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彦庆

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起点是文字改革，而中国的语文改革运动肇始于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1892至1910年间兴起的设计并推行拼音字母的运动，1892年福建人卢戆章出版《一目了然初阶》，揭开了切音字运动的序幕。中国共产党人有组织地开展新文字工作始于1928年，主要参加者是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等。1940—1942年，在陕甘宁边区 “吴老与林老(笔者按：吴老指吴玉章，林老指林伯渠)主持了一个用拉丁化新文字扫除文盲的工作，这是一个群众教育运动，是一次文字改革的试验。”[1]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北方传统的“冬学”发展成全民学习的“冬学运动”。1937年在陕甘宁边区兴起，在各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仍繁荣发展，冬学运动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社会教育模式。[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投身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新征程，同时开启了语文改革的新时代。1949年12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在《关于开展一九四九年冬学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解放区多年经验证明，农村冬学运动是团结教育广大农民的有力武器之一。冬学这种适应广大群众需要的与实际工作密切结合的教育方式，今后应当在全国农村中普遍推行。[3]

不同时期的语言文字事业，虽然任务不同，但都带有显著的时代烙印。从解放区冬学运动至今，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在完成初始定位后，其重心发生了三次重大转向，即教育启动向经济拉动转向、经济拉动向法律推动转向、法律推动向科技引动转向。把这几次转向联系起来，就会发现语言文字事业的内在运行规律和未来发展走向。

一、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研究现状

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历时发展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就在学界展开了，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历程进行了考察，主要成果涵盖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系统地记录、扼要分析了不同时间节点语言文字大事件。如王均《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1995)[4]、费锦昌《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1892—1995)》(1997)[5]、费锦昌《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记事》(2005)[6]、苏培成《当代中国语文改革和语文规范》(2010)[7]、刁晏斌《百年书面汉语与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历史、现实与反思》(2019)[8]等。第二，系统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语言文字工作、语言文字标准发展史，总结成功的经验与不足。如陈章太和谢俊英《语言文字工作稳步发展的60年》(2009)[9]、李宇明《语言文字标准60年》(2009)[10]等。第三，结合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历时发展实践进行理论思考。如李宇明《中国语言规划论》(2010)[11]、李宇明《中国语言规划续论》(2010)[12]、李宇明《中国语言规划三论》(2015)[13]、姚亚平《中国语言规划研究》(2006)[14]、郭龙生《中国当代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2008)[15]、王开扬《中国语文现代化理论再认识》(2008)[16]、关彦庆和关亦淳《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论》(2018)[17]等。第四，中国语言规划学者对语言规划学理论的探索。如周有光《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1997)[18]、道布《中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1998)[19]、冯志伟《论语言文字的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2000)[20]、陈章太《语言规划概论》(2015)[21]、周庆生《语言生活与语言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研究》(2015)[22]、薄守生和赖慧玲《区域视角：中国语言规划学》(2017)[23]等。第五，在新中国成立70年和建党100年之际，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大格局地梳理了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如李宇明《序：中国语言文字事业70年》(2019)[24]、周庆生《中国语言政策研究七十年》(2019)[25]、郭熙《七十年来的中国语言生活》(2019)[26]、黄行《中国民族语文事业七十年》(2019)[27]、张日培《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历程与成就》(2020)[28]、刘朋建《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成就和经验》(2020)[29]、言实和周祥《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的新使命》(2020)[30]等。

语言文字事业作为国家整体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所占比重不大，却是助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实践让我们看到了语言文字、语言文字衍生的文化、语言文字的科学研究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反思过去， 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规律是什么？面向未来，中国的语言文字事业怎样才能跟随国家发展的脚步， 为国家走向世界保驾护航? 这是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迫切需要作出回答的问题。过去的研究成果很丰富，但尚不足以完满回答上述问题。把握并透析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三次重大转向，或许能让我们对上述问题有新的认识。

二、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三次重大转向的界定

(一)三次转向界定的认知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呈现阶段性和转向性特点。阶段性、转向性是我们分析语言文字事业发展规律的切入点。

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我们把二者纳入一个系统中观察，二者是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全局高于局部， 全局统率局部。我们就应牢固树立全局观点， 把工作中一切重要的问题都提到较高原则上去解决。”[31]认识语言文字事业， 必须从全局出发， 把全局与局部结合起来，正确地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我们站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高度，从处于局部地位的语言文字工作视角观察、解释语言文字事业如何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开展工作。

我们认为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经历三次转向，依据的是定位理论。关彦庆、关亦淳(2018)认为：“语言文字工作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语言文字工作的科学定位在于充分发挥语言文字工作的效能，保证国家中心工作的健康稳定运行。”[17]2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与国家经济社会互动发展表现出来的角色定位关系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语言文字工作是前提性、基础性工作；改革开放以后，语言文字工作是服务性、保障性工作；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语言文字工作是创新性、引领性工作。[17]2-10以上关于定位的表述是我们判断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三次转向的理论依据。

(二)三次转向所经历的四个阶段及其标志

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三次转向。四个阶段分别是教育启动期(1949—1985)、经济拉动期(1986—2000)、法律推动期(2001—2016)和科技引领期(2017—现今，是当下的主旋律)。教育启动向经济拉动转向、经济拉动向法律推动转向、法律推动向科技引动转向，构成了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宏观走势图谱。不同阶段时间起止点的确定和转向时点的选择都不是绝对的，但是每个阶段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明确的。我们强调四个阶段三次转向的目的是排除干扰因素，突出语言文字工作事业一直保持全局性、战略性、服务性的属性，便于分析、概括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

1.教育启动向经济拉动转向

第一次转向是教育启动向经济拉动转向。教育启动是本阶段的主旋律，经济拉动是转向的动因，转向背景是国家实施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所谓教育启动是指语言文字工作必须依托学校教育的功能才能全面开始。新中国成立之初，因历史原因，国家的教育普及程度很低，有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方言割据严重，少数民族之间及其与汉族之间语文交流困难。国家教育普及程度低、人口文化素质差导致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偏低，故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紧要的初始任务是文字改革。国家最高机关发布了系列文件，最高领导作了重要指示和批示，通过行政管理方式落实任务，从国家层面的中共中央、国务院逐层贯彻落实到最基层的村屯组织。任务的属性定位很高，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颁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1956)指出：“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扫除文盲，是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建设新中国，尤其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扫除文盲成为必须完成的艰巨任务。于是语言文字工作成为国家核心工作的先行或并行工作，在国家全局工作中是前提性、基础性工作。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各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成立了专门的学术团体和机构(1)1949年10月10日，即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1950年6月25日，中国科学院成立语言研究所(1977年归为中国社会科学院)；1952年2月5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3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设立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1954年12月23日，国务院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原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即日起撤销)；1956年2月2日，国务院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1956年10月10日，国务院设立《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提出了明确的工作、宣传的方向、口号，(2)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制定了相关规范标准并出台了相关文件(3)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发布《标点符号使用法》；1951年10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学习标点符号用法的指示》；1952年6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公布1500字《常用字表》；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等相关机构联合印发《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5年12月22日，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决议》；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6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发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创办了专业的学术期刊，召开了专门的学术会议(4)1955年10月15—23日，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25—31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北京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语言学家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如《拼音文字的音节分界问题》[32]《普通话语音讲话》[33]《中国文字改革的道路》[34]《文字改革笔谈》[35]《普通话可以拼音——对〈普通话用拼音文字表达是否便利〉的意见》[36]《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話》[37]等，解决理论上、认识上的问题。以徐世荣为例，1955—1965年在《拼音》(及更名后的《文字改革》)、《语文学习》等杂志发表有关普通话语音、拼音字母发音辩证、朗读教学等方面的论文75篇，文章既有普通语音学的理论探讨，也有普通话知识的普及和指导。

新中国经过36年的努力，通过政策驱动，用群众教育的方式启动并较好落实了语言文字工作的三大核心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5)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报告会上所作的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指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基本满足了社会发展需要。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基于经济及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新形势新发展，尤其是计算机信息处理现代化的需要，语言文字事业的基本任务从汉字改革转向“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38]。这次转向的理论意义在于摒弃了汉字改革“要走世界各国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6)详见1955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的《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说明》。，开启了语言文字事业自主创新的探索之路。1986年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是语言文字事业转向的重要标志性事件。

2.经济拉动向法律推动转向

第二次转向是经济拉动向法律推动转向。经济发展是主旋律，法治建设是转向的动因，转向的主要背景是国家治理法制化(7)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经济拉动是指语言文字工作任务、工作重心的确定决定于当时国家大力发展经济之大局(8)1980年1月16日，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正式指出“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核心内容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中国开始实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也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转向，中国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语言文字工作也随之做出转向调整，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目标是实现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体现出鲜明的服务性特点。为了更好地完成本阶段的主要任务，调整了专门主管机构名称、成立新的学术团体(9)1985年12月16日，国务院决定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94年10月18日，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成立。，提出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新方针新任务(10)1986年1月6日至13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会议贯彻中央提出的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是：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和法令，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当前语言文字的主要任务是：做好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大力推广和积极普及普通话；研究和整理现行汉字，制订各项有关标准；进一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研究并解决实际使用中的有关问题；研究汉语、汉字信息处理问题，参与鉴定有关成果；加强语言文字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做好社会调查和社会咨询、服务工作。详见《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语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创办了新的专业学术期刊(11)1982年7月25日，《文字改革》杂志复刊。1984年9月25日，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在北京成立。1986年3月《文字改革》杂志改名为《语文建设》。1992年1月28日，《语言文字应用》创刊。，颁布了系列法律法规(12)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经过14年的发展，国家语言文字工作从行政管理发展到制度管理，主要体现在：开展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评估、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设立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展开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等，语言文字的应用研究和规范化建设、语言文字工作的宣传推广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语言文字工作也应朝着法制化迈进，做到“有法可依”。同年12月召开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指出：“国家正加紧语言文字法治建设，语言文字宏观管理工作将进入更高的层次。”[39]2000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标志着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事业进入了法制化时代。

3.法律推动向科技引动转向

第三次转向是法律推动向科技引动转向。法律推动是主旋律，科技快速发展是转向的主要动因，转向主要背景是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里的“法律”是个大概念，包括法律、行政法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文件及各类标准。法律面向全社会，对一切组织和个人发生效力。所谓法律推动，是通过法律管理社会语言生活，不仅观照语言规范、言语行为、语言关系的处理等现实世界的语言生活，还包括虚拟世界的语言生活。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法治建设始于1982年。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经过18年的孕育发展，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这是我国历史上关于语言文字的第一部专门法律，它确定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和使用范围，规定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1年1月1日实施以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出台了相应法规或条例，“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语言价值观念，使中国的语言文字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社会意义。”[40]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持续迅速发展，网络空间的超时空性、便捷性吸引了海量网民，随之网络管理成为新时代的焦点问题。2015年12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强调：“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我们既要尊重网民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权利，也要依法构建良好网络秩序，这有利于保障广大网民合法权益。”可见，网络空间管理与现实社会管理同样重要。网络言语行为管理是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历时16年，出台了两部法律，覆盖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语言生活，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保障。这一阶段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提高国民语言能力。”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表达了中国与其他国家携手，一起走向繁荣的全球化发展理念。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创新对外传播方式，发展国际中文教育，讲好中国故事，落实“一带一路”合作共建倡议，这些涉及外向型工作。这个阶段虽然刚刚起步，但任务很重。国家未来发展的新局大势为语言文字事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根据以上分析，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四个阶段三次转向情况汇总如表1:

表1 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进程中的三次转向

※四个阶段的任务内容区内，实框为该阶段任务实施区，框左侧为该阶段任务准备区，框右侧为该阶段任务保持区。

三、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转向的条件和原则

(一)转向的条件

转向的条件有三：第一，是党和政府的领导。这是组织保障，有党和政府的领导，方能明确方向，聚集力量。语言文字事业是国家总体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总体规划下，才能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解决社会发展实践中不断涌现的语言文字问题，顺利完成了每一次服务大局的转向。第二，是现实发展需要。也就是问题导向，解决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获得语言文字执行能力。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三次转向，三次转向主要解决的问题依次是：人的基本语言能力问题、机器的语言能力问题、社会生活中语言和谐使用能力(包括语言关系的处理和语言生活治理)问题、全球一体化的语言能力问题。第三，是科学研究助力语言文字工作。科学研究解决的是认知问题，它解决看得更高、更远的问题。每一次定位转向都是卓越的语言学界专家学者按照党和中央政府确立的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开展创新的语言文字科学研究，助力语言文字工作科学发展。

(二)转向的原则

转向的原则亦有三：第一，是服务大局。这体现了语言文字工作的系统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语言文字事业每一次工作重心的调整，都彰显出为全局工作服务的大局意识，国家核心工作转向，语言文字工作的定位随后做出调整。教育启动阶段语言文字工作的中心任务是“适应6亿人民(80%文盲)摆脱文化落后状态的需要，以适应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41]83；经济拉动阶段是“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42]12；法律推动阶段是“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43]4；科技引动阶段是“努力推进语言文字事业全面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13)见《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第二，是政策驱动。这体现了语言文字工作的管理属性。政策是实现目标任务的保障，是党和政府规划、指导语言文字事业的重要手段。语言文字事业是基础性、社会性和全民性的工作，事关全局，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在不同发展阶段出台相应政策，借此推动语言文字事业目标任务的落实，以保证国家发展大业顺利进行。从70年之间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看，具有前瞻性、系统性、协同性、可操作性的政策是语言文字事业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第三，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根本原则，它适用所有领域，语言文字工作也必须遵守这一原则。新中国建设基础弱、任务重、脚步快，随着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大调整，语言文字工作的任务目标也跟之调整；面临的社会发展现实都是全新的复杂情况，没有理论指导难以前行。建国初期借鉴斯大林语言学理论，[44]后来发现借来的理论与新出现的语言问题脱节，需要语言理论家就社会发展实际更新理论、创新理论，指导新的社会实践。语言文字工作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围绕国家中心工作，聚焦当下，放眼未来，阶段攻坚，步步为营。虽然语言文字工作是面向大众的全民性质的工作，但是不同阶段着重解决的问题不同，需要打阶段性攻坚战。这个原则从表2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攻坚战阶段性特征明显、重点任务突出，这体现了中国特色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规律。

表2 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进程

四、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特点

了解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特点，还需要考察制约语言文字工作科学定位的诸多因素。表3列举了制约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9大内外因素。外因的前3项，即专职机构的管理、学者参与、政策驱动是常量，其余5项是变量因素。常量的“高”意味着是这个因素与语言文字事业的关系度、对语言文字事业发挥的功能作用一直很高。变量因素的“低、中、高”代表这个因素不同时段的发展水平。越是早期介入，工作周期越长；越是后期介入，工作任务越复杂。从表3可以看出变量因素与目标定位之间有对应关系，这体现了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表3 制约语言文字工作科学定位的因素

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漫长而复杂，从表1、表2、表3，我们能发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规律，进而抽象出它转向发展的特点。概言之，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表2清晰地反映出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从表1我们可以发现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呈现向前向上发展的链条轨迹。从横向的时间维度看，每个阶段的任务内容都包括向前的三个发展阶段，即从准备期到实施期和保持期。从纵向的内容维度看，呈现的是任务价值、难度不断递升特征，任务难度越高，价值意义就越大，反之亦然，准备期就越长。向前向上的发展道路越来越宽广，发展的背景越来越复杂，发展的目标越来越高远，发展的方式是递升递加式。递升递加因素越多，内部之间的关系越复杂，形成的合力就越大，语言文字事业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即所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强大。不论是向前发展还是向上发展都是单向的不可逆的。

(二)语言文字事业的范畴特点

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前期主要是内向型发展、后期兼重外向型。内向型与外向型的工作假设不同，内向型的工作假设是所有中国公民，工作服务的对象不分种族、不分年龄、不分地区，坚持主体性与多元化的辩证统一；外向型的工作假设是外国公民，工作服务对象也是不分种族、不分年龄、不分地区，但是需要秉持合作共赢理念，工作服务对象主要是少数的精英人群，因此从服务的角度看，工作坚持科技化与品质化辩证统一。当然，内向型与外向型不是单一的截然分开的，而是并行的，只是不同发展阶段侧重点不同。这取决于国家发展的战略规划。前期，主要是内部建设，打好基础，同时也有外向型任务，比如向世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使其成为国际标准；实施汉语国际教育。后期，中国要走向世界，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工程，建构国际话语权，推进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国别语言政策，做好全球一体化视野下的中国语言规划就成为中国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任务。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战略目标不同，语言文字工作任务也不同，这也决定了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阶段性特点。

(三)语言文字事业的政策执行特点

国家对语言文字工作的规划、指导，对语言生活的管理，是通过政策来实施的。语言文字政策落实的周期一般都比较长，公民对不同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都经历服从、认同和内化几个阶段。服从是低层次接受，在政策指导下，被动地执行政策。认同是中间层次的接受，能够在行动上认真落实。内化是最高层次的接受，能够理解政策的内容和意义，并积极自觉地用行动落实政策。从政策执行的总体效果判断，公民和国家的语言文字事业的意识发展是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语言文字政策、法规不同于其他的政策、法规，多是软性的，注重实践中养成，这是民众政策接受的特点。当然，这期间离不开大量语言文字工作者、语言学界的专家学者的努力。

(四)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顺应媒介变化特点

语言文字事业发展与语文媒介性质的变化有关。媒介属性的特点也能间接反映出语言文字事业转向发展的特点。第一次转向是传统文本向电子文本转向，第二次是电子文本向互联网文本转向，第三次是互联网文本向移动互联网转向。语文媒介的变化源于科技发展，这也证明了科技对语言文字事业转向发展的推动力量有多强大。所以，在特定发展阶段，语言文字事业不得不关注科技发展，充分利用科技，并根据科技产品特点来研究新的领域语言规范和标准。

五、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趋势

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三次转向有内在发展规律，每一次重新定位都是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现实需要而对语言文字工作重点的战略调整。只有这样，语言文字工作才能更好地服务大局，同时，也可以预测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再次转向的目标定位。

第四次转向还没有发生，但我们可以根据对前三次转向所呈现出的发展规律的认识对未来语言文字事业发展进行预测。我们预测，第四次转向应是科技引动向文化互动转向，科技引动阶段是本阶段的起点。科技引动是主旋律，文化发展是推动此次转向的主要动因。转向的主要背景是中国将要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14)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党的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第六个目标是：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5)2015年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预测的依据是，我国的综合实力越来越强，崛起大国将承担更多世界责任，全球视野下的全局与局部认知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需要重建语言文字工作的定位系统。新定位系统中，全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共识，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局部是中国要提升全球一体化建设的参与度和参与能力，实现国家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我国已明确提出到2035年的远景目标：“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并向世界发出倡议和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未来发展的新目标已然定位，语言文字事业要以此为前进方向。传统的“认同模式、强推模式、协商模式和培育模式”[45]1，将被新模式取代。世界变局的最终趋势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未来各国比拼的不是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实力，而是文化软实力，因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核心动力是文化。中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必须重视文化发展。中国要提升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优势，也必须加强文化建设和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优秀的文化被世界广泛认可和接受，国家才能融入世界，才会有话语权，有所作为，进而影响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程。所以，我们预测，未来的语言文字事业发展过程中，传统的语言地位规划模式将被文化互动模式所取代，第四次转向将是科技引动向文化互动转向。

文化互动的工作任务是“要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加强信息时代语言规范和技术支持，弘扬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中华优秀文化，更好地服务人民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46]。积极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成果。这种互动是语言文字事业原创性的竞争，影响语言文字事业原创性的要素至少包括语言文字的工具品质、语言文字使用者的能力品质、语言文字工作的管理品质、语言文字工作的服务品质、语言文字工作的科学研究品质。语言文字承载信息的质量、类型、规模、方式都严重制约文化互动模式下语言地位规划的结果。语言竞争能力的强弱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未来大国之间竞争的胜利者，一定是新一轮语言地位规划的杰出者。文化互动面向未来，语言功能规划目标是对原创性语言功能的规划，它突显语言服务功能开发能力的重要性。原创的品质在于功能，功能不是需求，满足需求的功能才是价值的体现。语言文字的基本使用功能是承载、传递信息，它还有社交功能，应该重视需求导向的原创品质战略。面向未来，首先需要解决认知问题，语言学家已经进行了积极探索，他们关注并研究了社会语言生活、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语言服务、语言经济、语言管理、语言技术与语言生态、国家语言能力、国际中文教育、语言文化与“一带一路”合作共建、中国语言学学科建设等问题。这些思考体现了前瞻性和时代性。李宇明在《论语言的功能分类》(2019)中提出语言分类的功能标准，[47]由语言的结构特征标准发展到语言的功能特征标准，是语言规划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开创了语言学研究新领域，是中国学者对普通语言学的理论贡献，成为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语言学理论。《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发布以来，在中国形成了一个专注于语言生活研究的学派——语言生活派，形成了具有新时代特色的语言文字事业科学研究文化。不过，学界关于文化或语言文化之于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关系、意义及作用体现的研究还不够。

综上，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走过了教育启动(地位规划)、经济拉动(本体规划)、法律推动(地位规划)、科技引动(本体规划)几个阶段，未来将向文化互动(地位规划)阶段发展，这反映了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历程和规律，也涵盖了未来发展趋势，是语言文字工具层级属性的开发与应用。它的层级次序是：工具的基本定型(三大任务)、工具标准的精细度(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工具社会化管理(法制化、多元化)、工具承载内容的品质(生活化、科技化)、工具功能的品牌化(商业化、服务化)。经济社会发展对语言文字作为工具的要求越来越高，它的发展趋势就是语言文字工具的能用、好用、我要用的品质化、品牌化方向。这个发展趋势从语言学家发表的学术论文所讨论的学术问题可见一斑。此外，文化交流互动的未来需求，将大大提升语言的文化功能，未来“语言”将于“文化”合体，“语言文化”将成为未来国际社会的高频关键词。

六、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转向研究的结论和意义

我们用定位的方法，分析了新中国70年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三次重大转向和对未来的预测，有如下发现：第一，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具有阶段性；第二，语言地位规划与本体规划是交替递升式发展的；第三，文化互动是语言地位规划的新模式；第四，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走出了一条从照搬模仿到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第五，高级阶段语言文字事业的任务越来越复杂、难度越来越大、转向周期越来越短；第六，语言文字事业由幕后走向前台，且任重道远。

转向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1)发现规律，把握未来。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规律是语言地位规划、本体规划是交替递升式发展的，这个认识有理论意义。内向型语言规划的起点是语言地位规划，外向型语言规划的起点是语言本体规划。当前我国面临国际、国内的两个发展大局，我们预测，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第四次转向是科技引动向文化互动转向。科技引动是当下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任务，文化互动是面向未来的国际语言生活的主要形式。没有对前几个阶段的发展规律认识，就难以有这样的预测。(2)丰富了语言规划的理论。第一，语言地位规划与语言本体规划有联系，语言地位规划与本体规划之间是交替递升周期性发展的。第二，系统定位是分析语言文字事业的方法，语言文字工作之于国家整体事业之间的定位关系是前提性、基础性；服务性、保障性；创新性、引领性。(3)语言的宏观社会功能研究成果——语言的功能分类具有普通语言学意义，是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自主创新发展的标志。(4)语言功能的品质文化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进入新时代，国家规划了新的发展战略，语言文字工作在新挑战中准确判断未来语言文字工作的定位，跟随国家发展的脚步，为国家发展保驾护航。基于本文的研究，未来语言文字事业将面临新一轮语言地位规划，它的运行方式是文化互动模式，表现为原创性竞争，这种竞争是语言品质的竞争，是语言功能属性的竞争。这对于语言文字事业的顶层设计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致谢：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李开拓编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