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忱

（昆明理工大学,云南昆明 650500）

中国古代从上古就有了隐士的萌芽，比如像许由、巢父这一类隐士，但他们的事迹很大程度上出于道家的假托，所以司马迁写《史记》并不记载。真正较早有信史可考的隐士是伯夷、叔齐，他们的事迹能留下来全因获得孔子的赞赏。《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反映的是孔子的仁义礼智思想，然而却出现了大量的隐士的形象，同时在《论语》中孔子本人也曾表达了“无道则隐”的想法。本文即是对《论语》中隐士形象及孔子本人“无道则隐”思想的探究。

一、《论语》中隐士层次问题

从整体上看《论语》全书隐逸形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孔子周游列国时遇到接舆、长沮、桀溺、丈人、晨门、荷匮等举止怪异的遁世之士，一种是在《微子篇》所记载的年代在孔子之前的逸民群体。逸民群体包括了孔子所提到的七位逸民。

关于隐士的层次问题，孔子提出了一个四避之说：“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宪问》）。四避之士本身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只不过所遇到的实际情况不大相同，所以应对措施也有所不同，“四者虽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优劣也，所遇不同耳。”

其实因为相关记载含糊其词,如何去判断《论语》中的哪一位隐士究竟属于哪一种社会角色,事实上已经较为困难。虽说是四避，准确说则只有两种类型的隐士，一种是“高蹈尘外，枕流漱石”，“天子莫得臣，诸侯莫得友”栖息于滔滔天下之外的隐士，也就是长沮桀溺所称的“避世之士”，而另一种是像柳下惠这种逃避无道之君或是像太师等人一样逃避无道之国不与无道之人同流合污，并不选择高栖绝食的隐士，也就是长沮、桀溺所称的避人之士。……