为主，而旅游产业具有脆弱性、旅游产品具有可复制性的特征，依靠资源发展的模式会加速旅游产业边际效益递减的进程，从而削弱区域旅游市场竞争力，阻滞旅游效率提高；西部地区虽然生态资源禀赋优越，但区域内良好的生态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开发，导致资源闲置，从而压缩了区域旅游效率的提升空间。

2.环境污染方面。长江经济带整体及东、中、西部地区分别通过1%、1%、5%、5%的显著性检验，其旅游效率与环境污染均呈现出负相关。这主要是缘于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会促使大量游客涌入，使得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环境破坏的机会成本逐步上升，而旅游环境的承载力与相关环境污染信息共享不足，以及联动治理和生态补偿机制尚未有效发挥作用，使得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环，且旅游企业加大治污环保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会挤占旅游企业为完善旅游基础配套设施所预留的资金；同时，环境污染的加剧会削弱区域旅游吸引力，抑制游客前往长江经济带旅游的需求，从而影响长江经济带旅游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3.环境治理方面。长江经济带整体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其旅游效率与环境治理呈现出负相关。这主要是缘于长江经济带尚处于环境治理初期，高强度环境规制所产生的胁迫效应使得少部分高能耗、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旅游企业关停，且旅游企业为适应环境规制而支付高额污染防治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区域旅游效率的提升。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通过1%和10%的显著性检验，其旅游效率与环境治理均呈现出正相关。这主要是缘于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的旅游经济较发达，旅游环保投入力度较大，旅游治污防污技术较成熟，通过环境治理有效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促使旅游吸引力和旅游经济实力进一步提高，从而为区域旅游效率提升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经济效应；西部地区是长江经济带的生态脆弱区，政府高度重视，采取的环境规制举措约束力较强，且环境治理投入较大，使得环境改善效果明显，对旅游效率的正向反馈作用更加明显。而中部地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主要是缘于长江经济带中部地区的各级政府对旅游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不够，环境综合治理的效能不足，导致其环境治理并未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产生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生态禀赋、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对长江经济带旅游效率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本研究基于上述实证分析结果，进一步分析生态环境质量对旅游效率的影响机理。具体来说:(1)生态禀赋是区域旅游发展的重要基础。生态禀赋是旅游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要素投入，优越的生态禀赋是区域旅游吸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有效刺激区域内外游客的旅游需求，提高游客的消费层次，改善游客的消费结构，进而优化旅游要素投入产出比，促使旅游效率达到最佳生产前沿面。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的旅游发展阶段不同，生态禀赋利用强度和深度存在差异，而生态禀赋利用不充分容易形成挤出效应，会影响旅游经济正常运行，阻碍旅游效率稳步提升。(2)环境污染是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旅游是游客获得身心放松和精神愉悦的过程，环境污染会弱化区域旅游的核心竞争力，从而直接影响游客旅游体验、损害旅游目的地形象、降低游客回头率等，进而直接抑制旅游效率的提升。(3)环境治理是区域旅游转型升级的有力支撑。环境治理在初期会增加旅游企业的经营成本，压缩旅游企业用于完善旅游基础配套设施的资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对部分旅游企业形成门槛效应，导致旅游效率呈现出下滑趋势；但到中后期随着旅游环境的改善，环境治理的正向效应会不断显现，区域旅游吸引力不断提升，会促使旅游效率增长空间不断拓展。

四、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采用综合指数法测算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及各维度得分，并基于产出导向的SBM模型测算长江经济带旅游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一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生态禀赋、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等3个维度探析生态环境质量对旅游效率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处于中等水平。其中，生态禀赋和环境污染整体变化趋势不大，环境治理整体呈现出高效治理的趋势。

2.长江经济带旅游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发展趋势存在差异。其中，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整体呈现出先增长后降低的倒U型发展趋势，而规模效率则呈现出波动下降趋势；长江经济带旅游发展的综合效率主要受规模效率驱动，发展模式仍以传统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投入为主。

3.生态禀赋、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对长江经济带旅游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其中，生态禀赋对长江经济带整体和西部地区的旅游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旅游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污染对长江经济带整体及东、中、西部地区的旅游效率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环境治理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旅游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长江经济带整体的旅游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中部地区的旅游效率则影响不显著。

(二)对策

旅游效率受生态禀赋、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等影响，应进一步发挥生态禀赋的基础性作用、加强环境污染的综合防范治理和释放环境治理的正向外部效应等，以推进长江经济带旅游高质量发展。

1.强化生态禀赋的基础性作用。生态禀赋是促进长江经济带旅游效率提升的基础要素。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应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区域内良好的生态禀赋优势，如以黄山、张家界、梵净山、武当山为代表的高质量景区可重点开发山地康养度假旅游，以鄱阳湖、洞庭湖、太湖、巢湖为代表的湖泊景区可重点打造湖泊休闲旅游等，进一步发挥生态禀赋在区域旅游开发和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以促进区域旅游效率持续稳步提升。

2.加强环境污染的综合防范治理。环境污染是阻滞长江经济带旅游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应进一步宣传和强化生态文明和低碳旅游的理念，逐步加强环境污染的综合防范治理。其中，东部省(市)应继续巩固区域旅游环境污染防治成果，积极与中西部省(市)交流旅游防污治污的经验和技术；中西部省(市)在落实环保举措的基础上，继续强化旅游环境污染治理效能，以促进区域旅游效率持续稳步提升。

3.释放环境治理的正向外部效应。环境治理是推进长江经济带旅游效率稳步提升的重要要素。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应切实落实《长江保护法》，坚决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要求，不断释放区域环境治理的正向外部效应，以环境治理倒逼区域旅游绿色科技革新和管理制度创新，以科技革新和制度创新反向助推区域环境综合治理，形成环境治理与科技革新、制度创新的正向互动响应，以促进区域旅游效率持续稳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