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熙 宋铁波 陈伟宏 朱子君

一、引 言

腐败行为存在于经济领域 (徐细雄和刘星，2013)，商业腐败是最为典型的一例，它目前已经构成了腐败范畴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Cai等，2011)。企业商业腐败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它不仅对企业经营效率和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造成了严重破坏，也对社会清廉与社会和谐构成了严重威胁。在前期文献中，虽然学者们已经大量关注到某些官员或经济领域中企业高管为获取个体私利而实施的腐败行为 (徐细雄和刘星，2013；陈信元等，2009；赵璨等，2015；李摇琴和徐细雄，2016)，但是对于主要以维持或增加组织利益为导向的企业商业腐败行为，目前学者们或局限于道义上的强烈谴责，或止步于影响商业腐败行为的地区制度状况等外部因素(Zhou和Peng，2012)。例如，国家因素(经济发展、文化、国内腐败等)、国际因素(国家的贸易模式、参与国际协议情况等)(Baughn等，2010；Zhou和Peng，2012)、产品市场竞争(Alexeev和Song，2013)等。与之相呼应，在实践中，各国政府大多也集中于加强反商业贿赂法律体系建设、司法监督与约束等。

完善反腐败机制、加强司法监督等确实构成了抑制企业商业腐败行为的一种有效手段。但是，当在地区制度状况等外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同企业的商业腐败行为存在差异时，就非常有必要探讨企业内部高管异质性的重要影响。根据高层梯队理论，企业很大程度上是高管的反映客体，因而高管异质性构成了各企业间经营决策及经营绩效存在显著差异的一个核心因素(Hambrick和Mason，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