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斐 潘茂启 王晶晶 王 雷

一、引 言

全球化经历两次生产分离(Unbundling)：第一次分离发生在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带动远洋技术发展极大地降低了商品运输成本，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带动国别之间的贸易。第一波全球化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分离，国际贸易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第二次分离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提高全球资源的配置效率，生产分割(Fragmentation)迅速发展(Antràs和Chor，2013)。第二波全球化实现办公室和工厂分离，总部经济应运而生，全球价值链成为资源配置、生产组织和利润分配的主要方式，同时带动任务贸易(Trade in Task)的发展。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一波全球化中实现了工业化，东亚等后发国家在第二波全球化中完成工业化。第二次大分离之后，全球价值链不断深化和扩张，全球经济进入长达30年的高速发展阶段(Costinot和Wang，2012)。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过于追求生产效率，忽略分配公平，造成世界范围内较为严重的不平等现象(Costinot和Vogel，2010；Eaton等，2011；Eichengreen等，2011)。

全球生产组织方式的每一次分离与融合对于后发国家都是一次难得的赶超机会。在第一次大分离中，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最终导致中华帝国衰落，而英美等国则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在第二次大分离中，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实现经济起飞。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积极加入WTO，实现经济腾飞，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减慢，产业升级动能不足。能否抓住本次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机遇，通过发展非常规任务贸易重塑竞争优势，实现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任务是目前最重要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