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梁

封建社会迷信于神灵，寺庙庵观建筑遍地皆是，而明代社会建立庙宇之风尤为严重，特别是在京城表现得最为突出。明代是皇权专制最为强烈的时期，出现了唯皇帝独尊的状况，因此建立寺庙者为了提高品位，寺庙建成后便上书朝廷，请求皇帝赐予寺庙名号。这样不但强调了寺庙的合法性，还表现出对皇帝的尊敬。皇帝为了显示皇恩浩荡，大都愿意为之赐名，既可以满足建立者的要求，又可以显示出天子的权力和威严，同时也可间接地表达对神灵的尊重，可谓一举多得。寺庙获得皇帝勅赐名号后，还要勒碑纪念以存永久，于是“敕赐碑”便出现了。由于寺庙由皇帝敕赐名号，碑记的撰文者大都出自朝廷中高官文臣，碑的书丹及篆额者，也应由朝廷中有影响及资格高的书家为之。因此北京寺庙的“敕赐碑”，便成为明代朝廷书家活动的重要缩影，是研究明代朝廷书家非常重要的一手资料。为方便起见，笔者将明代的“敕赐碑”分为三个时期，结合朝廷书家、书事加以讨论，以补书法史之不足。

一、宣德—天顺年间

从目前流传下来的资料看，明代最早的敕赐碑是《敕赐法华寺碑》和《敕赐崇化寺碑》。《敕赐法华寺碑》载：“司设监太监吴公亮，生遇明时，叨居禁近，恩眷悠久，报称无能，愿托能仁，用酬大德。尝闻之故老，都城北百里许，合有‘大延圣寺’，银山铁壁，岿然天成，真佛境也。历世既久，殿宇颓坠，丹青剥落，有待于好事者。比幸公暇往谒之，瞻礼之余，深慨于中，归而谋及。……经始于宣德四年夏四月，告成于正统二年春二月，乃请于朝，赐额‘法华’，施财协力者，悉俱名于后云。”[1]83由此可知，此寺原名为“大延圣寺”，因年久失修塌损严重，太监吴亮发现后，筹款重新修建，开工于宣德四年夏，完工于正统二年二月。同时完工的还有一处，也是太监吴亮倡议修建的。《敕赐崇化寺碑》载：“旧有清水禅寺，世传黄龙禅师讲道之所，肇建元至正中，历世既久，殿宇颓废，遗址榛芜，人用嗟咨，鲜克举之。司设监太监吴公亮，素崇佛教，用图规复，谋于同志，翕然景从。乃发素积，乃鸠群工。经始于宣德九年夏四月，告成于正统二年春二月，乃请于朝，赐额‘崇化’。”[1]85这两处寺院，皆为吴亮议筹资修建，又同时请于朝而赐寺额，由此可以看出太监财力之强，影响之大。

二处寺院建好后立碑以记，撰文者是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三杨”之一的杨溥，书丹者是吏部主事夏，篆额者是吏部郎中程南云。夏，字仲昭，崑山人。碑文的撰写者在永乐十二年乡试中举，三年得中三甲进士，选为庶吉士。庶吉士初设于洪武年间，为皇帝近侍官。“永乐二年既授一甲三人曾棨、周述、周孟简等官，复命于第二甲择文学优等杨相等五十人，及善书者汤流等十人，俱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遂专属翰林矣。”[2]1700此时所选庶吉士与洪武时不同在于，前者为朝廷命官，后者则是以进士身份进入翰林院再进行学习，有为国家培养储备人才之意。《明史》曰：“其与选者，谓之馆选。以翰、詹官高资深者一人课之，谓之教习。三年学成，优者留翰林为编修、检讨，次者出为给事、御史，谓之散馆，与常调官待选者，体格殊异。”[2]1701庶吉士一般学习三年，散馆后都受到重用，所授之官为翰林院给事中、御史等，皆是朝廷非常重要的职位，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明代特别重视科举身份，自天顺二年，“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2]1702。由此可知，夏是非常幸运的，进士后便选为庶吉士。其殿试名次为三甲一百零二名，成绩不太突出，能被选为庶吉士，大概是因善书的原因。夏在翰林院学习三年，散馆后，“而书法特妙，由庶吉士改中书舍人。文庙尝试其书第一，特命书诸宫殿牓，遂赐第宅，免朝参，眷顾极隆。初字作昶，因召见，上曰：‘日岂可从傍？宜加永上。’遂为更定故今字，皆从之。”[3]夏是进士、庶吉士出身，因书法高妙被授予中书舍人后，大得永乐帝的赏识，一些非常重要的宫殿匾额皆命其书，得到了“赐第宅免朝参”的待遇。更有一事让人们津津乐道：夏有兄夏昺，字孟旸。亦能书，初未知名。洪武季年为永宁丞，谪戍云南。《甫田集》载：“永乐乙未，仲昭以进士简入中书科习字。一日上临试，亲阅仲昭书，称善。仲昭顿首谢，因言：‘臣兄昺亦能书。’召试称旨，与仲昭同拜中书舍人，时称‘大小中书’。”[4]以弟荐兄善书而授官，成为同朝的“大小中书”，说明了永乐帝确实对于善书之人不拘一格进行任用，同时也成就了书坛上的一段佳话。

正统年间敕赐碑出现较多，杨溥年老去职后，撰文者以礼部尚书胡濙撰写为多。而书丹及篆额者，则由朝廷书家程南云大显身手。上述《敕赐法华寺碑》《敕赐崇化寺碑》二碑的书丹者为夏，而篆额者便是程南云。程南云，字清轩，南城人。“永乐初，以能书征中书舍人，精篆隶，为时所尚。”“篆法得陈思孝之传，隶、真、草俱有古则，又善大字。”[6]程南云以能书为官，朝廷不少大制或篆额，皆出自他的手笔。如《宣徳二年进士题名碑》，大学士杨士奇撰文，中书舍人程南云书。之后的正统四年及七年《进士题名碑》亦皆为程南云书及篆额，[7]由此可知程南云书法在朝廷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其间程南云所书篆的“敕赐寺庙碑”还有：

《敕赐崇化禅寺藏殿记碑》，正统八年十月十三日，翰林院编修倪谦撰，太常寺少卿程南云书，翰林院修撰张益篆；

《敕赐太清观记》，正统十二年九月九日，礼部尚书胡濙撰，太常寺少卿黄养正书，太常寺少卿程南云篆额；

《敕赐静安寺记》，正统十二年十月十六日，礼部尚书胡濙撰，太常寺少卿程南云书并篆额；

《敕赐崇福禅寺碑》，景泰元年五月五日，国子监祭酒萧镃撰文，太常卿程南云书并篆额；

从上面也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在为朝廷众多的笔劳过程中，程南云的官职也不断升迁，从中书舍人(从七品)一直擢升到太常寺卿(正三品)。

与程南云同时的朝廷书家，比较重要的还有黄养正，不少“敕赐寺庙碑”为其书丹或篆额，如：

《敕赐广宁寺碑》，正统五年三月立，杨荣撰，夏衡书，黄养正篆额；

《敕赐太清观记》，正统十二年九月九日立，礼部尚书胡濙撰，太常寺少卿黄养正书，太常寺少卿程南云篆额；

《敕赐宝光寺刺血写经题名之记》，正统十四年正月立，礼部尚书胡濙撰，太常寺少卿黄养正书并篆；

《敕赐弘庆禅寺之记》，正统十四年四月八日立，胡濙撰，黄养正书，朱勇篆额。

黄养正也是永乐年间以能正书荐入仕途者，在朝廷的书名与程南云不相上下。黄养正，即黄蒙，瑞安人，以字行。其父潮光，官国子学正。《奉常黄公传》曰：“养正自幼岐嶷聪慧，善楷书，七岁随父赴京。永乐中引见，授中书舍人，朝廷碑刻宫殿坊扁多其所书。性尤端谨，博学工诗文，宣宗皇帝甚爱之，南还时，执手赋诗以别。正统七年任太常少卿，己已之变，先事陈谏，弗从。乃扈驾于土木，也先冲逼行营，臣属无不惊怖，养正独毅然卫护，无所畏避。至驾北狩，慷慨死之，衣冠归葬。天顺初追赠太常卿，仍录其子世袭锦衣卫百户，以旌其忠。”[8]黄养正之人品书法学问，在当时皆有时名，书法得到了永乐帝的认可而为中书舍人，而人品学问又颇得宣德帝赏识，曾得宣德帝赠诗。正统帝朱祁镇宠溺太监王振，使朝廷混乱不堪，值蒙古瓦剌部在边境作乱，王振怂恿皇帝亲征，造成“土木之变”，使英宗被俘，当时黄养正随从扈驾，牺牲于乱军之中，成为少有的朝廷书家烈士。

英宗在“土木之变”被俘后，其弟朱祁钰为帝，年号景泰。时间仅八年，此前朝廷的撰文者及书家，仍然活跃在其中。如景泰三年八月十五日立的《敕赐妙缘观记》之碑，胡濙撰，赵荣书，程南云篆额。胡濙之撰文及程南云之书法，皆有名于前朝，比较而言，赵荣在书法上不太著名，但他的业绩及经历却在以书法进入仕途的官员中，具有非常强的传奇性。赵荣，字孟仁，其先西域人。元时入中原，家闽县。其舅父萨琦在翰林为官，从之入都，永乐时以能书授中书舍人。“土木之变”后，蒙古瓦剌部也先拿住朱祁镇后如获至宝，想以此为筹码使明廷就范。当也先拥英宗兵临北京城下谈条件时，官员们大都束手无策，不敢前去交涉。此时，官为中书舍人的赵荣挺身而出慨然请行，提出要去面见也先及英宗，整个朝廷官员无不为之感动。《明史》记曰：“荣慨然请行，大学士高榖拊其背曰：‘子，忠义人也。’解所佩犀带赠之，即擢大理寺右少卿，充鸿胪卿。偕右通政王复出城朝见，进羊酒诸物。也先以非大臣，遣之还，而邀于谦、石亨、王直、胡濙出。景帝不遣。改荣太常少卿，仍供事内阁。景泰元年七月擢工部右侍郎，偕杨善等往。敕书无奉迎语，善口辩，荣左右之。竟奉上皇归，进左侍郎。”[9]4568-4569也先在北京城没有达到目的，押着英宗又回到瓦剌部大本营，接着赵荣又协助右都御史杨善到瓦剌部交涉，最终完成使命，竟然陪伴着英宗回归朝廷。虽然赵荣因功擢升为工部左侍郎，但仍然以笔墨供事内阁。赵荣有胆有识，名气不断提高，逐渐受到皇帝的重视，不久奉敕会山东、河南三司相度河道，曾亲自摄衣探水深浅，但不少官员以其不是科举出身怠慢之，挞辱误事官员。英宗复辟后，赵荣以两次使瓦剌部深入虎穴之功，擢升工部尚书。天顺五年七月，总督京营太监曹吉祥及昭武伯曹钦反，“荣策马大呼于市曰：‘曹贼作逆，壮士同我讨罪。’果有至者，即率之往。贼平，英宗与李贤言，叹荣忠，命兼大理寺卿，食其俸。七年以疾罢。成化十一年卒。赐恤如制。”[9]4569尚书为正二品，大理寺卿为正三品，以享受两份高级官员的俸禄来表彰赵荣之功彰。据《甘肃通志》记载，朝廷还“录其子珙锦衣指挥”[10]，由此可以看出其在英宗心目中的地位。

二、成化—正德年间

成化年间，朝廷渐趋稳定，敕赐碑增多。书丹的朝廷书家也大显身手。如赵昂、姜立纲、马绍荣、李应祯及程南云之子程洛等，皆留有诸多碑刻。赵昂，字伯颙，号竹溪。其进士出身，因善书而授之中书舍人。“修《历代君鉴》，(景泰)壬申兼司经局正字，书成赐金织文绮。甲戌以岁旱代祀淮渎，乙亥修《寰宇通志》，丙子成，复赐金币，权翰林院编修。天顺丁丑英庙复辟，超擢通政使司右参议。”[11]赵氏在朝廷中参与了诸多编纂事，得赏赐颇多。其书丹的敕赐碑有景泰四年《敕赐静觉禅寺香火碑》、成化五年《敕赐正果禅寺碑》、成化十年《敕赐法华寺碑》、成化十六年《敕赐玉虚观碑》、成化十九年《敕赐宝觉禅寺碑》等，还有不少非敕赐碑，亦出自其手。而成化间真正有大名的朝廷书家是姜立纲，《续书史会要》曰：“姜立纲，字廷宪，瑞安人。七岁以能书命为翰林院秀才，天顺中授中书舍人，历官太常少卿。善楷书，清劲方正，中书科写制诰悉宗之。”[12]94所谓翰林秀才，就是少年时以书法荐于朝廷，安排在翰林院深造学习者。姜立纲以此为基础进入仕途，成为当时非常重要的朝廷书家，评者谓“立纲书体自成一家，宫殿碑额多出其笔。日本国门高十三丈，遣使求扁，立纲为书之。其国人每自夸曰：‘此中国惠我至寳也。’尝临湖舍作‘皆春’二字，适有操舟过其前，冲涛骇浪，遂成风波行舟之势。法书行于天下，称曰‘姜字’。”[13]从明代朝廷书法发展的角度看，永乐年间的沈度是朝廷“中书体”的鼻祖，而姜立纲则是将其发扬光大者，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

弘治年间，孝宗朱祐樘尊敬儒士，广用贤能大臣，宽容大度，勤政爱民，是明代最为贤明的君王。在此期间，内宫无太监作乱，朝臣无擅权成党，朝野上下政治清明、社会安定，逐渐出现繁荣太平景象。从敕赐寺庙碑刻的情况看，此段时间内的敕赐碑刻较少，说明孝宗把主要注意力用在了政治方面，并没有在宗教方面下很大功夫。此时的朝廷书家为敕赐碑书丹的有李纶、张骏、周文通等。李纶非儒士出身，而是传奉官。所谓“传奉官”是内官为了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取悦皇帝所推荐的人，他们不经过吏部铨选，而是由皇帝直接传旨授予官职，此在宪宗统治期间最为严重。成化十九年冬，王瑞以传奉冗员淆乱仕路，率同官奏曰：“祖宗设官有定员，初无幸进之路，近始有纳粟冠带之制，然止荣其身不任以职。今幸门大开，鬻贩如市。恩典内降，遍及吏胥。武阶荫袭，下逮白丁。或选期未至，超越官资，或外任杂流，骤迁京职。以至厮养贱夫、市井童稚，皆得攀援，妄窃名器，踰滥至此，有识寒心。伏睹英庙复辟，景泰幸用者卒皆罢斥，陛下临御，天顺冒功者一切革除，乞断自宸衷，悉皆斥汰，以存国体。”[14]大臣们认为传奉官们不坐数十年寒窗，不经科场考试，不能吏部铨选试用，没有真才实学、经史知识，仅靠一些粗俗手艺表现，通过在太监面前献殷勤以获得名器，破坏了正规的吏制，是小人行为，因此深恶痛绝，大加口诛笔伐。李纶原为内宫御用监雇用的能文善书的工匠，与太监们处得颇好，亦得到了皇帝的喜爱而得传奉授官，朝廷大臣们为此诸多奏章提出反对。《明史》载：“御用监匠人李纶等以内降得官。(吏部尚书耿)裕言：‘先有诏，文官不由臣部推举传乞除授者，参送法司按治。今除用纶等，不信前诏，不可。’给事中吕献等皆论奏，裕亦再疏争，终不听。”[15]成化传奉官数以千计，虽然吏部尚书、御史、言官们反复论奏，但皇帝置若罔闻。弘治帝孝宗皇帝嗣位后，曾以很大的力度来淘汰传奉官，但也不得彻底。弘治十二年，大书家张弼之子张弘至奏书：“初汰传奉官殆尽，近匠官张广宁等一传至百二十余人，少卿李纶、指挥张玘等再传至百八十余人。异初政者一。初追戮继晓，逐番僧、佛子，近斋醮不息。异初政者二。”[16]由此看来，孝宗虽然有贤君名，但也难免步前朝信任内臣、大量使用听话的传奉官之后尘。其实大臣们呈上众多奏章要求淘汰传奉官，其好意，孝宗的心中是非常清楚的，但因与其切身利益有诸多关系而难以割舍。所以在他生命的最后时间里，写好了淘汰传奉官的遗诏。《明史》载：“孝宗崩，(吏部尚书马)文升承遗诏请汰传奉官七百六十三人，命留太仆卿李纶等十七人，余尽汰之。”[17]有意思的是，在遗诏中，仍然留下官已至太仆卿的李纶，可知李纶定有过人之处。孝宗登基之初排斥宗教，后来的态度起了变化，逐渐接近以至斋醮不息，敕赐碑也不断出现。现在有弘治年间敕赐碑14通，其中7通无书丹人姓名，在所剩7通碑中，有4通是李纶撰文书丹和篆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在现存弘治年间的敕赐碑中，开始于弘治六年的《敕建西竺寺重修记》和《敕赐普照寺重修碑记》皆为李纶撰文、书丹、篆额，其署官“直文华殿前，中宪大夫、太仆寺少卿，安成李纶”。弘治十年十月《敕赐慧照寺修建记》，其官衔为中宪大夫、太仆寺少卿、文华殿前中书舍人、安成李纶书并篆额，到弘治十七年《敕赐西域寺重修碑铭》，其官衔为“大中大夫、太仆寺卿、奉敕提督书筵事、金陵李纶”。这样我们便基本上能够勾勒出李纶的仕途经历。其原是在内宫御用监雇用的匠人，因能文工书，善解人意，得到了太监们的好感而推荐于皇帝，此后又被皇帝认可，授予官职，后经中书舍人，逐渐升为太仆寺少卿，最后官至从三品的太仆寺卿，还承担着文华殿提督书筵的责任，要经常以笔墨在皇帝身边服务，可能他的做事能力和处世方法获得了孝宗的好感，成为孝宗身边颇得信任的近侍，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朝廷几次淘汰传奉官，而他得以一再留之，其中可见孝宗有多么重视李纶了。

从李纶的书法看，其楷书学唐代颜真卿、柳公权之法，亦深受沈度的“中书体”影响，点画劲健，体势优美，章法和谐，功力颇为深厚，不逊一般中书舍人之书。然篆额之书，字体不太娴熟，笔画欠骨力而略嫌生硬，体势不很工整规范，可知其对篆书没有深入的临习研究，只是应付篆额而已。至于为什么李纶参与的“敕赐碑”皆为其自己撰文、书丹、篆额，此可能与其非吏部铨选官员的身份有关，若“敕赐碑”让内阁大学士或六部及翰林院的官员撰文，他们会分派内阁书办的书写官员书丹、篆额，不会让名声不佳的传奉官李纶参与其中。另外，寺庙请得“敕赐”额号，不是真正的朝廷事务，大都由内臣近侍为之请求，甚至很多寺庙重修立碑是太监们的行为，如《敕赐西竺寺重修记》与《敕赐普照寺重修碑记》，皆为太监罗秀、陈庭等立石，因此李纶有机会直接参与其中。为了避免与朝廷大员们合作带来麻烦，他便一人将撰文、书丹、篆额全部承担之。

张骏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书家，关于他的生平记载，崇祯时期《松江府志》的记载颇为详细可信：

张骏，字天骏，华亭人。十岁能诗，长工书法，与东海齐名，时称“二张”。景泰癸酉乡荐，成化初选中书舍人，直文华殿。应制多称旨，赏赉极优。孝庙命写《风入松词》，拜羊酒之赐。升太常少卿，再晋光禄卿。比修《诗海珠玑》成，诏官进一级，考最，荫一孙。后以足疾上章乞休，命乘传归。逾年，即家以原官起，特免朝参，仍令于文华供事。会进呈《通鉴纂要》，命骏等再誊，晋礼部尚书，时公年已八十，复乞致仕。命乘传，岁给舆廩。卒赐祭。[18]

举人身份的张骏以善书得授中书舍人，在文华殿当值，做事认真谨慎，皇帝非常满意，官职不断提升。成化二十三年张骏为《韦胜及妻常氏衣冠合葬志》[19]篆盖，署衔为“文华殿直、吏部验封清吏司员外郎(从五品)”，由从七品的中书舍人升到了从五品员外郎。弘治十三年张骏为《敕赐圆通禅寺重修碑》[20]书丹，署衔为“尚书吏部验封郎、晋阶朝请大夫、赞治少尹、直文华殿、特升太常寺少卿”，官职为正四品了。弘治十七年立石的《敕赐法华寺碑》，为“尚书吏部郎、进阶大中大夫、光禄寺卿、直文华殿、前京闱进士、中书舍人、奉敕提督纂修事、云间张骏撰文、书丹并篆额”，此时张骏已官至从三品的光禄寺卿，可谓高官厚禄了。弘治十八年孝宗去世，正德帝登基，张骏以80高龄致仕。回家年余，有旨以原官回朝供职，一直不忤帝意小心谨慎做事的张骏，不顾年老身弱到京赴任，其不知由此便卷进了难以说明的是非之中。

孝宗去世，其真正的嫡长子，15岁的朱厚照嗣位为武宗。因武宗年少，故孝宗临终前，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受顾命，委托他们协助朱厚照治理朝廷。但武宗宠信身边的内官，太监刘瑾公开与内阁大学士们分庭抗礼，为了打击顾命大臣李东阳等，对其弘治末年受命编纂的《通鉴纂要》大做文章。《明史》载：“先是，东阳奉命编《通鉴纂要》。既成，瑾令人摘笔画小疵，除誊录官数人名，欲因以及东阳，东阳大窘。”[21]在此事中被惩罚及罢官者数十人。之后，刘瑾又矫旨，“命文华殿书办官张骏等改誊，超拜官秩，骏由光禄卿擢礼部尚书，他授京卿者数人，装潢匠役悉授官”[22]张骏因重新誊录《通鉴纂要》得以超级提升，由此人们认为其帮助太监打击大臣，成为后世人们非议的对象，其中祝允明之批评尤为激烈：“又有张天骏者，亦将婢学夫人，咄哉！樵爨厮养，丑恶臭秽，忍涴齿牙，恐异时或得其名失其迹，妄冒误人。”[23]75祝氏在此不但对张骏的书法进行了批评，也对其人大加攻击，原因不言而喻。平心而论，在书法上张骏与张弼并称“二张”，在草书上更加慢乱，成就不及张弼。而其楷书在以颜真卿为主调风格上，又深受沈度“中书体”影响，结构庄重整饬，点画精工优美，可谓朝廷书家中的上品。

弘治年间，周文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朝廷书家，世传其书丹的敕赐碑有《敕赐广化碑记》《敕赐弘恩寺碑》等，除此之外，还有不少重要碑刻传世，从中可以大略获得其仕途经历。如在《敕赐广化寺碑记》中，其署官衔为“征仕郎、中书舍人(从七品)、直文渊阁兼经筵官、莱阳周文通书”，此当为其在成化末至弘治初年刚授中书舍人的书作；弘治六年癸丑科《进士题名碑》为大学士刘健撰文，书丹者为周文通，周文通的署衔为“大理寺左寺副”(从六品)；弘治十二年己未科《进士题名碑》为大学士刘健撰文，周文通书丹，署衔为“太常寺少卿”(正四品)；弘治十五年修《明会典》完成，周文通为主要誊录之一，署衔仍为“太常寺少卿”；弘治十六年立石的《敕赐弘恩寺碑》，李东阳撰，周文通书丹，署衔为“顺天府丞(正四品)兼太子司经正字”，此可能是因修书功而兼官；在弘治末至正德初修《通鉴纂要》时，周文通是主要誊录者之一，也因刘瑾弄权而被罚俸者，署衔为“光禄寺卿”(从三品)；《兴善禅寺碑铭记》为正德二年立，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学士张天瑞撰，中宪大夫、太常卿、直文渊阁周文通书，由此可知，此时周氏已升官为太常寺卿(正三品)了。到正德七年还能看到其为《火神庙碑》等书丹，说明其书艺在朝廷还是有较高地位的。祝允明论朝廷书家曰：“谈者谓任道逊、姜立纲及迩日周文通宜攀詹、沈，盖亦依稀。”[23]75祝允明认为，在朝廷书家中任道逊、姜立纲及后来的周文通可为代表，他们都继承了“中书体”的开创者詹希原、沈度书法的风格，可谓一语中的，真实不虚。从周文通所书的碑版看，其对唐代书家柳公权等人的法度有深入的学习，当然受沈度、姜立纲等人影响更为明显，但其深厚的临池功力是不可忽视的。

稍晚于周文通的刘棨称得上是朝廷重要书家，弘治九年及正德六年、九年、十二年、十六年、嘉靖二年的《进士题名碑》皆是其书并篆额，是明代书写《进士题名碑》最多者，官品也升至正三品太常寺卿。从书法来看，其书以整饬工稳见长，在唐颜真卿楷书的基础上体现朝廷时风，是继沈度、姜立纲之后优秀的“中书体”的继承者。

三、嘉靖年间以后

嘉靖之后，国家内忧外患不断，社会上敕赐碑的树立热度大为下降，朝廷书家的地位及活动平台也受到一定限制。王世贞曾言：“制敕二房官，其职虽司典籍，具内外制草及誊写，然不过为大学士供笔砚役人而已，间取科甲一二充之；然外制之重者，别举翰林讲读以下司其事，固不得与也。故兼官至九列，其在科目者，则出而为卿佐，以艺选者，不过加服俸而已。惟武、世二庙稍有踰等，至穆庙而始复为限量。其至尚书者三人：礼部张骏，工部周恵畴、张文宪。至左侍郎者一人：礼部张电。右侍郎者二人：工部谈相、王槐。”[24]其中除正德年间发迹的张骏、周惠畴外，其他几位皆是在嘉靖年间有重要表现的朝廷书家。

张文宪，《浙江通志》卷一百七十九有小传：“张文宪，《石门县志》：字廷鉴，七岁工八法，以神童荐于朝，孝宗召试‘乾坤’二大字，称旨。令读书翰林，给饩廪，一时名公呼为小友。嘉靖癸未成进士，终工部尚书。端凝详慎，正直不阿，服官四十余年，侍经筵，修国史、玉牒，诸纶綍多出其手，前后被赐不一，以礼致政，囊无余积，晏如也。弟侄同居，食不减公，艺门风年，八十七卒，遣官谕祭，命有司治茔域，又刻其《殳山文集》”[25]张文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朝廷书家，其以善书荐入翰林院学习，又得中嘉靖二年进士，仍然授中书舍人，以书写供职内阁。嘉靖九年《刘京及妻王氏合葬志》[26]是张文宪撰文，署职为“赐进士出身、吏部验封司主事、直内阁、预修会典”，其已升迁为六品主事了。嘉靖二十一年《杜旻墓志》，张文宪撰文，署衔为“亚中大夫、太仆寺卿、直文渊阁”，嘉靖二十八年《张穆妻方氏合葬志》，由张文宪篆盖，署衔为“通政司通政使(正三品)、加从二品俸”，嘉靖三十四年《徐穆妻石氏墓志》，为张文宪撰文，署衔为“工部右侍郎、加二品俸、直文渊阁”，《王以言妻徐氏墓志》，于嘉靖三十九年张文宪书丹，署衔为“资善大夫、工部尚书、直内阁”，书法瘦劲，学习颜真卿，受沈度影响很大。从上述可知，张文宪由于出身于进士，曾补书过嘉靖十一年及十四年两通《进士题名碑》，其升迁得比较快，最终晋身为工部尚书之职衔。

继张文光之后，张电也以书得嘉靖帝厚爱。清嘉庆《松江志》载：“张电，字文光，上海人。以布衣从陆文裕深入京师，夏文愍言见而奇之，使书御制集礼序，世宗见而嘉之，遂入史馆供事，时建皇史宬，特命电题额，诏赐金币，授鸿胪寺序班，迁中书舍人，渐被恩遇，朝庙典册必使电书。世宗尝上上帝玉册，电适在，告留以俟者月余，行幸游宴未尝不从，至遣，摄大祀，诸学士有不得比者，累迁尚宝司丞、太仆少卿、太常卿兼司经局正字。转通政司、工部右侍郎，进礼部左侍郎，兼官如故。电起布衣，至卿贰，恭谨俭素，始终不渝。故受眷独深，年五十一卒于官，赠工部尚书，赐祭葬。”[27]张电的书法学习陆深，其随陆氏入京而得夏言的赏识，荐举于朝廷又得嘉靖帝青睐，职衔得以再升迁，高至侍郎之位。其在朝廷除为皇帝书写典册大制外，也有书写碑文的经历，嘉靖十七年《进士题名碑》即为时任礼部侍郎之张电书并篆额。《续书史会要》评张电书法曰：“学书于陆文裕，能通其秘笔法，宗李北海而规摹沈氏。太庙额、九庙神位及玉册宝轴皆出其手，世所传者有《消痞帖》。”[12]139基本上将张电书法的师法及书写能力概括出来了，从书法风格的角度看，王世贞所谓“电书极圆熟妍美，所取显重者，特姜氏体耳”[28]最为确切。

谈相，嘉禾人。《佩文斋书画谱》载：“世宗朝命书‘望月亭’，书法嫌犯避者屡矣。相依《六书正伪》，从亡从月从壬为望字，遂擢中书。”[29]谈相以工书荐举于朝廷，嘉靖皇帝要题写“望月亭”匾额，因“望”字俗为“亡”“月”“王”元素构成，有的书家按此而书，便犯“亡”“王”之忌，谈相写时将“王”变为“壬”，遂得嘉靖皇帝的喜爱，授中书舍人。嘉靖二十八年《极乐寺碑》[30]144，严嵩撰文，谈相书丹。署衔为“大中大夫、光禄寺卿、直内阁、预修国史、食二品俸、嘉禾谈相书”。书学颜真卿《多宝塔》，方整严谨，功力深厚。说明此时的谈相不但官已为从三品的光禄寺卿，而且所食俸禄为二品。嘉靖三十年谈相为《护国褒忠祠碑》[30]157书丹，署衔为“嘉议大夫、工部右侍郎、直内阁、预修国史、玉牒、侍经筵、嘉兴谈相书并篆”。此碑之书，在颜字的基础上力学沈度，其官已至正三品的工部右侍郎了。谈相的结局并不好，其原因就是与严嵩有交往，且祸出于口。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记曰：“(徐宗伯《冰厅札记》)又言：谈相者，中书官也，带衔工部侍郎，赐飞鱼服色。以母丧请假归，竟不葬母，乃日挟妓女衣飞鱼服放浪西湖上。又恃宠凌蔑有司，为御史所奏，上怒，逮至京师斩之。按，相之初归，赐驰驿，给半岁假。相归，骄侈宴佚，挟持郡邑，然颇漏分宜父子纳贿事，分宜闻而怒之。假将满，北上至吴门，而传有倭警，徘徊一月余始发。其官舟尾为舟人所供一小神像，时呼谈侍郎与语，相怪之。抵淮，饮于漕宪，归，入舟而跌伤左臂，乃具实上闻，请移假。上怒切责，俟至京听该科参究。相驰之京，自意当降秩供事而已。参疏上，逮付刑部，无以罪也。使郎探之分宜子，答曰：‘上怒甚，必拟死而后惬。’乃坐以比附弃毁制书律斩，报可。明年冬，遂同张司马等弃市。”[31]谈相因受嘉靖帝厚受，升迁为工部右侍郎，但因回家丧母时不加谨慎，最重要的是泄露了严嵩受贿纳赂之事，使严氏置其死而后快，令人触目惊心也。

王槐亦以书服务朝廷，而官至工部右侍郎，嘉靖二十六年《敕赐重修保安寺碑记》，谈相书，王槐篆额。嘉靖三十二年《进士题名碑》及四十二年《敕赐感应观纪成碑》[32]皆为其书丹，后者署为“奉敕书”，可为其书法代表，师法颜真卿而工整特甚，亦“中书体”之支流也。

万历之后，朝廷政治内忧外患，朝廷文化也暮气沉沉萎缩不堪，从《进士题名碑》的制作便能窥其一端。在70余年间的20余通《进士题名碑》中，撰文及书丹者多不署名，署名书丹者只有6通，余者则为空白，对最能彰显朝廷文化的《进士题名碑》尚且如此简陋应付，其他文化的实行则可想而知。在此期间，朝廷内阁书办仍然人员众多，而有代表性的朝廷书家则为罕见，从此可以看出，有明一代书法与政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附：明代北京寺庙敕赐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