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忱

（昆明理工大学,云南昆明 650500）

中国古代从上古就有了隐士的萌芽，比如像许由、巢父这一类隐士，但他们的事迹很大程度上出于道家的假托，所以司马迁写《史记》并不记载。真正较早有信史可考的隐士是伯夷、叔齐，他们的事迹能留下来全因获得孔子的赞赏。《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反映的是孔子的仁义礼智思想，然而却出现了大量的隐士的形象，同时在《论语》中孔子本人也曾表达了“无道则隐”的想法。本文即是对《论语》中隐士形象及孔子本人“无道则隐”思想的探究。

一、《论语》中隐士层次问题

从整体上看《论语》全书隐逸形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孔子周游列国时遇到接舆、长沮、桀溺、丈人、晨门、荷匮等举止怪异的遁世之士，一种是在《微子篇》所记载的年代在孔子之前的逸民群体。逸民群体包括了孔子所提到的七位逸民。

关于隐士的层次问题，孔子提出了一个四避之说：“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宪问》）。四避之士本身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只不过所遇到的实际情况不大相同，所以应对措施也有所不同，“四者虽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优劣也，所遇不同耳。”

其实因为相关记载含糊其词,如何去判断《论语》中的哪一位隐士究竟属于哪一种社会角色,事实上已经较为困难。虽说是四避，准确说则只有两种类型的隐士，一种是“高蹈尘外，枕流漱石”，“天子莫得臣，诸侯莫得友”栖息于滔滔天下之外的隐士，也就是长沮桀溺所称的“避世之士”，而另一种是像柳下惠这种逃避无道之君或是像太师等人一样逃避无道之国不与无道之人同流合污，并不选择高栖绝食的隐士，也就是长沮、桀溺所称的避人之士。

二、逸民和当世隐者在隐逸行为上的不同表现

（一）受到孔子赞扬的逸民群体

逸民群体作为先于当世隐者而存在的较早隐士，有这么几个特点：

1.逸民群体选择隐居并非像庄子所描述的几位隐士许由、巢父以及后世像林逋这一类隐士一样，他们的出隐都是被迫的，是被动式的隐居而不是主动地选择。

他们有些人处于商周易代之际，作为前朝遗民对新朝以暴力方式推翻前朝有所不满，从而走向隐居，另一些人本应继承君位，为了让贤而出走从而隐居。伯夷、叔齐可谓是兼而有之，他们本是孤竹国的王子，为了推让君位而离家出走，听说西伯昌善养老去投奔，结果遇到武王伐纣，夷、齐前去劝阻不果，为了反抗周朝的“以暴制暴”，隐于首阳山。周部落的泰伯和他的弟弟仲雍也就是虞仲也为了让贤。孔子所称赞的三仁中的微子、箕子也是这样。

2.逸民的言行与儒家的道德价值观念有较多契合的地方，因而受到孔子的赞赏，孔子给予逸民群体很高的评价。

首先，逸民身上的让贤意识受到孔子的赞赏，孔子说“泰伯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泰伯》）。孔子虽然没说泰伯是逸民，但提到逸民时提到了他的弟弟仲雍，称赞泰伯也即称赞仲雍。

最后，逸民的非暴力思想也和儒家是有所契合的，夷、齐最后走向隐居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反对以暴制暴，认为用暴力来改变一切是不正确的，而以孔子为首的儒家也是反对暴力的，“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卫灵公》），孔子推辞说是“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立马就离开了卫国，然而孔子却亲自指挥堕三都。可见“军旅之事”并不是未之学也，因为孔子厌恶强加于人民头上的不义战争，而这样的非暴力思想很有可能源于夷、齐。

再次逸民群体不抛弃君臣之义，以及直道事人也获得了儒家的赞同。夷、齐二人反对“以臣弑君”的做法实际上已经暗含了孔子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之义，武王伐纣推翻商朝在某种程度上不免以臣弑君之嫌，于是夷、齐采取与周朝不合作的做法，并为此付出生命代价，“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遂饿死于首阳山。”而夷、齐二人也是时刻在道德上要求自己，孟子称夷、齐二人“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浣焉”。

（二）与儒家入仕思想格格不入的当世隐者

与逸民群体相对立的是当时隐者群体，相对于逸民群体，当世隐者有这么几个特点。

1.这些当世隐者对现实社会十分失望，认为现实社会和政治已经无药可救了，所以抱着对社会和政治远离逃避消极应对的态度。要理解这些当世隐者的做法首先应该先看看当世隐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怎么样。

春秋末期处于社会大变革大动乱的时代，各个诸侯国经常爆发战争，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到处是暴力和杀戮，个人生命根本无法得到保障。正如司马迁说“春秋之世，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作为最高权力者的君主尚且如此，那么作为臣子和民众的生命财产更是得不到保障。就这样在情况下，出仕做官虽然获得荣华富贵，但生命随时受危险，相对于生命的宝贵，高官厚禄对于隐士们来说又算不了什么。

而另一方面，旧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逐渐破坏，但新的社会结构还尚未建立，在社会转型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同时由于专制制度发展，使得社会政治趋于黑暗和腐朽，正如《庄子》所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一些有识之士不满足于既有的政治制度但又对改变黑暗现实心存疑虑，并且这些人大多也是一些非暴力者，在进退两难之际甚至于开始怀疑政治社会和制度本身是否有价值了。于是他们开始采取远离政治的做法，做个旁观者，冷静地观察着这个社会但不参与。

这些隐士对于孔子不可谓不是冷嘲热讽，对于孔子的积极进仕的想法给以尖锐的讽刺。晨门说孔子是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宪问》）的人，那隐士就是不想为也不愿意为，接舆说：“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微子》）也是说统治者腐败无能，积极入世没有意义，孔子下车想和接舆谈及所谓的出处之意，结果接舆果断避开不和孔子有所接触，接舆也知道孔子下车是想和他说不应该隐居，而应积极进仕，这些接舆不愿听所以果断避开。

2.当世隐者其实都并不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其实是一群隐居在乡野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知识渊博，和孔子一样他们清醒地看到当前的社会现实，他们其实对孔子及其儒家学派都非常了解，他们对孔子本人并无反感之意，相反有时他们对孔子还有一定尊敬，“接舆益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孔子和隐士实是惺惺相惜，从孔子这边虽对隐士并不完全了解，但也没有贬低他们，认为隐士都是贤者。

隐士在某种程度上可是说是孔子的知音，尤其是接舆和荷匮二人，接舆在他所唱之歌中蕴含着劝谏之意,亦即建议孔子不要屈身于浊世之中,以免惨遭不测。

3.隐士对于儒家仁义礼智这一套并不否定，隐士对孔子的政治观念全盘否定，而于孔子的道德观念并不否定，比如荷蓧丈人“现其二子焉”（《微子》）在长幼之节上无可挑剔，受到子路的赞同，而他不仕无义受到子路批评。子路是直接受到孔子的影响的。可见隐士也是对孝悌之意也并不反感，可以说丈人还实践了儒家的孝悌之义。

三、孔子“无道则隐”思想

（一）对逸民赞赏但不效仿

对于逸民群体，孔子虽认为他们是“求仁而得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对于他们的让贤廉洁坚持道义给予赞美。但并不要求自己和弟子去效仿他们，“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孔子抱着一种灵活的态度，也就是孔子曾提到的“权”的原则，孔子并不拘泥于逸民群体的任何一种行为，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选择，选择的条件只有一个道是否能行。在无道情况下，在此时士人应该暂时躲藏起来，等到天下有道再重新出来做官，正如孔子所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泰伯》）这样就可以是自己生命获得安全，又可以避免和统治者同流合污。孔子时刻以实现儒家之道为己任。“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当然孔子所说的道是实行仁政，但在周游列国中孔子向各国诸侯推销自己的道，却屡屡碰壁，在理想实现渐行渐远的情况下，孔子萌发了隐居的想法“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但这只是孔子一时闪过的想法，孔子说此话是“叹伤天下无贤君也，皆假设之词也，”而不是真的要去隐居，只不过是一时的牢骚不满之词。

同时孔子所处的年代与逸民所处的年代大大不同了，大多数逸民所处时代是商周易代之际，他们有很多是殷商遗民或是避位让贤者，比如伯夷、叔齐、虞仲、夷逸等人，他们或由于厌恶新朝暴力推翻前朝而对前朝采取不合作态度，或是因让贤不愿继承君位而离家出隐，均是可以仕而由于某种原因不想仕，而孔子所处的是春秋末期，国家之间经常爆发战争，社会动荡不已，一个士人在这样的乱世，愈是要入仕，以救国民与水火之中。

（二）反对消极避世，提倡避人而不是避世

对于当世隐者，孔子对他们消极无为的避世态度给予了批评，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士人应该积极进仕而不应该消极避世，“不仕无义，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微子》）孔子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像当世隐者一样抛弃君臣之义。当然孔子也不主张对君主愚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无自辱焉。”（《先进》）。孔子主张的是一种和谐的君臣关系，他提倡中庸也就是不偏不倚，而愚忠和抛弃君臣之义在孔子看来都是两种极端。即便是在周游列国时屡屡碰壁，但仍然希望通过自己的言行去改变社会，“圣人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圣人之仁，不以无道必天下而弃之也。”也就是说无论天下有道还是无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都会积极进仕以改造社会，本来在无道的情况下百姓国家身处水深火热，作为士人更应该入仕以拯救国家和人民，而隐士却果断避开了，为了个人生命的保全和家庭的安全，隐士们抛弃了对于国家、人民的责任，对此，明人鹿善继说：“乾坤不毁，全靠君臣之义,此是两间大提纲。故即道难行也,须尽到跟前。夫子此见何等长、何等大。隐者只晓得个洁身,便小许多。”

四、结语

通过对隐士形象的刻画，表现出了极其重要的哲学意趣。通过隐士的言行从而衬托孔子为首的儒家形象的高大。康有为指出“孔子数十年羁旅之苦，车马之尘,万世当思此大圣至仁之苦心也。”同样身处乱世，隐士们为保全自己生命而避世、避地、避色、避言，而儒者以实现天下有道为己任，虽屡遭碰壁，从不放弃对理想的追求。面对沮溺的奚落和挖苦,夫子抚然而言“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