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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现代性美育理念异同的探究

2021-06-28张鹏祥

文教资料 2021年6期
关键词:本土化美育

张鹏祥

摘   要: 中国的美育概念是从西方引入的。但由于中西方美育家所处的时代不同,因此他们提出的美育理念虽有相通之处,但也有所不同。以席勒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美育家,所面临的时代问题是摆脱理性的强制。二十世纪的中国美育家,面临的问题是启蒙。由于二者面临的问题不同,加之传统文化带来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中西方现代美育思想有明显的差异。本文探究感性与理性在不同美育思想中的地位与关系,论述中西方现代美育理念的异同。

关键词: 美育   审美现代性   本土化

一、中西方现代性美育思想的渊源

1.西方现代性美育思想的渊源

席勒是西方现代性美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也是被公认的西方现代性美育思想的创始人[1](22)。虽然在西方思想史上美育是与感性密切相关的,但席勒在其时代的号召下,将感性在美育中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划时代的高度。其著作《美育书简》的诞生标志着世界现代性美育思想的出现[2]。

席勒的《美育书简》创作于法国革命爆发与雅各宾专政不久,期间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导致了他对时局的不满,并认为理性与自由的国家之所以不可实现的根本原因是缺乏理性的公民和人性完整的人,同时他指出美育可以使人性从理性的压抑下复归完整。

席勒作为西方现代性美育的提出者,前期徘徊于理性与感性之间。席勒的友人曾对同样徘徊于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康德说:“没有人能说你究竟是一个进行哲学思考的诗人,还是一个做诗的哲学家。”不过席勒最终选择了皈依感性,这主要是由于他受到了康德的影响,逐渐离开了抽象的思考更多地注意现实中和文艺中感性的具体的东西,这也是他写出《美育书简》的基本立场[3](333-334)。

2.中国现代性美育思想的渊源

二十世纪的中国美育界与席勒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不同,以王国维、蔡元培与朱光潜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两大时代问题是“启蒙”与“救亡”,这两大问题并不矛盾,而且“启蒙”相较于“救亡”而言处于更基础的地位,中国现代美育思想是在二十世纪知识界对启蒙问题思考中发源的[1](55-56)。

启蒙与理性基本是同义词,“美”在西方现代性的语境中是功利与理性的反义词,是倒向感性的学问。因此,若置于西方语境中,通过美育以达理性启蒙必然是一个悖论,然而由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没有产生西方审美现代性的现实与思想基础,因此西方现代性意义的美与美育的理念被中国知识分子本土化了。这个本土化的过程主要是吸收儒家的“心学”置于“美育”中的“育”的解读,吸收传统美学,尤其是道家美学思想,置于“美育”中“美”的解读,完成了西方美育理念本土转化。

二、中西方美育理念的相通之处

1.西方现代性美育高度重视感性

席勒认为要达到解决政治问题并改造社会的目的,必须培养一批人性完整的人,同时他再三强调感性生命对于人性完满的不可缺少的意义,并认为感受性的培养是时代最急迫的需要,这是因为它可作为增强人生洞察力的手段,增强洞察力[4]。然而他所处的时代理性主义盛行,因此主流文化必然高扬理性、压抑感性,最终使他所推崇的拥有完整人性的人难以出现,以至于无法完成理想社会的改造,所以席勒着重揭示和批判了启蒙理性的弊病与危害,并高扬感性的旗帜。

马尔库塞评论其《美育书简》:要拯救文化,就必须消除文明对感性的压抑性控制,这事实上就是《审美教育书简》一书的潜在思想[5](173)。以席勒美育思想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性美育理论高度重视感性。

2.中国现代性美育高度重视感性

与西方现代性美育思想相通,中国现代性美育也高度重视感性。二十世纪的中国美育家受到西方审美主义及生命哲学的启示,融合本土的哲学与文化传统,最终形成了以“情”为本,关注国人心理本体重建的感性启蒙思路[1](57)。二十世纪的美育理念对于感性的重视集中体现在对美的认知上,中国现代美育认为美是具有超越性的,超越了实用功利的考量,也超越了理性的考量。这一点在二十世纪初,我国第一代美育家的思想中有明确的体现。王国维作为中国现代性美育的奠基人之一,作出了“美育,即情育”的定义,并指出美是人的精神产品,具有超物质性、超利害的关系和超时空性[6]。他提出:“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也。”[7](17)蔡元培指出“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除生死利害的估计”[8](461),朱光潜指出“美感的价值是超实用的”[9](133)。这种对理性的超越没有感性的参与是无法完成的,因为理性往往是功利世俗的,是不具有超越性的,所以,中国现代性美育的发端十分重视感性。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美育研究进一步发展了二十世纪的美育思想,十分重视感性,而且愈来愈多的学者将中国的哲学传统融入美育的理论之中。又因为,中国哲学不强调感性和理性相区分,反而更重视感性体验在认知和伦理活动中的作用,目前国内主流的美育理论对感性在美育中的位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0]。如较早对美育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代表性学者杜卫,他认为美育最基本的含义是“感性教育”,著名美学家曾繁仁的生态美育指出美育是包含“感性与情感教育的‘人的教育”[11]。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中国现代美育界历来重视感性,这一点与西方现代美育理论有相似性。

三、中西方美育理念的不同之处

影响中国现代美育与西方美育理论的因素有很多,但从本源令二者有所区别的原因在于哲学传统不同。西方哲学导出二元对立的思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家哲学有泛直观模糊性和强化矛盾双方的和谐统一、弱化双方对立的倾向[12]。因此,东西方传统哲学思想上的矛盾决定了中国现代主义美育与西方美育的不同。

1.西方现代性美育有排斥理性的倾向

西方现代美育理论由于受到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因此美育中的感性与理性有强烈的对立倾向,甚至西方审美主义的出现就是出于对启蒙现代性的反叛,在审美独立性等一系列问题上往往走极端,审美感性與启蒙理性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理性的倾向[13]。

席勒写出了高扬感性教育的《美育书简》表达对自由的诉求,但基于二元对立思维的传统,他将精神解放及完整的人性与政治经济权利立起来,实质上割裂了感性与理性,又由于他高扬理性,不由自主地忽略与轻视甚至贬低理性。比如他指出“爱抽象思维的人往往具有一颗冷漠的心”,“专业的人往往具有一颗狭隘的心”[14](53)。甚至他认为上流社会引以为豪的知识启蒙无益于人的志向高尚化[14](47)。这些观点都体现了他对理性的轻视。

虽然席勒在《美育书简》后期的论述中突破了在前十封信中所表达的偏重感性的思想,比较明显地表露出将感性与理性互相协调的思想,但在总体上而言,席勒提出美育的重点是恢复感性,消除启蒙理性的片面和专制[15]。其美育理论内生一种对立处理感性与理性,并排斥理性的倾向。

2.中国现代性美育不排斥理性

中国现代美育由于传统哲学的惯性,并不主張对立处理感性与理性。中国传统美学主要受老庄哲学的影响,以老子的“涤除玄鉴”为审美心胸论的发端,演化为后世庄子的“心斋”“坐忘”,宗炳的“澄怀味象”及“童心”“闲心”“平常心”等美学命题[16]。这些命题均主张消除人的功利心,以澄明的心境观照万物。老庄的哲学思想并不否认理性及知性与感性,实际上,其艺术精神排斥的是欲望与功利,理性、知性、感性既可以有欲望,又可以无欲望,因此中国哲学与美学中历来不强调将感性与理性的对立性。中国现代美育既强调感性,又不否定理性的重要性,既解构个人与集体,又结构个人与集体,因此既合情又合理。

这种感性与理性并行不悖的美育理念在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等代表人物的学说中均有体现。如王国维认为美育既可以“使人之情感发达,以达完美之域”,又可以“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蔡元培的美育从人的感性入手促进感性的发展,以美育为手段使受教育者从“小我”发展到“大我”再提升为“人道主义”,最终上升为对理性精神的逾越。朱光潜要建立一种能够融情的“周全的理”。虽然王、蔡、朱三人对理性与感性的追求程度不同,但相比席勒,三人不仅承认感性在美、美育中的重要性,而且不否认理性在美及美育中的参与。

四、结语

中西方现代性美育思想既有相通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席勒为了将人性从理性主义的分裂下复归完整,引出西方现代美育思想,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为实现启蒙引入美育的理念。二者均认识到感性对于人及社会的重要性,因此两种美育思想都十分重视感性。但由于东西方文化、哲学思维不同,导出了两种不同的美育思想,西方现代性美育思想特质是举起感性的旗帜,且有轻视、忽略及背离理性的倾向,中国现代性美育思想既肯定感性的重要性,又不对立处理理性与感性,不否定理性在美育中的重要性。

虽然美育的概念是西方传入中国的术语,但中国关于美育的思想却自古有之。中西方的美育理念,有着本源性的差异。由于中西方现代性美育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美育家面临的问题有所差异,因此,应在明晰中西方美育理念的异同之后,有的放矢地借鉴西方的理论思想,基于文化传统,进行理论的更新,保证持续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杜卫.美育论(第2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

[2]莫小红.论蔡元培对席勒美育思想的接受[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5(3).

[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彩色典藏版[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

[4]杜卫.美育:审美现代性话语的创建——重读席勒《美育书简》[J].文艺研究,2001(6).

[5]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译文经典:爱欲与文明[M].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6]梅仲孙.美育之真谛是审美情感的培育[J].上海教育科研,2019(8).

[7]王燕,主编.姚淦铭.王国维文集(下)[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

[8]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著.蔡元培全集(第17卷)日记1937—1940自写年谱[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9]朱光潜.谈美[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

[10]杜卫,冯学勤.中国美育话语体系的历史渊源、现代传统与发展展望[J].中国文学批评,2016(4).

[11]李鹏.从理论到实践——21世纪中国美育研究代表人物、观点及形态述评[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20,22(3).

[12]张晓芒,刘琪.先秦诸子辩证思维的认识论基础[J].晋阳学刊,2014(5).

[13]杜卫.中国现代的“审美功利主义”传统[J].文艺研究,2003(1).

[14]席勒.美育书简[M].徐恒醇,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15]杜卫.美育三义[J].文艺研究,2016(11).

[16]詹冬华.时空视阈下的审美心胸理论[J].文史哲,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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